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利益均衡理论：批评及最新发展

如果说沃尔特修正了沃尔兹权力等于威胁的假定的话，那么兰德尔·施维勒修正的则是沃尔兹利益等于安全的假定。施维勒认为国家结盟不一定是为了安全，也可能是为了获益，国家的结盟行为不只是对威胁或者权力的反应，也是对机遇的反应。他批评沃尔特的追随定义，认为其定义首先偏离了常规用法，其次反映了沃尔特的现状偏见（status quo bias）, 特别是他错误地把追随等同于屈服和投降，把追随仅仅限定于被迫情况下的行为，而排除了国家可能会为了获益而自愿追随。也正因为沃尔特把追随限定为屈服或者投降这种痛苦的行为，因此从他的定义自然而然就会推断追随行为比制衡行为少，因为屈服投降都是在迫不得已的极端情况下才会发生。所以，施维勒批评沃尔特对追随行为的定义是一种事先设局（stack the deck）行为。为此，施维勒重新恢复了沃尔兹对制衡和追随的定义，即制衡是与弱者结盟，而追随则是与强者结盟。依据这个定义，他认为追随行为并不是如沃尔兹和沃尔特认为的那样稀少，相反在国际关系史上存在着大量的追随现象。施维勒认为，制衡行为代价高昂，国家除非为了生存和安全，一般尽量避免制衡行为，相反追随行为则通常是没有代价而且会有潜在收益，这就是为什么追随会经常出现的原因。他认为，追随行为大多数不是如沃尔特所说因为国家受到威胁迫不得已而为之，而是国家为了扩大利益主动选择采取这样的行为。

在施维勒看来，决定国家结盟行为的不是权力不平衡或者威胁不平衡，而是其政治目标的契合程度。和许多古典现实主义者一样，他认为国际体系中既存在维持现状的满意国家，也存在有修正主义倾向的不满意国家。维持现状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具有不同的利益偏好，前者因为对现有的权力分布比较满意，倾向于保护其所拥有的，因此持有一种安全偏好，而后者因为对现有的权力分布不满，希望增加自身的权力，因此持有一种获益偏好。施维勒依据国家的实力大小和利益偏好，对国家进行类似于奥根斯基的分类。他把实力强而持有安全偏好的国家称为狮型国家，这种国家有强烈的维持现状倾向，而且也有能力和决心维持现状。实力弱而持有安全偏好的国家为羊型国家，这种国家同样有维持现状倾向，但不如狮型坚决。实力弱而持有获益偏好的国家是豺型国家，想要改变现状，但拥有的力量不足。实力强而持有获益偏好的国家是狼型国家，这种国家不但拥有最强烈的修正主义倾向，而且拥有强大的实力和决心武力改变现状。这样施维勒就否定了沃尔兹有关同质化国家的假定，他认为，国家是采取制衡策略还是追随策略，与权力结构或者威胁大小关系不大，最核心的解释变量应该是国家的类型。狮型国家的政策目标是自我保护（self-preservation），所以其倾向于采取制衡，但如果他相信其他国家将采取制衡行为时则会采取推卸责任（buck-passing）的策略。羊型国家的政策目标是自我克制（self-abnegation），倾向于采取绥靖或者追随策略，以转移威胁或者抵抗威胁，当然羊型也可能采取一种远离（distancing）策略，尽可能长时间地明哲保身。豺型国家持有有限的修正主义目标，但具有风险厌恶型的特性，因此其采取的主导策略是机会主义追随，既可能追随狼型国家在对外扩张中获益，也可能在狮型国家将会获胜前夕追随狮型国家，企图分享胜利果实，两种行为都属于掠夺性推卸责任（predatory buck-passing）。狼型国家是最具侵略性的国家，他们拥有无限的修正主义目标，愿意为侵略活动承担巨大风险，甚至为了扩张权力而不顾生存风险，他们是被羊型和豺型国家追随的对象。施维勒认为，追随行为对系统来说是一种正反馈，会导致体系不稳定和变迁，而制衡行为则是一种负反馈，会维持体系稳定。因为国家类型决定了国家不同的结盟行为，决定了追随行为的大量出现，因此会经常导致体系不稳定状态的出现。这是施维勒对体系变迁的单位层次上的解释逻辑。从体系层次上讲，体系的稳定取决于实力分布，这种实力分布不是类似沃尔兹所讲的单位间的实力分布，而是维持现状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之间的实力分布。

