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西藏远古石器时期的农牧业

第一节 古人类在青藏高原的初步开发

一 农耕与渔耕诞生期

(一)农耕诞生期

从冰川活动来看,西藏大体可划分为新冰川期和现代小冰期。在新冰川期气温开始下降,年均气温比现今低2℃左右;在现代小冰期,气温比现今低,盛期可低1℃~2℃。这种从适宜期以后出现降温的情况,与同期我国塔里木盆地,甚至欧洲、北美等地的气候变化有类似的情况。此时昆仑山—唐古拉山和色林错一带的气候渐趋恶化,逐渐不适宜人类的居住,迫使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类沿唐古拉山南麓向怒江流域转移,到达气候较为温暖湿润的藏东昌都,发展成了著名的卡若文化。

据考古分析,昌都卡若遗迹的年代距今5000~4000年,大型打制石器占石器总数的85%以上,近7000件。原料有:细砂岩、石英砂岩、石英岩等。除石核、石片外,石器种类很多,有铲、斧、锄、犁、钻以及切割器、刻刮器、研磨器、尖状器、砍砸器、敲砸器、矛、镞等。出土的细石器占石器总数的8%,原料有玛瑙、硅质岩、石英、燧石等。经过修整的标本有629件,其中细石核83件,分船底形、楔形、锥形、柱状、龟背状、板块状。细石叶169件,均为间接法打制产生。细石器377件,器种有:镞、尖状器、雕刻器、刮削器等。磨制石器占石器总数6.4%,共511件。原料有:硬玉、火山岩、硅质蛇纹岩、流纹岩等。器种有:斧、锛、研磨器、切割器、镞、重石等。共出土陶片2万多枚,均为夹砂陶,分夹粗砂和夹细砂两种,大部分陶片表面经过打磨。陶色有红、黄、灰、黑四种。以黄为主,均手制,火候不高。纹饰以刻划纹为主,也有绳纹,附加堆纹、压印纹、篦纹、篮纹、抹刷纹和彩绘。主要图案为三角折线,还有平行线、方格、菱形、连弧、三角、圆圈及四方形纹。器种主要有:罐、钵、盆,均为小平底,只发现一件带流器。骨器约400件,主要是生产工具,少数为装饰品。包括锥、针、斧、抿子、刀梗、片饰、簪、璜、珠、项饰、牌饰、贝饰等。另外,卡若遗址还出土猪、羚、狍等十几种动物骨骼,以及大量的粟类谷物,还有房屋遗址(见图2-1)27处,有石墙、灶、灰坑等。这表明,当时西藏人类种群的一部分正逐渐进入定居时代,在距今5000~4000年,藏东卡若地区,藏族先民已懂得使用农具。以粟类为主体的谷物种植已经开始,西藏高原原始农业已经出现,生产活动已从狩猎扩展到兼营农业和饲养家畜。考古学家还认为,卡若遗址是一座延续了1000多年的原始村落,卡若文化与黄河流域的马家窑、半山、马厂文化的进化水平基本相同,而且文化内涵有很大的相似性。《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侯石柱:《西藏考古大纲》,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

图2-1 西藏昌都卡若房屋遗址

(二)渔耕诞生期

藏北申扎、双湖一带的中石器人类,在距今6000年开始迁移,此时普兰霍尔一带的气温仍然较高。由此推测,普兰霍尔古人类迁移的开始时间应当晚于藏北申扎、双湖一带古人类的迁移。此后,藏南地区的气温也逐渐下降,加之青藏高原不断隆起,普兰霍尔已经不适宜人类的生存,迫使其中的一部分向西,发展形成阿里的象雄文化;另一部分沿雅鲁藏布江流域向东迁移,到达藏东南林芝一带。据考古分析,在林芝发现的云星、居木、加拉马及红光遗址,基本属于同一种考古文化遗存。其生产工具以打制石器为主,亦有磨制石器、砍细石器。打制石器的器形有:盘状器、敲砸器、网坠;磨制石器有刀、凿、穿孔石器;陶器不发达,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较少,陶色以褐色为主,亦有红色、黑色,黑陶表面磨光。陶片除素面外,纹饰有划纹、压印纹、绳纹、附加堆纹、三角形镂孔和直口罐口沿上的压印锯齿纹等。器形有钵、罐、盂等。这表明,距今4000~3000年,藏东南林芝地区,藏族先民已懂得使用农具,开始种植谷物,并已懂得使用渔网捕鱼,藏东南地区渔耕文化开始诞生。

二 农耕与狩猎并存期

据分析,距今3500年,西藏高原植被发生了明显变化,地层中的木本植物花粉较以前显著减少,甚至消失(昂仁昂拉露剖面),草本花粉达80%以上,旱生成分较多,以蒿属最盛,气候向干冷方向发展。此时藏北地区已经不适宜人类生存和发展,但是藏南许多地区,特别是河谷地区气候仍然较为温暖,这为昌都、林芝一带的藏族先民向西发展创造了条件。距今3500~2200年,生活于林芝云星、红光、居木、加拉马一带的藏族先民,一部分在当地继续生活,发展形成了新石器晚期的杜布文化;另外一部分向西发展,其中一支沿雅鲁藏布干流而上,到达山南雅砻河及拉萨一带,与当地的居民融合,并在中途于朗县形成了列山文化;另一支则沿尼洋河干流而上,到达拉萨曲贡一带。而生活于昌都一带的藏族先民一部分在当地继续生活,发展形成了新石器晚期的相皮文化;另外一部分则沿怒江而上,经那曲到达拉萨,在发展过程中于当雄创造了然乌文化。到达拉萨、山南的古藏族先民与林芝到此的藏族先民及当地的居民融合,形成著名的藏南雅砻文化,并由此向四周发展,形成西藏高原新石器晚期文化区。

