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杰森·摩尔（Jason W. Moore）是美国环境史学界新锐学者，现任教于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社会学系、费尔南·布罗代尔中心。主要研究方向是从“漫长的16世纪”（1450—1640年）到新自由主义时代的欧洲、拉美及美国的资本主义史，在当今国际环境史研究领域极具影响力。他的学术视野开阔，研究内容在全球政治经济学、世界现代史与环境史的领域交叉展开。他致力于用一种跨学科的、以历史为基础的方法构建新的生态理论，并努力将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摩尔2007年以“生态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一文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地理学博士学位。他在《每月评论》、《农民研究杂志》、《评论：费尔南·布罗代尔中心杂志》、《组织与环境》、《理论与社会》、《农业变化杂志》、《批判社会学》、《世界体系研究杂志》等国际一流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高水准的学术论文，内容涉及资本主义史、环境史、政治经济学以及全球化等。许多论文目前已被译成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德语、土耳其语、韩语以及中文等多种语言。

他的论文屡次获奖，代表作“世界—历史视角下的环境危机和新陈代谢断裂”于2002年获得美国社会学协会世界—体系政治经济学部授予的杰出学术论文奖，2004年获得美国环境史协会爱丽丝·汉密尔顿奖；代表作“阿姆斯特丹立于挪威之上”的第一部分：“1545—1648年白银流散中的资本、帝国与自然的魔力”与第二部分：“漫长的17世纪生态革命中的整个北大西洋地区”于2011年获英国《农业变化杂志》的伯恩斯坦与拜尔斯奖。

《地球的转型》辑录了摩尔所发表的重要论文。在书中作者对作为环境史的现代性提出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历史的调查和理论的解释，目的是重塑人类在生命之网中象征性的和物质性的关系。这个现代世界体系，从漫长的16世纪起就是资本主义的世界—生态（体系）。摩尔认为资本积累和生命的商品化就是现代性战略的轴点和不可简化的社会—生态关系；资本主义反复的扩张和危机浪潮应该被理解为环境史。这种视角，作者称之为作为世界—生态的资本主义的视角，它把资本积累、权力追求和自然生产辩证统一地联系在一起。

在《地球的转型》中，作者提出了一个环境史的新视角及生态史研究的新方法。这个视角从重视生物物理和景观变化的环境史转到作为环境史的现代性及其社会—生态变化的主要矢量（帝国主义、商业化、工业化）的历史。大约20多年前，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提出一种环境史的研究方法，基于地区的“生产模式”——这种模式把一个地区的环境条件与权力和生产的社会关系联系起来。世界—生态的视角继续了沃斯特对文明史的论述逻辑，首先是对过去6个世纪现代世界—体系的论述。文明也是人与自然的其余部分共同生产的强有力的历史结构；换一句话说，世界—生态是社会—生态权力和过程的具体化，其再生产的规律在漫长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起支配作用。从这个视角来看，世界—生态不是“世界的生态”，而是一种定义支配特定文明的特定模式和关系的方式，可以被理解为人类与人类之外的自然的一系列关系。

在此论文集中，作者把资本主义兴起的经验论的、丰富的历史调查与以超越笛卡尔的二元论为前提的、应用于生态历史研究的、方法论的观点结合在一起。事实上，笛卡尔的二元论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自然无关的社会）置于一个盒子里，自然之中的关系（与人类无关的环境）置于另外一个盒子里。这里，作者坚持一种超越笛卡尔的二元论：所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是人与自然的其余部分之间的关系。人类的历史是人与自然其余部分的共同产物。

在第一章至第五章，作者提出一个以历史为基础的世界—生态的现代性的理论，一个调查现代世界—体系历史变化的方法。作者从生态（生态是一种“看问题的方法”）入手，如自然、环境等（通常这并不包括人的活动；对人的活动我们有我们熟悉的一些其他术语，如文化、经济、社会或独立于生物和地理物理关系独立运行的政治）。他认为两个因素，人类与人类之外自然的关系和行动，孕育了生命之网。这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与其他人关联的方式。因此，这里就有一个概念词汇的问题。我们如何才能发明一种新的语言，可以把生命之网中人的关系在长时段上统一起来，包括目前的危机？

