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纳斯好不容易才等到了杜鲁门的召见。可是，当总统并不首先告诉他关于蒋介石那封亲笔信的内容而是请他一起欣赏精彩奇异的中国文字造型的时候，他只好耸耸肩膀道，“现在我觉得有点儿寂寞的不只是我，还有我们整个美利坚……”
49
毛泽东用手理了理蓬乱的头发，快步从桂园楼上的办公室走下来，他透过写字台正对着的窗户玻璃，远远看见今日邀请的客人已经进了大门外边的竹篱笆。
他以主人的身份站在客厅门口先与走在前面的左舜生握手道：“大驾光临，有失远迎，看在我们两个都是湖南人的情分上，舜生先生该不会见怪于我吧？”“润之先生不必客气。不过，除却你我而外，他们都不是湖南人哩！”左舜生侧过身子，依次把走在他后面的人介绍给毛泽东，“这位是何鲁之先生；这位是常燕生先生；这位是陈启天先生；这位是余家菊先生……”
毛泽东与他们一一握手，微微点头道：
“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鲁之先生是四川华阳县人；燕生先生是山西榆次县人；而启天先生和家菊先生，无疑都是湖北黄陂县人了。哦，还有，燕生先生原来的名字叫做乃瑛，又曾叫过乃真，是不是这样的呀？”
这批西装革履的客人大都留洋归来，如果说他们的翩翩风度中刚才还夹杂着好些矜持与傲慢，那么，现在他们一个个都愣怔住了。尤其是常燕生，他皱了皱眉头，大惑不解地道：
“润之先生功成名就，妇孺皆知，自不在话下。可是吾人不过学府中人，教授学者而已，究竟有何业绩有何功德，竟能让你如此记得真切呢？”
“不、不、不！燕生先生过谦啦——”毛泽东忽地开怀大笑道：
“要晓得，教授学者数以千计，但是头上戴着国民参政会中参政的乌纱帽的，只有你们几位佼佼者呀！况且，蒋介石先生握在手板心上的乌纱帽金贵得很，他给了我一顶，那是因为我是共产党：他给了你们几顶，那是因为你们是青年党。而青年党他是欺负不得的。你们有一本《醒狮》杂志，你们是中外扬名的‘醒狮派’，你们只消朝墙角打个喷嚏，他老先生也会吓得两股颤颤的哩！”
众人似乎没有完全反应过来。有的眨眨眼睛，有的点点脑袋。唯有左舜生愈发惊目圆睁，虽然脸皮子火辣辣地发热发烫，背脊骨冷飕飕地着痉着寒，但是他依然张口结舌，半晌没有说出话来。
有什么好说的呢？
青年党的前身，就是“五四”以后“少年中国学会”中的“国家主义派”。其口号“内除国贼”，亦即反共；“外抗强权”，亦即反苏。就是说，从它成立之日起便为国民党所豢养，每月悄悄地领着蒋介石的津贴。于是，大革命时期，他曾与东北军阀相勾结，残害进步力量；抗战爆发后，它又曾在首届国民党参政会上，大肆攻击晋察冀边区。
不过，既为政客，随风转舵的本事对于这位青年党领袖左舜生来说，还是有的。抗战之初，南京的“和平空气”正浓时，他曾有过和平妥协的言论；抗战中期重庆的民主呼声已高时，他又曾有过“民主团结”的号召。特别是为民主同盟主编《民宪》半月刊的时候，他甚至亲手撰文反对国民党一手包办国民大会，表示国民党一党专政若不打破，民主同盟决不会与蒋介石有任何形式的合作……
入得客厅，刚刚落座，仿佛突然来了什么灵感似的，左舜生竟滔滔不绝起来：
“润之先生，诚如你所说的那样，我们青年党是谁也欺负不得且谁也欺负不了的。士可杀而不可辱嘛！当然，不可辱并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顺应世界潮流，接纳人民要求，把握国家统一之重要关键，走民主大道，进行三民主义的建国工作。凡我全国党派，无论在朝在野，均应以和平建国为共同目标，不算旧账，不结新怨，更不以未来之威胁利害观念，去阻挠当前民主统一事业的进行。所以，当你要我来桂园扯谈的时候，我不仅欣然前往，而且把在渝的青年党中央常务委员们，统统都请到你这里来了……”
“我自然是应当感谢你的，舜生先生。不过，按照我的想法要是你能够把曾琦先生和李璜先生也请到重庆、请到桂园来的话，那么，你就功德圆满，帮忙帮到底啦——”毛泽东坐在左舜生的对面，笑眯眯地点燃了一支烟：“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因为你们三位是青年党的三巨头。清朝的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时人便有过‘三杰’并称的佳话，而你们三位恰恰也是一个‘曾、左、李’，这就不仅是青年党的骄傲，若是我三生有幸，能有机会奉陪末座的说，亦便成了吾人的自豪。当然，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我想听听来自青年党各方面对于眼下国共谈判的意见。据我所知，你们的意见是不尽相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虽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理当如此，但是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了这种分歧，以及其间国共两党各自需要承担什么责任？这都是我过去不知道而今天想知道的。”
