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芸生办了几十年报纸，可是，只有今天下午因为毛泽东应邀前来《大公报》馆的缘故，他才有幸成了一位新闻人物。不过，他的一句“不要另起炉灶”说得并不走红。毛泽东当即批评他说，“你坐在楠木太师椅上，于是与人民有了距离……”
53
重庆的天气说变就变。刚才还是烈日当顶，热浪扑面，此时已是大雨倾盆，屋檐滴答。以致几位既未乘车又未拿伞的产业界人士进得桂园客厅的时候，一个个都成了落汤鸡。
毛泽东冲着他们笑道：
“乐府诗中有一句‘出门东向看，泪落沾我衣’，那是写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疾苦的。各位虽然也几遭离乱，饱经沧桑，但是没有要你们出门偏东雨，水落浇我头呀！”
永利化学公司总经理范旭东从桂园老管家张家惠手中接过干毛巾，边擦边说：
“战乱之苦，只是小苦。抗战爆发之后，无论是从下江迁来的工商企业，还是本乡本土的工业家、资本家，不是都能生存，尚有发展，而且组织起‘迁川工厂联合会’和‘西南实业协会’这样颇具经济实力的团体么？哦，毛先生，我只是想告诉你，让我们这些产业界人士吃了大苦头的，是那些造成物价动荡不安的民族工业因之凋敝的战争以外的东西。”
胡西园点点头。眼见得范旭东欲言又止，这位重庆的工业家也有些吞吞吐吐：
“范先生讲到的那些东西，或者说那些因素，我觉得在话剧《清明前后》里头是说得清楚得很的，前天晚黑，我和资助中国艺术剧社排演这幕话剧的工业家任崇德先生一起看了。曹禺先生也在场。演出结束后，曹先生忍不住跑到后台和演员们拥抱、握手，他说，话剧就是要有‘话’这是中国舞台上第一个有‘话’的话剧。此话也自当妙不可言也……”
“范先生、胡先生，你们今儿个怎么啦？没有见到毛先生的时候，你们装了满肚子的话，见到了又反而吐不出来。也罢，也罢，你们不吐我来吐，有道是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嘛！”
工业家吴羹梅气喘吁吁地道：
“《清明前后》确实是幕好剧。那天我们从青年馆剧场出来的时候，好些人都哭了！不是么？工业界不敢讲的，没有机会讲的，诸如民族工业被官僚资本剥削、排挤、鲸吞的情形，时值日本投降，国民政府所征车船或被大官巨贾所霸占，或被当局用来运军火准备内战的情形，都在剧中得到了展示和揭露。所以，毛先生，我们今日拜访你的第一个目的就是代表产业界的朋友向你致谢！”
“你们谢我做什么？”毛泽东惑然不解地道，“今年清明前后发生在重庆的黄金风潮，我在延安虽然已有风闻，但是茅盾先生将这件事情写成话剧，我是到了重庆以后才知道的。知道了又怎么样呢？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既没有出钱，又没有出力，就是拉拉幕布，抬抬道具的事情，我也没有帮上忙呀。”
范旭东抿嘴笑道：
“毛先生有所不知。一方面是这个剧本确实替我们民族工业说了话；另一方面是恩来先生提出，剧人赵丹、王为一、朱今明、徐韬沉冤于新疆盛世才监狱五年获释放，应参加演出，在重庆观众面前亮相，结果国民党当局便横加干涉，百般阻挠而就在这个时候，毛先生你来啦！迫于重庆谈判之进行，迫于民主浪潮之高涨《清明前后》方才始获公演。不过现在已是中秋前后了……”
“产业界的朋友们都希望茅盾先生再写一个《中秋前后》，要晓得，这也是一幕好剧哩——”
胡西园不觉也侃侃而谈起来：
“公演之后，观众络绎不绝，青年馆剧场售票窗口下面居然排起了长蛇阵。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官员们沉不住气了，禁演不得之余，他们唆使青年馆借口剧场自用，要《清明前后》停演。还是剧社负责人宋之的根据合同力争，才让演到现在的。当然，不言而喻，那合同不过是一张纸，只要毛先生你在重庆，这个话剧就会继续演下去……”
吴羹梅插话道：
“这之间还发生了一桩怪事。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竟指使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在前几天的‘特别节目’中，借谈《清明前后》而大放厥词说：这个剧内容有毒素，看过的人自己反省一下不要受愚弄；没有看过的人则不要去看了，以免被欺骗。唉，这种拙劣的宣传手法，实在是重庆文化史上前所未有的奇闻。可是结果呢？那青年馆剧场售票窗口下面的队伍，反而愈排愈长了！毛先生，你说奇怪吗？”
“不奇怪、不奇怪，事实终究是要戳穿谎言的！”毛泽东朗朗笑道，“就说在座各位吧，在国民党的诬蔑和威吓之下，什么‘共产共妻’呀，什么‘杀富济贫’呀，我相信你们程度不同地对于延安，对于中共及中共军队，都怀揣着恐惧与怀疑的心理。可是现在呢？你们不那么怕我们了，多少有些相信我们了，这就是事实终究戳穿了谎言的结果！”
吴羹梅想了想说：
“这种结果在历史上极有可能是一个开端。诚如毛先生所说，我们以国共两党作了对比，特别是抗战末期国民党在湘桂的大溃败，使我们中间的好些人对这家政治集团失望了，从而把希望寄托到了中共身上。现在，毛先生作为中共领袖来到重庆的时候，我们便渴望见到你，希望从你那里进一步了解中共对于民族资本的政策。哦，如果我们把这种了解算作是今日拜访你的第二个目的，你不会见怪吧？”
“吴先生多虑了。中共对于爱国的民族资本家、实业家并不是作为敌人而是作为朋友来对待的。朋友之间，什么话不可以说呢？”毛泽东也想了想道“不过，为了不让今天的谈话以空对空，云里雾里，在完成你们对中共的政策的了解之前，我先来请教一下范先生好么？”
范旭东吃惊地欠了欠身子：
“不敢、不敢！毛先生有什么需要效劳的地方，尽管吩咐好了……”
“去年此时，范先生和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先生等人去美国出席在纽约召开的国际通商会议的时候，听说你们各自都接洽成功了巨额借款——”毛泽东直截了当地问，“那么，我很想知道，这笔借款为什么至今没有落到你范先生的手里头？”
范旭东脸色刷地变得通红：
“这……说来话长呢。既然毛先生已粗知一二，我就长话短说，直言以告罢。事情的起因是卢作孚先生通过种种努力，向加拿大借款造船接洽成功。事后他喜形于色地对我说，欧洲一个国家还比不上我民生公司。丹麦、南斯拉夫、匈牙利只能向加拿大借到六、七百万加元，可民生公司借到了一千二百多万！在他的成功的激励下，我也通过种种努力，向美国进出口银行接洽成功了一千六百万美元的借款，以期发展壮大我的永利化学公司……”
