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西藏原始农牧文明的起源

一 西藏新石器文化与农业文明的起源

从世界范围来看，最早农业文明出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在一万年以上。我国考古学界一般把新石器时代作为农业起始的时期，并得到世界大多数专家学者的认同。有关西藏农业的出现时间，史书上记载很少，并且时间往往与出土的考古遗物之间相差较大。从考古遗物（遗址）来判断，西藏原始农业出现的时间上限，是距今5000年前。也有人依据古籍的有关记载提出“西藏农业大约起源于七天王时代”“大约有两千年左右的时间”，与考古材料推算的时间相去甚远。据《贤者喜宴》《西藏王臣记》《西藏王统记》等藏文古籍记载，第八代赞普布岱巩杰时代，“斯时，又烧木为炭。炼皮制胶。发现铁、铜、银三矿石，以炭熔三石而冶炼之，提取银、铜、铁质。‘钻木为孔作轭犁，合二牛轭开荒原，导江湖水入沟渠，灌溉农田种植。’自斯以后，始有农事”。很明显，此时农业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些先进的生产工艺及技术开始发明、应用，大力兴建水利，并设立专门从事管理农业、手工业的官吏——“工官”等，这清楚地表明农业已进入一个新发展时期，并非起始时期。

考古资料表明，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至少已存在三支各不相同、文化面貌各异的原始居民。他们是：以卡若文化为代表的居住于藏东河谷区、从事定居农耕经济并兼有狩猎畜牧经济的卡若居民群体；以曲贡文化为代表居住于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地区，从事定居农业和渔业经济为主的曲贡居民群体；以细石器文化为代表，主要活动于藏北高原地区并从事游牧和狩猎经济的藏北游牧居民群体。西藏不但在藏东卡若新石器文化遗址发现了粟，还在昌果沟再度发现了古粟。拉萨曲贡遗址的孢粉中也见到目前尚不能确定种属的禾本科植物存在的证据，“也许就是青稞麦之类”的谷物。

西藏高原从采集过渡到农业，还反映在有关传说之中。藏族民间流传及藏文古籍记载有藏区最初由“神猴”与“岩魔女”相结合始有人类，称为吐蕃“猿猴”种系的说法。相传这些原始人类，居住在今雅鲁藏布江南岸泽当一带的雅砻地区，后来分成斯、穆、桐、东四个氏族，或者加上查、楚，共为六个氏族或六个部落。这些部落的人们“食自然之稻谷，衣树叶之衣，生活状况犹如林中之兽类”。“过了三年，父猴菩萨前去观看，只见猴崽已增加到500个，这时树上的果实已经吃完，别无可吃的食物”，于是观世音菩萨“从须弥山的缝隙中取来青稞、小麦、豆子、荞麦、大麦撒到大地上，使那里长满不种自生的谷物，交付给他们”。此后猴崽们在那里饱食了谷物，身上的毛和尾巴都变短了，又慢慢懂得使用语言，从而变成了人。这些传说反映出生活在西藏高原原始时期的藏族先民同其他古人一样，最初的主要生活方式是采集和狩猎。后来，通过长期的采集活动，逐渐掌握了野生植物的生长规律，开始了人工栽培的尝试。与此同时，也创造出了适于农业耕作的工具，以适应于开荒种地等生产劳动。原始采集逐渐发展为人工种植，这一过程导致种植业的产生。

近年来，一些语言学者在研究藏族称谓时指出：藏族一直自称“蕃”，而“蕃”字有“农业”之意，说明古代藏族是崇尚农业的，这与藏族先民最早生存的环境，即雅鲁藏布江河谷地带的冲积平原有关；与从事农业为主的雅砻部落最终统一高原、建立最早的奴隶制政权有关。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西藏农业文明的起源大约产生于新石器时代，距今有5000年以上的历史。农业文明中的两个子文明即“畜牧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起源时间基本相当，也有些材料表明前者稍早于后者。藏文古籍以及后来的有些论著与考古文化间相差较大（主要在时间上），若把两者结合起来看，它们为我们描绘出了西藏农业文明从产生到发展的过程。

二 西藏古代畜牧业的渊源

（一）从早期岩画看西藏远古的狩猎

西藏高寒缺氧，草原广阔，草质好，人口稀少，劳动力缺乏，极适于畜牧业经济的发展，这是西藏的特点。西藏畜牧业的发展就像马克思所说：“不在人工牧场上，而在天然牧场上饲养牲畜，几乎不需要任何费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土地的质，而是土地的量。”

在对西藏的史前考古中，发现有石丘墓、大石遗址及动物形纹饰、岩画等古代遗迹。石丘墓发现于藏北和藏中的霍尔、南茹、那仓等地。由于出土器物太少，难以将这种石丘墓与国内其他地区的墓葬进行比较。其墓葬型制特点是以石块或石板环绕成一椭圆形，与蒙古国、俄罗斯贝加尔的石丘墓有类似之处。

