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英国人》的写作耗费了我很长时间，相应的我也为此亏欠颇多，需要感谢的人颇多。在剑桥大学基督学院那帕拉第奥式的陈设中，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一课题，我必须再次感谢那里的同事们友好亲切地待我，更要对当时的院长、已故的约翰·普拉姆先生表示感谢，在这些年里，他给了我无数帮助和启发。然而，最重要的是，这是一本属于耶鲁大学的著作。我从1982年到1998年一直在它的历史系工作，从那里的同事，尤其是从伊沃·巴纳茨、约翰·布卢姆、乔恩·巴特勒、大卫·布里翁·戴维斯、约翰·德莫斯、彼得·盖伊、迈克尔·霍华德、保罗·肯尼迪、埃德蒙·摩根、彼得·萨兰和大卫·昂德当的博学睿智中，得到无法估量的教益。耶鲁大学还允许我无限反复进出其馆藏丰富的档案馆和图书馆，尤其是位于康涅狄格州法明顿设施完备的刘易斯·沃波尔图书馆，和位于纽黑文的耶鲁英国艺术中心，后者改变了我考察历史的方法。这家艺术中心当时的主管邓肯·鲁宾逊和贝蒂·缪尔登、伊丽莎白·费尔曼、朱莉·拉沃尔尼亚，还有其姊妹组织，位于伦敦的保罗·梅隆英国艺术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给了我非常多的帮助和无数乐趣。最后，《英国人》交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次新版也同样如此。像其他许多作者一样，我也认为约翰·尼克尔是一位非常卓越的出版人，一如既往的热情和敏锐，而且非常耐心。与他一起工作，以及与非常专注敬业和富有创造力的编辑吉莉安·马尔帕斯一起工作，令我受益匪浅。

这些书页中的思想，其发展经年累月，而且在与其他许多学者的接触和讨论中，经受了打磨历练。牛津大学的历史与现代协会，准许我在其会刊中构思出我最初的一些想法，而剑桥大学、伦敦历史研究协会、阿姆斯特丹荷兰文化史研究生院、哈佛大学欧洲研究中心和普林斯顿大学戴维斯中心的研讨会和会议团体所给予的评论，也帮助我大大改进完善了各个章节。普里斯·摩根、亚历山大·默多克和克里斯托夫·斯莫特纠正了我在威尔士和苏格兰史方面的一些错误。克里斯·贝利提高了我对英帝国的理解。在这本书写作的最后阶段，布鲁斯·史密斯成为一位不知疲倦的研究助手；帕德里克·斯坎伦承担了本书新版繁杂的校对工作。威尔·苏尔金和于尔格·亨斯根检查了此前配有个性诗文和评论的皮姆利科平装本；我的经纪人迈克·肖和吉尔·柯尔律治，则从始至终都在提供令人愉悦振奋和明智的建议。

现在，亦如早在1992年，并直到永远，我最要感谢的都是我的丈夫和战友，大卫·坎纳丁。

琳达·科利

2009年于普林斯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