看到范旭东黯然神伤的样子，胡西园忍不住同病相怜地接过了他的叙述：
“今年五月卢作孚先生兴高采烈地从北美飞回重庆，即向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报喜并请求为之担保。然而，事与愿违，宋子文竟对担保之事百般阻挠，千种破坏。那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民生公司借款造船，必然加强与招商局的竞争，而招商局是为宋子文所控制的。此外，民生公司直接向国外借款，便直接打破了宋孔家族作为美国垄断资本在我国的代理人的地位，所以宋子文狡猾地对卢作孚说，我们正在美国接洽巨额借款，一俟成功就可拨给民生公司。而我们的这位范先生呢？同样需要行政院的担保，同样得到了宋子文的回敬……”
吴羹梅急匆匆地插话道：
“哪来这么多同样哟，范先生和卢作孚原本就是不同样的！自从卢作孚加入了张群、吴鼎昌的政学系，那民生公司也和国民党政府以及中国、金城、上海等官办银行有了联系，成为官僚资本的一支新军。有可靠消息说，为了冲破宋子文的阻挠，卢作孚通过张群和吴鼎昌向蒋委员长告了‘御状’，而在几天以后的行政院院务会议上，蒋委员长同意了民生公司的申请报告，担保问题由行政院通知外交部立即办理……”
胡西园打断吴羹梅的话说：
“我明白你的意思，范先生没有后台，借款之事终成泡影无疑。但是，吴先生有所不知，卢作孚先生虽然有了后台，他那支新军也是敌不过老牌的宋孔家庭的。所以，担保仍由政府担保，政府却需要民生公司接受政府投资。而卢作乎是声明了没有官股才得到加拿大借款的，现在突然有了官股，而且比重这么大，你又叫他怎样去向加拿大借款呵？”
毛泽东这时说话了。他好像是在回答胡西园，又好像是在告诉吴羹梅，更好像是在安慰范旭东：
“依我之见，永利化学公司和民生公司借款之事能否成功，我们暂时不去管它。老实说，提到交通运输业，我总觉得不能忘记卢作孚，就像提到机械制造业，我们不能忘记张之洞一样。然而，现在的问题不在这里。通过各位如此生动这般深刻的叙述，我仿佛像学生那样坐在教室上了一课。那么，当先生们要我回答什么是中共对于民族资本的政策的时候，我想，以下便是我的结论了——”
毛泽东神色凝重，放慢了说话的节奏：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资本是得不到发展的。能够得到发展的，只有外国资本和买办官僚资本。现在日本投降了，中国应该建设为一个独立、民主和富强的国家。在这一个新中国里，民族资本的工商业才有发展的前途。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而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是有矛盾的。如果不承认这个矛盾的存在，那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但是，在现阶段，我们并不主张没收资本家的产业，而是采取调节劳资间利害关系的政策，希望各位搞好同工人的关系……”
听着听着，范旭东将深埋的脑袋又重新抬起来，缓缓地不知不觉地道：
“毛先生，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也让我把心思和顾虑统统掏给你罢。诚如你知道的那样。国民党把人心丢了，也把我们民族资本的产业毁了。那么，在共产党对于战后的经济建设和对私营工商业政策尚未实现之前，我们心有余悸者，仍是共产党参政后自己的经营企业不能顺利发展。”
毛泽东望着范旭东心事重重的样子，忍不住开怀大笑道：
“难怪、难怪！一日遭蛇咬，十年怕井绳嘛。至于范先生谈到的战后的经济政策，恐怕还得根据中国经济落后的实际情况来进行之。战后中国的经济成分，我估计可能出现三种不同形式。首先是国营经济，其次是民营经济，也就是私人经济，最后是合作经济。这三种经济应该互相配合，共同发展。由于是中国经济落后，私人经济的工商业，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还需要发展，不是短期就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毛泽东猛力挥臂：“在这之间，另外有三种资本是要坚决反对的。第一种是官僚资本，他们是靠权势和掠夺发展起来的；第二种是垄断资本，要防止它的发展；第三种是侵略资本，要防止它们来吞并国内的民族经济。比如说，我们主张在农村先是实行减租减息，提高农村的购买力，这样工业才有发展的可能。我们还主张劳资两利，因为这样才能共同建设新中国……”
“新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概念？或者究竟是一个什么组成形式呢？”胡西园壮着胆子，突如其来地问：“对于一个国家，有分属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和政府，至少在我看来，这势难在抗战胜利后进行和平建国。因此，不知毛先生是否知道？对于共产党要求承认共产党的军队和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在我们产业界人士中间，一直存在着不同看法哩！”
毛泽东的语气是平和的，也是坚定的：
“我知道。但是，胡先生，我更知道由于人民军队抗击了日、伪军的主力，解放区各根据地政府动员敌后和沦陷的人民群众支持抗战，才为取得抗战的真正胜利创造了条件。如果抗战胜利了反而要取消人民军队和边区政府，显然是既不公平也不合理的。所以，我需要告诉产业界的朋友，没有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要想在抗战后做到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是不可能的！产业界人士要想有争取和平民主的发言权也是不可能的！”
吴羹梅的心，被深深地打动了：
“毛先生，你说的道理，其实我们一听就懂。今日在座的几位工业家，谁人没有经历过这种既不公平也不合理的境遇呵！设身处地，将心比已，我认为共产党在重庆谈判期间所提出的要求都是合情合理的，所以你们不要让步，也不能让步。说句心里话，要是有枪有炮的共产党都斗不过国民党，我们这些赤手空拳的产业界人士就只好望穿秋水，坐等黄昏啦。”
