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上海无锡国专

上海无锡国专的盛况不亚于无锡国专，比无锡还要强一些。在上海无锡国专，我最大的收获除了政治上面我知道背后有党在支持，在领导着我们，我在学习上面最大的收获是王蘧常先生。我崇拜他已经多少年了，在上海一直在他的教育之下。他给我们讲庄子的《逍遥游》。

王先生讲《逍遥游》什么都不用带，全是脑子里记忆。除了庄子《逍遥游》的原文以外，历代各家对《逍遥游》的注释一句一句他都能记住，都能背诵出来。这一句谁家是怎么解释的，谁家是怎么解释的，他把各家解释的长处短处分析完了以后下自己的结论，这句话现在来看应该怎么讲解。然后再讲第二句。所以整个一个学期《逍遥游》没有讲完，但是给我们很大的启发，一个是读书要广博，把所有的东西都要记住，弄明白，另外一个要读熟背熟。我们到王先生家里去，没有看到他有什么问题了拿书来查，没有这样，他都记在脑子里。

教课上面还有一位童书业先生，教秦汉史，1949年以后到山东大学了。童先生是一个落拓不羁的人。他讲秦汉史，也是不带一张纸，就一口袋粉笔。我是1948年年初去的，还是冬季，他穿的衣服，里面是一个棉袍，外面是一件罩着棉袍的罩衣，罩衣比棉袍短一大截，穿着一双胶底的运动鞋，就来上课了，但是他上课讲的秦汉史所有的资料都在他脑子里。他板书很快，《左传》怎么讲，《国语》怎么讲，他马上就在黑板上写出来。他安排两个学生在旁边给他做记录，他口述，学生随时记录。等到这学期讲完了，他把这个讲课的讲义整理一遍，后来出了《秦汉史》，到现在还经常印。

童书业先生跟王蘧常先生一样，大家对他也是佩服得不得了。别的课程经常爱听就听，不爱听就走了，但是一到王先生、童先生讲课大家没有一个人走的。

还有一位顾佛影先生讲唐诗。当时无锡国专对诗词非常重视，在无锡的时候就有几位老师专门讲唐诗，俞钟彦老师讲唐诗，冯振心先生也讲唐诗，都开这个课，你都可以来听。吴白匋先生讲词。

1948年的时候，在上海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我有一个同学叫孙渊，他有一次到舞厅里跳舞。这个事情被学生告诉了王蘧常先生，王先生就决定要开除他。因为当时严格得很，我们除了允许看电影以外，哪能到舞厅里去。大家都可惜这个孙渊，觉得还差半年就毕业了，开除了可惜了。我跟王蘧常先生关系比较好，大家都希望我去跟王先生讲一讲。孙渊平时还是不错的，偶然被人拉着去了一次，原谅他，批评他，记过也可以，希望不要开除了。

我就跟着其他两个同学出校门去找王先生。没有想到走得太匆忙，走到校门口处一辆汽车把我撞倒了，汽车在我两条腿上开过去。那时候是冬天，我穿了很厚的裤子，跟着汽车滚了一转，汽车跑了。我那个时候其实已经伤得很重了，已经没有知觉了，两条腿也不疼，就是起不来了。同学一看，连忙追这辆汽车，幸亏前面的警察发现了，把汽车扣住了。扣住了以后，就由这辆汽车送我到医院去，没想到这辆汽车就是这个医院的汽车。医生为了推卸他们医院的责任就敷衍了事。我当时不疼，就是不能动，脚要举也举不起来了，也动不了了，我以为没有什么，我也没有怎么疼嘛。其实整个腿部的神经都已经麻痹了，已经混乱了。

我看这个司机很害怕，我还安慰他，我说，我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也不疼，慢慢会恢复的，你不要怕。我还特别同情他。医生说没有什么事，你就回去吧。我就回来了，回到学校第二天，就不行了，神经慢慢恢复了，疼得不得了了。两条腿整个全紫了，也肿了。这事情告诉了王蘧常先生。

王蘧常先生就亲自出面，找那个医院交涉。医院勉强算是给了一点医疗赔偿费，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一点点。我拿了这个钱也没什么意思，看病不可能靠这一点点钱。我喜欢词，我就用这个钱买了一部《宋六十名家词》，有20多册，作为纪念。

但是腿越来越严重，后来我的一位同班同学跟上海最有名的伤科医生比较熟。其实这位伤科医生也是我们无锡人，无锡老乡，姓楚叫海山。他听说这个情况马上跟他这个亲戚说：你赶快把他送到这儿来，我帮他看。就要我去看病。他这个医药费、治疗费很高的。因为他知道我的家庭经济困难，又是同乡，就安慰我说，一个钱不要你出，药我也给你，要好好治。

