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序言

《英国人：国家的形成，1707—1837年》1992年初版于伦敦，本次是其平装本第五次印刷。因为流传广泛，也因其在学术界内外所引发的讨论，所以，在我最初赋予它的生命之外，《英国人》又获得了自己的生命。因此，在本书第一次面世17年之后，把它重新介绍给一群新读者，这无疑是一种殊荣、一次机会，也是一种挑战。要在一个新版中，回应在某些要点上针对《英国人》的每一个质疑或批判，既不恰当，也不现实。试着重新编排《英国人》，以与21世纪初所提出的思想和政治议程更紧密结合，也不太可能，或者我认为并不可取。从好的当然也是坏的方面而言，《英国人》带有其写作年代（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印记，当时的笔者，是一个与在2009年写下当下这些文字的我截然不同的历史学家和个人。所以，虽然我纠正了极少数事实错误，并修正了一些段落中的年代错误，但实际上，《英国人》的主要文本仍原封不动。

但这篇序言是全新的。在构思时，我脑海中想到的，主要是被本书吸引的两类读者。一类读者主要因关注18和19世纪初的英国和世界史，并对民族主义和历史上的国家形成和归属的机制感兴趣，而阅读和专注《英国人》。另一类读者主要因好奇或焦虑或怀疑英国的现状，而被本书吸引。让我首先从这两类读者谈起，当然，他们有时会重叠。

现在回想起来，本书显然是各种关注点混合的产物，并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写就。1980年代初刚开始思考这一主题时，我在剑桥大学任教，但完成这本书时，却在大西洋彼岸，那时我已离开我的出生地英国，来到耶鲁大学工作。因此，我在写作《英国人》一书时想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可能源于我自己的迁徙，因为我的身份认同感和根深蒂固的文化习惯经受了新环境和遭遇带来的压力。但本书的学术渊源却在别处。我在1980年代获得博士学位并出版第一部专著之后，想要更往前一步，去尝试一种新的历史，这种历史与我身处其中并受其训练的历史，在类型和风格上有所不同。当我在计划《英国人》一书时，关于18世纪英国史的大部分著作，通常仍还是向内看和保守狭隘的，这一点左翼学者和更保守的从业者所写的作品都一样。研究英国国内史和帝国经历的史学家，在那时通常都闭门造车，极少相互跨越到其他人的专业领域。在更老的大学，以“英国史”这一名字统辖的学科，常常只是狭义的英格兰史，而且主要是伦敦和英格兰南部的历史，并习惯性地过多关注甚至痴迷于上层政治史。我作为一名年轻研究者，读到的大部分“英国”史著作的主角，几乎清一色都是男人，而且几乎一成不变都是白人（我自己的第一本著作也完全是在这同一个模子中倒出来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上述情况的结果之一。我希望试着以一种更广泛、更富想象力和更具原创性的方式，来研究英国史上这一重要的时期，这一愿望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解释《英国人》一书的结构和内容。

我在第一版序言中写到，我希望“远离……高度内向”的写作模式，在我的分析中，同时为“欧洲史和世界史”留有空间（第9页），这不仅因为我希望讨论的大不列颠境内在1707—1837年间发生的许多进程和发展，只有在与其海岸线之外的事件和变化联系在一起时，才有意义。我还特意用了一章来写妇女的体验，并在本书其他地方常常提到她们。1960和1970年代的一些重要社会史学家，尤其是E. P. 汤普森和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强烈影响了《英国人》一书的许多部分（尤其是第7章），与此同时，我还在书中加入了通常被当时英国社会史所忽略的某些群体和运动。为此，我讨论并认真对待18和19世纪初看上去像是英国国教徒和忠君者的各色人等：与他们显然更激进的同代人相比，那些通常被怠慢不提的各色男女。我还打破1980年代的流行做法，在书中涵盖了被奴役的黑人，以及终结英国参与大西洋彼岸奴隶贸易的抗争。我曾（现在仍然）认为，反奴运动和其他许多事件一起，对英国人在美国独立战争失败后，重新界定和努力拯救自己的进程非常重要。因此，《英国人》把反奴运动当作这一时期英国国内史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不是一个孤立事件或大体上是帝国的一段小插曲来对待（第357—368页）。

学者们极少像其想象的那样标新立异或自成体系，在这方面，《英国人》与在20世纪末已声名鹊起，至今仍富有影响力的历史著作非常一致，并有助于深化这些著作中的各种趋势。《英国人》试图把大不列颠内部的发展，与其外部发生的事件更紧密联系，它还探索了性别和种族问题，以及宗教、经济和社会等级的各个阶层。

然而，《英国人》还在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偏离了历史著作的常规模式。它所选择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大不列颠岛（现实中的群岛），因为虽然这不是研究这一时期这一疆域的唯一方式，但这种研究视角，可以产生大量充实的历史感。

从1603年起，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就被君王统治联系在一起，当时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南迁伦敦，声称自己是“大不列颠、爱尔兰和法兰西国王”（在这一王室尊号中，把爱尔兰从“大不列颠”这一领土单元中分离，与愚蠢且纠缠已久地宣称对法国拥有权利的主张一样，令人震惊）。《英国人》的正式起点，即1707年《联合法案》或《联合协议》，既强化了一些游戏规则，也明显修正了这些规则。我在第一章写到，《联合法案》宣布，从今以后，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将“以大不列颠的名号，统一到一个王国之下”。它也规定这三个国家将“被同一个议会代表，其名称是大不列颠议会”，而且它们将享有同一种国内和海外贸易体制、同一种货币和同一面国旗。像詹姆斯六世所选择的尊号一样，《联合法案》也以狭义的方式来界定大不列颠。它对英属美洲殖民地只字未提；而且在1700年代初，尽管有许多政治家和政治学家强烈要求也通过一个包含和合并爱尔兰的《联合法案》，但同样，那个国家也被排除在外，大不列颠和爱尔兰之间议会的统一，直到1800年前后才实现。在那之前，威斯敏斯特所颁布的条例、法令和官方文件还经常（尽管并非一成不变地）把大不列颠岛当作一个单一、有界的整体来对待，在世俗和更实质性的事务方面，情况也同样如此。因此，在1707年之后，法律只允许居住在大不列颠土地上的人，在大不列颠海岸捕捞、加工和销售海鱼。与此相对，爱尔兰（不同于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的渔民，“在所有情形下，都被清楚明白地当作外国人对待”。