“军事上有一个战术叫做以退为进。如果我们的某些让步，确乎有可能缩短与谈判的理想结果的距离，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妨一试呢？”毛泽东朝众人笑道，“嗯，明天就要开始至关重要的国共两党第八轮谈判，能否如愿以偿，我现在不得而知。但是，作为一种努力，我已经委托恩来先生把我们的想法事先告诉给张治中先生了……”
54
谈判地点依然在德安里一〇一号，谈判桌上依然是茶杯、热水瓶，以及每个座位面前的一支铅笔，几张白纸，但是，不知为什么，当张治中从新疆的谈判桌上又回到这里来的时候，他竟有了新官上任的表现意识和自我感觉。
“好吧，开始吧，此次会谈，是否先由本人就国民党方面对中共军队和解放区的问题，作一个扼要但是系统的发言呢。”
张治中以主持人的名义，介绍了他自己的发言人的身份，那以期达到的效果，要么是先入为主，要么是以势压人，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
他板着面孔道：
“关于军事问题，我方政府各负责人士谈及兄等所提出的新方案，确乎已经有所让步，对毛先生与兄等企求解决问题的苦心，以及所感受到的困难，深为谅解。委员长说过，中共方面的困难，就是政府方面的困难，我们必须设法为之解决。当然，这句话可以反过来说，政府方面的困难，就是中共方面的困难，切盼兄等能够体谅时艰，协助政府及早促使国内真正完成统一团结——”
张治中对他的这段开场白显然是满意的，稍有停顿之后，面部肌肉也有所松弛：
“嗯，今抗战之余，军队正须整顿缩编，而中共尚要求扩充数额，政府则殊难予以考虑了。须知军队扩充如此之急，决非正常的良好的现象。将来宪政实施时期，亦必不能借武力作为党派参与政治之保障。国家在和平时期不能多设常备军。敌国日本战前常备军也只有七十个师，所以我国战后国防常备军额最多恐怕也不能超过九十或一百个师。委员长现在许可在军令统一的原则下，编中共军队为十二个师。并为了顾及中共之困难，此数以外，尚可增加数个补充师……”
“数个？”王若飞截住张治中的话，“三个也是数个，九个也是数个，那么请文白先生明示，究竟尚可增加多少个补充师？”
张治中冷冷笑道：
议“我的意见，兄等拟出的军队数字，至多也不能超过中共方面去年所提出的五个军即十六个师。尚可增加四个补充师，兄等应可满足矣！至于前日第七轮会谈，兄等提出的按照比例数字来决定数额，无论其为五分之一，或者七分之一，皆不适宜，而且反于中共方面不利，所以不如直截了当地确定数额为好。”
张治中对他的应变能力也是满意的，眼见得周恩来和王若飞伏案疾书，沙沙作响，他才看了看捏在手中的那张发言稿纸：
“嗯，其次的问题，关于军事指挥机构北平行营之人事，政府方面认为，即令为顾及实事，必须设置行营一类之机关，也只可由中央按照军事指挥系统，予以适当的名义，以便统帅指挥。再次，就是关于军队驻地了——”
张治中忽地沉下脸来：
“兄等所希望军队驻地为哪几处地方，应该具体而明确地提出来，以便中央予以考虑，而不可笼统地说‘黄河以北地区’或‘陇海路以北地区’。至于兄等所说的‘解放区’或所写的‘何者就由中共推荐主席’一节，我等研究之结果，中共方面如果有何人堪任省主席，何人堪任厅长、委员，何人堪任专员、县长，尽可开列名单送请中央量才任用，切切不可指定何者应划归中共推荐何人任主席、厅长、委员，何人任专员、县长……”张治中放下稿纸，疾言厉色地道：“前天我讲话时，曾说明我们的根本观念不相同，今天我更是深感当前国家局势，急需尽早结束军事。而最首要者在于解决两党之间的问题，而要解决问题，又培养信心。所以兄等所提出的新方案，不能不使人感到怀疑，乃至有碍于信心之培养。即如兄等所提华北四省主席就由中共推荐，省政由中共主持，此何异乎割据地盘！试问：是否中共意欲由此四省以北联外蒙，东北联东三省？如果果然如此的话，则奉劝告兄等不妨作点儿实际的打算，作点儿实际的准备……”
王若飞放下铅笔，迎头痛击道：
“那么，文白先生，我也不妨告之于你：我们的一切现在都准备就绪，只等中央一声令下，把我党我军统统消灭好了！”
“……”
张治中脸色刷地变得惨白，豆大的汗粒也从额上滴落下来。那情景，仿佛是拳击场上忽地被对方击了个趔趄，虽然威风扫地，却也无可奈何，自认倒霉而已。
他不再说话，而且将稿纸放回了公文包中。
现在说话的是周恩来。不过，与其说他打破了此间的沉默，不如说他找到了一架让张治中下楼的梯子。楼上太热，地下太冷。他是在谈判桌上制造恒温的魔术大师：
“文白先生的发言确实是系统的，这样，我便可以把他说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其一，说明双方对于努力求得问题之解决，其态度是一致的。我方提出的建议方案就是这种态度的证明。其二，彼此应互相体谅彼此的困难，应推己及人，人同此心，以互谅之精神求得问题之解决。我方不仅有相同的感受，而且有让步的措施。其三，彼此根本观念不相同，此确属事实。虽然今日我等之商谈，系出于平等之态度，然而国民党的观念是自大的，是不以平等对待中共的。凡此三项，不知兄等以为然否？”
张治中无言以对，却神态自若。张群似笑非笑，但目不转睛。邵力子坐态优雅，品茗之余，忍不住一口而尽。
周恩来的语气渐渐加重了：
“自西安事变以来，国民党及其政府皆视我党为被统治者，为投降者，但吾人今日既言民主团结，彼此应该立于平等地位。如果说‘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那不是民主而是独裁了。昨天毛泽东先生与陈立夫先生谈话，陈先生即以放弃外国的思想观念，放弃一党的武力政权，共图新中国建设等语相告，这便是完全抹煞我党的地位，而代表着国民党的观念与精神的……”
张群眨了眨眼睛道：“陈先生的话难道没有一点道理吗？没有一点，总该有半点吧！”
周恩来朝张群笑笑：