我去了，他叫我坐在椅子上，把我捆好，我说为什么要捆，他说，我治的时候，你会很疼，受不了的，但是不能动。我说，不至于到这个地步吧，你不要捆了，你治吧。我坐在一个直背的椅子上，坐了以后，他的手指在我的腿上往底下摸下去，就像十根钉子插在我腿上一样，疼得浑身冒汗。他说，你骨头没有断，可是你两条腿的筋全部混乱了，位置已经完全不对了，一定要把它理到原来的位置上去，所以说你一定不能动。这样不断地治了有半个小时，浑身冒了大汗，全身衣服都湿透了。完了以后，给我一大包药。他说，你一定还要来三次。

我回到学校以后，吃了药，本来腿是紫的，吃了药以后发青，发青以后变了三次颜色。第三次是黄色，黄得就像白蘸鸡的皮一样。我害怕了，问那个大夫，他说这是一步一步好，转黄是慢慢恢复到正常了，叫我等吃完药，再去。我当时觉得治病一个钱也不花，很过意不去。住在上海的费用也比较大，再有一个也听不了课了。我就回无锡老家养病了，到了无锡农村，当然不可能再请他看病了。这位老大夫还不断叫他的亲戚带信来，说，他不来看，将来老年时候要出大问题的。当时我在无锡，住了有两个多月，觉得好得很快。他的药真是很灵，慢慢地肿也消了，皮肤颜色也正常了，走路也没有问题了，我就再回上海读书。

回上海又路过苏州。因为我第一次去上海的时候，在苏州停留过，到虎丘，到枫桥看过。当时苏州有一种营业，就是骑马，可以骑马到虎丘到枫桥。我就学着骑马，骑着马去了。我受伤好了，再回上海又路过苏州。我就写了一首诗：大劫归来负病身。瘦腰减尽旧丰神。青山一路应怜我，不似春前跃马人。我经历了这场大劫，回来的时候还是一个带着病的身体。当时人瘦了不少，这一路上的青山看到我，应该同情我可怜我。不像春天那个时候，我是骑着马来玩的。

我在车上随口吟成的这首诗，后来到了上海的学校，上诗词课的时候，我就把这首诗给顾佛影老师看。我说请老师给我指点，结果没有想到，顾老师看了我这首诗说，好诗好诗，他就在课堂上把这首诗念给同学听了，这实际上是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

当时上海无锡国专还有一位知名的老师是词人，也是画家，是一位女老师，叫陈小翠，当时大家都称她是当代的李清照。

可惜后来她不来讲词了，我们总想去见见她。有一次跟几个同学一起找到她的家里了。她的家是一个大富贵的家庭，她住在家里三层楼的楼上，陈设很文雅，没有一点富贵气。

到了她的书房里，我把自己当时写的一些诗词给她看。没有想到陈小翠先生也是非常欣赏、夸奖，你小小年纪，能写出这样的诗词来，太好了。她还知道我喜欢画画，她哥哥是上海最有名的大画家陈定山。她说我带你去看我哥哥，她从三层楼下到第一层，她的哥哥有一个大画室在楼下。

陈定山先生正好在画室里。陈小翠先生就把我介绍给陈定山先生，这是无锡国专学生冯其庸，喜欢画画，你多指点指点他。陈定山先生也很客气，让我看他正在画的画，和画好的挂在墙上的画，叫我有空尽管可以去看他。这是一大收获，能够见到陈小翠，见到陈定山。这是我原先不敢奢望的。

陈小翠先生非常不幸，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不了造反派的冲击，自杀了。她的女儿后来去法国了。陈小翠先生一生很不幸，她的婚姻是由她父母包办的，她非常不愿意，但是因为父母之命，没有办法。结婚以后据说一年就离婚了，离婚以后一直一个人。我们去看望她的时候，她早已经是一个人了。我也看到过她画的画，是非常好的，很秀气的中国画。

在上海除了王蘧常先生以外，还有一位王先生介绍的，当时最有名的大词人，龙沐勋，字榆生，现在的《唐宋名家词选》就是他当年选的。他是当时沦陷时候汪精卫政府“中央大学”文学系的主任，当时这是伪职，就等于是投降日本人了，在伪政府的国立大学里担任中文系主任，所以给他判了罪。我去看望他的时候，刚好他已经从监狱里出来了。他个子很高，瘦得不得了，胃病很严重。

龙先生是词学的泰斗，我又喜欢填词，所以王蘧常先生写了封信让我去拜见他。我去了，龙先生一看是王先生推荐的，特别客气，也看了我填的词，也加以鼓励，谈了很长时候。我看他说话的时候都很吃力，他有严重的胃病，人瘦得不得了，说话也没有力气，尽管他非常热情，谈了有个把小时，我就不敢再留了。他嘱咐我，你有空就来，他也非常爱护喜欢词的年轻人。

除词以外，还有昆曲一门课，是赵景深先生的课。赵先生是昆曲研究专家，他的昆曲课我在课堂上没有听到，因为他刚好那年没有开。我是到他家里去拜访他的，他是戏曲界非常有名的大家。

