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区域、区域组织、区域主义与区域一体化

为了解这样的互动过程，笔者把西非国家和西部非洲区域一体化作为研究对象。在非洲五大地理区域中，笔者选择研究西非区域一体化的原因在于：沿地中海的北非国家其文化特征更接近阿拉伯文化，经济联系与欧洲及中东更为密切，其历史的发展一直同欧亚历史的发展相互交融，阿拉伯人占比大，该地区的埃及、马格里布国家（阿尔及利亚、利比亚、摩洛哥、突尼斯），乃至苏丹，一般被认为属于中东国家，又有撒哈拉大沙漠将其与非洲其他部分分割开来，故北非的非洲色彩并不浓厚，也不突出。东非内的区域组织东非共同体经历了成立10年后的解散，解散23年后的重新成立，如果从区域组织的作用来看区域一体化，那么在20多年里东非的区域一体化是停滞的。中部非洲各国几乎是西欧各国的复制版，曾分别为西欧各国的殖民地，其一体化进程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发动，成立了中部非洲关税与经济联盟，在20世纪80年代该联盟为中部非洲经济共同体所取代，成员国由3个逐渐扩展到21世纪初的11个。该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也有典型意义，但主要是以法语国家为主，而笔者的法语水平还不足以熟练阅读法语文献，故不选中部非洲作为研究对象。南共体从区域核心国家、现有总体经济实力和多数同为英语国家三方面来看比西共体具有优势，但核心国家南非不同于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历史发展，对研究非洲区域一体化典型意义相比西非区域一体化研究要弱些。

笔者选择西部非洲一体化作为研究对象来分析非洲一体化与现代化的互动进程，因为西非一体化和现代化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都非常突出，相比非洲的其他地区的一体化更有代表性。西非几乎可以说是整个非洲大陆的缩小版，比如历史的传承、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危害、众多族群与宗教并存方面；比如西非曾诞生过非洲三大文明古国加纳、马里、桑海，为西非一体化提供了良好的历史背景，相对比较深厚的传统有助于西非探索非洲式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西非人重视传播非洲个性思想和黑人传统精神；另外，现代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尼日利亚在西非，丰富的人力资源是既是尼日利亚本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优势，也有利于尼日利亚在西非一体化中发挥作用。而且，西非地区受泛非主义运动影响较深，是19世纪围绕非洲民族主义这一主题的非洲思想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也是非洲现代化领导者非洲知识分子最早起作用的地区，引领了非洲独立运动且诞生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一个独立的国家加纳。来自加纳的杰出非洲领导人恩克鲁玛始终高举泛非主义旗帜，制定非洲一体化目标并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推动了非统的成立，恩克鲁玛既是非洲一体化思想的倡导者，也是非洲一体化思想的实践者。

同时，西非一体化和现代化所面临的挑战也是多重的。奴隶贸易造成的社会分裂、不同部族的敌对，以及对非洲人自尊性和自信心的摧残；老殖民大国英、法势均力敌造成的英语西非和法语西非的分裂及其对各自前殖民地的控制与影响；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并存而产生的思想文化的多元性。西非的各种国家间区域组织数量多，且功能重叠。相比人们认为比较成熟的西欧一体化，西非区域一体化在区域内领导角色的数量上不同于前者，因为西欧一体化靠的是英、法、德三驾马车的协调领导作用，而西非区域的尼日利亚的地位是西非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这一点又类似北美区域一体化的情况。

非洲现代化和一体化的互动在西非的体现最为突出。西非区域一体化的研究很有典型意义。无论是思想准备还是历史实践层面，西非都比东非、南部非洲、北非、中非占有优势。西非区域意识的启蒙较早，且对一体化实践开始得也早，“区域合作在西非始终是一种强大的力量，这种区域合作力量比非洲大陆的其他区域更为发达”。因此，对影响西非区域一体化原因的研究，其借鉴意义远比对其他非洲次区域的研究要大。首先，对西非区域一体化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非洲区域一体化和非洲现代化进程的探讨，尤其是对探索经济不发达国家的区域一体化与现代化实现路径有着重要意义；其次，西非区域一体化研究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与经济改革辩证关系的认识；最后，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主权原则和灵活运用主权原则的认识。

这里“区域”所对应的英文词是region，对区域一词的理解，在学术界并没有达成共识。但国际政治中的区域概念，是因涉及一个以上的国家而出现的，它至少包含两个或更多的国家，这些国家在地理上接近，在人种、语言、文化、社会结构上存在相同或相似的特征，享有某种共同的历史记忆或经历，其认同感会因对该区域外的国家所采取的共同政策和行动而增加。故用汉语词汇“区域”比较合适。region 的主要内涵是指界限明确的一个地区，是开放的，汉语词语“地区”更多的指一国国境内的某一地方。中国学者基本对这两个词语不作区分，既有用区域，也有用地区的，这种混淆不利于学术问题的探讨，如在谈论地方民族主义时，有学者用地区民族主义。笔者倾向于用区域，区域更多强调政治含义，而地区则强调地理含义。非洲研究非洲区域一体化的学者阿桑特指出，在谈及非洲区域时，region就是指几个邻近国家构成的区域地区，而不是整个非洲大陆。本书基本采纳阿桑特的这个用法。

区域的特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区域内人口的构成、经济活动和相对封闭、自成一体的地理位置，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文化、社会特性，这些构成了区域主义产生发展的前提条件，但并不能就此断言这些地理、经济、社会因素的存在必然导致区域主义的产生，如果没有区域内人们的政治觉醒、有意识地塑造区域内的政治制度，区域主义便无从产生。区域主义的产生既是为了客观再现区域内的独特社会、经济特征，也是为了从政治上对这些特征加以解释，以使区域内的独特性产生综合的意义，“就是人们对区域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性的强调，以及对区域、区域一体化、区域意识、区域认同、区域觉悟等方面内容的理论构建”。区域已成为驱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有效的地理经济空间单位。

正因如此，区域以及区域主义研究已经成为众多学者的研究重点。区域一体化是区域内各种差异彼此接纳、逐渐融合，并趋向形成一个整体的一种客观进程，这种进程可能是区域内国家历史上自然形成的一种结果，也可能是国家有意识加以促进的趋势，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但为了讨论与研究的方便，人们更多地取其客观的方面，人们通常认为这种过程首先体现的是一种经济的一体化，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的产品和生产要素可以无阻碍地流动和经济政策的协调，一体化程度的高低是以产品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差别或范围大小来衡量的，从而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组织也有不同的形式”。另有学者从交易费用的角度论证说，一体化是减少区域内国家间交易费用的一种过程。区域一体化是相邻国家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促进商品、服务、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并协调彼此政策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要求这些国家在贸易、财政及货币政策上的一致。就西非国家而言，选择区域一体化的目的是促进本国的发展，改变经济上的依附状态。区域一体化与区域主义的区别在于，前者缺乏明确的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的目的。但对一体化的理解并不仅限于经济的含义，如科勒-科赫等学者就从政治的角度来定义一体化，认为一体化是“不同的社会、国家及经济体跨越了现存的国家、宪政和经济边界，以和平和自愿的方式所形成的联合”。