“实在抱歉，半点也是没有的。如果按照陈先生的说法，我党的一切应交给国民党政府。殊不知我党所有的军队、政权，并非不愿意交出，倘若依据我党去年的提案，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成立联合统帅部，则我党的一切军队与政权都可以交给政府处理。如果能够如此做了，而我党仍然要求保持一点半点特殊性，那是我党的不对了。但是，现在政府尚在国民党党治时期，我们又怎么能够把军队，政权交给一党之政府呢？”周恩来掉过头来，不无揄揶地道：“政府今日要想达到统一全国，全军的目的，必须采取民主的方式，遵循一定的步骤，而不可以一步登天，一蹴而就。比如关于军队数目一项，如依我方所说七分之一的比例为标准，则可将最初的数字与最后的数字一次解决，而且双方以此比例相约束，足资凭据。况且武器装备都操在中央政府手中，对于所编中共军队可以没有顾虑……”
邵力子喃喃自语地说：
“要做到没有顾虑，与其决定最初的数字，倒不如先决定一个最后的数字。”
周恩来立即做出反应道；
“力子先生的办法也是可以考虑的，但须具体制定达到此最后数字的实施步骤。如果兄等承认我方提出的实施步骤，则我方考虑后，也可以提出最后的数目了。再则，北平行营已经设置，另设地方行营也是可以的。至于我方推荐省主席等人选由中央任用，而不必指定省区，此事与民主普选的精神不符中共在某一省，如果没有集中的党员和拥护我党的人民政权仅推荐一个主席是没有意义的。此不过为安插干部而已，并非我方提案之初衷。”
王若飞接过周恩来的措词，适时地进入了他的话题：
“是的，我方的初衷是军队要国家化，所谓国家乃人民的国家，而非一党的国家。如能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则一切军事政治问题，皆可解决。国民党所谓统一即是服从，而我党则主张团结合作，平等协商，互相尊重的地位，此为我党谈判应有的态度。我前天所说汉奸伪军已获得委任，而抗日军队反不获承认，对于这点大家都很愤慨，这一点，现在解放区军民确有此心理。他们抗战八年，守住大门，以掩护后方的安定，但反不能取得其应有的地位。过去人民从敌人手中夺取政权，现在中央要从人民手中夺取政权，这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
“你听我说——”张群死死地盯住王若飞：“若飞兄所说汉奸伪军已获委任，这是因为他们在抗战期间已经反正投降过来，将功抵罪，有道是：亡羊补牢，未为晚矣。只要有利于国家，为何不能给他们以自新之路呢？中共军队乃一整体，现在中央请兄等来协商，就是要确定出具体的办法，用来加以整编，这哪里又是什么不予承认呢！”
“承认就好、承认就好。要解决解放区的问题，其合理办法，就在于承认事实。”王若飞大智若愚地道：“河北、山东、察哈尔、热河四省以及山西大部分，绥远小部分，完全为我中共所领导的军队与人民，此等地区早已实行民选，自乡而县都有民选的议会与政府，省一级也可自下而上选举政权，此种事实如不蒙承认，可重新举行普选，依照三三制各党派皆可参加选举结果再请政府委任。我方因为遵照蒋委员长的指示，可由中共推荐人员请中央任命，所以不提普选，而提出前次的建议。如此，我方若干边区就可回复原来的省区，而在各省区内，中央仍可驻扎军队……”
张群又讲话了。这位国民党的首席代表仿佛在谈判之前布置好了人盯人的战术，而他今日的目标便是王若飞：
“蒋委员长指示可由中共推荐人员请政府委任，其本意是说在军令政令统一之后，政府对于中共所推荐的人员也可任用。但并没有如若飞兄所说的规定几省区必须由中共推荐主席，此点请不可误会。我以为问题之症结所在正是军队。就承认党派合法、平等合作而论，如中共不以军队为一党私有，则各党派团结合作，是极容易实现的。”张群的话显然是说完了，但似乎又想起了什么：“哦哦，政治亦然，政治亦然！倘若不与军队牵连一起，亦是极容易解决的。因此嘛，我们谈到军队问题，也不可将军队驻地与省区的行政混在一起。中共军队经此次协商，由政府整编之后，可以定出几个驻扎地点，但不可专划省区，否则，如将军队与省区地方行政混而为一，则对外有割据之实，这是兄等无论如何解释不清楚的！”
“岳军先生所持的观点，仍然是没有承认我方的事实——”王若飞回敬张群道：“如今日已收复的青岛、北平、天津各大城市，中央已派遣军队进入城内，由此可知我方所列举的各省区，并非由我党一手包办。我方提案已作了这样大的让步，目的无非在于避免内战。可是你们国民党作了什么？今日的问题，要看全国的民主实行到何种程度。只有到了相当的程度，问题才是容易解决的！”
邵力子这时说话了。由于他的眼睛也死死盯住王若飞的缘故，似乎在张群的战术里面，还有一个分进合击：
“兄等所说要求承认事实，我以为现在中国最大的事实就是不要打仗，兄等刚才说，过去人民从敌人手中夺取政权，现在中央要从人民手中‘夺取政权’此话殊为不当。政府是中华民国的政府，人民是中华民国的人民，中华民国的人民就是政府的人民，中华民国的土地就是政府的土地，政府职责所在，是有权治理。兄等又说，根本观念不同，我觉得你们有一个观念不可有：兄等以为只有你们才是民主，而我们政府与国民党乃非民主，这个观念我劝兄等必须改变！”
周恩来没有反驳邵力子。虽然他也瞟了瞟对方，但那神情显然是不屑一顾的：
“我在想，军队与省区分开，军队不干涉地方选举也毫无问题。但选举必须自下而上，从乡区县直至省主席，均可民选。于是，我越来越感到，用民选的方法来解决解放区的问题，最为理想。因为蒋委员长曾有中共可推荐人员由政府委任之指示，因此我方才直率地提出解决省区的办法，使上下能衔接起来。现在我等商谈，症结不在军事，而在省区问题，彼此有距离。过去抗战期间，双方商谈可以拖延，问题可以僵持。现在和平建国期间，问题之解决，必须从速进行呵……”
这时，张群却不紧不慢地掏出怀表来：
“好了，本次会谈到此休会。今天谈话，可以归纳起来，关于军队问题，中共军队之应编数目以委员长第二次与毛先生的谈话为准，即除编十二个师以外，另增几个补充师。需要强调的是，这是政府可能允诺的最高限度了。除此而外，别无所谓最初数字与最后数字，也无所谓过渡办法，以比例为标准的办法，当然更没有必要了……”
“不对吧！”周恩来望着张治中，“文白先生刚才所提之标准不是五个军十六个师吗？”
张治中乍暖还寒，抖抖索索地道：“我刚才所提之数字只是说不超过去年兄等所提者，但此数字并未经过政府承认呀！”
张群有点不耐烦了：
“还有一事相告。上轮会谈，双方都同意在适当的时候发表《会谈公报》。现在文稿已由力子先生起草好了，可供兄等一阅。当然，要等下午赫尔利将军返回市区商谈之后，方作最后定稿。哦，大使先生还在林园官邸，上午和委员长一起去的……”
55
翌日清晨，蒋介石坐在他那辆锃亮的黑色轿车的后座，从德安里官邸向九龙坡机场疾驶而去。时值秋收季节，重庆郊外的田野上，稻穗沉甸，接连不断，在公路两侧枝叶正茂的桉树林带的映衬下，更是一派丰收的景象。
