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华尔街是组织自然的一种方式：杰森·摩尔访谈录

以下是杰森·摩尔于2011年2月接受汤姆·基弗采访时的谈话内容。

你曾经挑战过传统环境史问题和环境危机问题，带有许多激进的观点。你怎样理解当下危机的生态因素？

我喜欢你这样问问题，当下危机的生态因素。但即使这样，这个问题还是不够深入。“生态”不是一个特别的部分或危机的形式。它是一种观察当下危机的主要表现方式的一种重要方法——从气候变化到金融化再到粮食至上，正如观察人类的和人之外自然的危机。10亿饥饿人口的现实是社会问题还是生态问题？社会问题在哪里结束，生态问题从哪里开始？2008年以来的金融化和全球金融危机又是怎么一回事？最近一波的金融风暴（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积累危机）是以把各种可以想象的收入转化为对这种收入的一种安全的拥有、一种要求为前提的。举例来说，就像一个城市发行债券去建设一个新的下水道系统。城市的税收直接与世界金融体系交织在一起，这是社会问题还是环境问题？

我的观点很简单。没有社会的因素，就没有环境的因素。至少不是这些简单的形容词能描述的。市政债券的证券化是一种组织人类与自然的其余部分之间关系的方法。同样意义上，10亿人口的粮食短缺（这是马克思理论的一部分，指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需要减少实际工资、恶化无产阶级的工作条件——译者注）是自由主义者的粮食政策和压力的后果，这是重塑自然庞大方案的一部分。

我认为生态是一种“看问题的方式”。生态可以与一系列我们熟悉的术语——自然、环境等等——互换。通常不包括人类的行动，对人类的活动我们有其他的一系列熟悉的术语——文化、经济、社会以及政治。同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没有离开生物和地球物理关系而独立运行的文化、经济、社会或者政治，这就是生命之网。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与其他人的身体以及自然的循环方式是一样的。

困难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语言谈论、行动、分析人与自然的其他部分之间的彼此构建（也就是说人与自然紧密相连，但我们对其的关注、分析还远远不够——译者注）。现代性的一大成就是训练我们忽略这些关系的杂乱状况。这种训练、这种错误的认识是勒内·笛卡尔的二元论。这一术语源于笛卡尔著名的关于意识与身体分离的论断，其后引申为自然与社会的分离。笛卡尔在荷兰居住期间写下了他主要著作的大部分，马克思称荷兰共和国为“17世纪资本主义的典范”。那里也是从东南亚延伸到北大西洋的生态革命的中心。笛卡尔与荷兰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很重要，因为新的自然观与资本主义物质转换紧密相关。“物质的”和“形式的”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作为环境史的资本主义不仅涉及大量的森林砍伐、污染、粮食不安全以及资源耗竭，而且涉及一种看世界的新方法。笛卡尔强调了一个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文艺复兴时期透视法（绘画方法）的出现，对绘制地图有直接的意义；同样，一种新的、机械钟的时间方式，其直接的含义是控制劳动过程；以一种新的、数量的方法把人和自然编目，从人口统计到全球植物的编目。这些转型的每一次都鼓励（并且使得）把人和自然的其余部分（the rest of nature）看作可供资本剥削的毫无区别的资源。

笛卡尔的二元论认为——或多或少是自动地——像失业保险这样的问题是社会问题，而诸如气候变化之类的问题是环境问题。但这是非常武断的。它使我们无法了解权力、财富以及自然的配置是如何对人类所做的每一件事产生影响的。从世界生态的角度来看，失业和气候变化最好解释为是人类和人之外自然的一捆捆关系（bundles，原意是“捆”，这里表示联系在一起——译者注）。

正如我提到的，困难是我们缺少一种概念性的语言谈论这“一捆捆关系”。激进者总是强调需要“命名这个体系”。这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概念和词汇把被资产阶级或现代主义思想所掩盖的现实的各方面联系在一起。资本主义、父权制以及帝国主义的概念使我们能够把主流话语中不相关的事情联系起来。绿党成员为此已经奋斗了很久。我们怎样才可以学习一种可以把人类与自然其余部分连接起来的新语言？