左舜生直直地盯着毛泽东，身子却不安地左右摇晃起来。那情景，仿佛是在他的背后隐藏着一只黑手，而绝不能让对方看见似的。这只黑手是蒋介石的。
早在第三届国民参政会期间，蒋介石便看中了在民主同盟里有相当大的影响的左舜生。为了拉拢青年党以便操纵民主同盟，就在这次会上，蒋介石亲自提名，把左舜生提高到了参政会副主席的地位。然而，这却使得青年党的党魁曾琦大失所望，一怒之下跑到昆明，继而跑到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南京上海去了。
不过，左舜生在重庆的日子并不好过。
由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救国会、职教派、乡建派等三党三派联合组成民主同盟中，左舜生虽然担任着秘书长的职务，但是，在民主同盟三十三个执行委员中，青年党毕竟只占到了九个名额。于是，蒋介石操纵得了左舜生，左舜生却操纵不了民主同盟的。
事既如此，蒋介石对左舜生慢慢冷淡下来。左舜生虽不敢与蒋介石交恶，却乐得在国民党无法越俎代庖的情态下有几句较为激进的言论，从而挣一点用以维持他在民主同盟的地位的资本。眼目之下，资本似乎有那么可观的一笔了，于是，就在昨天晚上，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却让他鸡飞蛋打，前功尽弃：蒋介石已经悄然派出“美龄号”座机，要把此时呆在北平的曾琦接回重庆，以支持其在青年党中恢复党魁的地位，企图再用曾琦领导的青年党来达到左舜生达不到的操纵民主同盟的目的。退一万步，能够利用曾琦把青年党从民主同盟中拉出来，对于从来就把民主同盟当作眼中钉肉中刺的蒋介石来说，也不失为一盘绝路逢生的好棋。虽说是这样，左舜生却不愿意把实话告诉毛泽东。在他看来，共产党是重要的，国民党也是重要的，在这两个重要的力量尚未完成历史意义上的较量之前，他需要谨慎行事。
左舜生收回目光，绕过话题道：
“润之先生，‘党中有派，派中有党’，至于个中道理，我想对于任何政党的领袖来说都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这里就不去管它了。今日要想说的，无外乎也是你已经知道的事情，那就是，我们青年党在中国，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外最大的而且最有历史的政党，它在民主同盟三党三派中，当然更是最大的最为重要的党派。有鉴于此，我以为在时下的国共谈判中，谈判双方除了为自己争得利益外，还应当充分考虑到别的政党的地位和影响。”
毛泽东朝烟缸里抖了抖烟灰：
“舜生先生的意思我听明白了。不过，我不明白共产党要争得的利益，究竟和青年党有什么两样？譬如说，吾人坦率承认国民党及蒋介石先生担负领导抗战和领导建国之重任，但同时吾人又必须坚决要求国民党应立即结束党治，实现民主，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并承认现有一切抗日民主党派合法地位，苟不如此，则领导统一建国之工作，不特无由开始，而胜利之果，可反为内争之对象。试问：如果这并不是青年党要争得的东西的话，那么，你们到底需要争得什么呢？”
左舜生一时语塞，无言以对。
侧旁坐位上的何鲁之，却不紧不慢地晃了晃他那高翘着的二郎腿：
“润之先生，我们青年党毫不怀疑，目前国共两党领袖正为和平统一大计，谋初步之协商，故为国人所关注，更期待其有所成。然而，不过两月以前，你在延安曾对一位访问者说，蒋介石先生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那么，现在我们有幸和你一起讨论国共谈判的时候，你说过的这番话，是否有可能为你来重庆的真正的目的，笼罩上一层无法抹去的阴影呢？”
左舜生瞪了瞪何鲁之。因为他就是那位访问者，他当然不愿在毛泽东的印象里，造成青年党的铁腕人物居然是一个背后议论人的人。