在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领域，区域主义试图改变的是以邻为壑的国与国的猜忌关系，建立起“远亲不如近邻”的互助互信关系，摒弃“远交近攻”的策略，以应对国际社会的变化和挑战。区域主义更多的是弱者无以自保而不得不诉诸的手段，即使产生了世界第一批发达国家的西欧也不例外。两次世界大战削弱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同时，也将欧洲区域意识变为现实。沦落为全球大国政治的客体的欧洲国家开始视欧洲为一个整体，更为注重欧洲的同一性，在1944年的日内瓦抵抗战士大会上发表了《欧洲联邦宣言》。

区域主义也是适应国家行为体逐渐增多、国际社会日益复杂（从联合国建立之初的51个成员国到目前的近200个成员国）的趋势而产生的；区域主义更是在经济一体化日益加深，在世界难以用简单的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加以划分，难以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截然对立的意识形态排队的趋势中应运而生的；区域主义体现着对当今国际社会缺乏民主、全球治理匮乏的失望，体现着民族国家面对越来越多的超越国界问题时束手无策的一种无奈选择；同时区域主义体现的是一种务实的精神，是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对本区域相对竞争优势的认同。因而从功能主义的角度看，区域主义更可能是“作为促进经济与社会变化的动力”。国家的力量已经不足以促进本国现代化的发展，区域主义逐渐开始接管民族主义难以完成甚至无法完成的任务。

区域主义一旦出现，就对区域特征起着重塑、强化的作用。用吉本斯（Gibbens）的话，社会经济条件与政治行为的关系是互为条件的，而不是谁决定谁的问题。国家采取区域主义的表现形式是与相邻区域内的其他国家建立区域性国际组织（简称“区域组织”），区域组织是特定区域的国家为了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而结成的国际组织。直至21世纪，区域组织遍及世界各大洲，没有加入某个区域组织的主权国家屈指可数，无论国家大小、发展水平高低都在推动参与区域组织的成立与发展。现存区域组织中历史最久的是成立于19世纪初期的美洲国际组织，最有成效、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是欧盟。区域组织的兴起与世界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密切相关。

区域组织条约或机构及其工作须符合联合国之宗旨及原则，联合国宪章有专门条款对区域组织的法律地位及其同联合国的特殊关系进行了规范。区域组织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同联合国保持合作，在维护国际和平和保持国家间体系稳定上弥补国家以及联合国这个超大国际组织能力的不足，但非联合国的组成部分，而是独立的国际行为体。

区域组织内的成员往往地理位置相近，在民族、历史、文化、语言、宗教等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上有共同关心的问题，相互依存。然而，区域组织的这些特点都是潜在的，是否将这些潜在的特点加以利用，取决于是否具有适宜的时代背景以及相关国家对待邻国政策的变化。如推动欧盟成立的最初动力是不愿再次陷入战争-渴望实现欧洲大陆永久和平的目标。这种政治动力与欧洲渴望靠集体的力量抵制现代化后起大国美、苏的控制，遏止衰落的趋势的愿望相结合，促成了欧洲一体化由煤钢联营到欧共体至欧盟的发展。非统的成立也源于类似的原因——试图靠团结的力量共同抵御西方的影响，并确保彼此和平相处。

区域组织不仅有助于本区域和平的建立，更有助于发挥区域优势，加强成员在经济全球化中的竞争优势；区域组织的建立是在加强成员之间的传统联系之上，拓展新的联系渠道，并使之制度化。

这种区域主义的概念是一般意义上的，欧洲一体化发展近半个世纪以后，人们往往认为欧盟的诞生是水到渠成的结果，但是不能忘了欧洲一体化的启动虽然出于保持欧洲竞争力的经济动因，有经济自由主义和功能主义作指导，一体化由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的跨越却是各成员国的政策选择的结果。即使经济发达的欧洲的一体化也离不了政治的作用。西非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同样遵循的是这样一个由经济动机而启动，逐渐延伸至政治安全领域的过程。西共体成了西非和平的维护者。考虑到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区域一体化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一体化的巨大差异，各个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紧迫的发展任务，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区域一体化的目标就是促进这个紧迫任务的完成。

继20世纪70年代区域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衰落之后，到80年代逐渐复苏，并在90年代重获重视，今天它正呈现为全球化过程中一股强劲的力量。区域主义既可以被视为全球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全球化进程的一个必经阶段，又可以被视为对全球化的一种反应或者挑战。全球化在深度上的拓展，加剧了竞争的强度，各国的应对也越发灵活，在肖（Shaw, T. M. ）看来，冷战结束后的区域主义在多维度、复杂性、灵活易变、不墨守成规等方面都不同于过去的区域主义，这表明了“新区域主义”兴起。这种新区域主义在全球层面展开，是三方互动的结果，即国家（包括了国家间组织）、经济结构或组织（包括多国公司、世界银行及如黑手党的地下洗钱网络）、市民社会（教会组织、少数族体、非政府组织）。不同区域的区域主义因这三者互动关系的不同，出现了下面三个方面的差异：在经济、生态、战略上呈现了差异；在一体化程度及可持续发展方面呈现不同；在国家与非国家参与者的多样性上有所不同。

冷战结束前后，西非区域主义的突破体现在在区域政治安全与区域稳定的认识上形成共识，西非国家逐渐担负起自身安全与稳定的责任，不再将希望寄托于区域外部势力。在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浪潮中，西非国家的国内治理机制的软弱无力暴露出来，一国政治的动荡很容易引发区域政治的动荡。在这种形势下，西共体开始把区域政治稳定与成员国国内政治稳定紧密结合起来，着手干预成员国国内发生的容易引发区域政治动荡的政治事件，理性处理政治稳定与经济改革与合作的关系，从而实现了在政治和安全合作上的突破，西共体停火监督组织的成立就是这种突破的标志。西非区域一体化在政治和安全上的突破，是西非国家在主权共享上的一种实践，也是它们在主权原则上认识提高的表现。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一体化的全球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相互依赖的开放的地区性经济。这种相互依赖不仅具有经济的性质，也具有战略与政治的性质（地区战略的重新组合）、文化的性质（旅游、娱乐、体育）和环境的性质。地区之间的竞争也是显而易见的。为获取竞争优势，各地区采取的各种政策选择，包括外交政策，都属于区域主义的范畴。