这是一种并无新意的国家创建，其中包含仇恨。并且如上规定条款表明，对史学家来说，在1707年之后，只在“说到国家（state）时”才提到大不列颠这一领土单元，这样做既不充分，也过分设限。在《联合法案》之后，把大不列颠只作为一个国家——一个纯官方和行政概念——来研究，将忽略这一创建在不同时期，对其国民体验的日常构成所产生的复杂和多样的影响，以及在其观念和身份认同方面日益增强的影响。固然，正如昆廷·斯金纳评述的那样，史学家选择只关注英格兰、苏格兰或威尔士，或其任一单独地区、城镇和村庄，“并不会产生任何固有危害”。事实上存在，也应当有考察历史的各种不同范畴，正如存在也应当有写作历史的不同方式。但总是并仅仅只从三个一成不变、各不相同的国家的角度，来研究被称为大不列颠的这个领土单元的历史，或总是并仅仅只从四个（或五个）国家的角度，来研究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过去，这样做过于僵硬死板、犯了年代错误，也使各种内部联系的模式和重叠的现象变得模糊不清。

这样做也忽略了随时间发生的巨变；而处理随着时间而变这一主题，正是本书的核心之一。《英国人》图示和探索了在1707年到维多利亚女王继位的1837年间，有助于形成一个运作娴熟的英国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力量和危机。我在书中还试图指出，“形成”的方式和特征，有助于解释从1970年代开始甚嚣尘上，现在已非常明显的关于英国性的一些混乱和争论。但是，正如我的“国家的形成”这一短语所暗示的那样，那些认为国家和身份认同在本质上“变动不居、可塑和此消彼长”的人，在这里会大大坚定他们的立场。《英国人》以前和现在的意图，都从来不是要讨论1707到1837年间，整个大不列颠岛上一种统一公意的增长和同质性增强的简单线形过程。它的情节线条更精细微妙，也更具探索和怀疑倾向。

我小心翼翼指明，这一时期的英国概念和英国人的身份认同，其建立与“远远更为古老的忠诚义务叠加”；而就本书涉及的大部分（但不是全部）时间而言，以及就许多（尽管也不是全部）人而言，“苏格兰、威尔士和英格兰仍保有更强的团结号召力”（第373—374页）。我在《英国人》一书中也强调，这一社会必然存在不同声音，以及痛苦，有时甚至致命的分歧：对詹姆斯党人的分歧（第72—86页）；对“美国独立战争在多大程度上应被视为一场与英国同胞之间的国内战争”的分歧（第134—147页）；建立在阶级、性别、种族、宗教、政治和地缘基础上，对“联合对抗大革命和拿破仑法国的军队和理念的必要性和价值”的分歧（第289—325页），以及对更多事务的分歧。而且自始至终，我都强调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例如，我描述了在18、19和20世纪初持久稳固滋养了英国性意识形态的那深入人心和广泛的新教信仰，由于1750年后富有和受过教育的阶层宗教观念大为缓和，由于帝国、战争需要的驱使以及与爱尔兰签署《联合法案》，如何依然更多地采取了守势（第330—341页）。我也强调了在表达忠诚和归附时，频繁出现的明显不和谐之声和变调：例如，在第346页描述的1832年爱丁堡支持议会改革的游行，就被颂扬反抗英格兰的富有传奇色彩的苏格兰战争领导人罗伯特·布鲁斯和威廉·华莱士的横幅旗帜抹上了浓墨重彩，但与此同时，象征统一的红白蓝三色旗，也被高举飘扬。

1707年之后仍存在这些分歧和复杂性，这表面看来似乎自相矛盾，但这正是本书不可或缺的讨论内容之一。这一时期甚嚣尘上的英国观念，并没有伴随一种毫无疑义全体一致的公意，这并不令人惊讶。相反，正是这一过程所激发的一些争论和紧张状态，一定程度彰显了日益增长的英国观和英国身份认同。因此，我在第三章指出，随着18世纪的展开，英格兰的一些男男女女强烈怨恨着精英政治语言和日益膨胀的印刷文化如何“把英格兰人（English）这一称谓……融合进英国人（Briton）这一称谓”。这种焦虑在1760年代达到顶峰，当时激进且肆无忌惮的约翰·威尔克斯的支持者，谴责当朝君主乔治三世及其首相之一比特爵士，说他们满足了把英格兰变成大不列颠这样一个国家的要求，从而不恰当地突出了苏格兰的地位（第106—118页）。然而，这一民粹主义呼声，不仅特别突出展示了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持续、不加掩饰的分歧，更证明这一分歧非常深入人心。我在这里还要指出，英格兰在1760年代反苏格兰主义的喧嚣声音，标志着到那时为止，野心勃勃的苏格人正参与英国的建立，比以前更彻底，人也更多——边界南侧的人们对此心知肚明。