毛泽东显然并不介意。他依旧望着何鲁之，淡然一笑道：“阴影是抹得去的，只要它顶在头上，而不是埋在心里。也罢，也罢，我现在教你一个办法：等到出太阳的天气，不管天上有几个太阳，你只消仰起脑壳，看看哪个太阳能够给人民带来温暖，哪个太阳能够给中国带来光明！嗯嗯，这就是我说的‘两个太阳’的意思。虽然共产党是在野党，我们暂时还不很强大，但是不会是月亮，更不会是星斗，因为不是同物便没有法子比较……”
“润之先生，你如此坦率地承认了共产党暂时还不很强大。”何鲁之侧旁的陈启天，忽地冷冷地笑道，“那么，在靠双方实力支撑起来的国共谈判桌上，你又如何去说服蒋介石先生，从而组成贵党梦寐以求的‘联合政府’呢？”
毛泽东立即掉过头来：
“你说对了，启天先生。‘联合政府’不过是我们的一个梦。既然我们暂时还没有强大到能坚持参加国民政府的程度，那么我们就干脆放弃联合的要求，而限于要求在蒋介石先生控制的现政府下的民主化。这样做似乎是现实的，因此我们做得非常努力。我们已经同意缩编军队，只要国民党也同意把它的军队按同样比例进行缩编。我们需要坚持保留的，只是军事力量的牢固核心，以及这种力量的根据地。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他哉？有的、有的——”陈启天侧旁的余家菊，透过他那副在伦敦买的金丝眼镜，嬉皮笑脸地望着毛泽东：“关于保留什么东西的问题，昨天的《新华日报》上面，不是正好有中国第三党领袖章伯钧先生日前接见该报记者时，对目前时局发表的谈话么。哈，他是这样谈的：‘至于行政系统之统一，军队还于国家，本属一个民主统一国家之绝对原则，即无任何党派的军队，无任何党派的特殊利益的保留。’此语虽非共产党所言，却登在共产党的报纸上，不知润之先生对此有什么评论没有？”
毛泽东不紧不慢地捏灭烟蒂，这才抬起头来，给了余家菊一个正眼：
“我双手赞成章伯钧先生的意见。因为他在谈到你方才引用的那句话之前，还有这样一段话哩：目前解放区之军队及政权问题解决，须着眼于实际的情况，觅取妥当而切实的过渡办法，因此等军队与政权，系由当地人民取自敌人，有功抗战，不能视为化外，予以敌视的态度。这就是说，他谈到的绝对原则是有先决条件的，那就是必须实现全国政治的真正的民主化！”
众人无语，面面相觑。
左舜生反倒回过神来了：
“其实，民主化不过是一个虚无的概念，而且各有各的解释。对于现实的中国政治来说，重要的不是要对中国未来的两种相对的概念作出判断，而是要对体现中国两个未来的人物作出判断。所以，我在想，如果润之先生能以某种形式维持现状，那么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腐败无能，以及由此引起的国民党政治和军事机构的瓦解，最后定能使共产党通过政治和军事手段的适当结合，达到迫使蒋介石先生放弃政权的目的……”
“那只是你的推理罢了。”
毛泽东讨厌这种试探性的说话，作为回敬，他和盘托出了自己的结论：
“对于蒋介石先生来说，他是不会把希望寄托在时间上面的。至于国民党还愿意和我们继续谈判下去，那不过是他们不愿落得个阻碍和平建国的罪名而已。要知道，他们现在所进行的一切，包括和我们握手，和我们微笑和我们在筵席上碰杯，都是为着立即打垮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因此，不要说眼下没有条件达成协议，就是以后有了那么一张黑字白纸，中国的未来也是一个不解之谜哩！”
左舜生面露尴尬之色：
“也许、也许。但是，我相信润之先生是有回天之力的。譬如说，发展你们在政治上的攻势，而在军事上保持守势。由于蒋介石先生得到了美国人军事方面的支持的缘故，所以你们……”
“所以我们就只好逆来顺受，坐以待毙了，是吗？”毛泽东猛力挥臂，提高嗓门道，“可是恰恰相反，舜生先生，要是你没有搞忘的话，我在延安还对你说过另外一句话，那就是，我这几条烂枪，既可同日本人打，也就可以同美国人打！因为既是烂枪，就不怕打烂，所以我现在等待着的，就是杜鲁门的一声令下啦！”
50
杜鲁门从来认为，军人是要有一种积极的攻击精神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还在驻法美军服役，官至上尉衔的时候，每次视察部队，他都要脱下士兵头上钢盔，看看他们的眼神里面，有没有战斗意志的光辉。
可是，时至今日，尤其是此时此刻，他却双目微闭，斜倚在白宫总统办公室的高背座椅上，差不多就要睡着了。
而且，不知为什么，至少在他的感觉上，对面墙上的挂钟，嘀嗒嘀嗒地不再像是战壕外面那令人警惕的小雨，而恍若一支悠扬婉转的催眠曲了。骤响在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声，虽然这样震耳，这样急促，但是也没有办法唤起他在昔时的军号声中冲锋陷阵的那种亢奋与勇气了。