蒋介石对身旁的赫尔利道：
“大使先生，你很快又可以吃到美国的大米啦！哦，你的家乡俄克拉荷马州除了出产石油而外，也生长大米么！”
“大米？我对大米不感兴趣！”满脸愁云的赫尔利耸耸肩膀道，“虽然我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虽然我来中国以前，知道你们的农民比我们的农民更加贫穷：地租、赋税和高利贷，大部分收成要拿去交租，什么东西都要纳税，从土地直至饭锅和门窗……”赫尔利突然扭过头来：“但是，委员长先生，我只有到了重庆，在这里生活了好几个月，我才相信了法国的社会史学家和汉学家比昂科先生得出的结论，那就是，在中国，永远的贫穷、凌辱和夭亡将是近五亿人民仅有的前途！”
蒋介石笑了笑，他自然明白这位性格古怪的美国人在借题发挥，用以发泄一种烦躁的大失所望的情绪：
“大使先生，法国人的结论我们可以不去管它。对于你来说，中国的前途其实是可以光明，也可以黯淡的。因为你需要带回美国的，仅仅是一张纸，一张被称作《会谈公告》的纸。老实说，我至今没有搞清楚，当张群先生将装帧得如此精美的《会谈公告》文本交到了你的手上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加以拒绝呢？”
“因为这是一场骗局！”赫尔利挥舞着双臂，又是吹胡子又是瞪眼睛：“委员长先生，四天之前，当我以重庆大使馆的名义向美国国务院报告，在中国政府谈判人员和中共代表双方的诚恳请求之下，为着获致协议予以帮助，而把离华日期延至今日的时候，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哼，这意味着华盛顿开始分分秒秒地注视我，点点滴滴地注视谈判桌上的变化。可是没有，什么变化也没有！有的只是谎言和阴谋……”
坐在轿车前座的张厉生这时掉过头来了。这位参加过重庆谈判的国民党内政部长，用一种当事人的口吻道：
“大使先生，邵力子先生起草的《会谈公告》我已看过，觉得并没有什么不实之处呀！而且，我觉得变化还是有的。比如说，中共代表提出的关于释放政治犯问题，政府方面不是作了准备自动办理的表示，中共方面可以将应释放之人提出名单吗？”
赫尔利恶狠狠地瞪了张厉生一眼：
“‘准备’？‘可以’？你把我当成了三岁的小孩是不是！就算是你们不愿意为我着想而为你们自己着想，为你们所需要的国际影响着想，为你们所需要的美元和武器装备着想，难道在我今天离开重庆之前，你们连装潢门面的事情都不知道做一点儿么？”
“我明白你的意思，大使先生。”蒋介石佯装笑脸道，“可是，释放谁呢？一般的政治犯放与不放都差不多，引不起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介的注意。重要的政治犯呢，情况我又不太清楚，虽然中共方面似乎有过什么名单。”
赫尔利满面愠色道：
“中共方面的名单你可以视而不见。但是，委员长先生，前天放在你案头的那份来自菲律宾的电报，你也熟视无睹么？嗯，我倒看得清清楚楚，而且可以背得一字不漏：蒋、毛二公暨国民参政会诸先生钧鉴：菲岛洪门团体举行‘九·一八’十四周年纪念宣传大会，一致通过要求政府释放张学良、叶挺暨全国政治犯，并取消保甲及新闻检查制度，严惩汉奸，肃清日伪法西斯残余，实现真正民主政治。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蒋介石结结巴巴地道：
“那份电报……我自然是知道的。昨天的菲律宾《华侨导报》上面不是也登出来了么。现在的问题在于……张学良策动兵变，图谋不轨，实乃民族之罪人，当不在释放之列……至于叶挺，虽属共军将领，中共也曾要求释放，但是，眼目之下，我尚不知道此人究竟被囚禁在何处哩……”
轿车内的谈话被阵阵剧烈的颠簸打断了。当然，他们的心也在颠簸。不管是忧心忡忡的赫尔利，旁若无事的蒋介石，还是闭目养神的张厉生。
说来奇怪，当赫尔利登上了那架标名为“美国姑娘”的银色座机，黑色轿车从九龙坡机场掉过头回驰德安里官邸的时候，虽然公路依旧坑坑洼洼，但是蒋介石和张厉生不再感到颠簸了。
“这个大使先生，不，这个美国佬，真是愈老愈天真啦！”张厉生掉过头，眯觑着眼睛道，“他为了使自己在华盛顿站稳脚跟，竟不惜拿我们的立场和原则与中共作交易。哼，早知如此当初还真应该按照马歇尔将军讽刺他的话去办：‘期望中国人干脆给他四五个姑娘，让他老老实实，不要乱说乱动’……”
蒋介石抿嘴笑道：
“他现在只好在空中云雨一番了。嗯嗯，张部长，你在地上的事情办好了吗？我是说，叶挺已经被押解到重庆来了吗？”
张厉生昂首挺胸地道：
“报告委员长，叶挺转押到重庆已有一个礼拜了。八月二十八日，哦，就是毛泽东从延安飞抵九龙坡机场那天，叶挺由恩施起押赴渝的。现仍囚禁在歌乐山中美合作所红炉厂监狱，也是三年前他第一次被关押在重庆的地方。”
“很好、很好！”蒋介石频频点头道，“我们既然已经说了不知叶挺在何处，他来重庆的消息就必须严加封锁，尤其是在国共会谈期间，万万不可走漏了风声！”
张厉生忽地面有难色，而且说话的声音也突然小了：
“报告委员长，有可靠消息说，叶挺在转押到重庆的翌日上午，趁尚未押往监狱之前，嘱叶正明、叶华明、叶扬眉三子女，逃至曾家岩五十号。这是说，目下局外人尚不知叶挺在渝之事，但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无疑已经知道得清清楚楚，所以……”
蒋介石恶吼一声道：
“所以个屁！知道吗？毛泽东和周恩来现在有了炮弹啦。
这发炮弹只消命中会谈中的一个条款，其他条款将防不胜防。
甚而至于不攻自破！嗯嗯。平常谁都知道防患于未然，可是为什么偏偏有人一错再错呢？我问你，前次叶挺被关押在重庆的时候，是不是曾托人给郭沫若带去一封信？”
“是的、是的！报告委员长，这封信已被中美合作所查获。不过，从内容上讲，似乎对党国之利益并未构成威胁。”张厉生眨巴着眼睛：“哦，信是这样写的：沫若兄，在囚禁中与内子第二次聚会，昼夜长谈二十四小时，曾说及十五日将往祝郭沫若兄五十大庆，戏以香烟罐内圆纸片制一‘文虎章’，上写‘寿强萧伯纳，骏逸人中龙’两句以祝。后又自思，不如改为下二句为佳：‘寿比萧伯纳，功追高尔基’……”
蒋介石不耐烦地挥挥手；
“好了，好了，我对信的内容不感兴趣。听说叶挺在监狱里的署名叫做‘六面碰壁居士’，那就加强防范，让他继续碰壁好了！嗯嗯，不晓得为什么，我现在对国共会谈的事情不感兴趣。你知道的，赫尔利在重庆的时候，政府方面参加会谈，那是谈给他听的。从今天开始，听众走了。既然听众走了，那么这个会谈还有什么必要进行下去呢？”
