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威胁均衡理论：批评及最新发展

沃尔特的威胁均衡理论是对沃尔兹势力均衡理论的修正。沃尔特接受了沃尔兹的一些基本假定，比如说，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的自助体系，国家是单一的理性行为体。同时沃尔特也接受了沃尔兹关于国家利益等于安全的假定，国家是安全最大化的行为体而不是权力最大化的行为体，具有安全偏好倾向，而非权力偏好倾向，但是沃尔特不接受沃尔兹权力等于威胁的假定，认为权力虽然对于判定威胁大小至关重要，但还有其他的因素对于衡量威胁大小不可或缺，这些要素中包含了一些单位层次的因素，比如说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进攻意图等，这样沃尔特也就同时拒绝了沃尔兹关于国家同质化的假定，即沃尔兹所认为的国家除了能力上有差别之外，其他方面没有区别。

沃尔特的威胁均衡理论来源于他对均势理论解释一些国际关系现象能力的质疑。他指出了均势理论无法解释的几个反例。第一，有些同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强大，比如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协约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同盟国。第二，冷战时期的苏联的国防开支和经济实力远远小于美国的国防开支和经济实力，北约的军事实力总体上也比华约的军事实力强。按照均势理论，国家只注重制衡权力，那么这两种现象就不会存在，比如说北约里边应该有些国家转向和苏联结盟。由此提出了第一个问题，国家制衡的对象是什么，是权力还是威胁？沃尔特认为，国家制衡的是威胁，制衡威胁才是国家结盟的根本动机。这是沃尔特对沃尔兹均势理论的根本修正。虽然权力是形成威胁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权力不等于威胁。衡量一个国家威胁的大小，主要依据四个要素。首先是综合实力，指的是国家的总体资源，包括人口、工业、军事能力以及技术能力等，综合实力越强，给别国造成的潜在威胁就越严重。其次是地理毗邻性，由于国家投送实力的能力随着距离逐渐递减，因此，邻近的国家比距离远的国家构成的威胁更严重。再次是进攻实力，虽然进攻实力和地理的毗邻性以及综合实力密切相关，但与这两者不是一回事。进攻实力特指以可接受的代价威胁另一个国家主权或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的能力。进攻能力越强，则其给其他国家构成的威胁越严重。最后是侵略意图，只要是被认为具有侵略性，即使综合实力和进攻能力不是非常强，也为给人以现实的威胁感，从而促使其他国家采取制衡行为。

沃尔特又从学界和政界的认知分歧中引出了第二个问题，那就是国家是更倾向于制衡（balancing）还是更倾向于追随（bandwagoning）？学界普遍认为，国家更倾向于制衡，因为如果不在潜在霸权国家变得更加强大之前予以控制，国家的生存就存在危险。而政界则经常认为，国家会更多采取追随的行为，因此要不断展示自己的强大，一来可以威慑不友好国家加入敌对联盟，二来说服自己的盟友继续留在同盟内。这种分歧使沃尔特感到困惑，因此他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考察检验。沃尔特首先重新界定了制衡和追随的概念。与沃尔兹界定制衡为与弱国结盟、追随为与强国结盟不同，沃尔特把制衡界定为与其他国家结盟制衡威胁，而追随界定为与引起威胁的国家结盟。其次，他提出了有关制衡和追随行为的假设，最主要的有两个。一是面临威胁的国家将会和其他国家联合起来以反对构成威胁的国家；二是，制衡比追随更普遍。他通过考察1955～1979年中东地区的结盟行为对有关假设进行了详细验证，并得出结论，有87.5%的结盟行为是为了制衡最危险的国家，而选择追随主要外部威胁的只有12.5%，由此得出结论在无政府体系下，制衡比追随更加普遍，而且国家的制衡行为不单是对权力的反应，更是对威胁的反应。沃尔特还考察了影响国家采取追随行为的条件。他认为，首先，弱国更有可能采取追随行为，因为它们易受压力的影响，而且很少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其次，潜在盟友的缺乏会引起追随的行为，因为在不能获得有价值的盟友时，如果国家进行抵抗，则将单独面对威胁，而且抵抗也将是徒劳的。最后，如果通过绥靖的行为能够延缓最具威胁性国家的侵略行为，则国家可能会采取追随行为。沃尔特同时还对其他一些和同盟相关的假设进行了验证。他认为，意识形态虽然对同盟形成不是没有作用，但其作用非常有限且经常被夸大，而且在面临生死攸关的安全问题时，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将会急剧降低。因此他认为意识形态只是一种结盟的合理化解释，而不是结盟的原因。至于对外援助和渗透，沃尔特认为与其说它们是结盟的原因，不如说它们是结盟的结果。