“贝尔纳斯先生吗？”
杜鲁门从太阳穴处放下手来，拿起话筒，懒洋洋地对他的国务卿道，“又是中国的事情，唉，除了国共两党谈判毫无结果，除了极端保守的民族主义的幻想，这个地方难道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值得我们非去扮演圣诞老人不可吗？”
“好了，好了，你觉得现在有点儿寂寞的话，那么就请过来坐坐好啦。”
贝尔纳斯放下话筒，只是耸了耸肩膀。他没有感到意外。
在他看来，杜鲁门虽然曾经绞尽脑汁，想要拟定一项策略来应付中国的危机，但是，这位白宫的主人的大部分经验和兴趣只是与欧洲有关，丝毫谈不上对中国人危机的进一步了解。于是，赫尔利便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当然的化身，权威的代表，大包大揽，发号施令，俨然以太上皇自居。
这却是贝尔纳斯不能忍受的。对于这位从来就藐视国务院的驻华大使，贝尔纳斯不仅早已把他写进了自己的仇敌名单，而且特意为之加上了一个“确凿无疑的精神病患者”的永久性的注释。
然而，当贝尔纳斯走进总统办公室，在办公桌上居然看见翻开了的赫尔利的《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的时候，对于杜鲁门方才在电话中所流露出来的黯然神伤的情绪，他反而感到有些意外了。
这种意外无疑是他的福音，他的运气，他的信心百倍的力量的源泉。
“总统先生，恕我直言了。现在觉得有点儿寂寞的不只是我，还有你，还有华盛顿和我们整个美利坚——”贝尔纳斯未及落座，先声夺人地道：“难道情形不是这样的么？中国正在争夺政权，苏联正在争夺中国。可是我们美国呢？在重庆的舞台上，我们无法把政权交到蒋介石手里，在莫斯科的舞台上。我们无法把中国从斯大林的手里夺回来。这就是说，我们什么都做了，可是我们什么都没有做！究其原因，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基本矛盾固然存在，然而，我要说，任何一个尽善尽美的策略，都可能遭到人为的随心所欲的破坏……”
杜鲁门依旧斜倚在高背座椅上，隔了半晌，他才瞟了一眼他的国务卿：
“这就是你要告诉我的关于中国的事情么？不过，贝尔纳斯先生，我怎么觉得这些事情你更有必要告诉赫尔利将军呢？”
贝尔纳斯终天于等到了他期待着的问话，因此，他的回答是流利而干脆的：
“我已经告诉他了，总统先生。为了征服赫尔利将军的反复无常的性格，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专门制定了一系列的明确的计划，提请他参照执行。正如你知道的那样，这个在罗斯福总统逝世前几个月设立的委员会，通过内阁部长和主要官员的定期会议来协调政策，曾经发挥了巨大而积极的影响。可是，现在的事实证明，发生在中国的种种事情与华盛顿的决策过程互不相干。由于国民党提出的美援要求不断升级，美军在中国收复战略地区的问题又不明确，这就提出了一些与未来对华政策有关的基本问题。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赫尔利将军完全明白这一点，所以他认为他应当亲自来到华盛顿，以引导政策讨论进程。”
“引导？他不觉得他的手臂伸得太长，差不多就要伸到白宫我这张桌子上来了么！”杜鲁门忽地圆睁双眼，起伏着的胸部居然把整个身体都朝前挪动了：“《亚美》杂志事件是我处理的，谢伟思和艾切逊恢复公职也是我的决定。可是，他仅仅因为蒋介石先生把这两个外交官看成是共产党的爪牙，就帮助这位当今中国的皇帝写信向我提出抗议。而且，贝尔纳斯先生，不知道你注意到《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里的这句话没有？‘此次会议的全部成就在于使国民党和共产党，当几乎所有拥护中国分裂的政策的分子预测要有内战的时候，进行了商谈和平的合作’。那么，我想知道，他说的这些分子当中是不是也包括了我？”
贝尔纳斯稍有思忖，欲擒故纵地道：
“恐怕不会吧，总统先生。因为你深恶痛绝的，不过是蒋介石先生的民族主义的极端保守部分。当然，话说回来，你今天的怀疑，却使我想起了赫尔利将军前不久给我的通信中提到的一个主题。那就是，他认为发生在亚洲的斗争实际上是‘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会战。按照我的理解，他谈到的苏联帝国主义希望通过中国内战来破坏的，也只是蒋介石先生的民族主义的亲美部分。而至少在他看来，这两部分内容是容易发生混淆以致产生恶果的，所以他报告国务院说，他和魏德迈将军必须返回华盛顿，向别人大声疾呼地陈述这种危险，为他们努力拯救中国的壮举赢得支持……”