各国经济发展逐渐融合为一体、形成全球经济的趋势，其特征体现为生产、贸易、投资、金融的全球一体化，人才、资本、信息、知识和物质要素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流动。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深变快。全球化加深变快的趋势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现代化生产）的客观进程，也是全球政治变化并对经济进行干预的结果。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经合组织国家采取了自由化、私有化和放松政府管制的措施，这些措施既是西方发达国家促进自身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发展所遇到的问题的解决方法，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提倡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的一种修正，也是针对从政治上、经济上对流行于发展中国家的计划经济和管制经济的一种干预。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经济全球化的高度发展，逐步跨越并侵蚀着民族和国家的疆界。这种趋势也验证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预见的，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在这个趋势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挑战，都面临着斯科尔特（Scholte）所言的挑战，即“当代对主权的维护一般不是指（根据传统定义）对彻底、全面和单边的国家权威的主张，而是指（更为实在地说）在特定领域内保持国家的影响”。但发达国家拥有的防止主权遭侵蚀的手段与资源都多于也强于发展中国家。

全球化的内在发展使得国家、社会、群体寻求一种秩序，无论是威斯特伐利亚会议，还是各种双边、多边条约，还是国际联盟及联合国，都是寻求秩序的努力。国家对霸权的寻求，正是追求秩序的表现，是想通过主导全球化的制度安排，弱化全球化对自身的消极作用，强化乃至最大化本国在全球化中的获利。

发展中国家不仅面临着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还面临着被发达国家解除政治主权的挑战。21世纪初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一种所谓“后现代国家理论”，或者说“新帝国论”“市场国家论”。这种理论实际是要推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建立在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基础上的国际政治秩序，妄图使国际政治秩序等级化，从而更有利于处于秩序等级顶端的国家攫取经济财富。其代表人物是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顾问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顾问菲利普·鲍比特（Philip Bobbitt）。该理论认为国家内部的不同体制决定国家不同的对外政策，所以他们坚持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是理解对外政策的关键，且为民主国家滥用暴力、发动对他国的战争寻找借口，为此，他们论证，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国家并没有消亡，同样地，国家之间的冲突也没有消亡，但是国家特征乃至国家间关系改变了。库珀认为，这一改变体现为欧洲国家以及美、日等国从现代国家转向了后现代国家。而鲍比特认为，这个所谓国家的改变，是由民族国家改变成市场国家。根据其理论，民族国家以前承担的公共福利在市场国家是被禁止的，在市场国家这个体制下，公共服务被私有化了，原先国家的内部职能就不再是提供社会福利，而是提供法律权利，包括人权和机会，让其公民到市场里去寻求利益。这样一种市场国家的对外职能，就是要通过一切手段（包括军事手段），来保证其制度在全世界的所有其他地方也能够推行。既然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大的地区并不遵从市场法则以及法律权利，因此市场国家就可以通过发动战争和军事干涉的办法来确保其他地区也遵从市场法则及人权法则。库珀把世界上的国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后现代国家，即北美、欧洲国家和日本；第二类是现代国家，它们还是民族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巴基斯坦等；还有一类是前现代国家，如非洲国家、中东国家及阿富汗。美国对伊拉克所发动的战争，就是这种理论的一种实践，是美国动用政治、军事权力为经济服务的一个借口。

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打着市场的旗号，阻碍自由市场的发展，或者说用非市场竞争的手段打压后起国家的崛起。21世纪的竞争是在所有地区与民族都已觉醒，拥抱并学会利用自由市场竞争规则发展壮大自身，且后发者的后发优势逐渐显现的背景中展开的。所谓后现代国家论显然是为更长久地维护英、美等西方国家的霸权地位，最大限度地攫取利润服务的，也是在阻止其他国家的迅速崛起，为其他国家国内的一体化和现代化转型设置障碍，掩盖西方势力衰落的一种说辞。这种理论的实质是要解除后发国家的优势，就像拳击比赛正进行过程中，裁判突然叫停，因为曾经的冠军渐渐体力不支，要求暂停，并找茬说，挑战者穿的鞋不合规范，让挑战者换了鞋再战，如果挑战者不换，就没有资格再战。

而以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其英语首字母为英语的BRICKS）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崛起用事实有力地抵制了这种新帝国主义主张，也重塑了冷战以后发展中国家的信心，为非洲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机遇。当然无论是地域面积还是人口数量，这些国家的规模是非洲国家（南非除外）难以比拟的。

区域合作及区域一体化所带来的规模效应则能弥补这一点，区域合作与一体化能使包括西非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更有效地维护自己的主权，防止主权被所谓的后现代国家干涉，又能更好地运用主权为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服务。国际政治一体化的理论家们普遍认为，超越民族国家的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动力源于“参与各方所认识到的共同需要”，是一种主观的合作性安排。其成功的重要条件是人民有能力把一体化变成一种观念或信仰，并把这种观念贯彻到实践中。同时，这些理论家们也认为一体化也是一种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客观现象。也就是说，一体化是主观与客观的结合或互动。欧盟40多年的发展历史既有政府间主义起主导作用的时候，也有超国家主义起主导作用的时候，但最初的确是主观意志主导的结果，即旧大陆欧洲拒绝衰落的自觉意识。如果人们强调后者的客观现象尤其是经济的条件时，就会得出结论说，欧盟的一体化实践是不可复制的，进而认为南南型经济一体化根本不具备成功的条件。其理由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狭小，需求低；成员之间经济上不存在紧密的分工关系，不具备相互进行贸易的条件；发展水平差距大，贸易政策、经济政策乃至文化传统和政治体制不同，难以协调政策；缺乏技术和经济水平较高的核心成员，故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一体化没有出路。而南北型经济一体化是发展中国家的出路所在。这种观点注重的是区域合作的成员之间的表面差异，且忽略了南北型经济一体化模式中，合作方力量的巨大不平衡往往构成一体化深化发展的障碍。20世纪中期以来在西欧国家率先开始的世界区域一体化实践中，不仅有属于北北合作的成功事例欧盟，也有属于南南合作的成功事例东盟。区域一体化的成功取决于主权不受干涉与具体运用主权的可分割的结合，区域内的各成员要在以下方面做出选择：哪些范围内的治理权是可以同区域一体化的成员共享的，哪些是可以授权区域组织进行代管的，哪些是不可让渡的。无论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区域合作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或者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其合作的形式与深化都涉及主权国家灵活运用主权的问题。

论证非洲国家一体化与现代化的互动实质是要说明非洲三种层次的一体化是如何进行的。非洲一体化和现代化的目标指向是一个：改变非洲经济的依附性，使经济同政治一样获得独立。研究西非国家区域合作和区域一体化的可行性与阻碍性因素、必然性与偶然性因素，了解西非各国经济依附性与国家政治自主性的相互作用，不能简单套用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这三种理论模式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合理性，或者说阐释了国际政治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西方发达国家和大国之间的政治经济互动。虽然三种理论视角对国际政治经济现状的原因（自由市场竞争规则、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运动、各国谋求国际权力与地位的斗争）及国际政治经济发展总趋势的解释有着各自的说服力，但是忽视了现代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主权国家的能动作用。这三种理论的观察对象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历史，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过程及其所造成的后果。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都忽视了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其主权的获得与灵活运用，忽视了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各国灵活运用主权而产生的对本国现代化实践和适时主动参与世界一体化的作用，忽视了赶超先期现代化国家的国家如何争取在现存秩序中谋取最有利的位置、利用甚至改造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摆脱不发达状态的尝试，故未能解释为什么15～16世纪强大的西班牙、葡萄牙会被17世纪的小国荷兰所超越，18～19世纪的英国、法国为什么被德国、日本和美国所超越。