作者的“生态”一词的结构就是对这个概念词汇问题的反应。如果自然和社会产生于人与自然其余部分之间复杂的一系列关系，我们称这些关系本身为什么？作者的术语是奥伊寇斯（oikeios），从希腊哲学家、植物学家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那里借用，“表明植物物种与其环境的关系”。这是一种积极的关系，凭借它，多种环境通过生命之网创造和被创造。把奥伊寇斯作为起点，使人们注意那些建设性的关系——它们将会带来预先概念化的自然和社会的分类及它们的同源词。这样，奥伊寇斯就重新定义生态为整体的关系。接下来，生态及其同义词就是人类与人类之外自然，以及统治现代世界的再生产战略原则和关系的背景的简称。

如果创造性地正确使用泰奥弗拉斯托斯的术语，奥伊寇斯就成为一种创造性的关系，这种关系带来（也使我们关注）特定的生物及特定的环境。环境和生物体，包括人在内，既是彼此（也是奥伊寇斯）的生产者，也是彼此（也是奥伊寇斯）的产品。这种创造性的关系被笛卡尔预先概念化的自然、社会概念所遮蔽，他的观点几乎是自动承认，类似于失业保险是社会问题，类似于气候变化的问题是环境问题。但是，这是非常武断的。它阻止我们看到权力、财富和自然的配置镌刻在人类从事的所有事情中。

作为世界—生态的资本主义努力关联那些通常被认为没有关系的事情：资本积累、权力追求和自然生产。简而言之，世界—生态的视角认为，现代世界历史的伟大运动——帝国主义、家庭和性别关系转型、商品化、金融扩张，等等，都是人类与人类之外自然的种种关系。正如不可能把人类和人类之外的自然作为不相关的分析对象，也同样不可能完全把表征性的事物与物质分开。失业和气候变化、金融化和工厂，最好解释为人类和人类之外自然的一系列关系。世界—生态的观点从一个简单的命题逃离，例如认为农场是一种组织自然的方法，同样市场、金融中心、工厂或帝国也都是组织自然的方式。自然的生产很大程度上是关于股票交易和购物中心的，正如其也是关于土壤流失和物种入侵的。

在第六章，作者提供了一系列关于现代世界兴起的历史调查，从漫长的14世纪封建主义危机到1450—1750年跨大西洋世界经济体的形成。作者从导致封建主义危机的社会—生态冲突开始，解释了这场危机如何有助于一种资本主义的而不是封建主义的解决危机的方法——这是世界史中最不寻常的转折。资本主义的兴起在其鲁莽、残忍转型人类之外的自然方面非常典型，这对人类也有决定性的意义，特别是对那些被强迫进入波托西（Potosi）煤矿或巴西东北部甘蔗地的劳工而言。资本的无休止积累以及对地球及其居民无休止的征服从漫长的16世纪开始最典型。这个过程的核心是商品边疆。

商品边疆的兴起不是资本主义兴起的后果，而是其诞生的条件。中世纪欧洲用了数个世纪的时间完成的，定居者的扩张、煤矿的繁荣、森林砍伐，早期资本主义仅在几十年间就完成了。资源边疆让位于商品边疆。这是商品—生产复合体穿越欧洲和大西洋的鲁莽运动，这些行动非常有组织，目的是强迫以一种使再次扩张成为必要的方式快速吞并（耗尽）生态财富，典型的周期是50—75年。1450年以后，一切运作得更快。老生产区的社会—生态枯竭——首先是冶金业、森林业和甘蔗种植业——在快速的地理更替中被克服。弗莱贝格（Freiberg）让位于波托西（银），诺伊索尔（Neusohl）让位于法伦（Falun）（铜），马德拉（Madeira）和圣多美（Sãt Toné）让位于伯南布哥（Pernambuco）和巴伊亚（Bahia）（糖），斯塔万格（Stavanger）让位于但泽广大内陆的丰富森林（这仅仅是开始）。在帝国主义间的对抗、阶级冲突和资本主义竞争不稳定的合力驱动下，早期资本主义的商品边疆战略在抽象社会劳动的祭坛上牺牲了人类之外的自然。其目标是通过把非资本化的自然作为机器的替代品来提高劳动生产力。在每个转折时期，土地（森林、银矿、肥沃的土壤）都被帝国、种植园主、领主、约曼农和许多其他人组织，土地是一种生产力，服务于商品形式。自此以后，是劳动生产力而非土地生产力来塑造积累的生物节奏。到1492年，欧洲人发现的似乎不仅仅是新大陆，而且是一种新的划时代的政治生态。