同样，“英国人”这个称谓也是一个有争议的词语：但这一点，常常也是重大变化的证明。这里有一个例子，我在书中没有提到。一个名叫约瑟夫·杰拉德的激进活动家，在1794年因被指控煽动叛乱而被带到爱丁堡的一个陪审团面前，当时，他向陪审团成员陈述的重点是：“你们是英国人——你们是自由人。”杰拉德这样说时，他所使用的“英国人”，当然与保守派通常对这个词的用法大相径庭。因为他告诉苏格兰法庭，他来北方的抱负，是为培育“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宪法形式和原则的一致”，这意味着他意在统一这些国家的民众来支持改革、与法国的和平和男性普选权。他穿越国境旅行到爱丁堡，是为参加一个苏格兰和英格兰改革者自称的“全英国民代表大会”，并带来托马斯·哈代的祝福，哈代是伦敦通讯会的领导之一，而通讯会是这一时期最前卫的工人政治组织之一。

然而，杰拉德在这一最终让其付出生命的危机中的行动和言辞，正好点明了本书的主旨。尽管他是一个英格兰人，但他仍选择向苏格兰陪审员（即那些正在仔细研究他命运的“英国”同胞）上诉。杰拉德在爱丁堡遇到并希望与之合作的那些苏格兰改革家，反过来决定，把他们的临时集会称为一次英国大会。此外，托马斯·哈代对这位改革者跨越国界的冒险感兴趣，无疑一定程度上也因其自身的苏格兰血统——然而，这一血统并未妨碍他在英格兰大众政治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一个英格兰出身的激进份子冒险北上，寻求与那里的支持者合作；他在苏格兰陪审团面前精心使用“英国人”这一词语；苏格兰激进分子使用“英国”这个词来命名一次探索性的政治集会；斯特林郡出生的哈代摇身一变，成为伦敦的大众政治家——在1790年代发生的这些事，在100年前全都不可能发生。杰拉德的故事更明显地证明了实质性变化（尽管并非无可争议），这一变化正是本书不变的主题。在本书第四章和第五章，我讨论了在美国和法国革命之后，君主和地主阶层如何决定更卖力和巧妙地致力于把自己扮演成英国人。同样重要的是，这一时期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所产生的对君主和贵族的批评也试图利用英国性这一词汇和关联，并用得比以前更招摇和巧妙。

有时人们会以为，“英国人”这个词语，只不过是英格兰人的同义词，而杰拉德的故事证明，这种想法并不可信。固然，在18和19世纪初，“英国人”这一称谓，可能指的是一个英格兰人。但这个术语最令人惊奇的，是它的灵活性，和它超越边界，被用来描述各民族的融合和融合后的产物，这也是我选择“英国人”作为本书名的原因。一个苏格兰辩论家曾在1547年乐观地劝导说，“当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这些令人讨厌的术语”被废弃之后，所有人都会同意“英国人这个唯一的称呼和名字”。同样，“英国人”在17世纪偶尔会被当作一个概括性术语，同时指代居住在爱尔兰的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因此，丹尼尔·笛福1706年在爱丁堡街头看到的暴徒，他们反对《联合法案》，大声高呼“他们是苏格兰人，而且永远都是苏格兰人；（并且）他们谴责英国人（Britains，原文如此）这个称呼，因为这一称呼适用于威尔士人”；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如同这些暴徒所见，“英国人”这一术语明显包含融合和联合的意味：而且同样，它还可以警醒充满热忱的苏格兰人，正如它也令一些英格兰纯粹主义者担忧。此外，1706年的这些苏格兰抗议者清楚表明，“英国人”这一术语更大的灵活性在于，至少从1500年代起，它还可以指称威尔士居民。随后，1707年之后，当“英国人”被更广泛用来描述大不列颠的所有居民时，威尔士的男男女女们还可以一种双重意味使用它：确认他们声称的更高的英国性，同时又维护他们的威尔士性。“英国人来敲家门”，卡拉封郡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的一张征兵广告写道，因此同时兼顾了一种特殊的威尔士性和泛英国的忠诚。以同样的方式，1810和1820年代有大批互助会在格拉摩根郡的梅瑟蒂德菲尔集会，把自己叫作“古英国人”、“新英国人”、“真正的英国人”和“忠诚的英国人”。

用大不列颠来指一个岛屿，在这段时间也发生显著变化；如果让我现在写《英国人》这本书，我会用更多篇幅来讲述这里想象和呈现地理的方式，以及人们对岛屿和海洋的感觉。莎士比亚《理查德二世》一书中的瘦约翰，其著名的演讲清楚表明，在1707年联合之前，英格兰被大量用来指代整个岛屿。但随着《联合法案》而变的是，尽管英格兰是大不列颠最大、人口最多和最富有的部分，但它也比以前更清楚地，被当作整体（一个更大的岛屿）中的一个组成部分。1707年的联合不是结盟式联合，也不是把苏格兰合并到英格兰的吞并式联合，因为苏格兰保留了其全然不同的法律、教育和教会制度。相反，《联合法案》宣布，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现在全都是某个崭新大国的一部分。行政管理机构实实在在（尽管从没有完完全全）集中在伦敦。但笛福也认识到，带有英国岛国特性的政治和意义已然改变。他的《大不列颠全岛游记》出版于1724—1726年，后来又在1738、1742、1748、1753、1761、1769和1778年补充再版，该书评价了在一个经过调整的政治空间里的生活和活动中所包含的一些紧张状态和冲突。笛福写道，苏格兰“现在与大不列颠的其他部分一样，只不过是大不列颠的一部分，英格兰在其中，也同样只是一个部分。”