“你不要替他辩护了！”杜鲁门手拿笔筒，不停地敲打着桌面：
“极端保守的民族主义是没有其他内容可言的。对于一个封建王朝来说，你能够让它突然接受美国确定的民主和人权的普遍价值吗？要知道，价值是通过历史和一个民族的经验形成的。人们是通过母亲的奶汁吸收这些观念的。这就是说，美国对华政策可以改变，但是任何政策都将改变不了中国。我们现在所进行的一切，不过是尽量减少苏联在中国的威胁罢了。”贝尔纳斯频频点头道：
“总统先生见解的深刻与精确，我相信已为当今世界潮流的趋向所证实。但是，不知为什么，赫尔利将军在批评苏联的所作所为时还是相当谨慎的。他声称，在中国的最大威胁是以美国颠覆分子、欧洲帝国主义和中国革命党人结成联盟的形式而出现的。在这样的思想的指导下，重庆焦急的气氛，往往同美国被认为是权威的政治分析的结果不相符合。”
“他只是符合了一个人的口味，而这个人的名字只能叫做蒋介石。哦，对了，昨天我正好收到这位当中国皇帝的御墨，你来听听他是怎样描绘着我们的驻华大使的——”
杜鲁门拉开抽屉，取出一封用毛笔写的信，附在信页之上的，还有这封信的译文。
杜鲁门手捧译文，却模仿着他想象中的中国私塾先生的模样，摇头晃脑地读到：
“‘赫尔利将军的优美政治家风度和品格赢得了中国人民的敬爱，他们从他那里看到了公平正义的美国外交政策的适合的象征。我曾就许多问题，我的政府的政策，与赫尔利将军作了非常诚恳的长谈。我曾请他报告你，总统先生，很多关于完成中国与美国之间为维持远东和平与秩序的继续紧密合作的因素……’”
杜鲁门放下译文，目光直直地望着那封用毛笔写的信，忍不住讪然一笑道：
“多么精彩奇异的文字造型，可是，贝尔纳斯先生，大概你已经感觉到了，它交流出来的语意却是这样的愚蠢与拙劣！”
贝尔纳斯没有笑。非但没有笑，他皱皱眉头，顿时变得严肃甚至紧张起来：
“总统先生，我感觉到的，倒不是这封信的语意，而是蒋介石先生把它寄到你手上的时机。不是么？赫尔利将军口口声声要求返回华盛顿述职，以便向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施加压力的时候，重庆方面为他壮行来啦！仿佛他不是美国人而是中国人，中国人的伟大与英雄的特使。他的一切条件，我们都必须答应，谁敢说半个‘不’字，谁就是‘丢失中国’的十恶不赦的罪人……”
“好啦，好啦，他要求述职，你随便安排个日程，通知他届时回来不就行了吗！”
杜鲁门打断贝尔纳斯的话，不甚耐烦却又心事重重地道：“由于苏联和中共极有可能联合起来破坏美国的东亚政策，华盛顿的政治气氛还是应当关心增加援助蒋介石先生的要求的。我在想，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的计划工作人员，是否可以开始讨论对中国承担长期军事义务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马歇尔将军前几天来找过我，他向我提出了应当派遣一个援华使团并且附带派一些部队作为顾问的建议。那么，关于这个建议，你有什么能够告诉我的吗？”
贝尔纳斯正襟危坐，不卑不亢地道：
“我认为趁正式交战状态尚未结束，应当采纳马歇尔将军的建议，因为这样做不仅可以减少国会的批评，而且还可以简化立法的程序。剩下的事情，就是以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的名义向魏德迈将军发出通知，重申要他执行美国继续在后勤方面援助蒋介石先生的命令。”
杜鲁门轻轻叹了一口气，不安的情绪似乎开始稳定下来了：
“贝尔纳斯先生，我们现在确定的美国的政策，该不会依然是在追求一种幻想罢！老实说，我害怕中国内战，因为它极有可能招致蒋介石先生的垮台，以及中共和苏联取得胜利。而理想中的中国，应当是以蒋介石先生为首的一个联合政府所统治的统一亲美的中国。这个政府既要使中国共产党处于从属地位，又要防止苏联在广泛的程度上插手中国事务，虽然我们不一定要在政策的条款上把话说得这样清楚。”
“我明白你的意思，总统先生。”贝尔纳斯淡然一笑道，“不过，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以为我们即便把话说得这样清楚，美国对华政策的条款也将是模糊的！”
“为什么？”杜鲁门再次睁大眼睛，死死地逼视着他的国务卿。
贝尔纳斯不紧不慢地道：