在第七章及第八章，作者重建并考察了漫长17世纪（1557—1763年）的世界生态革命。16世纪中叶，荷兰正在成为现代世界第一个伟大的强国，它处在这个生态革命的中心。荷兰或者是直接冲锋陷阵，或者是被卷入那个世纪或1568年后的环境转型的潮流中：（1）巴西东北部崛起，占据世界蔗糖经济的统治地位，在17世纪的最后30年取代了圣多美；（2）从几内亚湾到安哥拉和刚果兴起非洲“奴隶边疆”运动；（3）紧跟萨克森和波西米亚银矿枯竭的步伐，1545年以后波托西上升，1571年以后激烈地重建；（4）在东南亚，丁香树、肉豆蔻和肉豆蔻皮被破坏，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7世纪最初几十年在控制有利可图的香料贸易战争中受到损失；（5）英格兰沼泽以及跨大西洋湿地被排干，从伯南布哥到华沙，从罗马到哥德堡；（6）西班牙舰队转移到古巴，到1700年，1/3的舰队在那里建造；（7）森林产品边疆的运动在16世纪70年代从波兰和立陶宛转移到挪威南部，后来又深入但泽（再一次）、柯尼斯堡、里加和维堡的新的运动；（8）16世纪60年代维斯瓦作为粮仓兴起；（9）欧洲铜铁产品在瑞典重新集中，始于16世纪后期，取代了匈牙利和德国的中心；（10）猎捕鲱鱼、鳕鱼和鲸鱼的舰队在跨北部大西洋进行更广泛的作业。

这次革命的成功，以及最终枯竭，为漫长19世纪的另一轮世界生态革命铺设了舞台。绿色历史倾向于把今天社会—生态危机定位于英国引导的工业革命时代。但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考察，这个时代表现为由生产不足的倾向引起的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危机，此时已经解决。早期英国工业化未被理解的因素是英国农业革命在1763—1815年的逐渐枯竭。其与农业的减缓相连——标志是停滞的劳动生产力，抬高的谷物价格和新的农业阶级结构的分化——影响了从墨西哥山谷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地区。对一个生态体制来说，这是一种发展的危机，它威胁到另一个生态体制的兴起。里卡多（Ricardo）担心粮食价格的上升会扼杀工业化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在欧洲18世纪的粮仓英格兰，18世纪晚期粮食价格上涨了200%，是工业价格指数的4倍——这是当时“廉价粮食的终结”和发展中的世界—生态危机的关键因素。即使有当时最好的耕作条件，土地的生产力本可以增加，但这也只有通过劳动力集中才能实现，它将在工业和帝国最需要劳动力的时候减少劳动力储备大军。解决办法最终在两个伟大的吞并边疆运动中找到，这是带来两个意外利润的源泉。第一个边疆是垂直的，深入地球内部去开采煤。第二个是水平的，跨越地球去生产小麦，特别是在北美。19世纪70年代，当另一个“大萧条”到来时，那个时代快速的工业化是可能的，因其基于廉价粮食和廉价能源。

在第九章和结语，作者用这些理论的和历史的观点论证了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和其目前的危机。作者用“危机”一词指战略上不可逆转的衰落，即是指20世纪80年代早期使世界积累复兴的战略。作者的注意力是作为世界资本主义历史的一个阶段——新自由主义阶段，因此也是现代世界—体系演进、循环的一个特殊阶段。新自由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强调夺取第一，建设第二。这是新自由主义“反罗宾汉”的特点——劫贫济富。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所有发展阶段一样，重新分配了财富；不像资本主义以前的各阶段，那时还没有产生新一轮经济增长和新的生产力革命的条件。虽然人们已经普遍理解了新自由主义逆转的、重新分配的动力，“通过夺取进行积累”的条件却还没被理解。这些条件转向了劳动生产力中科学—技术革命不明显的一面，体现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工农业劳动生产力的减缓或停滞，相对于战后的黄金时代而言，这是一个剧烈的下降。这是从技术革命到技术重新分配的转型。技术发展当然首先发生在军事、监测、运输和信息技术方面。但是，对所有增值的利润来说，如工业、农业或开采业，20世纪70年代以来没有划时代的进步。这种从技术革命到技术重新分配的转型在世界农业中表现得最明显。近60年的转基因实验把财富和权力从农民手中转移到大资本手里，但对于提高粮食产量却作为不大。