在现在已被遗忘的18世纪各种风格的布道、历史、政治小册子、古文物研究评鉴、民谣、诗歌和小说中，在地图、航海图、印刷品和航海技艺中，还可以找到英国岛国性的一种改头换面和更为持续的语言和形象。然而，讨论岛国性，也是这一时期最睿智的一些名著的重要主题之一，尽管这些讨论常常长篇累牍和深藏不露，反而很容易被忽略或未予理睬。例如，1707年《联合法案》的重要革新之一，是把大不列颠变成了一个自由贸易区。其重要意义远超经济层面。《联合法案》强调现在可被岛上所有民族都享有的商贸特权，把英国人明白无误地同其他地方的民族和国家区别和划分开来。这有助于解释为何“大不列颠”这个名字，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出现了两百多次（远超提到英格兰、苏格兰或威尔士的次数），以及为何这一划时代的著作，反复比较英国事物和外国事物的原因。因此斯密在流露民族自豪（“在大不列颠，产业是很安全的”）的同时，也反复提到在域外、在大不列颠海岸线之外的其他不那么幸运的商人。他讨论了“禁止从外国进口活牲畜或腌制品”，以及这样做如何“保证了大不列颠牧人对国内市场的垄断”。他提到了“在英国与外国之间贩运谷物的人”。而且，因他过去曾担任海关官员，他详细描述了“对外国商人进口的所有商品征收的特别关税。”斯密的名著《国富论》正文对本土和大不列颠（国内）以及外国和外部世界（其他的）进行的二元划分，在其索引中也反复出现，在那里，好奇的读者可以直接看到“荷兰人如何被排除在大不列颠的承运人之外”，或“法国商品在大不列颠如何（被）征以重税”等等这样的描述。

我仔细研究亚当·斯密对于语言的选择，部分原因是为了强调，需要更富想象力地研究18世纪（和19以及20世纪）英国著作以及艺术、制图和音乐中对岛国性的使用和反响。但斯密在《国富论》中，反复对比大不列颠岛民和异邦人及“外国人”，也说明了一个远远更为广泛的主题。斯特凡·柯里尼写到，“自觉的国家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件与某人或某物对照而确立身份的事务”；而《英国人》的中心论点之一是，对于1707年后日益形成的一种崭新的英国国家身份而言，这种情况一定程度上实实在在是在对某种部分真实、部分想象的“异己”作出反应的过程中发生的——我在2009年依然强调这一点。

之所以这样，原因之一是日渐统一的权力和宗教方面的潜力。在本书研究的大部分时期内，新教都是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占绝对优势的主要宗教信仰，当然，爱尔兰的情形例外。《英国人》清楚地指明，威尔士、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各个新教团体之间，其神学观点、信仰和礼拜模式以及教堂组织，都有着巨大差异（第19页之后）。但就绝大多数男男女女而言，与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宗教冲突和竞争（这种竞争在紧要关头，会引起国内政治恐慌以及反复的战争和国际乃至洲际对抗）相比，这些新教徒的内部差别常常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而且微不足道。从1688年詹姆斯二世被驱逐，到1746年克洛登战役之前，英国新教徒君主的王位时不时都危如累卵，似乎完全有可能被敌对的天主教王朝（即斯图亚特家族）的某个成员用暴力推翻并取代。而且，在1689—1815年间一半以上的时间里，大不列颠（以及随后的联合王国）都处在与欧洲大陆最主要的天主教强权（即法国）的战争中，且常常处在被其入侵的非常严重的危险之下。

伴随所有这一切的极度不安全感和恐惧反复出现——惧怕因为王位继承而引起的另一次嗜血和掠夺成性的内战，且被强加以一位天主教国王的可能性；惧怕面对天主教法国更大规模军队和人口以及野心勃勃的海军，还有它与天主教西班牙的亲密结盟，在对此作出反应时，促进了“大不列颠是一个上下同心和严阵以待的新教国家”这一观念的想象和成形。英国下议院议员在1710年（这一时期与法国交战的若干年当中的一年）声称，“因为我们是英国人，保卫大不列颠各个部分之间的联合——这是我们全体民众的安全所系，是我们共同的利益，也应当是我们的正义事业。”

英国在18世纪（乃至19和20世纪初）深沉、广泛、有时甚至盲目的新教信仰，在今天似乎反而令人感到陌生、难以想象和毫无吸引力，对天主教学者和读者更是如此。然而，就本书而言，我小心谨慎地作了一些重要界定。直到1700年代末，新教徒可能占到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总人口的至少90%以上，但这并不意味着英国的少数天主教人口，或其数量更为稀少的犹太教人口，总是受到歧视——尽管贫穷的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总容易受到伤害（参见第23页）。常常直接反法国和西班牙天主教的基本态度，并没有使英国在总体上思想狭隘或惧怕欧洲。相反，像17世纪时一样，英国在1707年之后狂热的新教信仰，以各种方式，为欧洲大陆和北美信奉同一宗教的同道们，提供了政治、思想、宗教、军事和个人依附（参见第24页和第134—147页）。英国新教信仰还以另一种强有力的方式，破除着英国的岛国思维：它日益促进着这样一种观念的确立，即英国人集体被上帝赋予职责，要把“最纯洁的福音信仰之光”，传播到“被野蛮和无知完全占据”的黑暗土地上去。