流行于20世纪60年代的依附论强调了造成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外部原因，成为发展中国家提倡以南南合作为基础的区域主义和区域一体化的动力，尤其是拉美区域主义和区域一体化的探索为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区域的合作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依附论虽然指出了发展中国家彼此联合起来的重要性，但因为忽视国家主权的作用，故没能解释为什么始终有发展中国家跻身发达国家之列。曾经的殖民地美国、加拿大与澳大利亚如今都是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国家，占据着世界一体化中的重要位置。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依附论都强调资本主义经济的决定作用，忽视了国家在其中的能动作用。主权赋予了国家发挥能动作用的基础。一个国家能动作用的发挥就是对主权原则的灵活运用，其表现形式是国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就如同一个人，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需要个人能动作用的最大限度发挥。

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依附论对我们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独立的西非国家的主权作用有限。正如里德尔（Riddell）指出的，上述理论不足以解释塞拉利昂独立20多年以来的不平等现象，因为这种不平等现象产生于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和塞拉利昂国家政府应对的互动结果，体现为国内发展政策与对外政策两方面，其在区域合作或一体化问题上所做的任何决定都受到来自国内与全球两个方面的影响。里德尔的分析注重国际因素与国家内部因素的互动关系所产生的后果，指出了即使对像塞拉利昂这样的微型国家来说，仍然存在着自主选择的余地，存在着自我改变现状的空间，尽管进行自主选择时将面临巨大的挑战。这种自主选择的余地和改变现状的空间是西非国家独立以来所享有的主权所赋予的。然而问题的关键是西非国家能否有效地运用自身所享有的主权。

虽然现实主义重视主权国家，但重视的只是那些大国。现实主义方法只有对小国作用予以同样的重视，才是真正现实主义的，否则只能称为权力主义的视角。卡赞斯坦（Katzenstein）在其文章《国内和国际力量与对外经济政策战略》中所提倡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方法，更有助于解释西非国家在区域一体化实践中的自主选择。这种方法注重把研究国内政治对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和国际力量对单一国家政治经济选择的制约结合起来，有助于研究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发展中国家的区域一体化实践。曼斯菲尔德（Mansfield）和米尔纳（Milner）在研究区域一体化和区域主义时，运用并发展了卡赞斯坦的现实主义方法，并指出了这种区域一体化研究所要关注的两个侧重点：其一是研究国家政策和利益集团的偏好、国内体制的性质与实力对国家选择区域一体化机制和区域机制的效果之间的关系；其二是研究国际政治，尤其是对权力关系及多边机构如何影响区域机制的发展与构成直至机制完善。

对区域集团及其一体化的研究，归根结底是对规模效应的研究，不仅是对经济规模的研究，同时也是对政治影响力的研究。我们反观资本主义中心由葡萄牙、西班牙到英、法，再到德、日、美的转移，是规模逐渐增大的一个过程。同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重创的西欧国家，通过欧盟的建立又重塑了自己在世界上的优势地位。如果仅从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因素入手分析世界各种区域一体化现象，并从中提炼出能够解释现象并预测未来的理论，一定是无法令人满意的，因为与全球化并行不悖的区域一体化现象不仅涉及政治权力因素，而且涉及地缘、经济与文化因素，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故区域一体化研究是一种综合性的研究，首先是对国际政治经济相互作用的研究，其次是对区域地理环境、区域人口分布、文化状况及历史动态的研究。

区域一体化研究是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仅要关注国家的作用，同时要关注区域内各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关注区域内各国之间的互动，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对区域的影响及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变化。一个地区的一体化不管是起因于政治还是经济，其发展的进程必然是二者相互影响的结果，有时政治具有关键性作用，有时则是经济唱主角。全球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小型开放经济体的总和，相互依存不仅体现于经济特性、环境特性，而且体现在国家的战略、政治和文化特性上。区域科学提供了一种多学科解决问题的方法，其优势在于综合运用经济学、地理学、工程学和管理学来研究时空现象。区域一体化成功与失败的原因则既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甚至是个人的。

邓宁（Dunning）曾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中的三种趋势：政府加强宏观管理与减少对市场的干预两者并行不悖；政府积极推动市场发展与加强国内竞争力相辅相成；政府和多国公司都对区域合作和一体化施加影响。这三种趋势表现为在国家与市场的互动关系上，二者作用都在加强，不是单纯的哪一方强或弱的问题，而是国家在某些方面作用增强了，在某些方面却减弱了，市场也是如此，二者相互借力的趋势趋强。国家对市场的消极作用在减小，对市场的积极作用则在增强，国家自身的力量并没有因此而削弱。在这样的趋势下，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要研究本国以及其他国家如何利用国家之间形成的国际互动关系以及如何利用国际机制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因而吕贝克（Lubeck）提出，学者们应该把研究重点放在“市场力量和政治干涉的适当融合上，后者必须反映国家构建理性经济机构的能力，而不是生产靠租息的采邑，保证适当的融合，源于机制主义的知识对构建真正权威的关系形式是不可或缺的，这种真正权威的形式能够产生合法和训练有素的经济组织”。对弱小的任一单个西非国家而言，独自构建理性经济机构的能力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种挑战来自西非国家经济规模的小型化、依附性，故集体合作、尝试建立彼此合作关系机制是应对这种挑战的一个合理选择，这种选择能够以集体的合力来驾驭市场力量，并利用市场力量摆脱国家经济发展的被动性。彼此合作关系的现实出发点就是与邻国的合作，是立足于地缘政治地理环境中的区域合作。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区域合作和一体化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各国政策的灵活性，合作方式的多样性，合作制度化趋势加强。赫特恩和瑟德鲍姆（Hettne ＆ Söderbaum）从多学科的角度对这些新特点进行了分析。这种多学科的分析方法更能全面地解释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这种理论试图从全球社会理论、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及比较的方法对区域一体化出现的新特点进行解释。在他们看来，这种新的区域一体化趋势是伴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深而出现的，因而二者是互动的，全球化对不同区域的影响，与这些区域的不同反应构成了各自的区域一体化道路；而不同区域如同“想象的民族共同体”一样也是想象出来的。借助比较的方法，他们试图综合区域一体化个案研究与寻找区域一体化一般规律的研究，从历史的角度纵向分析了区域一体化可能经历的五个阶段或不同发展水平：区域空间形成阶段、区域复合体形成阶段、区域社会形成、区域共同体形成阶段、区域国家。这五个阶段或发展水平并非如射线一样一直向前，而是可能反复甚至倒退的，其原因在于作用于区域一体化的作用力不同。这些作用力不仅来自国家本身，同样来自市场与社会。这种多学科分析角度，把区域看成一个自我发展的整体，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在这个自我发展过程中，国家仅是这个区域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笔者在一定程度上同意他们的这种分析，因为西非独立国家的出现与区域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合的，甚至区域意识的出现要早于现代国家意识。西非作为一个区域有着确定的空间，其南、西、北部界限都是基本确定的，唯有东部界限有着某种伸缩性。

