社会的组织化生存

转换一个审视的角度，无比强悍的人类就成了瓷娃娃，这个好像和人类社会的一般意识不匹配，但事实就是如此。有人可能提出来，现实中人类就是在统治着这个世界呀！那又怎么解释呢？笔者认为，人类不断进化的过程也是不断弱化的过程。从人类在生理上，肢体能力弱化，不再是一个彪悍的物种；环境适应能力弱化，抵御疾病能力下降。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为了生存开始从两个层面壮大自己。一方面，人类不断增加自己的“外挂”和技能。比如，人类捕猎能力弱化，就开始使用石头和棍棒，到了现代，各种工具和科技不断补偿人类弱化的环境适应性，人类甚至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来帮助自己驾驭复杂的世界。另一方面，人类对自身的社会结构进行提升，不断进行分工细化，不断进行社会组织形态的演进和优化。从小的群落到大的部落、松散的群落到结构复杂的国家，优化的人类社会组织形态弥补了人类的个体弱化，同时也创造了人类社会的文明与繁荣。

按照马克思学说，社会形态是一定生产力基础上的经济基础和与之相适应的特定上层建筑的统一，社会形态还是一个社会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的统一体；社会形态具有具体的历史性和时代性。每一个社会形态都有其具体的特殊的内在本质，即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马克思主义学说还将人类社会的形态分成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几个特定形态，历史唯物主义也是人类反思自身发展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说。当然，如果没有认识到马克思学说的社会形态划分是针对欧洲这个小范围区域进行研究和结论推导的事实，简单推而广之就可能引来争议。对于社会形态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划分争议很多，过去说封建社会是谁推翻的，最起码是辛亥革命推翻的，而有些人说是秦始皇推翻的封建社会，因为中国标准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存在于周朝。笔者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哲学家，没有能力评价其中的对错，不过从学界的各类文章表述中可以看出，许多学者对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的表述存在较大差异。有些学者从生产关系角度阐释社会的划分，有些学者从生产力角度思考社会的演进，更多的学者是从权力构成和政治形态的角度分析和划分社会形态。

以上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观点虽和传统的划分方法有所区别，谁对谁错笔者不感兴趣，那些只不过是源于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研究范围。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共产党党章》中的阐述是反对“封建主义”而不是“封建社会”，《党章》中的“封建主义”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概念，所以就这个问题推导出马克思主义的瑕疵其本身就是狭隘了。笔者感兴趣的是不同角度的研究描述了人类社会组织形态不断复杂化、秩序化的过程，也就是笔者所说的人类社会的进步必然伴生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人类社会从原始的无组织状态向有组织状态高等级社会发展，都是在不断地弥补自身弱化的生存能力，通过组织化程度的细化、系统化和优化实现人类自身不断发展和进步的。也许人类和动物最主要的区别不在于能否使用工具，而是在于能否建立复杂而系统的社会组织，进而弥补自身的弱化趋势，而且这种社会组织形态能够不断进化优化，这也是人类之所以能够不断生存发展，征服自然界的最主要原因。