我描述世界生态的方法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应。生态这个术语是我从希腊哲学家、植物学家泰奥弗拉斯托斯使用的奥伊寇斯一词借用并发展而来的。对泰奥弗拉斯托斯来说，奥伊寇斯一词表明植物物种与其环境的关系。正是在这种创造性的关系中产生了特定的生物和特定的环境，这当然包括很多活着的生物。左派需要一种概念可以使这种创造性的关系处于最重要的地位。危险的是我们今天依旧依赖一种思考的方式和一些资本主义兴起时形成的概念来思考今天的问题——例如社会（没有自然的人类组织）和自然（没有人类的自然）。对这种创造性的关系而言，也许有更好的术语，但我认为奥伊寇斯可能是开启这个讨论的有用方法。

这种思路使我关注作为“世界—生态”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首先是世界—历史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写下的名篇中说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日常生活愈来愈与世界转型的流向和流量交织在一起。我们今天也是如此。从奥伊寇斯的意义上说，资本主义是一种生态关系，它是一种控制那种创造关系以服务于无休止的资本积累的方法。世界—生态视角认为，近现代世界史的伟大运动——帝国主义、家庭与性别关系、商品化、金融扩张以及更多的方面——都是人与自然复杂混乱的各种关系。资本主义是一种世界—生态的理论源于简单的命题，正如一个农场是一种组织自然的方法，市场、金融中心、工厂或帝国也是。自然的生产与工厂、股票交易市场、购物中心、贫民窟、郊区扩张有很大的关系，正如其与土壤枯竭、物种灭绝存在同样的关系。作为世界—生态的资本主义寻求把不相关的事情关联起来（虽然这样做有点激进）：如资本积累、权力追逐和自然生产。

资本主义的世界—生态是一个引力场。它的中心是商品。资本主义的基本趋势——万物的商品化，经常被看作一个社会过程；事实上，它也是一个强有力的生态过程。万物商品化的观点认为人类的自然力（作为劳动生产力）是真正起作用的。人之外自然是没有价值的，只是用来支持提高劳动生产力。资本主义是一个引力场，在过去5个世纪的历史运动的“巨画”中展开。金融化、家庭结构的转型、新种族秩序的出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工业化、社会运动以及工人运动，都是世界—生态的过程和方案，都有宏伟的计划重新组织人类和人之外自然。换言之，资本主义不是有一种生态体制，资本主义就是一种生态体制。

用普通术语来讲，比根本性重新讲述（narratives）要容易得多，这些讲述指引我们对现代社会——民族主义和国家建设、商业化、帝国主义、工业化、家庭构成以及不平等——进行思考。除了几个例外，这些讲述认为这样的“巨画”过程似乎是在社会实验室里编造，然后应用于自然。有时，我们会得到一个危机聚集的理论，此理论认为目前全球的衰退——正如一场经济危机——强化了生态危机。但当我们仔细考察这些所谓的经济问题时，我们发现所有这些问题都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相连。新自由主义时代的金融化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侵入了日常生活，例如通过养老金、消费信誉和学校财政。

我用生态作为一种方法谈论整体的关系，用一种特殊的方法证明人类与自然的其余部分的关系，如美国二战后的郊区化、新自由主义时代股东的价值运动，或者说17世纪荷兰世界权力的上升。这些都是通过这种奥伊寇斯出现的“包裹”。我们的目的是翻越这道迫使我们认为社会和环境是彼此孤立的奇怪的防火墙。“社会的”和“环境”的历史看起来会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按独特关系的统一体来理解。如果我们把生物物理与人类自然的关系联系起来考察，土住人争取自治的历史、劳工运动的历史，以及金融危机的历史看起来都会大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