“原因是明摆着的。其一：共产党集团将阻碍谈判的任何进展，特别是我们曾经这样威胁过他们之后：如果共产党领导人拒绝作出合理的让步，美国就要公开帮助国民党军队向北调动；其二，尽管我们担心着苏联的扩张，苏联对华政策的性质究竟如何却仍然是个谜。正如整个四十年代不易捉摸一样，苏联人在满洲的活动方式是十分奇怪的：他们所缴获的日军武器和所夺取的土地往往交给挺进的中共部队，但在其他情况下却是友好地公开地同国民党打交道。这就是说，苏联的政策基本上是机会主义的而机会主义基本上是防不胜防的……”
杜鲁门无言以对，听着听着，那直直的身子不知什么时候已斜倚到高背椅上去了。
贝尔纳斯的目光现在对准了他的总统：
“事既如此，我们争取政治统一的努力如若失败，那么，随之而来的悲惨后果将是出现一个分裂的中国。苏联的势力或许就会从此在满洲重新崛起。而这两种影响合在一起便终于会使我们太平洋战争的重大目标遭到失败，或者成为泡影。当然，总统先生，这样的发展趋势是不能容忍的！”
杜鲁门双目微闭，用一种哀叹的语音道：“既然这样的发展趋势是不能容忍的那么，在修改和取消它的大部分的政策之前，我们的自尊心大概必须抑制一下才行吧。”
贝尔纳斯诺诺连声道：
“是的、是的，尤其是对于那些代表着美国政府形象的外交官们来说。如若他们在这方面不与我们合作，依然我行我素，以致让人把他们的一切都看作美国官方政策的反映的话那么，我想，他们是应对由此引起的一切灾难性后果承担全部责任的！”
杜鲁门差不多又要睡着了。然而，他终于从他的牙缝中发出了喃喃自语：
“你可以走了，贝尔纳斯先生。回到你的办公室以后，请立即以国务院的名义通知赫尔利将军回国述职……”
51
赫尔利接到回国述职的命令的时候，禁不住好一番又惊又喜！惊的是国务院的反应如此迅速，如此强烈，仿佛久旱的土地渴望着倾盆大雨；喜的是他又可以回到那久违的华盛顿的舞台上了，他将振臂高呼，他将慷慨陈词，如果一切进行得还算顺利的话，他为什么不能成为一颗升起在美利坚上空的新星呢？
这样想时，他当即给蒋介石拨通了电话：
“委员长先生，当我现在提出来向你辞行的时候，你能想象到这个世界终究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是的，一切都进入了你的和我的思想轨道。尤其对于我来说，如何更加有效地防止苏联和中共联合起来进行破坏活动，如何更加有力地对中国政府承担长期的经济援助和军事义务，正是贯穿在我思想首尾的东西……”
赫尔利的话被蒋介石的笑声打断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大使先生。用我们中国的话说，你现在正是‘任重而道远’呀！嗯，魏德迈将军也和你一起回去吧。这样好不好？中午我在德安里官邸为你们二位饯行，还有什么需要商量的，我们在餐桌上边吃边说罢。”
“不、不！委员长先生——”赫尔利慌忙对着话筒道：“魏德迈将军什么时候返回华盛顿，这需要得到美国陆军部的命令。哦！我是说，委员长中午宴请的客人除我而外，不应当是魏德迈而应当是毛泽东。为什么呢？因为至少要让美国的舆论界认为，我是带着国共两党的谈判的丰硕成果离开重庆的，我将凯旋而归！你自然可以理解得到的，我不奢望有人在华盛顿机场为我献上花束，但是，在通往白宫的道路上，我必须谋求有人为我扫除障碍……”
蒋介石又笑了。笑声中。除了先前的自得，还平添着几分轻浮，几分诡谲：
“好的、好的。既然中午大家要在一起吃饭，为什么吃饭之前不可以先谈谈呢？所以，大使先生，放下电话以后，你我还得兵分两路才行：我嘛，派人去把毛泽东请来；你呢，派人去把那天来过的美国《生活》杂志记者请到，我们在谈话之前，先让他摄制一张三人合影，然后尽快印到这家杂志的封面上去……”
半小时过后，三人合影就这样摄制成了：
德安里官邸前的台阶上，赫尔利站在右侧，西装革履，趾高气扬；蒋介石站在中间，身着戎装，目露威严；毛泽东站在左侧，不卑不亢，虽然仍旧还是那套粗布做的中山服。
“照得怎么样啊？嗯，我指的是我们的表情和神态。”镁光灯闪烁之后，赫尔利耸耸肩头，煞有介事地问那个记者。
“很好、很好！”记者回答道，“你们全都带笑容，全都精神抖擞……”
赫尔利立即转过身，捋着他的八字银须对蒋介石和毛泽东道：“我敢断言，这是一张全世界都喜欢看的照片！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进行一次全世界都喜欢听的谈话呢？”
蒋介石诺诺连声，频频点头。
毛泽东却淡然一笑道：“那要看大使先生谈些什么了……”
“这我知道，这我知道！”赫尔利包打天下地拍拍胸脯，然后俨然这里的主人向毛泽东伸出一只手臂，“请——”