新教信仰、口号和历史解释，在紧要关头成为民族凝聚的焦点，成为区别和排斥“外人”的一种方式，并确证帝国扩张的正当性，其程度不同寻常，非比一般。宗教联合，有时是天主教徒之间的联合，有时是新教徒之间的联合，在这一时期的法国和西班牙以及其他欧洲政权中，起着非常相似的作用，也在美国革命和新共和国中起着同样的作用。这一时期英国过于自信的新教信仰，其效果也不应当完全被看作倒行逆施或者沙文主义。“贫穷和奴役像两姊妹，手拉手，肩并肩”这样的普遍信念，与“大不列颠是新教徒的以色列”这样的信仰共存，是自由特有的孪生兄弟。这些观念跨越阶级，在威尔士、苏格兰和英格兰随处可见，激励了一种持久稳固的意识形态，即英国人特别优越；同时，它们也滋养了一种政治精英论的感觉和期望。正如这一时期议会辩论和公众请愿的文本充分展示的那样，“作为英国人和新教徒”这个片语，经常充当着一个前奏，来开始进行报怨和要求进行改革；并且充当着一种手段，来引入扩大权利的要求，并使之合法化。

到1800年，英国政治和思想精英的许多成员，都从这种新教世界观退却，尽管并没有从其帮助维系的政治和宪法优越论退却。富有和有权势的阶层在态度上的转变，一定程度可归因于世界主义的启蒙观念和更大程度的宽容；但在面对完全不同的基督教和非基督教附庸关系时，更加松弛的精英态度，也是对英国强大了许多的全球霸权，以及为适应这一霸权的实际需要而作出的反应。到18世纪末，英国统治者宣称，对许多海外天主教臣民（以及数量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和印度教臣民）拥有统治权，而且还需征召大量爱尔兰天主教徒（和穆斯林以及印度教徒）在帝国国内或者为帝国而战。因此，统治和利用大不列颠之外大量不同宗教信仰的群体，其部分代价，便是内部精英调整态度。

我在书中指出，此后，随着19世纪的展开，一度与天主教“异己”相关的新教狂热，一定程度让位给了面对殖民地和海外“异己”时不那么有宗教门户之见的，联合了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的努力。我在其他地方也提到，在实践中，不同的英国人，在其帝国的不同地方遇到不同的土著民族时，其反应总是千差万别。然而，就官方语汇而言，提到被假定为帝国空间和文化中的异己，这常常是一种强调的方式，通过对比来强调英国性自身与众不同和卓尔不群的品质。因此，以1827年一篇写给下议院的报告为例，该报告严词谴责了某些阿拉伯奴隶贸易商，声称他们在加尔各答的市场上不断买卖人口。报告严厉指出，这些“最低下的人种”，完全与“一个英国大城市中的英国人和英国臣民的博爱、伟大和高雅”大相径庭。

在1829年之后，联合王国内的天主教徒，开始被合法赋予权利，可以与新教徒一样，平等分享“英国人的伟大和优雅”（参见第330—341页）。然而，在享有特权和受过教育的阶层之下，旧派、排外的新教徒的后撤反应明显慢得多。迟至1927年，威斯敏斯特改革英格兰教堂祈祷书的努力，被某些人看作是一种完全赞同罗马的方式，从而激起一场抗议风暴，聚集了整个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现在乌尔斯特的政治家、宗教活动家和普通男女民众。甚至直到这个时候，“一个处在危难之中的新教国家”这样的呼声，仍然可以激起政治上压倒性以及显而易见全英范围内的响应。

1927年在全国范围内爆发的对祈祷书以及新教信仰是否安全的恐惧和焦虑，提醒着人们，英国性观念可以以两种截然不同且似乎对立的方式起作用和彰显自己。新教徒卓尔不群这样一种广泛、斩钉截铁和积极进取的感觉，常常与一种易受攻击和存在外部威胁的显著感觉并存。这种与之相对的脆弱和自卫性焦虑，其重要性有时会被忽略，这很大程度上因为，在一段时间里，人们基于事后的态势认为，大不列颠是世界第一强国，一个行使霸权的帝国。

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文化理论家越来越爱强调，“帝国”（empire）和“国家”（nation）在这里是相互构成的要素；这个在学术上被称为“帝国转向”的东西，马上给人以启发、鼓舞人心并歪曲事实。它滋生有价值的新信息和洞见，对那些研究彼此有内在联系的英国和英帝国史的学者而言，它还有助于拓展视野和洞察力。但一些学者把“帝国和国家相互构成”这一主张更进一步，选择只聚焦英格兰。据他们解释，在若干世纪里，主要是英格兰在致力于两种模式和两个阶段的帝国主义，一种对内，显而易见另一种对外。一位作家曾指出，“大不列颠”以及最终的“联合王国”，是“南方的英格兰君主政府扩张野心的产物，这个政府常常与以伦敦为基础的商业和金融利益为伍”。他进一步声称，英格兰统治阶级通过贯彻国内的“扩张计划”，并使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屈服，从而逐渐获得必要的经济力量、人力储备和统治技术，来贯彻执行更野心勃勃的海外扩张。由此，一个完全由英格兰提出的国内帝国计划帮助进行准备工作、推动并促进帝国的海外扩张。

这种非常线性的理论，其部分诱惑在于，它似乎解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联合王国为何开始显现越来越严重的“分裂”倾向。在1947到1997年间，英国海外帝国的身躯开始分崩离析。常常有观点认为，由此而必然的结论和后果，一定是英格兰在国内的“凯尔特”帝国也逐渐无情地分裂和沦丧。这种观点认为，1916年的爱尔兰革命，以及随后爱尔兰共和国的建立，纯粹是一个连锁反应的第一步，这个连锁反应就是，一度由英格兰统治者强加给其所有邻国的捆绑束缚，将逐渐和不可逆转地松弛。

借用这种分析最早的支持者之一汤姆·奈恩那著名的术语来说，这样一种“英国式分裂”，实际上可能正在进行。但这并不是一个预料中必然会发生的结果；从这些当代发展（或不发展）得出的历史论断，在当下就有高度目的论和过于片面的危险。