在上海还认识了书画界的白蕉先生。白蕉先生画兰草、写行书是非常有名的，是真正了不起的大家。白蕉先生在上海举办画展，需要有人帮他去挂画、收拾，刚好我的同学跟他熟，就找我一起去帮忙，所以跟白蕉先生见面了。

白蕉先生每一卷画盖的图章都用宣纸衬了，用来衬的宣纸都是他写过字的纸，剪碎了搁在上面，有时候一张纸有很多字。我一看太好了，我就捡了好几十张，虽然不成章，不成书页，但是看字是清清楚楚的。他自己写的字，觉得不满意了剪碎了来衬印章用，这些字因为没有装裱过，我用灯光或者在日光底下可以看出来笔画交叉的情况，哪一笔在前哪一笔在后，用笔的情况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捡了有二三十张，非常高兴，拿回去一直作为自己学习的一个榜样。一直到我到北京来，我记得开始还有呢，夹在书里，后来就找不到了，因为多次的运动可能慢慢弄丢了。

跟白蕉先生见面，受到了他的书法、绘画的影响。他是写王羲之家书的一路，王羲之传下来的除了《十七帖》《圣教序》《兰亭序》以外，还有《右军家书》，就是写的信，最好的几封信都到了日本去了，但是也已经是唐代勾摹的本子，已经不是原件了。《丧乱帖》《孔侍中帖》《频有哀祸帖》和《妹至帖》这几个知名的帖，前几年日本专门拿到上海来展览过一次，我专门乘飞机到上海看了这几个帖，都看到了原件。

在日本也轻易不拿出来，因为到了日本皇宫以后，除了日本天皇的印章以外，没有后来别人收藏的印章。是密藏在日本宫廷里的，但是外面都知道有这几个帖，日本人也曾经影印过一次，我见到过影印本。白蕉先生是学这一路字学得最有成就的，确实写得好，到现在看还是好。我的书里，《墨缘集》里有他一幅兰花、一幅书法，就是他的精品。

在上海的收获还有戏剧方面。上海的戏剧名家，海派嘛，都是在天蟾舞台演出。我们只要有空，有机会，就去看戏。那个时候，也是老规矩，只要第三出开始演了一段，第四出还没有演就可以进去，不用买票了。当时我们根本买不起票，恰好前两出都是不要紧的。第三出快要开场了，我们就在那儿等着了，一会儿这个戏园子的门敞开了，就可以进去看了。往往一些名家都能看到，所以我在上海看到不少名家的演出。

特别是1947年，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到上海，我堂姐在上海，我去看望她，刚好碰到了抗战胜利以后杜月笙做寿，举行义演。全国的名伶，梅兰芳、孟小冬这些名家都去了，演三天。袁世海，李少春，那时候还是青年，刚上舞台，初露头角，都看到了。周信芳都是成名演员，老演员了，我都看了。当时戏剧界老生一行，地位最高的就是孟小冬。那次做寿义演有孟小冬的《搜孤救孤》，这是她最拿手的戏，也是余叔岩的余派最有代表性的戏。

我当时买了一个站台票，在三层楼，就是最高层的站票。那种盛况简直是空前的，天蟾舞台外整个的胡同里都摆满了花篮，贺寿、祝贺义演、祝贺梅兰芳、祝贺孟小冬这些名家出场演出。演出所有的收入都拿来拯救难民。我在三层楼上看了孟小冬的《搜孤救孤》，那确实是不同凡响，这个印象到现在还非常深刻：潇洒、嗓音好、做派好、文雅、一种书卷气。孟小冬一出场，全场都有热烈的掌声，掌声过后，鸦雀无声，这么满满一园子，没有一点声音，就听她唱，真是少有的。

我总算看到了孟小冬，这增加了我以后到北京特别喜欢戏曲的原因。孟小冬后来跟着杜月笙去了香港，这之后再也没有上台演过，只教教学生。最后去了台湾，也没有上台演出，所以我看的那次是孟小冬一生最后一次演出，我是碰上了看到了。

我还保留了那一年的戏单子，等到了北京以后，我还带到北京，一大包，作为戏曲资料。但是一次一次的运动，“破四旧”什么的，我也不敢再保留了，就毁掉了，非常可惜，现在一张当年的戏单都是文物了。

“四人帮”垮台以后，第四次文代会上，我就建议当时的主持人冯牧、林默涵，请孟小冬的传人张文涓来唱《搜孤救孤》，因为孟小冬已经不可能请来了，可能那时候都已经不在了。张文涓还是能够得她的真传的，他们接受了建议，从上海把张文涓请来唱《搜孤救孤》这出戏。我后来听说张文涓到美国去了，不知道究竟怎么样了。

总而言之，在上海这些情节回忆起来，对我是无形中的一种教育和提高。尤其是几位老前辈的教课，葛绥成讲地理学，我们国家的地图就是葛绥成主持画的。还有周谷城讲中国通史，但是我没有听到周谷城先生讲课，只是后来认识他，这是1948年在上海半年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