“不，不，报告委员长，听众走了，可是观众来了！”张厉生慌忙打开他的公文包，从中取出一张报纸来，“喏，这是今天重庆出版的菲律宾《华侨导报》，上面有一篇社论，标题叫做《延续中的国共谈判》……”
蒋介石靠在轿车后座上：
“你念几段给我听听吧，嗯嗯，张部长，最好能够让我看见这些观众的眼睛，里面究竟是些什么东西？”
张厉生打开报纸，先念上一段；
“计算起来，谈判已将近三周了，而尚未有任何初步协定公布。国民政府发言人曾宣称：国共两党对于避免内战，已采取最有效的办法，并称两党会谈将有好消息发表。这些固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同时，我们也相信，处于今天全国人民和平民主的有力要求下，重庆当局是再不能不考虑其态度了。今天谈判的拖延，显然看出国民党方面还未拿出足够的诚意来。拖延谈判在国民党想来或许有下列好处——”
张厉生停顿片刻，欲言又止。
蒋介石闭着眼睛道：“念下去，念下去，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嘛！”
张厉生才又念上一段：
“首先，借此迅速完成各大城市的军事占领。其次，一面谈判，一面命令胡宗南、傅作义、汤恩伯率部向华北推进，尽可能多得到一点地方，作为加强谈判的基础。但是从我们看来，国民党能够想到的，也许中共亦早已想到了。当然，问题的实质不在这里，而在于全国能够实行民主、和平、团结。只要能够实行，华北华中的地区，敌后庞大的抗日军队，便是属于全国民主政权的财产了，即国民党统治区皆属于民主联合政权的辖地。事既如此。国民党又何必为地区城市而拖延其造福于全国全民，各党各派的和平谈判呢？”
张厉生的目光离开报纸，偷偷地看了蒋介石一眼，当他发现蒋介石的手指竟随着声音的节奏，轻轻地拍打着后座坐垫的时候，禁不住赶紧把下一段念了出来：
“还有一些事实，也不该在谈判中出现的，比如说，通过美国对延安的消息的封锁，企图使中共军队的存在，再一次在世人的目光中消失，以便削弱谈判中的中共及民主力量的政治影响；另外，重庆方面仍然通过敌伪反共，在上海如此，在南京也如此。甚至为了阻止民主运动的扩大，还命令敌伪维持治安交通，这种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做法，是违背今天和平民主原则的；再有，重庆方面一些人士又隐隐约约要把国民大会马虎地召开，草草完成所谓国家的‘民主化’。这几个事实，我们认为对目前延续中的国共谈判，非常有害……”
蒋介石的眼睛突然睁开了：
“非常有害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些说三道四的袖手旁观者！嗯嗯，他们的眼睛里面，有的只是对政权与权力的仇恨和嫉妒。就像在门缝中悄悄窥视一个刚从浴缸里站起来的女人那样，他们的目光是饥饿的，更是贪婪的。虽然事情有点儿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但是，我想，这篇社论对我们的最大帮助，就在于它告诉我们必须想办法去对付这些人！”
张厉生自作聪明地道：
“对付这些人的办法就是委员长方才讲的办法：既然好心的听众走了，不怀好意的观众来了，我们还有什么必要把这个会谈继续下去呢！哦，依我之见，我们干脆从明天开始，把德安里一〇一号的大门紧紧关闭起来如果有必要的话，再加上一根顶门杠之类的东西！”
“没有必要，没有必要！”蒋介石摇摇头，却眯眼笑道，“张部长，这是你的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了。虽然兵书云：兵来将挡，水来土囤，然而但凡蛊惑人心的洪水猛兽，靠抵挡和堵截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蒋介石转动着他的眼珠子：
“那么，什么才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呢？嗯嗯，不靠堵截就要靠疏导，情形就像江河上面的分洪大堤那样，让我们去牵着人心走，而不要让共产党把人心都给抓去了！有鉴于此，我们德安里一〇一号的大门还得开着，大大地开着。至于会谈的次数嘛，则相反要减少，大大地减少……”
张厉生双手一拍，媚态十足地道：
“我懂得委员长的意思了！大门开着，是开给老百姓看的会谈减少，是减给共产党看的。当谈判桌上空空如也的时候我们需要放点儿东西进去。当大门里面稍有动静的时候，我们需要取点儿东西出来。哦，当然，这进进出出之间，便是我们《中央日报》与《和平日报》的事情了。”
蒋介石的脸色严峻起来：
“《中央日报》与《和平日报》不行，如同共产党不用《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而偏偏用了重庆的《华侨导报》来为他们说话那样，我们怎么能够直来直去而不懂得曲径通幽的道理呢？嗯，张部长，你现在要在重庆尽快地找到一家报纸，以便我们随时随地从中放进或取出一点儿我们需要的东西！”
“报告委员长，最大的希望就是《大公报》了。记得上月二十日，委员长发一哿电给毛泽东，重申前请，‘惠然一行，以定大计’结果翌日便有《大公报》发表了题为《读蒋主席再致延安电》的社评，对委员长的哿电作了极有影响的全面支持——”张厉生的记性倒是惊人的：“那篇社评的末尾是这样写的：最后，我们愿附带表示一点希望，大家既然都希望毛泽东先生能够前来重庆，先要保持一个能使毛先生到来的空气与环境，凡是可能刺激感情的言论与宣传，各方面都应该持重莫发……”
蒋介石迫不及待地道：
“很好、很好！中庸之道，不偏不倚，我需要用来替我们说话的，正是这样的一家报纸。嗯嗯，张部长，你今天上午去《大公报》馆，会一会该报主笔王芸生……”
56
王芸生办了几十年报纸，可是，只有今天下午因为毛泽东应邀前来《大公报》馆的缘故，他才有幸成了一位新闻人物。新闻人物的外表似乎是重要的，所以，午饭过后他便换了件质地皎好的府绸长衫，虽然折皱还是新鲜的，而且浑身焕发着股股樟脑丸的味儿。
他刚刚站在李子坝建设新村的报馆正楼门口，伴随着喇叭声响，两辆汽车已经驶进院内，停在他的跟前了。
前一辆走出了毛泽东。
后一辆走出了周恩来和董必武。
王芸生慌忙迎上前去，与他们握手，与他们寒暄，然后领着他们走进正楼大门，步入被装扮得焕然一新的二楼“季鸾堂”内。