固然，帝国和国家在这里常常相互构成——且是以诸多不同的方式。我在书中谈到，苏格兰家境殷实的民众逐渐顺从1707年的《联合协议》，因为它使他们可以获得帝国更多的商业、工作、投资机会和其他民族的富饶土地（第118—134页）。同样，在1800年的《联合法案》之后，收益、机会、殖民地总督的恭维和帝国的负担，使越来越多爱尔兰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忙忙碌碌。但这些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并不只是一个英格兰所统治和主宰的帝国里的小卒。最近的许多研究证明，苏格兰和爱尔兰的个别人物，在塑造帝国的形式和发展方向，以及它被感知和想象的方式方面，扮演着先锋角色。根据最近的研究，詹姆斯·密尔、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和托马斯·卡莱尔这些有意识地对维多利亚时期对待种族和帝国的态度发挥重要影响的人物，全都是苏格兰人，而且都经受了苏格兰大学的哲学、经济学和政治训导的深刻熏陶。1830年代夺取香港，这很大程度上是一项苏格兰商人、资本家和士兵的计划；到19世纪末，印度次大陆更多地区，是由爱尔兰出生的地方长官，而不是由英格兰人主管；数量众多和各式各样的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投身帝国事业，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一切很难令人以为，至少从1760年代开始就在大众和象征中被人们所知的大英帝国，主要和完全是一项英格兰人的事业。这反过来又使人们开始质疑如下观点：大不列颠的创建和维系，仅仅只是一项完全和单独由扩张主义所推动的“英格兰人的计划”。

实际上，在大不列颠和联合王国若干世纪的创建过程中，真正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其关键阶段常常是对容易受到攻击的脆弱感作出的反应。1536和1543年与威尔士的联合“法案”，无疑是伦敦强加的同化性的主动行动，但一定程度上，也被当时新教改革的创新性和不完整性，以及担心法国和西班牙攻击这片新继承的土地所驱使。1603年的《王权合并法案》，很难说是一项英格兰主导的国内帝国法案。它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苏格兰国王（即詹姆斯六世）出乎意料的行动：这个例子正好说明，在英国性的形成和维护中，苏格兰的个别人物在过去（和现在）的影响力有多大。詹姆斯被接纳为国境之南的国王，因为单身无子的伊丽莎白女王去世后，那里没有其他合适的继承人，而在政治真空和可能出现的混乱状态面前，几乎也别无选择。同样，安妮女王统治期间，又一位即将离世的在位女王身后，没有一位活着的继承人，从而面临国内战争和天主教徒夺取王位的危机，正是这样的前景，说服威斯敏斯特的政治家们，致力于合并苏格兰议会。在边界北部，1707年的《联合法案》，“正是现在确保苏格兰教会和苏格兰人得以抵制天主教僭君所必需”，这一信仰在逐渐削弱反对立场而与英格兰结合的过程中，并非无足轻重。而最终，正是对拿破仑的军队及其入侵舰队可能会利用爱尔兰作为入侵大不列颠跳板的担忧，在背后促成了1800年签订的《联合法案》。

回头看来，可以认为大不列颠及其后的联合王国形成过程中的各个阶段，与其他诸多事件一起，为帝国的扩张奠定了安全基础。但是，不应当把当时各个阶段导致联合的原因，与最终和逐渐积累的联合努力混淆。1837年（即本书终点）之后的事件也进一步表明，英国联合的深度，很大程度上与反复出现的脆弱感和外部入侵的危机感不断交织。研究维多利亚时期的历史学家指出，1815年滑铁卢战役之后，法国威胁逐渐消退，这意味着英国性的语言，一定程度上让位给了南部旧的英格兰性语汇。但在危机和局势紧张时，又会迅速提到和借助与英国相关的事物。如1852年法国入侵恐怖期间的情形，便是如此。通常以英格兰为中心的讽刺杂志《笨拙画报》在这一年宣称：“如果法国士兵被命令想要跳上英国海滩，英国人民就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灭他们——尽管会为此非常遗憾。”同样，“英国性”这个词仿佛又成为19世纪最后几十年中的新发明，当时“国家的至尊地位”，在令人敬畏的新“异己”——一个统一的德国，一个欣欣向荣的美国和对英国在印度的地位构成威胁的俄罗斯帝国——面前，面临又一次“信心危机”。

因此，就英国国家认同的形成而言，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论断很有道理：“再没有什么途径，比联合起来一致对外，更能有效地把各个地区惶恐不安的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然而就其本身而言，这还远远不够。大部分新教教义；在面对国内和海外天主教“异己”时的惶恐和自我定位；与一个教皇至上、专制主义、革命或拿破仑统治的法国反复进行的战争；英国强大和持久的自由至上观念以及共有的岛国性；帝国的诱惑、驱使和机遇；国内贸易和移民平常但日积月累的影响；更便捷的交通；跨国的友谊和婚姻：我在本书试图论证，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在这一时期，形成一种包容性的英国身份认同，这一身份认同与作为英格兰人、威尔士人或苏格兰人（或康沃尔人，或约克人，或奥尼克人）的独特性并存，有时还显得更为重要。