沃尔特的威胁均衡理论是对沃尔兹均势理论的一种改进，这种改进在保持理论形式上的简约性（parsimony）的同时，扩大了理论的解释范围，既能解释国家对最强大国家的制衡行为，也能解释国家对不那么强大但构成最大威胁国家的制衡行为。从均势理论到威胁均衡理论是一种典型的理论演进。但是，第一，沃尔特威胁均衡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其引入了一些难以测量的因素到他的理论框架中，这样相对会损害理论的坚实度（robustness）。比如说他的核心解释变量威胁，本身就更加依赖于主观认知，不如权力相对有比较确定的衡量方法。虽然沃尔特也给出了衡量威胁的框架，但是在他的框架里包含了对对方意图的判断，这种判断相对来说缺乏明确一致的方法。当然，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表明，对那些沃尔兹认为无法客观精确衡量而被排除出其理论体系的因素进行研究，是理论取得进展的重要途径。比如说，新自由制度主义把国际体系进程因素国际制度引入国际关系理论中来，而建构主义则把国际体系的文化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变量。因此，引入被沃尔兹排除掉的那些难以测量的因素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是必要的。但是，首先应该给这些概念明确的可操作的定义；其次，要发展出一套效度和信度都较高的衡量方法，使得测量这些因素成为可能，否则就无法对这些因素的实际效应进行验证。沃尔特就没有给侵略意图一个明确的可操作化定义和客观确定的衡量方法。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对一些难以测量概念发展出一套效度和信度较高的衡量方法，比引入这些概念本身，对其理论的坚实度伤害更大。沃尔特理论的更大缺陷在于没有发展一套衡量侵略意图的效度和信度都较高的方法，而不在于其引入了侵略意图这一难以衡量的要素本身。沃尔特理论的第二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相关，虽然沃尔特对他的理论进行了系统性验证，但是其验证过程比较主观随意，从而损害了验证的有效性。比如说在验证侵略意图和制衡行为时，没有给侵略意图一个明确的衡量方法，而纯粹是依赖于一些主观性的历史叙述，然后做主观性的意图认知判断，这样很容易出现判断依据不足或者依据错误的问题。比如说，为了证明埃及纳赛尔对美国侵略意图的认知，他引用了纳赛尔对苏联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说美国是埃及的敌人。这样别人可能很容易怀疑这是纳赛尔为了获得苏联支持的虚假表述，不能排除纳赛尔为了利益撒谎的动机，这样就不能确定这个是纳赛尔的真实威胁认知。

虽然沃尔特的威胁均衡理论存在一些薄弱的地方，但是他有关国家结盟行为是对威胁的反应的观点仍然为其他学者研究同盟开拓了思路，有许多学者在他理论的基础上，对同盟的形成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帕翠西娅·魏茨曼（Patricia Weitsman）接受了沃尔特的威胁与制衡行为有关，但她认为威胁大小和制衡行为不是线性相关，而是曲线相关。她认为当威胁比较低时，国家将会采取防范（hedging）策略，当威胁相对高时，国家将会采取拴束（tethering）策略；而当威胁继续升高时，国家将会采取制衡（balancing）策略；但是当威胁升高到足以威胁国家生死存亡时，国家则会采取追随（bandwagoning）策略。高斯三世（F. Gause Ⅲ）接受沃尔特关于国家结盟为了应对外部威胁的论断，但是他认为国家认定的外部威胁主要是能够导致国内体制不稳定的来源于国外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威胁，而不是沃尔特所说的综合实力、地理毗邻性、进攻实力和侵略意图等导致的外部威胁。而斯蒂文·戴维（Steven David）则提出了全面制衡（omnibalancing）理论，虽然接受了国家结盟行为是对威胁反应的观点，但是他认为制衡的不但有外部威胁而且有内部威胁，甚至国家为了制衡内部威胁而对外部威胁采取追随策略。米勒（Eric A. Miller）和托里钦（Arkady Toritsyn）则通过考察独联体国家的结盟行为，在戴维全面制衡理论的基础之上提出，国家领导人在计算威胁时把威胁领导人政治地位的内部威胁置于威胁国家生存的外部威胁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