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十三五”工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思想

2013年国民经济三次产业的比例服务业已经超过了工业，而且到2020年我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但是工业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并没有下降。一是因为工业最大限度地改善人类生活质量、增进了人类社会福祉，极大地满足了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对人类社会进步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伟大作用；二是因为实现工业化并不意味着工业化时代的终结，对于刚刚步入工业化后期的中国而言，其工业化进程还远未结束；三是因为工业不仅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来源，而且还是技术创新的使用者和传播者，这意味着从一个经济体的能力角度看，制造业才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关键；四是当前我国服务业还无法完全替代工业成为经济的主导力量，我国服务业发展战略的重点应是围绕“做强工业”而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黄群慧，2014）。工业对我国的重要性没有下降，但进入“十三五”以后，其对经济发展的核心功能将逐步由过去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为主转向以促进新技术的创新和扩散从而提高整个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能力为主。要实现这种转变，面对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十三五”期间工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思想也要实现从“结构优化主导”向“能力提升主导”转变。

随着国内外产业环境和竞争环境的变化，传统的产业结构概念对于我国工业转型升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已经大打折扣，工业发展的“结构红利”日益弱化，具体分析如下。

（1）我国已经具备较为完整的产业结构，经典产业结构理论揭示的产业结构变动特征已经很难指导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战略。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发展，我国本土企业的进口替代规模和外资企业的本地采购比例不断扩大，各类产业的分工水平不断深化，我国已经形成了产业门类齐全、行业覆盖广泛的制造业体系，已经成为继美国、德国和日本以后世界上极少数具备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随着我国产业结构日益完备，制造业产业体系中的“短板”在不同的周期中被逐渐弥补，通过资源在产业间再配置提升总体生产效率的空间越来越小，制造业增长的主要动力正快速由产业间配置效率向动态效率转变。

（2）我国的工业贸易结构已经呈现出“稳态化”的特征。“十一五”以来，我国工业出口结构呈现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主要行业的出口比重变动明显收窄、出口结构总体趋于稳定（宋泓，2010）：以纺织服装、鞋帽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比重分别稳定在14%～16%和3%～4%的水平，以矿产品为代表的资源型行业的出口比重稳定在2%～3%的水平，以化工产品为代表的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出口比重稳定在4%～5%的水平，而以机电产品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出口比重稳定在55%～60%的水平。即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我国制造业出口结构已经由“极化”向“多元化”发展，由“动态化”向“稳态化”发展，经典产业结构理论指导下的“增长极”战略的作用空间越来越小。

（3）从工业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看，工业的能力而不是工业的结构决定了国民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对制造业与国民经济增长关系的最新研究表明，在过去60多年间，由工业产品复杂性所反映的一国制造业能力是所有预测性经济指标中能够最好地解释国家长期增长前景的指标，该指标甚至能够解释国家间收入差异的至少70%（Hausmann和Hidalgo, 2011）。如果说在经典的产业结构研究中，Fisher和Clark的三次产业划分强调的是产品的物理形态，Hoffmann对制造业的划分强调的是工业品的直接用途的话，Hausmann和Hidalgo等学者显然更强调从产业所依赖的知识的复杂性，或者说工业所体现的技术的复杂性来认识工业的功能。因此，无论是从工业自身增长还是从工业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工业的动态效率和能力提升都比工业产业结构变得更加重要。

在明确工业转型升级指导思想从“结构优化主导”向“能力提升主导”的前提下，未来我国工业核心能力提升应重点围绕以下两个方向。

（1）一是由标准化、模块化产品向一体化产品转型升级。以日本东京大学Fujimoto教授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开创的基于产品架构概念的研究，通过利用产业一体化架构指数来测度不同产业的一体化程度（Integral Degree）。他们发现了一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的结构性特征——中国在劳动密集型的模块化产品方面具有优势，日本在劳动密集的高一体化程度产品方面更具优势，美国则在知识密集的低一体化程度产品方面更具优势（Fujimoto, 2006）。基于技术模仿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虽然有利于我国在短期内融入全球制造业分工，并快速形成完整的制造业体系，但产业创新能力弱、国际竞争力弱、分工地位低下的问题长期难以改善。在这种情况下，未来我国制造业发展，应当在依托既有的大规模生产优势的基础上，加强生产工艺提升、产业工人技能提升和前沿技术突破，实现制造业向技能密集和技术密集的一体化产品升级。

（2）二是由体现为装备引进的简单产品生产向以知识资源整合为核心的复杂集成产品转型升级。在一些关键设备和核心零部件领域，我国长期陷入“进口替代和循环引进”的怪圈——中国企业不断进入重大装备和核心零部件的生产领域，但重大装备和核心零部件受制于人的格局始终没有改观。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内企业进入重大装备和核心零部件领域的方式主要依靠生产设备引进，而且大部分是“交钥匙”工程的设备引进。这种所谓的“产业升级”缺乏实质性的技术吸收和学习过程，因而最终陷入循环引进的怪圈。虽然从产业或产品的角度看，发达国家企业将大量的零部件甚至关键零部件的生产外包给了中国企业，而且中国企业确实逐渐掌握了这些产品的生产工艺，但是从知识分工的角度看，概念设计和检测等关键能力仍然由领先企业掌握，仅仅是细节设计和工业设计等技术环节外包到了发展中国家。例如，在飞机发动机产业，虽然空客等飞机发动机制造商将大量的零部件进行全球外包，但由于其直接参与零部件等的设计，因此仍在相当数量的核心零部件领域保留着技术优势。也就是说，简单的产业分工和产品分工模式实际上掩盖了企业间和国家间远远更为复杂的技术和知识分工形式（Brusoni and Prencipe, 2001）。比自主生产更重要的是本土企业是否掌握了重大装备和核心零部件的设计知识。鉴于此，“十三五”期间我国产业政策应当重点扶持兼具自主创新和开放式创新的集成创新，特别是复杂产品集成创新的企业，通过全球知识资源的整合而不是“自主生产”，从根本上解决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