据考证，石丘墓、大石遗址及动物形纹饰三者都具北方草原文化的特征。大约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到中古，动物形纹饰一直是草原民族传统的艺术主题。西藏高原出现这些因素，应属于这种草原文化的一部分。

已发现的西藏早期岩画分布于西部和南部。阿里地区的日土县、革吉县和改则县发现大量用坚硬工具雕刻的岩画，内容以狩猎和宗教仪式为主。定日县南果乡达拉山相距500米的岩边，有30幅个体画面，图案多是放牧场面，有马、牛、骑着马的放牧人等形象。岩画的狩猎、放牧的图像，反映当时当地居民过着以游牧为主的生活。例如，日土县鲁日朗卡地点的岩画，共计有20组画面，内容丰富，单个形象中动物占多数，此外还有人物、器物、自然物及符号等。动物的种类包括虎、鹿、马、羊、牦牛、野猪、狗、水鸟、鹰等；人物中有猎人、武士、牧人以及人兽一体的神灵形象；出现的器物主要有弓箭、弩、长矛、刀剑一类的武器。符号仅见同心圆形符号一种。岩画的题材可分为四种类型，有狩猎、放牧、战争以及单纯的动物题材，其中狩猎题材的画面较多。狩猎题材的岩画表现了当时人们的多种狩猎方式，除了徒步捕猎动物，也有骑马追猎的。在具体的狩猎方法上，既有单人的狩猎，也有多人的围猎，除使用弓箭一类的武器射杀猎物外，狩猎者已能够豢养猎犬、猎鹰等作为辅助工具，有效地获取更多的猎物，甚至还出现了挖掘陷坑设伏捕捉猎物的场面（见图2-2、图2-3）。如14号画面，画面中有两名徒步猎人执弓瞄准身前的羊群，在画面的右侧有一近似方形的陷坑，坑的四周有数只猎犬和猎鹰正守候在旁边；16号画面则表现了三名骑马猎人围猎野牦牛的场景，猎人们呈扇形包围猎物，两头野牦牛的上方亦有数只猎鹰及猎犬。经考证，该地点岩画的年代大致属于吐蕃时期以前的早期金属时代。在表现放牧的画面中，放牧者均为单人徒步，放牧的方式为赶牧。单纯表现动物形象的岩画较多，画面上往往是多种动物聚集在一起，在部分动物的身体部位装饰有双涡纹或斜线纹。

这些众多的岩画生动而形象地表现了远古时期藏族先民狩猎、散牧、驯化动物的场景，为了解、研究藏族早期的生活情况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二）西藏畜牧业源于狩猎

从考古文化角度看，新石器时代在西藏境内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文化系统，即分布于藏北的细石器文化系统、昌都卡若文化系统和林芝曲贡文化系统。

其中在藏北发现的大部分细石器文化遗物中没有发现陶器，其细石器工艺传统与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细石器工艺传统（更确切地说是华北工艺传统）是相一致的，故其文化传统基本上是沿袭了我国北方（华北）细石器文化的传统。这些细石器文化的主人在其长期的狩猎经济生活中所积累的有关知识与技能是畜牧业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即畜牧业发生的源头必然是从游牧部落的“大经验”中产生，从而推动了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大步前进，丰富了物质资料。

昌都卡若文化系统，分布在藏东，其主要特点有：①打制石器、细石器、磨制石器和陶制并存；②独特的建筑遗物；③石器加工工艺带有自身的特点；④出现“禁忌食鱼”观念。昌都卡若时代畜牧业已较为发达，其证据有二：①家畜的遗骨。卡若村遗址挖掘出大量的骨制工具，例如骨锥、骨针、骨斧和牛、羊、马、鹿、獐、孢骨、犬齿等动物遗骨。这些动物遗骨中有一些是饲养类动物，据鉴定，认为当时卡若人已饲养了猪，说明饲养技术已较为发达。从畜牧学角度看，猪属于杂食易养类家畜，生长速度快，对于古人类来说是比较理想的饲养动物。但由于猪的脚短、体重等生物学方面的特征，不适合古人类游牧，因此只能定居下来饲养，且猪在饲养条件下似乎更容易改变习性，也特别顺应人的选择。从这一点看，卡若人的定居生活已有了较长的历史。②用于圈养家畜的建筑遗物。卡若文化遗址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其独特的建筑遗物，建筑房屋按时间及复杂规模程度分出三个序列：早期、中期和晚期。其中，晚期的房屋已高度发达。其用途已不光是人的居住场所，它同时可以用于圈养家畜，这种人畜共居的房屋建筑充分显示出当时的人类已脱离漂泊不定的游牧、游农的生活，转而过着以农业为主、伴有畜牧业的定居村落生活，这是人类跨入文明门槛的关键一步。

