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留美中国学生联合会研究的构想

本书从大量的一手文献入手，通过对中文和英文的报纸杂志、史料等，梳理当时存在于留美学生联合会中的由于民族意识与自由主义而衍生的理念冲突，利用文献综合研究法、历史分析法、个案研究以及比较研究等各类方法，借用“冲突理论”以及“公共领域”等相关理论，深入阐述留美中国学生联合会所存在的二者意识冲突的具体形式、存在的原因，并充分剖析影响这二者意识冲突存在的深层次原因。同时，正是由于“近代中国留学教育不只是一个教育史的问题，而是一个必须放在中国近代史的脉络上来处理的问题”，因此，留学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社会上诸多问题相互勾连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立体的关系网。由此，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力求采用一种全景广阔式的、阐述性解释的方式（interpretive understanding approach）来进行描述与研究。

在本书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维度是如何在中外教育关系和中外教育交流史的进程中对这一极具特性的学生群体进行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从近代社会的思潮维度这一基本角度透视留美学生群体的两类最为特殊的意识，即“民族意识”与“自由主义”两者关系的历史进程，对两者交织互动的研究是最为值得关切的问题。其原因主要在于：首先，对于这一问题的考察，无疑涉及留学生群体与故邦的关系、留学生群体与美国的关系、留学生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其中的“民族意识”与“自由主义”无疑贯穿着这方面。例如纵观创立于异邦的这一“留美中国学生联合会”并非仅仅是一个本土自生产物，而是与中国、美国双边的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变迁相紧密联系的团体。鉴于这一群体的历史镜像必然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形态：深眠心中的民族主义的思想浸润与新接触到的美国式自由主义的冲击，如何处理好这两方面意识的关系，以及二者意识的相互联系、对抗、和解都值得研究，如何评价留学生群体在中国近代这一历程中所起的作用，对于现今教育史研究者是一个重要任务。其次，留美学生联合会作为近代以来留美学生自发组织而成的一个学生自治团体，具有某种层面“公共领域”的特性，对这一特殊的“公共领域”发展进程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对近代大范围背景之下理解“公众群体领域”或是“学人公共空间”等问题有所启发。再次，近代以降，20世纪是自由主义高奏凯歌的世纪，也是民族意识大行其道的世纪，从表现形式上来看，两种意识虽然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困境与张力，但两者之间的这种困境与张力并非一种决然对立、非此即彼的关系，甚至在一定程度得以关联或转化。倘若对两者意识的本质进行溯源，可以说前者与后者是一对“患难的”“双生兄弟”。在近代国将不国的危机之下，前者是中国国民的思想底色，后者则是实现前者目标的手段或者工具，因此在留学生群体的视域下对二者的关系进行研究，有助于深化与延展这一类似的课题。

之所以需要对留美学生的这两类意识进行重点研究，正是由于在近代中国“内政与外交已打成一片”的历史背景。这种“散居域外的民族意识”是一种非常明确的、特别的、引人注目的且重要的“民族意识”的派生形式。一方面由于这类特殊的少数人信奉着双重标准——一个标准则是针对自己母系群体的；另一个标准则是崇尚工具主义的，且不在道德规范及评价范围之内，也是针对群体以外的异质群体的，因此这两种双重标准恰恰有着某种特别的、值得令人研究的性质。在此情况下，承担了自由主义与中国文化使命传播的主要是受过欧风美雨浸润的知识分子，这在留学生群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长久以来，中国的自由主义与民族意识之间的冲突是一种“理性与激情之间的较量”“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较量”“民族复兴与被动挨打之间的较量”，显然并不存在一种简单地方式能够将这两套价值等级排列，也无法找到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公式对两者进行排列解析。但无论如何，个人的“反省、选择”与国家的“历史、命运”同样重要，因此以留学生群体为主要研究对象，有助于研究者在异域检视两种意识的交互关系，有助于研究者走出“中国中心观”的局限，从而更好地体认“他者”的存在，并“在与其他的个人、部族及文明相互的关系中得以界定任何层面的认同问题”。

由于本人很幸运能够有机会收集在国内难以收集到的资料、史料、档案、文集，能够通过留学生在美国境内所留下的海量且无比珍贵的史料来重新、翔实地勾画出这一彼岸的最为重要的学生社团的发展历程。本书爬梳了大量珍贵的一手文献与史料，这些珍贵的文献大多来自海外各大图书馆所藏，主要以斯坦福大学，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东亚图书馆，普渡大学，芝加哥大学，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东亚图书馆、口述史研究所、东亚研究所、历史系收藏了很大部分的研究史料。除此之外，还参考了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相关资料，以及金观涛与刘青峰两位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所建立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全文检索数据库（1830～1930）”的相关资料。其余搜集到的重点资料为《留美学生季刊》（1914～1928）、《留美学生月刊》（1909～1929）、《留美同学录》（1918、1921）、《中国留美学生联盟宣传资料》（1920）、《来自东方的审视：中国留美学生对一战的反思》（1917年）、《中国人眼中的今日中国》（1922）、《1902～1928中国留美学生硕博士论文目录》（1928）、《中国学生——远东杂志》（1940），《美洲留学报告》（1905）、《西美留学报告》（1908）、《留美青年》（1918）以及各类留美中国学生组织档案、留美学生中英文出版物、资料集、名录及工具书逾百份，以及大量的中、英文刊物。

另外辅以国内大量年鉴以及重要的史料书籍，例如1934年5月，国民政府教育部编辑出版了《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作为第一部全国性教育年鉴，收录资料时限为清末至1931年，但1933年以前之资料也有所收录。“年鉴之作，揽往知来，关系政事，至深且切。”时隔十余年战乱，商务印书馆于1948年出版《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全书框架虽有较大变动，却十分详尽地对彼时教育现实进行了细致的记录。各类相关的期刊也是本书的参考资料。首先是《教育杂志》。作为“中国近代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教育刊物之一”，该杂志汇集了民国时期主要的教育学思想，是本书成文过程中重点查阅的对象；其次是《东方杂志》《独立评论》《教育与职业》《新教育》《科学》。再次，除了以上重点查阅的史料之外，还使用了《申报》《大公报》《中央日报》《政府公报》《教育公报》《外交周刊》《教育通讯》《湖南教育》《寰球中国学生会周刊》《安徽教育行政周报》《醒狮》《大江季刊》《清华周刊》等。另外还充分参考了留学生代表陶行知、蒋梦麟、翁文灏、丁文江、任鸿隽、赵元任、胡适等个人文集或是回忆录。这些人有的曾是留美中国学生联合会较为活跃的分子，有的虽然不是该会的成员，但因为各种原因也与联合会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