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约翰·罗尔斯复兴了政治哲学，实现了政治哲学主题的转变，将政治哲学的主题由“自由”转换为“平等”，平等已成为当代政治哲学中的一个核心观念，这也使得平等理论成为当代政治哲学中最为重要的理论之一，以至于当今任何一种具有一定可信度的政治理论基本上都在一定程度上诉求平等价值或者至少没有公开反对平等，否则其就是缺乏吸引力的。易言之，任何一种能获得人们普遍认同的政治理论，必须分享着平等主义的共识，只有这样，它才能获得道德上的合法性。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几乎所有关于平等的辩论不是在支持平等理念的人与反对平等理念的人之间展开的，而是在从所有的人都拥有平等的道德价值这一假设出发，探讨应当追求何种平等以及平等何以可能等问题。

罗尔斯不但复兴了政治哲学，而且其平等理论也在当代平等理论中处于主导地位，被视为自由平等主义的典范。当代很多政治哲学家正是以罗尔斯的平等理论为坐标，通过对其的批判或发展而形成了自己的平等理念，比如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和理查德·阿内逊（Richard Arneson）等自由主义者各自平等理论的形成就是如此，以G. A．柯亨（G. A. Cohen）和约翰·罗默（John E. Roemer）等人为代表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平等观的形成亦是如此。因此，当代政治哲学中的平等理论的发展无疑是以罗尔斯的平等观为轴心来展开的。当代政治哲学中的平等理论是高度复杂的，很少有一种政治理念像平等这样引发如此激烈的争议。在当代政治哲学中，人们有关平等理论争论的核心议题是什么？平等理论的最新发展体现在什么方面？我们如何来分析和评判这些平等理论？这就是这个项目要关注的主要问题。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平等理论是高度复杂的，人们在研究平等理论的过程中，往往像深陷迷宫一样，不知该趋向何方。这个项目所采取的研究思路是：首先建构一个平等理论分析框架，然后在此基础上探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几种较具代表性的平等理论分析路径及其相互间的辩论与共识，并探讨这些分析路径的得与失。由于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平等理论主要是在罗尔斯平等理论的激发下发展起来的，因此，这个项目主要是以罗尔斯的平等理论为主轴来展开的，并试图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几种重要的平等理论分析路径附着在这条“红线”上。

（1）我们主要以“谁与谁之间的平等”（平等的主体）、“什么的平等”（平等的对象）与“平等何以可能”（平等的原则）为主要内容建构一个平等理论的分析框架。纵观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虽然人们在平等理论上纷争不断，但是人们聚讼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提倡何种平等，即阿玛蒂亚·森所说的“什么的平等”（equality of what）之争。就应该追求“什么的平等”而言，除了罗尔斯曾提出“基本善的平等”之外，还有形式平等、道德平等、机会平等、结果平等、物质平等、法律平等、政治平等、性别平等、福利平等（equality of welfare）、德沃金的“资源平等”（equality of re-sources）、森的“可行能力平等”（equality of capabilities）、阿内逊的“福利机遇的平等”（equal opportunity for welfare）、伊丽莎白·安德森（Elizabeth S. Anderson）的“民主的平等”（democratic equality）、柯亨的“可获得性利益的平等”（equal access to advantage）、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的“复合平等”（complex equality）、彼得·瓦伦泰恩（Peter Vallentyne）的“利益的原初机会的平等”（initial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for advantage）、K.尼尔森的“激进的平等主义”（Radical Equalitarianism）以及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新平等主义”等观点。人们除了对“什么的平等”这一问题纷争不断之外，在“平等的原则”这一问题上也持有不同意见，较具代表性的观点有功利主义原则、平均主义原则、需要原则、应得原则、女性主义原则、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哈耶克和诺齐克等人的自由至上主义原则以及德沃金的市场原则等。虽然人们在“平等的主体”上的异议程度不能与人们在“平等的对象”与“平等的原则”上的纷争程度相比，但是“谁与谁之间的平等”这一问题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议，比如全球正义（global Justice）、性别正义（gender justice）、国际正义（international justice）、代际正义（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以及种际正义（interspecific justice）等就与该问题密切相关。平等的主体主要包括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平等、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平等这两个方面。