在笔者看来，人类社会向组织化程度愈来愈高方向的发展是不可逆的，因为人类社会在进化的过程中个体和群体都会越来越弱了，不得不依靠组织化程度的强化和优化维持人类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人类社会组织化的演进过程，许多学者给它分成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无论是哪个阶段，都是表现为组织化程度日益紧密，结构日益复杂，社会的系统性更强，其表现出的竞争力、实力也更突出。有一点也许是人类的常识，比如说：一个组织松散部落的战斗力就远不如一个有军事组织的部落的战斗力强；一个组织严密的公司就比众多个体经营者的市场运作能力强；一个管理系统结构严密的国家远比管理松散的国家国际竞争力强。为了建立和维护一个高效的社会组织甚至是一个国家，就需要在人们的价值观层面形成统一的意志，个体对国家、民族、社会、组织、领袖等层面多位一体的认同，方能将松散的个体凝聚成有战斗力的整体。如果在整个社会组织系统环节中存在某一环节的不认同和分歧，都可能成为组织结构崩溃的诱因。一个国家和社会组织稳固的形态结构可能不同，有些是高度集中控制的结构，就像我国古代帝王对整个国家的控制模式。这种模式的优点是整体协同度高，在维系整体运行时强调中心的主导性和战略战术指挥的统一性，但是在面临复杂局面时，信息感知和传递就可能因为时滞和变异导致灵活度下降，从而错失战机和产生系统性偏差。有些组织是去中心化的组织形态，强调个体的灵活机动，在复杂环境下，个体通过无间隔信息感知和反馈保持强大的机动性和适应性，但是在特定问题的解决上难以形成有效的群体性合力。人类社会的组织化程度不仅仅是群体的聚集和高度的向心力，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更强调组织结构的优化。比如组织内部的分工和外部协作机制的建立，在马云建立的电商帝国中，仅仅搭建一个电商平台是难以支撑的，还需要高效物流体系的辅助，甚至各个办公楼、小区物业的配合。中国制造业的强大不仅仅依赖企业个体的强大，更需要众多配套企业紧密的协同，相关企业的聚集和协同度是其他国家难以匹敌的。

是不是说组织化程度高的社会都是优点，没有缺点呢？其实不然，从组织化程度看，初始阶段的社会形态可能比高级阶段的社会形态的稳定性更好。作为人类从猿类分化出来之后所建立的第一个社会共同体，原始社会从约前170万年延续到公元前21世纪，这个社会形态延续的时间是没有后来者可以超越的。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个民族没有经历过原始社会。原始社会时人类生产力水平很低，科技也谈不上什么，人类的组织化是基于血缘和简单的社会协作。因为技术的跃进和群体的协同，人类的生产水平提升了，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社会进一步分化，出现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原始社会开始解体。奴隶社会的产生必然使原本简单的社会复杂化，起码奴隶要有人看管、买卖，奴隶主要监督奴隶劳作，部落里的公共事务要有人专门处理，松散的个体劳动，小单位生产逐渐演化出组织形态。人类社会越发展到高级阶段，社会的稳定性需求就应该越高，就像楼盖得越高就需要越坚固的基础结构。反常的是，如果仔细计算就会发现一个颠覆性的现象，那就是看似进步的社会形态却比已经被淘汰的社会形态短命。社会进步了，组织化程度提高了，新的社会形态却更短命了，这是为什么呢？笔者的理解是组织化程度越高，系统越复杂，其不稳定性就越高，也就是风险度越高。看看一个大的公司，如果要维持庞大机构的运行平稳，需要有魅力有魄力的领导层，需要有前瞻性的发展战略，需要良好的制度设计，需要高凝聚力的优秀企业文化，需要精干的管理团队和协同有序的诸多组织部门。而公司规模一旦达到某种程度，内部的各个利益阶层就会形成，彼此间的争权夺利相互排斥就会危及公司自身的安全。况且庞大的机构还需要应对复杂的外部挑战，所以看似巍然屹立的大厦随时面临崩盘。一个公司如此，更大的视野下国家也是如此，整体人类社会也是如此，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风险的挑战。

人类社会为了应对不断增加的社会系统风险，只有建立与之匹配的社会管理系统并配备与之匹配的社会管理队伍。在原始社会，一个大的部落也不需要几个专门从事部落管理的人，部落的日常运转就可以维持。在原始社会的“社会组织化”最初级的形式是家族分工和部落原始的社会组织形态。奴隶社会摆脱了氏族和部落原始级社会组织形态的桎梏，面对更为复杂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也就开始出现“统治者”“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社会分工。人类社会人力资源及其社会资源的组织优化配置是顺应时代的发展逐步形成的，随着社会发展演变出更多的社会事务，则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到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的管理中。所以就可以理解一个现象，为什么现今国家公职人员总数大幅上升。有些人提出为什么在古代，一个县都没有几个吃皇粮的公差，而为什么现在需要养活这么多的公职人员。答案是现代社会远比古代进步，社会的系统性、复杂性大大超出过去，只有规模与之匹配的公共事务管理系统和公职人员才能保证整个社会的稳定运行。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不断提高公职人员素质和能力。