国外在研究非洲区域一体化方面对北非、南部非洲、中非、东非、西非都有所涉猎，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的三种分析角度都有，也有折中主义的角度、纯粹经济学的角度。有关西非区域一体化的研究最多。这些研究侧重对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以下简称西共体）与西非区域一体化关系的研究。对南部非洲区域一体化的研究稍少于对西非区域一体化的研究，但在南非结束种族隔离政治加入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之后，对南部区域一体化的研究力度增长得很快。

扬萨内（Yansané）在西共体成立之初就指出了主权原则在西非区域一体化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他对西共体成立前的各种区域组织曾进行过详细的分析，指出西共体是西非国家合作所取得的一个积极成果，但这个成果的实施需要跨越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原则，需要创建新的结构和机制，以避免复制前殖民地和其宗主国的殖民和新殖民的重商主义关系模式。他实际上是在提醒西非国家在主权原则的运用过程中要注意两点：一是注意西非区域内国家间关系不应被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原则束缚；二是在处理区域外的外交关系上要维护区域的联合主权，寻求改变整个区域在世界上的经济依附地位。

早在1983年，伊赞维（Ezenwe）就对西非区域一体化从经济一体化理论的角度进行过详细分析，重点在评述西共体成立之前的西非一体化的发展，也对西共体成立之前已建立的区域组织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比较，总结了推动这些组织成立的动力、组织的性质、存在的问题和对西非经济一体化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而指出了西共体从中应该吸取的教训：目标的确定要契合实际，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区域政治稳定，减少外部干扰及影响。他也指出了这些区域组织为加深西非一体化在经济的货币化和工业化方面留下的宝贵经验，同时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共体的发展进行了展望，其结论是非洲国家的经济一体化理论必须是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理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体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经济发展战略，而不仅仅是关税问题，为此要协调各国的政策，注重国家之间在一体化过程中利益与损失的平衡。

但是伊赞维论述的重点仍然是经济，国内政治稳定、政策在一体化过程中更多地被当作前提条件，而不是区域一体化过程中与经济良性互动、共同提升的一个结果。他的研究现在看来在一定程度上有前瞻性，尤其是他对西非国家政治的不稳定对西非区域一体化的制约影响的分析，被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西非区域合作与发展的实践所验证。但他受经济一体化理论的影响，没有预见到西非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在政治和安全的区域合作方面首先获得突破。卡科维茨（Kacowicz）的研究则观察到了西非区域一体化在政治安全方面取得进展的事实。他观察到，西非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被三个相互交织又相互矛盾的特征所左右：“第一，国家间经济交往水平低、经济相互依赖度有限。第二，西共体在维护区域内政治稳定与安全方面的贡献超过了在促进国家间经济合作、一体化发展方面的贡献。第三，非官方的经济交流、跨国交易及跨界交易显著增长”。这些矛盾表明了国家政策在促进经济一体化方面的滞后性。这种矛盾性说明政治经济二者互动的复杂性。政治与经济从来就不是截然分开的，尽管历史上的某些时段可能体现为经济的强大推动力量，但随后政治的作用就会加强，而顺应时代发展的政治改革常常推动经济的发展。

邓宁等学者的观察也是如此，“经济一体化或者致力于促进成员国的经济目标或者致力于实现成员国的政治目标，通常二者皆有，但政治因素会随着一体化的加深与扩大而变得更为重要。无论怎样，在当代世界上，二者不可能被截然分开，因为政治权力的影响与经济实力紧密相关”。正是因为在灵活运用主权原则上的突破，西共体组织才在冷战结束之后的西非区域安全与维护和平上有所作为，从而在区域一体化的深入与制度建设上走在了非洲大陆其他区域的前面，对非洲大陆一体化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随着区域一体化的深入，西非国家所面临的主权挑战将越来越多，需要西非各国领导者更强的政治意志。

研究西非区域合作和一体化实践的学者们在研究结论上有着一致的观点，他们指出西非国家应该使得区域合作和一体化目标更符合西非各国发展的实际需要，西非各国政府应该切实履行政治承诺。除了这些经验教训外，一体化进展有限的原因可能还有意识形态的因素，表现在西非独立后的最初十几年中，西非各国出于对各国自身的利益，甚至领导人私利的考虑，在非洲重大事件如阿尔及利亚战争和刚果危机，以及对待非殖民化过程和新殖民主义的态度，对欧洲共同市场的立场，以及在是否允许使用原子武器、是否允许外国军队驻军及建立军事基地和冷战引起的相关重大事件上的立场都存在分歧。前宗主国的政治经济影响一时难以完全消除，西非国家之间的区域合作组织有些延续了殖民地时期的机制和机构，独立后与原宗主国所建立的合作机制，是为保持现存的国际劳动分工而服务的，不利于西非一体化，最典型的如洛美协定。西非不同国家领导人之间对区域及次区域领导权的竞争，如同为法语非洲国家的塞内加尔与科特迪瓦的竞争，英语西非国家尼日利亚与加纳的竞争，区域内其他国家对尼日利亚的区域霸权的警惕，多哥与尼日尔的骑墙态度，毛里塔尼亚在西非经济共同体与阿拉伯联盟之间的摇摆。所有这些分歧干扰并迟滞了西非国家致力于西非区域一体化的努力。这些分歧的弱化甚至消除有赖于各国在主权原则上采取灵活的态度，尤其是与区域邻国的主权共享，利用集体主权来实现各自的国家利益诉求。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对西非区域一体化所做的研究，强调的是西非区域一体化所面临的困难。安多（Andoh）的博士论文论证了西非区域一体化所面临的外部干扰和影响，指出了掌握着经济话语权的国际经济机构对西非区域一体化的消极影响。他认为国际金融机构对非洲实施的结构调整政策是试图同时运用新自由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理论来解决非洲的危机，但这两种理论在同时使用时并不相容，结构调整政策对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强调挫伤了非洲国家建立竞争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努力。克瓦滕（Kwarteng）的博士论文则从西非国家内部的经济结构上分析了不论是作为调动区域资源的工具，还是实现集体自力更生的方式，西共体所存在的根本性缺陷，即区域内的经济贸易结构问题阻碍着西非国家摆脱区域外的依附。除此之外，与宗主国的历史关系的惯性、主要来自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支持，都构成了加强区域内经济贸易关系的障碍。