德安里官邸客厅里，蒋介石坐在了他那固定的凉椅上。随后坐下来的毛泽东，择了一个正对着凉椅的沙发。赫尔利则并不入座，唱戏般地在凉椅和沙发之间走来走去。
“你们知道几天前发生在日本的事么？”
赫尔利终于有了唱腔，虽然不知道他唱的是“流水”还是“西皮”：
“嗯，9月11日盟国占领军总司令部下达了逮捕日本头号战犯东条英机的‘第一号令’就在当天下午，当盟军总司令部克劳斯少校率领美国宪兵赶到他在担任首相期间建造的私宅，向他出示了麦克阿瑟将军签署的逮捕令的时候，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猛地关上窗户，突然不见了。可是，很快地，楼内骤然传来一声枪响。待克劳斯破门而入时，东条英机上身穿着短运动衫，下身穿一条黄军裤，足套长筒皮靴，双腿交叉，已经仰躺在书桌前的摇椅上，左胸下方枪伤血流如注了……”
蒋介石装模作样地插话道：
“昨日听盟国占领军总司令部的无线广播，不是说东条英机自杀未遂吗？”
赫尔利面朝蒋介石：
“是呀，正因为他没有死，才有了下面的故事呢：克劳斯少校走到书桌前了，桌上摆着东条英机自己的著作《战阵训》，可是他只能眼睁睁地望着这本书，断断续续地说，‘我深感对不起帝国人民，对太平洋战争，我应负一切责任……我不愿以一个战败者的身份，去听战胜者的审判……我原想以剑剖腹，但唯恐求死不得，所以用枪自杀……’”
赫尔利转身面朝毛泽东：
“知道么？东条英机自杀的枪伤伤口，正好是日本人剖腹时入刀的位置，而那把美式手枪呢？则是日本空军在击毁美军B29重型轰炸机后，从飞行员手中缴获过来送给这个战争狂人的。嗯，这支手枪竟被他用来作了自杀的工具，恐怕连他本人也是始料不及的吧。你说呢？”毛泽东没有说话，甚至没有抬起头来。他正从衣袋里摸出一支香烟，却没有划燃火柴。蒋介石说话了，也不知对谁在说：“哦哦，天皇投降诏书发布以来，日本军界自杀成风。也是听盟国占领军总司令部电台广播，日本陆海军少校以上军官自杀者已达数十人，大佐以下军官自杀者更达数百人。而在自杀的将官中，最为显赫的人物大概就是最后一任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大将了……”
“不对、不对！最为显赫而最具东方色彩的自杀者还是三天前死在自己办公室里的前任陆军大臣，以后负责指挥防卫本土作战的杉山元元帅——”赫尔利扭头接住蒋介石抛来的“绣球”：“嗯，我的消息来源是魏德迈将军指挥下的美军驻华情报机关。消息是这样说的：9月13日下午，杉山元戎装整齐，胸佩勋章，按时来到他的指挥总部上班。可是，刚刚处理完公务，他便拒绝下级进入他的办公室了。稍有片刻，总部工作人员听见司令官办公室传出一声枪响。当人们破门而入时，杉山元已经伏案死去。然而，就在同一个时间，在杉山元的私宅仆人们听见元帅夫人的卧室里也传出枪声，当人们冲进屋内，发现她也倒在血泊中死去！”赫尔利的眼圈似乎有些发红：“唉，虽然他们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但是据我推测，杉山元在去他的总部之前就与夫人约定，两人于同一时刻在不同的地方自杀。其含义大概是表现军人至死忠于职守，而夫人则在与丈夫共同生活的卧室以死殉情。哦哦，这莫非就是东方人引以为自豪的性灵吗？”
“那是的，那是的。”蒋介石啧啧连声地道，“我在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的时候，这样的事情见得多啦，即便在训练场地上，也有人因为打靶不中而当场剖腹自杀哩！老实说，像东条英机和杉山元这样用手枪自杀的方式，是那些身佩短剑的真正的日本军人所不屑采用的……”
赫尔利突然掉过头来：
“那么，毛泽东先生，中国人信奉的‘不成功便成仁’，与日本人的这种‘武士道’精神，在其本质意上又有何区别呢？”
毛泽东冷冷一笑道：
“大使先生。这就是今天你要和我谈的话题么？除了这个话题而外，难道我们就没有别的什么好谈了么……”
毛泽东的话说得很轻很轻，可是在赫尔利听来，却觉得很重很重，当他蓦地想起那篇《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的分量时，禁不住吓得两股颤颤起来：
“有，当然有谈的，只要毛泽东先生愿意，什么话题都是好谈的……”