林芝曲贡文化系统，主要分布于藏东南的腹心地带（史称“卫地”）。其主要特点有：①以打制石器为主，不见细石器；②陶器制作方面，比卡若文化要发达，以其泥质磨光黑皮陶最具特色；③无“禁忌食鱼”观念。其主要的经济生产类型是农业经济。

从以上可以看出，早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的不同地带孕育出了最为古老的农业文明和牧业文明。

畜牧业的出现，在西藏原始氏族社会（公社）的生产力发展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西藏原始氏族公社生产力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它既是人们获得食物等生活资料的可靠来源，又为发展农业生产打下了基础。

（三）西藏细石器文化与畜牧经济的起源

藏学界目前认为，在松赞干布之前，农业和牧业并没有明显的分工，畜牧是在细石器时期伴随农业而生的。考古证明，细石器文化的主要经济类型是畜牧业，这一时期的石器，工艺较精细，但在其他方面，如制作陶器等方面，就非常粗糙。

考古资料表明，生活在石器时代的高原先民，在创造了各种生产工具及生活用品的同时，也创造了新的社会经济类型——农牧业生产。以卡若遗址为例，“早中期的经济形态是以锄耕农业为主并辅之以狩猎活动和家畜饲养，中期达到繁荣。而从早期到晚期，与畜养活动有关的因素始终持续增长并在晚期占主要地位，但仍然经营着部分农业生产，这似乎意味着其经济形态正在发生转变，可能正是原始畜牧经济的生长点。”再从其建筑形态的变化来看，“随着原始农业经济向着畜牧业的转变，大群牲畜的圈养、放牧，必然有与之相适应的聚落居住形式。早期的那种圆底房屋、草拌泥墙半地穴式房屋，显然不适宜。人们就营建畜栏圈养牲畜以便于看管，所以，为适应这种变化，在早期后段的建筑遗存中，便开始出现了一种 ‘井干式’的建筑形式。”

当然，单从细石器文化角度并不能够完全确定西藏畜牧业的起源问题，但我们也不可忽视，高原先民在长期游牧生活过程中所积累的有关知识与技能是畜牧业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 西藏农业与畜牧业起源的先后关系

农业和畜牧业起源的先后关系是一个一直以来就有争议的问题，在西藏农牧业起源的问题上显得尤为突出。一种观点认为，畜牧业的起源先于农业，另一种观点则相反，认为农业的起源早于畜牧业。

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先于农业的畜牧社会，如西藏原始社会最早出现的诺今、堆色、鲁赞、马桑本古、色热木吉珠等部落和以后出现的钦术、象雄、年如怯嘎、怒玉林古、年如夏木面、吉如江俄、阿木雪叉那、伟布帮卡尔、色玉热雪、公城直那、年玉朗木松、达玉热公等12个小邦，都是牧业部落。农业依赖于畜牧的发生发展而得以出现。其主要理由有：一是藏文文献记藏的畜牧业出现的时间早于农业出现的时间。据《王统世系明鉴》记载，聂赤赞普为吐蕃早期王统第一代赞普，时间约为公元前360年，聂赤赞普自印度来到西藏后，他被牧人拥立为王，说明在该王之前就已有了畜牧业。《王统世系明鉴》又记载，农业耕种始于布岱巩杰之时，在此以前没有耕地种田之事。布岱巩杰为吐蕃早期王统第九位赞普，为松赞干布前二十四代，时间相当于公元前二三世纪。这说明西藏的畜牧业早于农业。二是畜牧业是西藏人民的传统产业，并存在由畜牧业向种植业过渡的状况。唐蕃时期，西藏的畜牧业已相当发达。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有：西藏畜多牦牛、猪、犬、马、羊，又有天鼠，状如雀鼠，其大如猫，皮可制裘。《新唐书·吐蕃传》中记有：西藏高原上“牛羊繁殖，沿路成群”。敦煌吐蕃写卷《医马经》《驯马经》残卷的发现，更说明西藏畜牧业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正因其畜牧业的发达，才有了唐朝与吐蕃的茶马交易。茶马贸易反映了当时吐蕃畜牧业在某些方面已超过盛唐。而在同一时期，农业用地尚处于从畜牧用地中逐渐独立出来的阶段。持畜牧业早于农业观点的学者认为，吐蕃王朝采取将农田与牧场逐步分开的措施发展农业，反映了畜牧业向种植业的逐步过渡。从上述情况推断，西藏的畜牧业早于农业。

