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埃里克森心理社会性发展理论的背景

埃里克森的身世、成长经历、人格特质、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学术背景等因素对其观念、学说、思想的形成影响深远。在他3岁时，母亲与当地的犹太儿科医生西塞多·洪伯格（Hongburg）结婚。在学校里他被认为是犹太人，在继父所在的教堂里，他又被视为异类。他的青春期正值一战爆发，作为德国人的埃里克森深为自己究竟该忠于德国还是丹麦感到困惑。出身、种族、宗教文化等问题困扰着这一时期的埃里克森，使他经历了人生第一次角色混乱，也促使他格外关注“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将往何处去？”这类自我认同问题。埃里克森在1968年至1975年先后发表了三个版本的自传体小说，称自己生命的前25年里经历着信任对不信任，自我认同对角色混乱的危机。后来埃里克森提出并一直关注“青少年自我认同危机”可能与这段经历有关。1927年，25岁的埃里克森在安娜·弗洛伊德的邀请下，在维也纳一家新式学校进行儿童教学工作。这一时期对埃里克森非常重要：

第一，他系统地学习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并有机会了解新精神分析代表人物如哈特曼（Hartman）、沙利文（Sullivan）等有关自我心理学的主要理论；

第二，安娜的精神分析理论与他父亲的理论不同，在诸多方面都有独特建树，对埃里克森产生了深刻影响。

1936年至1939年，他因研究正常儿童和情绪紊乱儿童，结识了一批有名望的人类学家，如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和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1938年，在两位文化人类学家的帮助下，实地考察和观察了苏语印第安人抚育子女的情况，并对当地儿童首次进行了文化对心理发展影响的研究。这些经历，为他日后的心理社会性发展理论准备了条件。

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性发展理论建立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基础上。作为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心理社会性发展理论仍强调生物因素的重要性，但与弗洛伊德不同，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性发展阶段则包括整个人生周期。同时，埃里克森虽然仍强调潜意识的重要作用，但与弗洛伊德不同，他不是简单地把自我看成是本我和超我的奴仆，而是强调自我的作用，把自我看成人格中一个相当有力的独立部分。他认为自我的作用是建立人的自我认同感以及满足人控制外部环境的需要。当人缺乏自我认同感时会感到混乱和失望，从而产生自我认同危机。自我认同对个体保持心理健康有着重要意义。

此外，埃里克森强调的精神分析治疗目的与传统精神分析不同。他把成功地在人生八个发展阶段中获得希望、意志、目的、能力、忠诚、爱、关爱和智慧等美德的人看作健康的人。如果没有获得这些美德，那他们的自我就会比健康人的自我更加脆弱，帮助提供形成这些美德的各种条件正是治疗者的职责。可见，美德在形成健康心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他看来，治疗过程的关键是增强病人的自我，使其能达到处理生活问题的程度。虽然埃里克森谦虚地称自己是在弗洛伊德理论的“磐石”上创建了以自我认同概念为核心的生命周期理论，但毫无疑问，他发展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当之无愧地成为现代心理学界最有成就的精神分析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