（2）选择以罗纳德·德沃金（与约翰·罗尔斯）为代表的平等的资源主义分析路径、以理查德·阿内逊为代表的平等的福利主义分析路径与以阿玛蒂亚·森为代表的平等的能力分析路径，并探讨这些分析路径相互间的辩论及其缺陷。德沃金在对福利平等以及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批判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资源平等理论。德沃金的资源平等理论试图调和平等与责任，这主要体现在资源平等的理论目标“敏于抱负”（ambition-sensitive）与“钝于禀赋”（endowment-insensitive）上，该理论目标主张在分配资源的过程中，一些不平等是合理的，只要这些不平等源于人们应该为之承担责任的“抱负”等选择因素，但是应该矫正“禀赋”等原生运气（brute luck）因素这些人们不应当为之承担责任的因素所带来的不平等。德沃金的资源平等的理论目标之间存在一种张力，“敏于抱负”与“钝于禀赋”相互消解，虽然德沃金的资源平等比罗尔斯的基本善的平等更加重视责任问题，这使得德沃金的资源平等更加具有吸引力，但是德沃金对责任问题的处理方式仍需要进一步完善。简言之，德沃金的平等的资源主义分析路径并没有成功地将平等与责任结合在一起。

有些政治哲学家认为虽然福利平等存在诸多缺陷，但是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我们应当完全抛弃它，也不意味着应当接受罗尔斯和德沃金等人所建构的替代性的平等理论，相反应当修正福利平等，从而挽救平等的福利主义分析路径，阿内逊和科亨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阿内逊认为平等理论不应当追求直接的福利，应当关注福利的机遇，并构建了福利机遇的平等理论。但是，阿内逊的尝试面临着很多困境，比如从概念上而言，阿内逊对合理偏好的界定存在模糊性；在多元主义社会中，福利并不像阿内逊所认为的那样，是唯一具有内在重要性的东西；阿内逊对福利进行的客观主义解释并没有成功回应德沃金对客观的福利平等的批判，即一方面，存在循环论证的危险，另一方面，客观的福利平等可能侵犯个人的权利，也有可能变成资源平等。阿内逊承认福利机遇的平等不是对分配平等理念的最好解释，他后来放弃了福利机遇的平等理论，逐渐认同迎合责任的优先主义。实际上，阿内逊的迎合责任的优先主义有致使阿内逊放弃平等理论之嫌。

实际上，平等的资源主义分析路径和平等的福利主义分析路径的共同困境在于都没有将平等与责任成功地调和在一起，这两种分析路径也面临着很多批判，比如阿玛蒂亚·森就在批判平等的资源主义和福利主义分析路径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可行能力平等理论，以试图超越平等的资源主义和福利主义分析进路。可行能力平等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当代平等理论的发展趋向，打破了在当代政治哲学中有关平等的福利主义分析路径和平等的资源主义分析路径二元对立的格局，且大有取代这两种分析路径的趋势。森提醒人们除了传统的对平等理论的福利主义和资源主义分析路径之外，还存在研究平等理论的“第三条道路”，即既不关注资源，也不关注效用，而是关注“可行能力”这种处于资源和效用之间的东西。但是，森的能力分析路径太具开放性，其可行能力平等理论存在很多难以克服的困境，比如可行能力到底包括什么？有明确的范围吗？在可行能力上实现平等，是否恰当？如何衡量各种可行能力的重要性？可见，森的能力分析路径太具开放性，如果森要想增加其说服力，还需要进一步明晰其能力分析路径，必须进一步言说可行能力的内涵、测度方式与实现方式等内容。

（3）虽然在以德沃金（以及罗尔斯）为代表的平等的资源主义分析路径、以阿内逊为代表的平等的福利主义分析路径以及以森为代表的平等的能力分析路径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是，它们都共同认同运气均等主义（luck egalitarianism）。运气均等主义理论是当代平等理论的最新发展，其根本区分是选择与环境（运气）之间的区分，其基本理念在于中立化运气对个人生活的影响，认为人们应对自身的选择承担责任，由选择所造成的不平等不属于平等理论关注的范畴，但是由环境因素所带来的不平等是不公正的，调节由环境因素带来的不平等是平等理论的分内之事。运气均等主义理论明确地将责任纳入平等理论之中，认为人们应对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并试图排除运气因素对分配的影响，这主要与当代西方平等理论面临的批判有关，尤其与人们对罗尔斯的差别原则的批判密切相关。以罗尔斯的平等理论为代表的当代平等观忽视了责任问题，消解了个人责任。自此之后，很多学者开始直面罗尔斯平等理论中的缺陷，试图将责任纳入平等理论之中，比如德沃金的资源平等理论以及阿内逊的福利机遇的平等理论就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德沃金的资源平等、阿内逊的福利机遇的平等以及森的可行能力平等之间的纷争是在认同运气均等主义的根本理念的前提下，争论应当以“什么的平等”来体现这种根本信条，也即德沃金、阿内逊和森的平等之争是运气均等主义理论的“内部之争”。实际上，就平等理论应当关注的对象而言，运气均等主义理论错置了关注的重心，与平等主义政治运动相脱节，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如果运气均等主义理论要实现自我救赎，那么它应扩展其理论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