施维勒利益均衡理论宣称能够解释一些势力均衡理论和威胁均衡理论所不能解释的变迁现象。比如说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洲抛弃了大国均势而采取了大国协调。的确，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经常被批评为一个静态（static）理论，解释不了变化。比如说有些人指责结构现实主义没有预见到冷战的结束。这种指责对于结构现实主义来说实在有点儿勉为其难，因为结构现实主义所谓的不变指的是不变的均势规律，而不是不变的具体权力分布，在他看来，即使具体的权力分布发生了重大变化，均势仍然能够重新建立起来，比如说在二战同盟国击败了轴心国后出现了同盟重组现象，重新建立起了美苏之间的均势。因此，对于结构现实主义来说，最大的挑战不是没预见到冷战结束，而是没预见到冷战结束20多年后至今仍然没有建立起新的均势。从这个角度讲，施维勒尝试发展一种解释国际体系变化的理论，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第一，施维勒的修正牺牲了理论的简约性（parsimony）。不像沃尔兹的均势理论和沃尔特的威胁均衡理论，施维勒的利益均衡理论很难提炼出一种符合其理论逻辑的简单明了的因果链条。第二，施维勒的理论修正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理论演进，虽然他宣称能够解释原来沃尔特和沃尔兹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但他在解释制衡行为时不如沃尔兹和沃尔特理论有说服力。第三，施维勒解释的是单位层次的国家结盟行为，而不是体系层次的国际均衡结果。这样别人就可能提出问题了，如果追随这种导致体系不稳定的行为经常存在，为什么历史上国际体系均衡状态反复出现。第四，施维勒的理论逻辑无法解释一些狼型国家和狮型国家的结盟行为。因为按照施维勒的逻辑，狼型国家是无所谓制衡或追随的，跟狼型国家结盟的只能是采取追随行为的羊型或者豺型国家。同样，狮型国家作为最有决心和能力维持现状的国家，是狼型国家的对立面，应该不可能和狼型国家结盟。但是1902年英国这个狮型国家却和日本这个狼型国家结盟了。这种结盟是对法俄同盟的反应，严格来说是一种制衡行为，这就与施维勒所说狼型国家不可能采取制衡行为的论断相矛盾。因此，他无法解释抱有扩张主义目标的修正主义国家的制衡行为。第五，施维勒试图提高其理论的解释力，所以引入了单位层次的变量，即国家类型。但是首先国家类型很难判断，而且国家是安全偏好还是获益偏好，是维持现状国家还是修正主义国家，经常会发生变化。因此这个变量的引入损害了理论的坚实度（robustness）。第六，虽然施维勒给出一些追随的历史案例，但没有进行系统的案例验证，证明到底是制衡更普遍还是追随更普遍，以及验证关于体系稳定与维持现状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之间权力分布有关的理论论断。

当然，施维勒从更广泛的利益视角而不局限于安全视角分析国家结盟行为，并认为追随不像均势理论所预想的仅仅是少数例外，为其后学者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凯文·斯维尼（Keven Sweeney）和保罗·弗里茨（Paul Fritz）通过对1812～1992年大国结盟行为的统计分析，发现大国追随的行为居然超过制衡的行为，远远高于均势理论和威胁均衡理论所预计的，而且也否定了沃尔特关于追随行为一般是小国行为的论断。斯维尼和弗里茨认为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决定大国结盟行为的是利益而不是权力分布，大国只跟具有共同利益的国家结盟，而不管它们有多强大。斯维尼和弗里茨从利益角度给出了追随情况远远高于均势理论预期的三个机制，一是国家寻求与有同样利益偏好的国家结盟，而不关心具体权力分布；二是国家利益包含安全利益和非安全利益，通过追随既可以更好地威慑侵略，更有利于谋求额外利益；三是由于国家只在极少数情况下面临高度不安全情境，因此大多数情况下可以自由追逐利益而无须对权力或者威胁作出反应。

施维勒关注国家的修正主义动机也启发了其后学者的相关研究。典型的如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不但在他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中引入修正主义国家，而且干脆认为体系中就不存在维持现状国家，所有国家的利益偏好都是获益偏好，所有国家都是权力最大化者，而不是安全最大化者。米尔斯海默认为，国家对权力的进攻性追求不是因为国家性质或者人性弱点，而是因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结构。他提出了五个核心假定。第一，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的；第二，国家拥有进攻性军事力量；第三，国家无法确定其他国家的意图；第四，国家首要目标是生存；第五，国家是理性行为体。依据这五个假定，他推断出国家在无政府体系下保证生存的最优策略就是最大化相对权力，并最终谋求（地区）霸权。国家追求权力最大化主要包括两类策略，一是直接策略，就是增强自身的实力地位；二是间接策略，削弱对手的实力地位。直接策略包括战争、讹诈（blackmail）、引诱搏杀（bait and bleed）和坐山观虎斗（bloodletting），而间接策略包括制衡（balancing）和推卸责任。有意思的是，施维勒认为体系中有维持现状国家也有修正主义国家，而因为修正主义国家追求额外收益，所以导致了大量的追随行为。而米尔斯海默虽然更加绝对地认为体系中只有修正主义国家，没有维持现状国家，但是在其理论中国家的结盟只为制衡，而不存在追随的可能，因为在他看来追随显然不符合相对权力最大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