毛泽东落座楠木雕花椅之后，伸手指了指悬挂在堂内正中壁头上的烫金横匾道：
“这间屋子取名叫做‘季鸾堂’，大概是指张季鸾先生慷慨解囊，出资修了《大公报》这幢楼房的意思吧？”
王芸生欠了欠身道：
“是的、是的。不过，从眼前来讲，《大公报》是吴鼎昌先生、胡政之先生和张季鸾先生三个人办的。它的资金来源比较单纯，主要的还是吴鼎昌先生的五万元。当然罗，胡先生和张先生也是有钱人家，用共产党的话来说，他们都是大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所以，日常中的大贴小补，他们仍是免不了的。”
毛泽东却摇了摇头：
“从资金的性质来看，我觉得事情不那么单纯了。诚如王先生所说，《大公报》的资金虽然主要来自吴鼎昌先生，但是他是北四行的首领，自然同这个集团联系。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银行，里面有官僚资产阶级的资本，也有民族资产阶级的资本。而资本的这种不单纯的性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大分报》的不单纯的宗旨。至于贵报所联系的社会人士，他们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就更广泛更复杂了……”
听着听着，王芸生不禁暗暗吃惊。虽然毛泽东使用的，是共产主义学说中的阶级分析法，但是，对一个长期生活在延安的政治家来说，能够把重庆的一张报纸分析到这种了如指掌的地步，他也算是口服心服了。
毛泽东却谈兴正浓地继续道：
“倘若要作具体分析，《大公报》的三位老板也是有所不同的。吴鼎昌先生是个典型的官僚政客。他一生只想升官发财。他参加了革命的同盟会而不去革命，钻进研究系，钻进安福系，钻进政学系，最后用《大公报》作政治资本钻进了蒋委员长的怀抱。”毛泽东从衣兜里摸出一支香烟，只是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胡政之先生则是个典型的文化政客。他曾经钻进安福系打了个滚，感到做官没有前途，于是很快就钻了出来，决心从事新闻事业。当然，就胡政之先生而论胡政之先生，他有旺盛的事业欲，有指望做官，却从事政治投机，办报已有相当成就，最后还是唯利是图。至于张季鸾先生嘛，他无疑是个典型的封建文人了。他有浓厚的政治兴趣而标榜超党派，他才华横溢却好名喜势，最后也必将为蒋委员长所青睐、所利用。嗯，王先生，你觉得我的话过于严重了吧？”
王芸生多少有些窘迫地道：
“无所谓、无所谓！能够听到毛先生如此坦率，如此真诚的谈话，吾人便甚感心满意足、三生有幸了！至于谈话内容之是非得失，我倒以为是次要的……”
“不、不，我不敢苟同王先生的这个说法。”
毛泽东微微笑道，“什么人对什么人说了话，这实在是不值一文钱的事情，而他们之间究竟说了什么话。究竟探讨了什么对国家对人民负责任的问题，这才是至关重要的呵！”毛泽东点燃香烟，猛地吸了一口：“还是回到刚才的话题上来吧。以我之见，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一张中国大资产阶级的政治性的报纸，同这个时期的中国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先生搭上关系，乃是逻辑的必然。一般人说《大公报》现在成了政学系的机关报，其实它已超过了这种界线，而是直接为国民党统治集团服务的了。当然，王先生，我这样说话的时候，批评的对象并不包括你。因为在贵报工作而且发生着影响的人，他们属于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其间不乏爱国主义者，也有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
周恩来插话道：
“在我们看来，王先生便是这些进步的知识分子的一员。因为如此，毛先生今日不仅是来会见你的，也是来感谢你的呢！”
“感谢我？”王芸生惊目圆睁，诚惶诚恐地道，“此话大概说反了吧。毛先生应蒋主席之邀，迢迢千里翩然到渝，中国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所以我在《大公报》为此发表的社评《毛泽东先生来了》里说，我们高兴，我们感谢，我们谨以中国言论界一分子的资格，向毛先生敬表一些高兴与感谢之忱……”
周恩来忍俊不禁道：
“王先生有所不知，毛先生需要感谢你的正是由你主笔的这篇社评。当然，毛先生指的不是你刚才提到的句子，而是这篇社评的最后一个段落。哦，你还记得这个段落都有些什么文字吗？”
“记得。凡是我写的文章，我都背得出来。”王芸生眼睛一闭，果然滴水不漏地背诵起来：“‘说来有趣，中国传统的小说、戏剧，内容演述无穷无尽的离合悲欢，最后结果一定是一幕大团圆。以悲剧始，以喜剧终，这可说是中国文学艺术的嗜好。有人以为艺术可以不拘于一格，但中国人也有他的传统偏爱，我们宁愿如此。现在毛泽东先生来到重庆，他与蒋主席有十九年的阔别，经长期内争，八年抗战，多少离合悲欢，今于国家大胜利之日，一旦重新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认真的演这幕大团圆的喜剧吧，要知道，这是中国人民所最嗜好的！’”
毛泽东啧啧连声道：
“好文章、好文章！这篇社评我已经看过几遍了，至今仍觉得余味无穷哩。王先生，你写出了人民的心声，人民的愿望，这是很不容易的，我需要感谢你的，正是这篇文章的人民的属性。人民这两个字，人人都在用，希特勒的战旗上写着人民，蒋委员长的战旗上也写着人民，可是他们能够把人民的利益和他们自己捆绑在同一架战车上吗？如果不能够，他们又何必这样文过饰非甚至掩耳盗铃呢！”
王芸生愣愣地望着毛泽东，脸上却一阵子灰白，一阵子绯红。隔了半晌，他始得鼓足勇气道：
“我为《大公报》写社评，从抗日战争初期算起，至今也有八年之久了。老实说，能够得到毛先生如此崇高的褒奖，此生尚属第一次。当然，有褒便有贬，有奖便有惩，于我而言，更是将前不邀功后不避罪置之座右。所以，当毛先生只字未提我写的另一篇社评《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的时候，我倒想斗胆问一句，关于恩来先生和我的这场笔墨官司，莫非你至今不曾知道么？”