持相反观点的学者认为畜牧发生于农业之后。因为只有当种植业提供了牧草和饲料之后，畜牧才有可能出现，所以农业是畜牧之祖。一些藏学专家对此持赞同的观点，其理由来自对吐蕃（bod）一词的考证。据藏学专家研究，“bod”一词在古藏语中有农业之意，并与畜牧、牧场（vbrog）一词对称，这两个词合在一起时，意思是农牧业。据王尧先生调查研究，西藏群众以“bod—pa”代表农业人口，以“vbrog—pa”代表牧民。因此，可以推测“bod”作为藏人自称，可能与农业生产发展有关。一些藏学家据此推断，吐蕃王朝以雅砻部落为主建立，而雅砻部落是以农业统一吐蕃各部的，所以，历史悠久的雅砻部落不仅以“bod”一词自称，而且以雅砻部落一词称呼吐蕃。这说明在氏族部落时期，雅砻集团所在地域的原始农业已相当发达，农业的出现早于牧业。

关于西藏农牧业的起源孰先孰后的问题，我们认为，在适于农业的藏东与藏南，其农业起源早于畜牧业，农业为畜牧之兄长。就藏北纯牧区而言，其畜牧业当早于农业，但在发展过程中可能受到周边地区的影响，而其畜牧起源与藏东和藏南地区的农业起源也是一种“并行不悖”的关系。关于藏东、藏南地区的农业起源早于畜牧的推断，除上述理由外，还有两个方面的理由。

一是从考古角度看，藏东卡若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有鼠、兔、獐、鹿、狍、猪等，但属于饲养的畜种只有猪这一种动物，其余均属猎获物的骨骼。表明，作为西藏畜牧业主要家畜种类的牛、羊、马、犬等畜种此时仍处于野生状态，畜牧业仍处于起源状态，而该遗址所展现的原始农业已相对发达，告别了农业的起始阶段，步入了农业社会时代，二者相比，畜牧业显然落后了一步。

藏东的林芝、墨脱遗址与曲贡村遗址均处于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地区，文化面貌有很大的相似性。如石器均为大型打制石器，骨器与陶器共存等。经科学发掘的拉萨曲贡村遗址出土的双肩石铲、石磨盘，林芝云星、居木遗址石刀的出现，无疑是农业经济的一种反映，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定居生活的见证。特别是其优于卡若遗址的石器和陶器加工技术，表明这些遗址农业文化较卡若为晚，亦较卡若更为先进，这也反映出藏南农业的先进性。但是，卡若遗址存在着大量的细石器，而藏南上述遗址中与狩猎和畜牧有关的器物却仅有少量的骨镞与兽骨，而不见细石器的出土，这反映出藏南狩猎与畜牧经济不仅比藏东落后，更落后于藏南的农业经济。

二是从文献记载看，藏文文献对畜牧与农业起源的记述在时间上差距很大。如《王统世系明鉴》对农业的最早记述是与西藏人种形成之时相联系的。据该史籍记载：乌集林中猕猴繁衍，果实已尽之时，圣者观世音菩萨向大地撒下了谷物种子，使那里长满了不种自生的农作物。“猴崽们在那里饱食谷物，身上的毛和尾巴都变短了，又慢慢懂得使用语言，这样变成了人。当时的人吃不种自生之谷物，穿树叶做的衣服。……当时，在藏地遍山都是森林，山谷里充满了水，后来工布地方的山裂开一条口子，所有原水都往那里流去，从那里流走。于是在各个平地上开垦，建筑许多城邑”。而藏文史籍对畜牧业的最早记述却始终未能超出吐蕃早期王统时期。比如，众多藏文典籍有关聂赤赞普为郊原牧人拥立为王一事，是史籍有关西藏畜牧业的最早记述，时间在吐蕃早期王统第一世赞普之时。

据《汉藏史集》记载，西藏最为基本的畜种——牛与羊，是在布岱巩杰之时驯化的。该史籍称：在吐蕃早期王统第九世赞普布岱巩杰执政时期，“驯养了黄牛、牦牛、山羊、绵羊”。又据《法王松赞干布遗训》称，西藏将野生动物驯化为家畜，是吐蕃早期王统三十二世赞普朗日伦赞时期的事情。该史籍记载说：朗日伦赞之时，“将公母野牦牛驯养为公母牦牛，将公母鹿育成黄牛，将公母野山羊育（应为驯）成绵羊，将公母獐驯化成山羊，将公母野骡驯化成马，将公母狼驯化成犬”。尽管这些记载失之偏颇，却反映了畜牧业的产生晚于农业的事实。

然而，在藏北地区，无论从出土遗址的文化器物，还是不同历史时期的气候来看，藏北地区始终以畜牧业为主，不存在进行大规模作物种植的条件，农业仅在海拔相对较低的边缘地区种植且都是生育期很短的早熟青稞及油菜，其他作物很难生长。据此推断，在藏北地区畜牧业起源早于农业当无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