在西藏文管会联合考古队试掘的贡嘎县昌果乡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昌果沟遗址中,试掘出土了包括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陶器、骨器在内的丰富的考古遗存。1994~1995年傅大雄在此遗址中,又发现青稞炭化粒、古粟炭化粒、普通小麦炭化粒、裸燕麦炭化粒、豌豆炭化粒和人参果的地下茎炭化物。根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公布的昌果沟遗址试掘取样的C14绝对年代测定报告,上述农作物群遗存的大型灰坑内木炭生存的绝对年代,经树轮校正其上限为公元前1370年(距今约35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在距今3700~3000年的拉萨曲贡遗址中有早期石板墓两座,灰坑十多个,出土石器有近万件之多,骨器有古针、骨锥等,特别是一枚骨针在针尖穿一针鼻,针尾无鼻,其原理与现代缝纫机针相似,是全国史前遗址中首次发现。陶器有单耳罐、双耳罐、高颈鼓腹罐等,外表打磨光滑,压有变化多样的几何纹饰。另外,曲贡遗址中发现双肩石铲、石磨盘。这表明,在距今3500年左右的藏中地区,开始出现以青稞、粟、小麦、豌豆为主体的谷物种植,改变了西藏以藏东地区粟类为主体的谷物种植格局,出现青稞、粟共同种植的农耕局面。同时,从出土的石器来看,这一地区既有用于农耕的石器,也有狩猎用的石器。这表明,在这一时期农耕与狩猎并存。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叶善南接蜀、汉(西部边境),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后汉书·西羌传》。另据《吐蕃王朝世系明鉴》记载,藏中地区农业始于公元2~3世纪之布贡甲时代,并推断,最晚至4世纪初,在今西藏境内的拉萨河、年楚河、雅砻河、尼洋河(均属雅鲁藏布江水系)的许多河谷地带,农业经济已经形成,并得到较大的发展。王仁湘:《拉萨河谷的新石器时代居民——曲贡遗址发掘记》,《西藏研究》1990年第4期。

藏族古老宗教苯教的文献中,认为世界最初是由五种本原物质产生的。原初有一个发亮的卵和一个黑色的卵,从发亮的卵的中心生出人间的始祖什巴桑波奔赤,人类是从什巴桑波奔赤的后裔——天界和地界的神当中繁衍出来的。还有的传说认为猕猴和岩魔女的结合衍生出西藏的人种,并且指出藏族最初的祖先就生活在雅鲁藏布江边泽当附近,这一传说可能是藏族先民对祖先来自森林地区的模糊记忆。藏文《第吴宗教源流》和《智者喜宴》记载说,西藏地区在人类出现之前曾经由十种(或十二种)非人统治过,那时西藏地区被称为“博康”(bod-khams)之地,《第吴宗教源流》和《智者喜宴》。而“博巴”(bod-pa)正是藏族古往今来一贯使用的自称,可见这一族称是由地域的名称演变而来的。

藏史《贤者喜宴》还说:


食用果实变成人,

采集树叶当衣衫,

如同野兽居森林,

好像珞、门遍西藏。《贤者喜宴》。


《弟吴宗教源流》所说基本与《贤者喜宴》的观点相同。但是,其中的三叉杖、矛戟、弯杖等武器则与上述不同。《苯教史·法源》则说:


之后由魔鬼和罗刹统治,

居住红黑岩山森林中,

直接吞食侵袭众人类,

饮食人畜血肉面变赤,

地名“魔境那波格素”,

或名“喀惹九门”神鬼地。

人鬼结合子嗣多繁衍,

发生纠纷杀生祭祀神。


从此人由魔统治,

栖居草木岩石间,

汇聚西藏四河道首尾,

与人结伴对抗辛,

鬼人联合统领兵。

导师出世众归顺,

吩咐司管八部魔,

人得授记祭天除灾荒。

此前人鬼未分时,

已有六大之世纪,

无数年人间居住,

地洞岩穴为人家。

除了修造小石屋,

不知伐木和结绳,

野菜血肉当食物,

没有智慧搞农业。《苯教史·法源》。


而青藏高原周边的一些民族,例如羌族、纳西族、普米族的创世神话传说则认为他们的祖先来自青藏高原的腹心地区。依据近年在青藏高原的考古发现、民间的神话传说以及对青藏高原的自然环境的分析,我们认为,青藏高原的古人类在农业发展中,将野马驯化为家马、将狼驯化为狗以后,古人类在辽阔的草原上生存并发展起大规模的畜牧业。奶酪肉食提高了牧民的体质,畜群的增长需要寻找新的草场,这使得游牧部落有可能进行长途迁徙,向更大的地域扩散。从藏北草原翻越唐古拉山到达长江、黄河源头的游牧部落,在以青海湖为中心的广大草原地带发展成一个又一个的部落联盟,并继续向东发展到黄土高原,与黄河中下游的华夏部落接触交往,这就是汉文古籍中所记载的羌人和西羌部落。向东发展的羌人部落有许多加入到黄河中下游汉族的形成发展过程之中。另一部分从青海南下经过横断山脉进入云贵高原,甚至远到缅甸,发展成藏缅语族的一系列民族,从其语言上的相近还能够看到他们在民族起源上的亲缘关系。而留在青藏高原上的农业部落和游牧部落,经过唐代吐蕃王朝的统一,形成藏族。羌藏之间的历史渊源关系,可能正如费孝通教授所说:“即使不把羌人作为藏族的主要来源,羌人在藏族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也是无可怀疑的。”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