“知道当然是知道的，略知一二，语焉不详罢了。”毛泽东也愣愣地望着王芸生，“几年前的事情了，有旧话重提的必要么？”
王芸生语态坚决地道：
“有必要，有必要！既然毛先生光临报馆，赏了吾人的脸面，我等投桃报李，交友交心，就务须把这件事情当着诸位的面说个透澈，不然的话，这是我的一块心病哩！”
“也好，也好，朋友之间，无话不谈嘛。”董必武捋了捋他的胡须。“当时我正好在重庆，目击了这件事情的全过程。有道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那就先让我来说上几句吧。”这位老资格的共产党人道：
“事情的引起，还是王先生的那篇《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本来，皖南事变的发生，就为国共两党关系笼罩上了一层阴影，可是你在《大公报》上却重复了国民党方面所谓‘八路军不抗日，打中央军’的谣言，指责‘十八集团军集中晋北，迄今尚未与友军协同作战’而‘应立即赴援中条山’等等。这样，《大公报》以第三者的身份，把国共之间还限于一定范围的矛盾斗争，在报端公开化了。”
董必武有理有据地道：
“事实上呢？由于蒋先生的军事集团忙于内部摩擦，对日作战消极，所以在中条山战役中，日寇乘机调动五万多人的兵力，在山西西南部黄河北岸发动攻势。而蒋先生在这个地区驻有二十五万人马，因其以反共为主要任务，对日寇进攻采取避战的方针，故一触即溃，丧师七万之众引起国内舆论的强烈不满……”
王芸生吞吞吐吐地道：
“董先生有所不知，就在舆论哗然的时候我们收听到了日军驻华司令部对晋南战事进行评述的广播。据日本军方分析，我方战败的原因在于十八集团军迅速撤回陕北，不同中央军配合作战，甚至还有部分中共军队乘机扩大地盘。当然，现在想来。这极有可能是日军玩弄的伎俩，用以分化国共关系。但是当时我的确是没有想到的，所以，所以……”
“所以陈布雷先生就来找你了。”董必武淡然一笑道，“诚然，这仍旧不是你的过错。蒋先生为了掩饰自己失败的责任，便嫁祸于共产党及其军队，竭力对日寇的谣言加以呼应。这样，王先生的大作问世，《大公报》在客观上也就起到传播敌寇的谣言的作用了！”
王芸生的脸色刷地变得惨白。他万不谙连陈布雷夜访《大公报》的事情董必武都知道。事既如此，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周恩来却说话了：
“王先生。我今天也要向你说明一点；为着反击顽固派，我们不得不从反驳你的大作入手，于是由我写了《致大公报张季鸾、王芸生两先生书》，发表在《新华日报》的《增刊》上。虽然我的这封信编排到了第三版，以表示共产党人并不把这次由《大公报》社评引起的风波看得过重，但是毕竟点了贵报的名，又点了两位先生的名，想必你不会见怪吧？”
王芸生连连摇摇头道：
“不会的，不会的。既然我等抨击了你们，你们起而答辩，理所当然。因为如此《大公报》才不得不全文转载了恩来先生的这封信，当然，我等心里也明白，这封信表面上是写给《大公报》的，实际上是写给国民政府，写给蒋介石先生的。”
“何以见得呀？”周恩来倏然笑道。王芸生嗡声嗡气地说：
“就拿这封信的第二段来说吧，我们一向主张团结抗战，而且永远实践团结抗战。去年华北百团大战，战中未得到任何配合，战后未得到任何补充，虽中外电讯竟传捷音，贵报备致奖誉，而犹为人诬为虚构战绩，然我们并不因此抱怨——其间的‘配合’也罢，‘补充’也罢，难道不是国民政府和蒋先生的事情，而成了我等文人墨客的事情么！”
董必武仰面大笑道：
“这就是啦，王先生，从这个意义上去说，我们还得再一次感谢你呢！知道么？恩来先生的这封信通过《大公报》的公布，原来由蒋介石先生亲自下令不准登报的八路军的战绩，以及因中条山战役失利，而诿过于人的种种不实之词，便立刻真相大白于天下了！”
“《大公报》《大公报》自当一本大公嘛。”毛泽东眯眼望着王芸生，“我今天听到的，是一个不打不相识的故事。不过以我之见，相识以后还得要打，不然的话，就没有了下一个不打不相识。比方说，关于正在进行中的重庆谈判，王先生和我们之间，难道就没有什么东西可打了么？”
王芸生吃惊地抬起头。对于毛泽东的哲人的大脑，他是早有所闻的，然而这位共产党领袖莫非天生一副金睛火眼，把他的五脏六腑也看穿了吗？
这样想时，他只好支支吾吾地道：
“老实说，我对蒋先生和毛先生的重新握手，是充满了乐观的情绪的。可是，重庆谈判当中，当我得知中共方面关于军队和解放区的要求的时候，心里就产生了另外一些想法：在西安事变的僵局面前，蒋先生虽然不得不答应抗日，但是好歹总算把局面支撑到了胜利的今天。事既如此，往后建设国家的门面，恐怕还得由国民政府来维持吧……”
王芸生偷眼看了看毛泽东，在某种意义上，他希望对方满面铁青，恼羞成怒。
可是毛泽东反倒笑了：
“王先生是因为同《大公报》辩论问题而认识张季鸾先生的，殊不料当了《大公报》主笔以后，便顺从在了张季鸾先生的‘国家中心论’的桎梏之下。不是么？你仅从主观愿望出发，盼望国共合作，尽快重建破碎的国家，可是什么才是国家的利益，国家和人民又是什么关系，看来并没有属于自己的看法。哦哦，你的话没有说完，请你说下去好吗？”
王芸生无可奈何地点点头：
“唉，我常常自叹自己是个充满矛盾的人。一方面深知国民党已相当腐败，无法负起建设中国的重担。另一方面呢？确实又非常担忧内战再起，百姓生灵涂炭，国家疤上重疤。所以呀，我现在想告诉毛先生的只有一句话，那就是希望国共继续合作，不要另起炉灶了！”
毛泽东神色严峻起来：
“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是人家的锅里不许我们做饭呀！嗯嗯，王先生，你幼年家境贫寒，是人民中间的一员，可是你现在坐在了楠木雕花的太师椅上，于是就与人民有了距离，于是就有点儿饱汉不知饿汉饥。如此看来，为着迎接下一个不打不相识，你和我们之间还真是大有打头的哩！”
王芸生惴惴不安地道：
“请毛先生赐教，你说的大有打头，究竟是指什么东西呢？”
“什么东西都可以打，唯独人民不可以打。”毛泽东以他的思维逻辑和语言方式，耐人寻味而又语重心长地道，“王先生不是要我为《大公报》题字么？我看就题‘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吧。我在想，与其为某个人某个集团效劳，倒不如为人民大众服务。因为只有人民才是打不倒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