弗兰西斯（Francis）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积极肯定了区域合作和一体化的选择有利于西非国家。他的研究是对上述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西非区域合作的一种修正，尤其对西非国家坚持区域合作和一体化实践具有正面的意义。他以塞拉利昂为例，分析了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塞拉利昂的得失与进退。他认为塞拉利昂在西共体致力于经济和安全区域主义的背景下，虽然主权受到了侵蚀，但总体而言，塞拉利昂是经济区域主义政治的受益方。如果塞拉利昂政府能够对西非区域主义给予持续的支持与承诺，从战略上把握塞拉利昂在区域一体化中的定位，建立减少损失的有效机制，那么塞拉利昂就能从区域一体化中获取最大利益。然而20世纪90年代的内战使国家遭受摧残，政府濒于崩溃，塞拉利昂根本无法从西非经济区域一体化之中获益。弗兰西斯对塞拉利昂主权问题的分析无论是对西非国家还是对西非区域一体化的研究都有启发意义。

马罗拉德（Maroragd）的硕士论文延续了伊赞维的研究，是对发展的区域主义的一种提倡。他认为要强调国家政策的协调在西非区域一体化中的作用，指出西非国家还没有认真把区域一体化作为国家的战略来看待，因而西非区域一体化体现的是一种消极的一体化，过度依赖关税的减免。西非国家如要加强一体化的凝聚力，应该采取积极措施，在货币和支付手段、产业化政策，尤其是投资方面进行政策协调乃至采取共同政策。

另有一些学者重视对西非区域一体化中的领导角色的研究，主要是对尼日利亚在西非区域一体化中的作用的研究，如奥滕（Oteng）的博士论文从经济学角度指出了尼日利亚在西非区域中的主导性地位，以及在西非区域一体化中的关键作用。他主要以西非各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分析对象，指出在西共体内，尼日利亚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西共体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重要影响。尤多乌（Udogwu）的博士论文《资源实力和社会因素对1973～1985年间的尼日利亚外交政策的影响：以西共体为例》和赫克斯塔博（Huxtable）的博士论文《不稳定与外交政策的制定：西非的冲突和合作》, 都是对尼日利亚外交政策在西非区域一体化中的作用的研究。他们的研究表明，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外交上，尼日利亚对西非区域一体化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尼日利亚在如何发挥自己的作用上还缺乏经验。

从传统的安全观点入手分析西非区域一体化发展趋势的研究有西约赫（Sirjoh）的博士论文《西共体和在西非构建安全机制的动力学》，指出了多层面入手的安全战略机制，从武器控制、尊重法治、维和体制化到民主和良治上的综合措施。然而，这些综合措施的有效实施取决于西共体成员国的政治承诺和成员国政府的效能。西非国家逐渐认识到区域安全与国内安全的互动关系，在维护区域安全上取得共识，创新了区域安全机制，成为非盟及其他区域组织效仿的榜样。哈克与威廉姆斯（Haacke ＆ Williams）指出，西共体区域安全的防范重点是小型及轻武器的扩散，且在区域层面采取行动，不同于亚洲区域组织把防范恐怖主义作为重点。

从国际法的角度分析西共体停火监督组织的论文有科尔曼（Coleman）的《国家、国际组织和合法性：国际组织在当代和平实施行动中的角色》和德姆（Deme）的《法律、道德和国际武装干涉：在利比里亚的联合国和西共体》。前者从积极的层面肯定了西共体维和组织在利比里亚的作用，肯定了这个组织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贡献；后者则从消极层面分析了西共体所采取的区域维和方式的局限性，即派系的卷入和成员国之间利益的冲突制约维和行动的有效发挥，进而指出西共体并非一个能够保持前后行动一致的组织，其成员国自身软弱且政治动荡，不具备解决人道主义危机所需要的行动能力。

安宁（Aning）在分析外部势力插手西非区域的安全及稳定事务时，以利比里亚及塞拉利昂国际维和经验教训为例，指出区域内外力量的良性互动，尤其是区域外部行为体取得区域内主要行为体的认同与支持是至关重要的。没有西共体的配合，国际维和在西非就难以取得成效。

这些研究者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意识形态的偏见，或者站在西方的立场上，分析非洲政治经济的发展过程，把非洲国内政治看作制约发展的主要原因；或者从非洲的立场出发，认为非洲政治经济的发展主要受制于既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或者说学者争论的焦点是内外因之争、不同的一元论之争（政治决定说、经济决定说、文化决定说），以及二元或者互动作用论或者说折中的观点。也有学者试图摆脱上述三种分析角度及其折中方法，摆脱非洲研究中的西方话语霸权，提倡研究非洲要用非洲中心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实际上是倡导在研究中运用非洲特有的历史经验、技术、文化知识来分析解决非洲的问题，不限于从非洲立场看问题，其定位是要树立非洲人的自信。很难说，这构成一种独立的研究方法。非洲中心范式更多的是希望研究者注意非洲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不同，纠正西方学术理论与话语在研究非洲时所造成的偏见与误读。伊迪（Edi）的博士论文《全球化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政治》就运用了这种方法。除少数研究者如弗兰西斯外，上述多数研究者更偏重于对西非区域一体化消极因素的研究，忽略了挖掘西非区域一体化中的积极因素，尤其忽略了西非国家作为国际行为主体所享有的政治自主权的研究，忽略了对西非各国利益诉求与区域一体化选择上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实际上忽略了西非国家在主权原则的灵活运用上的研究。

研究非洲的中国学者，对非洲几个区域大国的关注较多，如埃及、尼日利亚和南非，而对非洲大陆一体化的发展和对非洲五大区域的一体化研究较少。在这两者中，对非洲大陆一体化进程的关注又胜过对五大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关注。论及非洲大陆一体化及非统（非盟）的文章多过论及非洲五大区域一体化及其区域组织的文章。以罗建波的博士论文《非洲一体化研究》和专著《非洲一体化与中非关系》为例。罗建波主要从历史的角度和建构的角度入手，论证非洲一体化进程。他关注的是非洲一体化主张中最激进的观点，这一观点源自恩克鲁玛的“非洲合众国”理想，有泛非主义思想意识形态的支持。这种最激进的一体化主张在独立后的非洲也有着实践的体现与成果，即独立后的非洲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尤其是冷战时期的两极政治环境中，能够与拉丁美洲、亚洲国家一道，坚持不结盟立场，在联合国发出统一的非洲声音。这种激进的一体化主张，理想主义色彩浓厚，与独立后的非洲政治经济现实有着相当大的距离，除了以恩克鲁玛为主的较激进的几个非洲国家领导人外，这种一体化主张并没有得到多数非洲国家领导人的支持。罗建波的这篇论文与著作的意义在于系统地梳理了非洲一体化的进程，促进了中国非洲学界对非洲一体化的认识，并对中国对非洲大陆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虽然非盟取代了非统，但前文所述的北部非洲国家的阿拉伯属性等因素对非洲大陆一体化的挑战并不容易克服，非洲人在推动一个规模小的区域一体化上还需积累经验，各国精英都需在有效治理本国以及与邻国合作上得到历练，才能有效推动非洲整个大陆的一体化，不能不考虑到“非洲既非一个岛屿，也非一个国家”的看法还是有一定市场的。多数非洲国家支持并诉诸各种努力的是通过非洲大陆的不同区域的合作渐进推动并实现整个大陆一体化的主张，即通过东、西、南、北、中五大区域一体化逐步实现整个非洲大陆的一体化。这种渐进的一体化主张，是在寻求比较务实的区域合作的实现模式。第三种一体化战略，是想借助功能或者部门的一体化合作，进而实现大陆的一体化，这种战略在实践中也有体现，如法语中西非国家的货币合作。后两种战略有着共同性，都是渐进的，都以大陆一体化为目标，或者说二者都是在探索实现非洲大陆一体化长远目标的可行性道路。对目标的研究可能会有助于人们探讨目标的合理性与可行性，但对道路的研究更有助于人们对非洲国家现实政治的理解，从而有助于非洲国家间关系的改善以及使国家行为更趋合理。