在进化中的人类社会因为人类自身的弱化，不可能离开社会的层级和分工，需要社会的组织化程度更加紧密和优化，以防范不稳定因素形成对现有社会结构和秩序的冲击。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人类的组织化程度越高社会越稳定呢？有些学者认为是肯定的，理由有二：一是组织起来的社会处于有序状态；二是人类组织化程度越高归属感越强。而笔者恰恰认为以上二者是人类社会不稳定的原因，人类有了组织，其外部冲突的能力就强，可能发动外部冲突的可能就增加。归属感越强，人群区别度增加，人群之间外部冲突的可能性就更大，无论是国家与国家的冲突，还是不同宗教和民族的冲突都体现出这一点。面对一个复杂的社会形态，为了维持其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必须有相应的组织形态进行管理，现代国家的稳定和发展的基础策略就是重视国际协作、国家管理和社会治理。好像近一百多年来，人类社会对如何进行国际协作、国家管理和社会治理倾注了大量的热情，也在梦想着理想社会蓬勃涌现。

以上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引入一个社会阶层，即国家公职人员，或官吏阶层。在这里要把国家元首、总统、主席、总理、部长等高级官员与普通的国家公职人员分开来看。高级官员是特殊的国家公职人员，而普通的国家公职人员就是一个职业人而已，充其量是令人羡慕的职业人。在历史的长河里，这些人往往被埋没在浩如烟海的历史记忆里。在传统思想的认识中，吃“皇粮”的公职人员工资高，工作环境好，受人尊重，曾经吸引大量的青年投身国考、省考，造就了“公务员热”“事业单位热”的盛景。在当下，普通的国家公职人员往往成为社会苛责的对象，对他们更多的是要求、指责、抱怨。现实很残酷，公职人员好像已经没有太多的光鲜，收入并不高，工作压力大，职业风险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热衷公务员岗位。许多人的观点认为这是正常社会价值的回归，一个国家的优秀人才不应该到公共部门任职，中国的“公务员热”反映出中国深厚的“官本位”文化，是腐朽堕落的文化劣根。有些人提出，在国外优秀的青年会选择到企业就职，在公共部门工作是一般普通平庸青年的选择，一个国家的优秀青年选择到企业任职，这个国家才有希望，优秀的人才就不该从事公职岗位工作。对于以上的现象和观点，笔者并不完全认同。笔者不否认在国外有大量的优秀青年到企业等实体就职，会创造巨大的社会财富，但是因此得出国家公共部门不需要优秀人才，一个国家的优秀青年都到企业任职这个国家才有希望，这样论断的合理性基础不成立。人类社会越是发展，社会系统内外部的问题和挑战就越多，社会管理就会演化出更多的公共岗位以适应这种挑战，公共事务管理的层级越来越多样，管理构架也越复杂。这个复杂的架构需要构成元素——公职人员具备优秀的素质和能力，方能实现满意的社会管理效率和效果，社会向更高水平发展就有了基础。如果构成了国家、社会这个大厦结构支点的国家公职岗位无法吸引到优秀的人才，一定不是整个社会应该庆幸的事情。而且，作为社会关键性支点的公职人员的生存状况、心理波动、权利诉求等，需要全社会的尊重和呵护，因为他们的存在和工作给全社会构建并支撑了一个遮风避雨的社会组织化大厦。