对这个划时代的转型，简要解释的是商品边疆战略已经黔驴技穷。现代大边疆的开发提供了令人震惊的自然财富，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加了生产、便利了几个世纪以来的资本积累。边疆的枯竭是资本主义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新自由主义出现，并通过吞并20世纪70年代还存在的无偿馈赠维持其自身。包括北海、阿拉斯加、西非和墨西哥湾的石油边疆；南亚农业绿色革命的高峰期吞并枯竭了肥沃的土壤和廉价的水；把苏联的成员国整合进世界市场；国有和半国有的公司、公共服务的私有化。这些馈赠不会再有。

大边疆的结束使得资本主义几个世纪以来对付生产成本的上升办法失灵。虽然也许还有一些森林和一些“未被使用”的土地可供圈占和开发，但今天的边疆相对于价值积累的巨大需求而言是杯水车薪。一系列生态革命得以实现的历史条件——每次都在可用于商品生产的大量的“物理体”（physical bodies）中带来巨大的跃进——或许可以被理解为本质上不可替换的，或在最好的情况下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可持续的。资本主义不得不从煤泥和煤炭转到煤和石油，从维斯瓦河的粮仓转到英格兰南部和美国的西部，从欧洲和非洲的劳动力边疆转到拉丁美洲和东南亚。这是不可重复的事件。

如果资本主义面临目前积累配置的局限，这并不新鲜。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历史揭露了一系列的革命——资产阶级的、工业的、农业的和其他的革命，这些革命似乎超越了不可逾越的限制。（对资本主义一个阶段的限制显然对另一个阶段不构成限制）从这个视角来说，我们可以正确地提问，是否生物技术构成新的农业革命的基础？就其重新分配收入而言（进一步分化了农民阶级），适合农业革命古典模式的生物技术，被所有权保护，被国家、类似国家的能力所促动，并会为积累带来一个富有前景的机会（由积累的某些部门带来）。但就其还没有带来产量的增加（与廉价能源与廉价投入一样）——增加到足以为新一轮积累创造条件——而言，它不适合古典农业的模式。

新自由主义的反罗宾汉式的重新分配以努力圈占最后剩余的边疆为支柱，特别是水、能源、粮食和其他社会—生态再生产的重要条件。粮食特别重要，对任何工人阶级家庭而言，最低工资的最主要的决定门槛都是粮食价格。这些边疆的枯竭都基于各种矛盾的集中。这些矛盾有政治的（从上和从下）、文化的、技术的和经济的，所有这一切都是21世纪早期资本主义奥伊寇斯表现的不同因素。因此，与其说政治或经济的因素被生物物理的后果补充，不如说其由人类和人类之外自然独特的配置构成。通过吞并进行积累的枯竭在其解决危机的长期过程中找到了根源——解决危机是通过吞并能源、原材料、土地和居民的粮食生产能力来实现的。不仅是石油开发和钻取成本的增加，而且还有商品市场的金融化，都削弱了可能仍旧存在的恢复“廉价石油”和“廉价粮食”的各种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新自由主义的相关危机是信号危机，始于2008年，当能源、粮食和原材料的价格在维持一段低成本投入之后，变得更加昂贵。相反，在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积累的核心区依赖于能源、粮食和原材料价格的急剧降低。

摩尔擅长提出宏大的理论，他关于世界—生态的观点，作为环境史的资本主义的观点，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原因的论述，以及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评，都是学界新声，难能可贵。但不可避免的是，其理论还有不足之处。由于他的思想还处在发展之中，我们不宜过早对其下结论，我们应该注意到由于自身的限制，他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带有欧洲中心论的味道，这既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我们应该加以注意的。

我们正处于一个全球环境迅速恶化的时代，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损耗、大气污染、水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森林锐减、土地荒漠化、有毒废弃物污染等生态危机已经关乎人类存亡。环境问题不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全人类的问题。摩尔著作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思考人类与自然的其余部分如何实现和谐相处。

此书的翻译工作历时三年，一直得到夏明方老师的支持与鼓励。全书译完后，夏老师进行了审阅，并提出一些修改建议，在此表示感谢。我的研究生伍学东帮助翻译了第二章、第七章及第八章的初稿，在此也一并致谢。由于时间及水平的限制，错误肯定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