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初识地下党

“沈崇事件”以后，紧跟着就是“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因为那时候东北战争已经开始，林彪率领他的部队在东北开始参加战争，内战开始了。所以学生运动的重点，就是“反内战”运动。

1945年，重庆的谈判已经公布了国共合作，这以后的国民党撕毁了协议，开始发动了内战。其实我们这边，现在看起来也是老早就准备好的，已经估计到了不可能谈到一块儿去的。但是毛泽东当时不可能不去重庆，如果不去重庆，那说明我们对和平没有诚意，所以毛泽东当时冒着很大的危险去了重庆。他们本来想要暗杀毛泽东的。但是国民党当时也不敢公然当着全世界来做见不得人的事。

为什么章士钊跟毛泽东他们的关系比较好呢，就是因为章士钊在重庆，跟毛泽东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就是提示他，你已经到了，谈判也谈了，你该走了，不该再停留了。毛泽东马上就飞回延安了，不久内战就开始了。

当时抗战刚胜利，老百姓生活都很困难，一到冬天就真正饥寒交迫，我们都经历过来的。所以当时要求改善生活，发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是全市性的，其实是全国性的，各地都是这样，我们无锡市也是这样。我在这个运动中，等于是无锡国专的带头人一样。

当时还有高滌云，现在也去世了，其实，高滌云他比我早就跟地下党有关系了，但是他虽然跟我特别要好，他也没有告诉我。我们两个人一直带头，我等于是冲锋在前，第一个带着大家上街游行，高滌云也在一起，还有好几个呢，我一下记不起来那么多名字了。这样地下党就重视我了，通过当时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人叫甘京林的跟我接触。我们平时都认识的，但是不知道他真实的身份，甘京林跟我平时关系也很好，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他是地下党的领导，我也不知道他的这个情况。

我就是当时看着很气愤，因为从现象上来看都是当时国民党的不讲道理，事实也是这样的，国民党已经腐败到不像样了。那些从重庆过来接收各个地区的官员，老百姓给他起的名字是“劫收大员”，说“劫收大员”回来发大财，日本占领的财产他们拿了，老百姓的财产他们也拿了。

另外国民党那些高级人士都是八年抗战，在重庆抛弃原来的家庭，自己重新娶了老婆，组织的家庭，所以当时“抗战夫人”很流行的，都是讽刺国民党的那些大员们。学生掀起的这个汹涌澎湃的学潮，当时社会已经不可遏制了。

到这一年的学期结束，学校开学校的教务会议。会议上面有一位老师叫王子畏，他是国民党的铁杆分子。原来对我特别好，觉得我的文章写得好，我的字写得好，文史方面我都是在前面，特别喜欢我。

他的文学史讲义也是我刻的，我当时也是清寒学生，就利用刻钢板补助自己生活。我平常写的文章，他也非常称赞。特别是他出一个题目，《拟苏武答李陵书》，拟一封苏武给李陵的信。咱们现在有一篇古文叫《李陵答苏武书》，他就出了一个相反的题目：苏武给李陵的信，作为作文的题目，我就写了这篇文章。王子畏先生看了我这篇文章称赞得不得了，在课堂上都讲，魏晋六朝的时候有个元瑜写书信特别漂亮，人家称他“书记翩翩”，他就说冯其庸这篇文章真是“书记翩翩”，这样称赞我。

但是他是国民党的铁杆人物，一看学生起来抗议，起来搞运动，就坚决主张镇压。他尽管对我很欣赏，但是他在教务会上提出来开除我，这个是后来参加会议的老师告诉我的。

没有想到在这个会议上面，另外一位也是国民党的权威老人叫俞钟彦，在会上王子畏先生提出要把我开除，俞先生刚好坐在王子畏先生对面，俞先生也不说话，拿起桌上的茶杯就往王子畏先生头上扔，开口大骂，这样的学生你要开除，你算什么老师？我们就是要教学生，教他们成才，你是国民党，我也是国民党，我资历比你还老，两个老人，吵起来了，吵得不得了，几乎打架。

俞钟彦先生是国民党的元老，他在国民党上层，还有一定的影响，李济深是他很好的朋友。他退下来教我们唐诗的课程，我唐诗课程的成绩也特别好。我在“湖山诗社”写的诗，很受称赞，到了无锡国专办“国风诗社”，我不断写诗填词在刊物上登出来，大家都很欣赏。

当时主持会议的是教务长冯振心，他教诗词课，教《说文解字》，教《老子》，在他的课程上我成绩都很好，尤其在《说文解字》课上我成绩最好。他们心里都有数，都不愿意开除我，但是他主持会议不能先表态。还有一位叫冯励青的先生讲中国文化史的，实际上他是地下党的领导，无锡国专的整个地下党，包括甘京林他们的学生组织都归他管。

冯励青先生一看两个先生都吵起来了，他就站起来调解说，像冯其庸这样的情况不应该开除，不可以开除，最多记两个过。冯振心先生就顺水推舟说，不吵了，不吵了，不开除，不开除，给他记两个大过两个小过，成绩单上评操行“丙”。两个大过两个小过，再加一个小过就是要开除了，因为三个小过就是一个大过，三个大过就开除了。那个跟我一起闹学生运动的高滌云就被开除了，因为他的学习成绩没有我好，别的老师没有出来再给他说话，他就被开除了。

这么几次一闹以后，地下党就间接地跟我接触了。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到地下组织的通知，叫我赶快离开无锡，说无锡城防指挥部的黑名单里就有我，马上要逮捕，叫我赶快离开。一看到这个形势，我马上就回到无锡自己老家农村里，我就给王蘧常先生写信，告诉他我现在的处境，我说我要马上离开无锡，能不能到你上海的学校来读书？王先生马上就给我回信说，你赶快来，不用再说别的，离开无锡再说。因为我跟王先生第一次见面，就是为了伙食问题，为了换教师问题，见面谈了以后呢，他对我印象特别好，当时还写了两副对子送给我，我一直保留到现在。所以得到王蘧常先生的回信我心里就踏实了。

我就到上海了，跟着我一起去上海的还有沈燮元，现在是版本目录的专家，全国第一流的。还有一位叫张仁迪，现在也还在，年龄也不小了。我们三个人都到了上海。

但是，我没有跟上海的地下组织联系，因为当时地下组织都是单线联系，不横向联系的。

1948年上半年，我就开始从无锡转到上海，在上海读书了。上海地下组织的负责人叫于廉，就是于丹的父亲，当时我们在上海读书的时候是同班同学，我们特别要好，但是都没有说自己的政治身份、政治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