目前为止，在中国国内，仅有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对南部非洲区域一体化和西非一体化进展做过粗浅的介绍，对非洲区域一体化或次区域一体化的研究，介绍情况的居多，对现象进行深入理论探讨的较少。北京大学非洲留学生穆斯塔法的硕士学位论文《西非区域一体化与发展的主要困难及其解决途径》, 开始注重西非一体化中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指出西共体成员国内部的政治危机对区域政治的影响是西非区域一体化发展遇到的主要障碍。该文因篇幅有限，对影响西非一体化的政治因素分析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忽略了对西非国家政治危机产生原因的探讨，也未能分析国际政治与经济结构对西非区域一体化的影响。近年来出现了关注西非某个具体领域的一体化发展的研究，对西非区域意识的论述有肖宏宇的《西非区域意识、民族主义与独立运动》；王干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法院研究》，从法律的角度对西非一体化进行了研究；关注经济层面一体化的有刘玲玉的硕士学位论文《西非国家经济一体化研究》和论文《非洲区域一体化组织内部贸易浅析——以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为例》，肖宏宇的《贸易体系、债务、外援与西非区域一体化》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了西非一体化所面临的挑战，郎平的《特惠贸易安排的和平效益源于制度层面吗？——以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为例》论证了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国家利益的优先性，文章指出，凡是涉及国家核心利益，面临较大国内压力时，区域内成员国之间的特惠贸易安排就无法发挥作用。赵斐的《轻武器非法扩散及其管制机制——以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为例》则从威胁区域安全的具体体现入手，让我们看到了非洲国家能力建设的滞后和外部力量（主要是欧盟与美国）介入对区域和平与稳定的影响。

西方学者在研究西非区域一体化时，因为关注点是西非区域一体化过程中的消极因素，因而往往对西非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持悲观的看法；中国的非洲学者更重视分析区域一体化中的积极因素，善于从发展的角度看问题，故对西非区域一体化的进程持乐观的看法。

卡赞斯坦提倡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分析方法有助于将西非国家政治自主与经济依附性两种特点结合起来考虑，因而成为笔者在本书中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本书以西非为研究重点，从西非区域内与外的两个视角入手，分析西非区域合作与一体化的形成与发展受到了何种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影响，试图论证的是能够影响西非区域一体化的内部因素主要来自政治层面，而影响西非区域一体化的外部因素主要来自经济层面，但减少这些影响仍要靠西非各国政治和区域政治的互动。政治主权是西非摆脱殖民统治，建立独立国家以来所获得的一种新型权力。这种权力在国家经济依附严重的情形下受到制约，其能够被运用的范围及方式关系到西非区域一体化的发展。笔者对内外因素的界定不是以国家为参照点，而是把西非整个区域当作参照点，把西非国家国内政治稳定与区域政治环境的关系、各国经济政策的协调、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当作区域内因素进行分析。区域外因素分析侧重对西方大国因素、国际组织因素和国际经济因素的分析。西非区域一体化的目的在于改变西非各国经济的依附地位或者说边缘地位，以及现代化在西非的初步实现。一体化是西非独立国家为实现这个目的而借助的途径。因而西非国家对主权原则的灵活运用、在主权共享上的进展将有助于区域整体政治环境的改善和政治稳定，进而有助于西非区域一体化。故侧重分析西非国家对主权原则的维护、政权权威性和经济外交政策的协调。区域外的西方大国、国际组织和地区组织等不同的行为体总是在借助不同的手段影响着西非区域一体化。这些行为体借助了何种手段，这些手段对西非一体化造成了何种影响，是第四章所要分析的重点。西非区域外的国际政治因素主要是法国、英国、美国、联合国、非洲统一组织/非盟、欧盟的影响；区域外国际经济因素主要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及世界贸易结构等国际经济机制和西非所背负的沉重债务和外援对西非区域一体化的影响。

西非各国的独立是从政治上摆脱了殖民统治，是民族主义在西非的胜利，但是，西非各国经济的依附性并没有因为政治独立而自动消除。如何借助国家政治主权实现国家经济的发展，摆脱依附的局面，是所有西非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加纳共和国领导人恩克鲁玛关于非洲合众国的设想，是非洲人民对政治自主与经济依附的一种理想化的解决模式，这一设想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为非洲国家解决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相悖现象指明了一种方向，即非洲独立国家需要相互合作与团结。理想的非洲合众国模式在残酷的事实面前的挫折，促使西非各国选择了另一种形式的合作，即西非区域层面的合作。这是西非国家学习运用国家主权促进本国经济发展、走向现代化的一种尝试，是一种更为务实的方式。西非国家试图借助这种方式协调本国民族主义冲动与区域合作的关系。

西非地区一体化的动力是什么？西非区域主义有何表现？如果把全球化看作全球经济发展的一种客观趋势，那么区域主义就是应对这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一种主观反映。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提法则将混淆全球化与区域主义的这种性质区别，不利于分析区域主义与全球化的互动关系，也不利于国家采取正确的策略与政策。20世纪80年代后期兴起的区域主义首先是单个国家应对全球化的一种反应，其次是世界各地区之间竞争的策略体现。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区域主义是单个霸权力量衰落的一种诉求，欧共体/欧盟体现的是德国、法国、英国这些西欧大国地位的相对衰落，这种地位的相对衰落既是由于美苏两个世界级大国的出现，也是由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原来能够独自实行霸权、建立起庞大势力范围的殖民帝国，面对国际形势的发展，其控制广大地域的能力已经下降。于是昔日对立的大国联合了起来。区域性民族的支持者通常把他们所想象的区域共同体与存在于历史深处的共同遗产联系在一起。“非洲”“阿拉伯”“欧洲”等范畴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殖民主义运动中确立的。一些温和的泛非主义示威运动早在19世纪90年代就出现了，各种推动欧洲联合的主张和计划出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如白里安的欧洲联盟设想、从经济一体化着手的道威斯计划和扬格计划。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成立的国际联盟则是欧洲国家寻求联合避免战争的一次实践。不过，不同国家组成的区域共同体复兴于20世纪后半叶，并伴随着全球化进一步深入。全球化不是区域性共同体兴起的唯一动力，但无疑促进了它的发展。这是因为全球化对主权国家而言，是一柄双刃剑，利用得好，主权国家就能把握机会，促进并加速自身的发展，利用得不好，就会被全球化吞噬，日益被边缘化。主权国家选择区域合作，是想增大全球化趋势所带来的机遇，减小全球化趋势所带来的风险。