此外，这种逐渐发展的英国身份认同感，还常常被不同群体，出于他们自己的特殊原因和目的而加以拥护和借用。一个生机勃勃的小镇或城市中的地方官员和商人，决定竭尽全力拥护一名英国君主，其部分原因，可能也是为了宣扬他们自己的重要性和价值（例如第229页）。小店主和工匠急匆匆加入民众志愿兵团，可能目的是向其成员销售靴子、制服或给他们理发，同时在抗击拿破仑入侵大不列颠时尽一份力（例如第308—309页）。威尔士和苏格兰爱国者可能会对英国性津津乐道，这显然不是他们投靠英格兰作风的标志，而是因为“大不列颠”的创建，提供了把英格兰人融入一个更大的领土单元，从而使其他人与其平起平坐的途径（例如，参见第142—143页）。而从1790年代通讯会激进的抗议运动，历经1830和1840年代的宪章运动，直到20世纪初的妇女选举权运动，都采取了英国性的语言和视觉形象，其部分原因，是使其各自的努力合法化，也因他们需要拉拢大不列颠以及最终联合王国各个地区的支持者。因此，本书在描绘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的重大变化和进展的同时，也时不时稍微停顿，去解释一些更隐秘的原因，说明一下为什么特定的群体和个人，会选择成为英国人。自始至终，我都希望搞清楚，一种新生的英国国家认同，是如何被使用，以及为何这一时期的各个利益集团和支持者，会觉得它非常有用。

但英国的国家认同，现在还依然有用吗？

《英国人》主要是一本历史著作。它从来没想过要进行政治宣传，更不是一部政治预言式的评论。但是，我在1992年相信——现在仍然相信——本书所考察的一些发展、反论和观念，为围绕身份认同所产生的不安和争论（这是当代英国的特征）提供了基本背景，并有助于搞清楚其真正含义。

首先，正确评价相对较晚才创建的大不列颠，和更晚形成的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尤其是其现在已被削弱的形式），对于理解当前正在进行的关于英国性的讨论，不可或缺。事实上，“大不列颠”和英国身份，被加在其他更为古老的身份之上，并总是与之并存。《英国人》的一个中心论点是，过去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保持着多重身份。因此，一个爱丁堡居民，可能会特别珍爱自己的城市，但在某些场合，又把自己看作一个自豪的苏格兰低地人，在其他某些情形下，又强烈感觉自己是一个英国人，诸如此类。比较机敏的时事评论者非常清楚这些忠诚、效忠和自我认同的不同层次。例如1879年，自由党政治领袖威廉·格莱斯顿，决定把联合王国呈现为一个既单一又复合的国家。他告诉中洛锡安郡选民：“如果我们能做出一种安排，让英格兰各地、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在这种安排下，能比现在的议会更有效地为自己处理好当地和特殊的利益，我敢说，那将会对国家的福祉非常有利。”但格莱斯顿本人也非常明白，这一复合结构在本质上是一个不稳定的结构，会时不时出现裂缝和紧张状态。伦敦《泰晤士报》在1910年谈到当时威尔士和苏格兰以及爱尔兰要求更大限度的地方自治时，紧张地呵斥道：“如果这些岛上的人不能组成一个民族”这位报人继续问道：“那么民族是什么？”

在《英国人》的结论一章中，我提到为何这种问题和焦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变得日益频繁和持续的各种原因。我在那里简略谈到，本书所讨论的建构英国性的主要材料，有一些明显已不复存在。帝国已灰飞烟灭，非常频繁和长久地把威尔士、苏格兰和英格兰（在有些时候，还包括爱尔兰的部分地区）的普通男男女女拉拢和联合在一起的“新教徒构成的下层社会”及其思想世界也同样如此。第四章所讨论的，在整个英国境内拥有土地和权力的精英，现在已经不复存在；而英国君主，也失去了其部分（尽管不是全部）超凡魅力和凝聚力，对君主的忠诚日益淡薄，在现在广受爱戴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仙逝之后，可能还会变得更加明显。

经济凝聚力的部分基础也已被削弱。例如，英国工业从1980年代开始不断持续进行的私有化的结果之一，是许多全国范围（也就是全英范围意义上）的机构组织消失无踪。分别来自康沃尔郡彭冉市和凯斯尼斯郡瑟索市的人们，再也不能登上英国铁路公司的列车，或向英国电信报怨其电话服务，或从英国煤炭公司订购其冬季燃煤。而且，再也没有全英范围内强有力的劳工运动。约瑟夫·杰拉德关于1790年代爱丁堡的全英国民代表大会的经历，证明极端分子、工匠和工人的激进主义，在历史上常常有助于创造和加强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有时还有爱尔兰）之间的联系。工联主义从1970年代开始在整个联合王国内收缩，和一度维系它的那些阶级意识形态的消退，都已经表明，这种跨国界的联系和劳工大众中的共性，在一定程度上已越来越不明显和越来越不容易维持。

更致命的是，再也不存在一个可以让绝大多数英国人与之对照来界定自己的，一眼就能认出来的“异己”。相反，1945年以后，那些有时被当作“异己”的人本身，还以新的方式来到英国境内。昔日的大英帝国收缩回国内，与此同时帝国以前疆域内的大量移民定居英国，他们中许多人不是白人，可能同时也不是基督徒。在这方面，英国与法国、德国、荷兰和西班牙等其他欧洲列强的经历非常相似，在1945年之后，这些国家人口的种族和文化也变得越来越多元化。但就英国而言，外部世界在两个更深入的层面，被更强有力地推进到其境内。英国没有颂扬与天主教大国长期支配的欧洲形成对比的岛国性，而是（半心半意地）成了欧盟的一员。而且英国没有像以往那样，专横地把海军基地遍布世界，相反，在其境内，现在还永久驻扎了比其他欧洲国家更多的美国军队，只少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和意大利。