在有些人眼里，一般公职人员的工作状态多是“喝喝茶、看看报、开开会、聊聊天、扯扯皮”，现实情况是什么样子？笔者在多地调研时发现，确实，一些地方和部门广泛存在人浮于事、纪律松弛、效率低下的不良现象，但是在这个群体里“白加黑”“5+2”“夜总会”的现象普遍存在。各种检查、考核、责任追究给公职人员造成巨大的工作压力，各种辛苦是其他人难以体会的。在调研时一位公务员告诉笔者，平时事务性工作占用很多时间，不停地写材料、转发文件，下乡到基层督查，筹备和参加会议，落实各级会议精神；各种接访及拆迁等难办的事困扰工作的开展；各级各部门的重大活动都要参与；还要认真处理上级领导临时交办的各种事项。就算到了下班时间，上级领导没下班，处长科长办公室的灯就不会关，其他工作人员也就不敢轻易先离开。遇到工作紧的时候，连续多日加班，甚至无法回家，累了就睡在办公室，饿了就方便面应付，家里有事也无暇顾及，这些现象都很常见，而且收入不高，甚至没有加班费。百姓看到有部分公职人员相对轻松，就认定全部公职人员工作安逸，收入高，不会去同情和理解你的忙碌，他们感觉心累，有着诸多的委屈，甚至有些公职人员因此产生厌倦和抵触情绪。近期，屡屡曝出公务员离职的消息也是这种现象的反映。2016年3月，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一个博士法官王磊的辞职引爆微信圈。王磊是陕西省高院仅有的3名博士法官中的一名，对于一名就读于名校的法学高才生、高院的博士法官，头顶诸多的光环，事业前途可期，却突然辞职，使人们陷入思考。王磊进入陕西省高院工作15年时间，在这期间他努力、奋斗、学习、成长，以能参加审判工作为荣，以践行法律的尊严、实现社会的公正为自己的责任和追求，在这个岗位上挥洒了青春所有的热情，而现在他不得不选择辞职。在王磊的工作中，“5+2”“白加黑”是一个死刑复核法官的工作轨迹，大量的案卷需要阅读，还有提审、开庭、合议、撰写阅卷笔录、补充材料，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协调，写审理报告，与案件当事人、当事人亲属、律师交流，调解、写判决书、宣判、送达等一系列办案的环节。再加上工作必不可少的各种会议、政治学习等，年轻的王磊不堪重负。而年轻的法官月收入不到5000元，这个收入还要支付母亲的医疗费、沉重的房贷、家庭的各种开支。虽然他热爱这份工作，但现在他宁可辞去这份工作。笔者并不认为国家公职人员不能辞职，国家公职人员回归本职也就是一个职业选择。每一个人都有选择自己满意职业的权力，正常的流动并无不妥。但是，面对年轻群体职业价值判断的变化，面对更多的利益理性职业人的选择，努力创造较好的职业环境和福利待遇是今后能够维系优秀公职人员队伍的保证。

笔者掌握的资料表明，许多国家都努力采取措施，吸引优秀的人才进入公共部门。一个集合了国家精英的公共部门才能够提供优秀的公共服务、高明的国家决策和政策制定。比如新华网2015年1月20日发表一篇文章《综述：外国公务员的待遇》，新华社驻英国、挪威、韩国和新加坡记者调查了所在国公务员的待遇，原本这篇文章的立意是论证其他国家公务员没有特别的待遇，但调研的结果恰恰证明了公务员在很多国家是被大多数人向往的职业，其工作稳定、高薪、福利好。虽然，国外的民众常常抱怨政府部门效率低下，公共政策出现错误和偏差，但是社会形成普遍的共识，公共事务管理需要社会精英人才的积极参与，公职人员应享有合法合理的福利待遇和社会尊重。因此，在国外公职人员中有大量毕业于名校的毕业生，而且一般公务员工作有规律，他们习惯于朝九晚五，工作强度适度，而不是“5+2”“白加黑”，工资水平维持在社会平均收入的中上等，尤其是丰厚的退休金成为吸引精英加入公职队伍的重要原因。有些国家警惕社会精英阶层远离公共事务的现象，在社会价值判断上以积极和包容的态度认同社会精英参与公共事务。总体看，各个国家给予公职人员的待遇在整个社会属于中等偏上的水平，社会的认可度较高，入职要求较高，综合各种因素看，国家给予的条件对优秀人才进入公职人员队伍有一定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