区域内因素与国际因素两章是本书的重点，也是难点。因为政府所主导的西非区域一体化，西共体成员国的政府权威性、决策机制、发展战略、成员国彼此的外交关系，这些构成西非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区域内因素，是西非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决定性因素，如果对这些因素的分析论证不透彻，本书的论证将没有说服力。西共体成员国经济对外部世界的依附性，尤其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赖，使得西非国家任何一项选择都受到了外部的影响，尤其是西方大国、全球贸易结构、国际金融机构的影响。这些来自外部的看得见的政治、金融之手，与看不见的市场、文化之手，是塑造西非区域一体化的外在因素。虽然把内外因素分开来论述，但二者本身是密切联系的，正是二者的互动决定了西非区域一体化的形成、发展及其未来的动向。在这种互动关系中，如何发挥主权国家的能动作用是关键。在冷战结束以后，西非国家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推动西非一体化在政治层面获得突破，对西非区域和平与安全有了越来越大的控制权，使得区域安全制度化安排加强。西共体不仅是经济一体化的区域组织，而且成为区域政治稳定与安全的缔造者。

20世纪80年代初，肖和法斯丘（Shaw and Faschun）在把尼日利亚放置于世界体系中进行分析时指出，从权力政治出发的传统观点“既非理论的，也非预测的”，而仅仅是“试图描述、理解而不是解释与设计”；而从政治经济学出发的激进方式的观点在“理论上是清晰的，同时具有预测与解释的目的”。在他们的文章发表后不久，尼日利亚的政治经济发展确如后者所预测的那样。曼斯菲尔德和米尔纳指出，在区域主义研究中，对权力与安全关系在不同时期如何塑造区域主义及区域一体化，以及区域政治和全球政治的变化如何影响区域一体化和区域主义尚待进行深入研究。本书是在这方面所做的一个尝试。

本书在尽可能搜寻图书资料的基础上，尝试结合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析方法，把主权国家作为分析的重点，分析国家与市场的互动关系。国家应对全球化下的区域一体化的不同反应，采取的不同战略决定着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与深入，从而国家制定的各项政策（政治、外交、经济政策）将对西非一体化有着重要影响，什么样的政策在何种情形下有利于促进西非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有利于国家与一体化趋势的良性互动？什么样的政策在何种情形下阻碍一体化的发展？是本书试图解答的问题。本书力图探讨西非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到底什么样的政治形式（因素）促进或者阻碍西非各个国家乃至整个区域的发展，这种政治形式又是如何促进或者阻碍西非经济发展的？政治影响经济的合适时机怎么选择？简单地说，就是在国家、区域、国际社会三个不同层次的自我运作及其互动的背景下，政治与经济是如何互动的？两者互动之下提供了何种促进一体化发展的有利条件以及不利条件？克拉彭（Clapham）的话让笔者在研究一体化时保持警醒，“任何一体化处方如果不是从评估非洲国家的政治经济结构入手的话，不是从国家生存与对外依附的密切关系入手的话，都是不牢靠的”。在西共体成立之初，萨基（Sackey）就指出西共体应该吸取加勒比共同体（CARICOM）结构及其运作的经验教训，认为“在一体化运作中应该同时从经济和政治入手，唯有如此才有望避免主权和经济利益的冲突”。但他提醒学者在为一体化发展与设计提出建议时要慎重，因为政治与经济之间有一种复杂的互动关系，无论过多还是过少的政治干预都不利于一体化的发展。

本书无论在论述西非区域一体化的内部决定因素还是外部决定因素时，所选的材料都有局限性，如在论证内部因素时，关注的是西非的所谓四大国即尼日利亚、加纳、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对其他西非国家论述较少；在论述国家政策时以何种标准加以取舍，以及衡量政策的实施与否的标准都是要再三斟酌的。在论证外部因素时，在西方大国中，只论证了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影响，而没有谈及德国和日本；对国际组织在西非区域一体化的影响，没有谈及非政府组织的影响。此外，研究中涉足的法语文献有限，这是研究西非区域一体化的一个不足，将尽量加以弥补。再者，这种研究仅仅是在尝试为我们正确看待区域一体化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及其变化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但不能说这个视角确立的对与不对。

本书的创新之处在于尽可能全面地占有资料，将历史研究方法和政治学方法结合起来，试图从一个身处中国改革开放、政治经济体制发生剧烈变化的环境中的中国人的角度，去尝试理解西非国家政治、经济的变化，以及西非国家之间合作关系的性质，并利用自己所有的政治学、历史学知识对这些变化和性质进行解释，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剖析西非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有助于帮助人们认识从经济不发达的角度、从发展的角度看待西非区域一体化，理解政治经济互动下的现代国家主权原则的灵活运用，同时加深对作为工具的国家角色的理解。西共体1993年修正条约的前言中确认了要灵活运用主权原则，一个真正的区域共同体的建立要求对国家主权实现分享并共享。

本书第一章阐明研究的问题与分析所涉及的基本理论与概念，即对全球一体化和现代化趋势、现代民族国家、泛非主义、区域一体化、现代化等概念的梳理。第二章从历史的角度梳理西非区域一体化的背景，西非区域、西非区域意识、西非民族主义与泛非主义的互动发展及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建立。第三章从政治、经济与外交政策三方面分析西非国家在巩固主权方面面临的挑战，阐明西非区域一体化和现代化受制于西非国家不稳固的主权。第四章以西非最大国家尼日利亚的民族国家建构的初步实现、加纳政治民主化的成功对西非一体化的影响，说明主权稳固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初步建成将促进非洲国家现代化与一体化的互动；以西非区域维和机制的建设为例，论述主权巩固与灵活运用对西非一体化的积极影响。第五章关注西方大国、国际组织、外债与外援对西非现代民族建构及其对西非一体化的影响。第六章指出非洲国家只有灵活运用主权原则，并与区域邻国共享主权，才能推动非洲一体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并分析新兴国家崛起为非洲现代化和一体化发展所提供的机遇与其激励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