英国现在的外交政策实际上被华盛顿左右，其社会、法律、金融和经济政策，实质上要与布鲁塞尔磋商，这削弱了英国性的另一个传统官方标志（即英国议会）的力量，使其魅力大打折扣。权力下放也同样如此。同在1998年，北爱尔兰根据《耶稣受难日协定》，在贝尔法斯特重建议会，威尔士在加的夫建立议会，苏格兰新议会也在爱丁堡开幕。权力下放不是一个单一事件。它是一个注定要继续和发展的过程。下放行政权给加的夫、爱丁堡和贝尔法斯特，进一步鼓励了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自治和自我意识，随着其程度加深，其效果也日积月累。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回应这些变化，那些认为英格兰自身也应当重新确立其对于“凯尔特边远地区”的独立性的呼声（这些呼声，像本书所显示的那样，历史悠久），当前正在复活，且越来越洪亮，越来越狂暴。不仅政治和媒体上的争论如此，学界也同样如此。牛津大学一名教授最近写道：“如果若干个世纪以来，英格兰人第一次发现自己只代表英格兰人在讲话，谁知道英格兰性将会展示什么样的活力。”约翰·威尔克斯对此可能会高声喝彩。

所有这些，是否意味着英国即将面临某种分裂？可能如此。但对正在发生的状况，用“分裂”这个词可能有些危言耸听，对于迫切的事务和选项，只会引起躁动和焦虑，而不是深入广泛的考察。苏格兰现在似乎并不比《英国人》第一次出版时的1992年更有可能脱离国家。但我在本书初版中写到，大不列颠和联合王国有可能从一个自诩的国家，越来越快地转变成一个明显的联邦，或成为欧盟这样更为松散的邦联中的某种松散邦联。不管情形怎样，脱离外界的发展而孤立看待这些岛上的事件和趋势，都不恰当并容易出错。

我在美国东海岸写下这些文字。依据血统，我是部分威尔士人、部分英格兰人和部分爱尔兰人，依据默认情况、选项和护照，我是英国人，但我向华盛顿特区联邦政府纳税。雇我的是一所美国大学，其许多学生和教工不是美国公民，而来自许多国家。每天，我都通过电邮与各大洲的人们通信；而我大多数时候身居其中的，是一个纯粹想象中的国度：一个横跨大西洋的长方形，一头是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另一头是伦敦。我记下这些个人细节，是为了强调将变得显而易见的一点。关于国家身份和归属的争论、不确定性和明显的流动性，并不是当代英国人所特有的东西。这些事情非常普遍。在其一生不止一次两次，而是反复多次长途跋涉的移民——其思想也如同身体一样经历变迁——现在这样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而且会越来越多。其结果之一便是，来自各个收入阶层和各大洲的、越来越多的人流大军，其身份更容易与其现在居住的城市、特定社区、某个公司企业或一群虚虚实实的个体保持一致，而不是与其出生的国家保持一致。即便是终身只待在一个地方的男男女女们，现在都比历史上任何一代先辈们的命运更不可避免地与世界上每一个地方的事件和思想联系在一起。

媒体和政治上对英国性及其不如意之处的争论，经常太过具有内向性。然而所谓的“全球化”对此所产生的影响，尽管还不完全清楚，但也容易想见。可能的情形是，在巨大的全球性力量和转变的背景下，就我们时代真正的大事而言，大不列颠马上显得太小，但又太大，难以为其中人员、商品、思想、工作和影响前所未有的流动提供必要的安全感、舒适感和归属感。但情况也可能完全相反。英国作为一个从来不以人种或文化同一性为基础的、合成和人为创造的国家，以及曾经的帝国，其某些方面特别适合于适应一个变动不居的世界和流动的人口。例如，令人惊讶的是，联合王国有很多加勒比或非洲裔居民称自己为“英国黑人”，还有许多阿拉伯裔公民，常把自己叫作英国穆斯林。英国性这把大伞，似乎比更为严格的英格兰性、苏格兰性和威尔士性，更容易被新近来自不同背景的移民所接受。此外，迁徙和经济变动的频率越来越高，使更多人在联合王国内走来走去，而不只是移居进来或移民出去。例如，苏格兰再次带着其自己的爱丁堡议会步入新千年，但在其境内居住的英格兰裔男男女女，也比以前任何一个时代都多。换句话说，现在还在进行的巨大变化，并没有全指向一个清晰和不变的方向。

所有这些五花八门和相互交织的冲击、悖论和变迁，要预言其最终结果，显然不明智和冒昧，尤其是对一位生活在3000多英里之外的历史学家。但从那一角度，我贡献了两个结论性的观点。首先，战后的英国政治家大体上投入了太多精力，来让联合王国在整个世界“超水平发挥”，而不注重思考和重新规划大不列颠和联合王国现在的出路，或改变和调整公民权和宪法。联合王国如果要以某种残存的模式或形态继续存在，就需要他们拿出更持久的创造力、想象力和努力。其次，虽然政治家需要提升自己的水准，但联合王国的居民同样也需要不时擦亮他们的眼睛，去放眼世界，并看到可能面临的危险。过于迫切地争论英国性及其亦真亦幻的缺陷，将会堕入拖拉无度的纸上谈兵的危险之中。然而，18世纪（和19以及20世纪）的英国人明白，有一个外面的世界：可能会带来威胁和动荡，又令人兴奋不已。

如果欧盟真像某些批评文章说的那样，是令人敬畏的超级大国，倒没什么问题。然而欧盟虽然经济强大，但行政管理常常发育不全，军事上也微不足道。因此，联合王国在一个已经划分为许多小国的欧洲当中，进一步分裂自己，到底有多明智和安全？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睿智的思考、睿智的讨论和睿智的行动。要实现这一目标，政治家、辩论家和市民们首先需要信息灵通地全面了解过去和现在。对任何一本著作来说，在讲述逐渐发展（并且尚未解决？）的英国身份的故事时，1707到1837年这段时间都是核心而且意义深远。这一故事现在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