“那好，我也来谈谈全世界都喜欢听的话题。这个话题最终只有两个字：和平。可是中国的和平，却必须从军事谈起——”毛泽东不慌不忙地说道：“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这是现实，而现实又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就拿我们自己区域内的接受日军投降的问题来说吧，作为国民政府军队一部分的共产党军队，如果蒋委员长下令接受日军投降，则能够受降如果蒋委员长不指定共产党在一定地区接受日军投降，则不能够受降。能够受降变成了不能够受降，这中间就会产生冲突。我们是竭力避免与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的，尤其是当谈判正在进行之中，我们宁愿而且已经在许多地区后撤，也不愿中国再次发生内战……”
蒋介石静静地听着，开先还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可是，当赫尔利慢慢退回到侧旁的沙发，而他的目光正好碰上了毛泽东的目光的时候，他才铁青着脸，干咳一声道：
“问题不在于什么军队能够受降，什么军队又不能够受降。诚如润之先生所说，共产党军队既然是国民政府军队之组成部分，其间就有一个军令、政令必须统一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便一切均无从说起。九月三日，中共代表在交到我手上来的十一项会谈方案中，不是有拥护我的领导地位的专门条款么？结果怎么样呢？有令而禁行，我说话不算数嘛！既然不算数，我们还有什么商量问题的余地呢？”
“有的，蒋委员长。没有商量问题的余地，我就不会到重庆来了——”毛泽东心平气和地道：“这个余地，就是我们拥护你的领导地位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我们专门放在十一项方案之首的‘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基础’。而这个基础呢？现在被无端地动摇了，甚至被无端地摧毁了。皮之不存，毛之焉附？即令如此，我仍觉得余地尚存，虽然已经不大，面积仅和谈判桌子相当罢了！不是么，前天之谈判中，关于军队驻地问题张群先生即有建议说，最好按军队数目之多寡以定其驻地之大小。恩来先生当即表示可以考虑……”
“那么你的意见呢？毛泽东先生。”恍若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赫尔利忽发奇想地道，“我的意思是说，希望中共方面不要企图解决太多的细节。只要对基本的笼统原则表示同意，那么根据这些原则。细节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啦！”
毛泽东干脆摇摇头：
“恰恰相反，大使先生，东方人是特别注重细节的，一叶知秋嘛。再说，张群先生已经请恩来先生带话给我了，关于军队驻地与解放区问题，他希望我能够提出修正案。既要修正，那是一针一针地缝，而不是大刀大刀地砍。就像政府只准中共军队缩编为十二个师那样，如此砍下来，脑壳掉了，四肢没了，连肠肠肚肚都被掏了，岂不是要置我们于死地而后快么？使不得，那才使不得哩！”
蒋介石目露凶光，不闪不瞬地道：
“现在抗战结束，非但中共军队需要缩编，全国军队均须缩编。情势虽然与去年国民参政会时不同，但是我当时所作的可将中共军队编为十个至十二师之诺言，仍然有效，必当负责做到。全国军队缩编情形，已由政府代表在会谈中面告中共代表，所以十二个师在中央实已为可允许之最高限度，除了务望润之先生郑重考虑而外，本人在这里别无奉告！”
“如此说来，当着大使先生的面有些事情就只好由我奉告于蒋委员长了——”毛泽东依然不紧不慢地说道：“我刚才说过，我们为了避免内战的危险，已经在许多地区后撤。可是当国民党第十九军占了我们上党五个县城，在我们背上砍一刀，又有国民党其他部队在平汉路和同蒲路上用大炮对准我们的胸膛，妄想席卷华北抗战的胜利果实，南北夹击，消灭我军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了。谈谈打打也罢，打打谈谈也罢，时至今日，究竟有了个什么结果呢？来自我们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的消息说，国民党长治守军已经陷于孤立，只要我们愿意，随时都可以发动总攻，收复失地……”
蒋介石故作镇静，冷冷一笑。
赫尔利却嚎啕般地大嚷大叫起来；
“哦哦，毛泽东先生，你知道你刚才都说了些什么？‘守军’‘孤立’‘总攻’‘失地’你难道要我带上这些可怕的字眼回到华盛顿，然后让那样刹时掀起的轩然大波淹死不成！不，不，我不能这样回去。我将立即以大使馆名义向国务院报告，为着中共代表和中国政府谈判人员能够有大的收获，我决定把离华的日期从明天朝后推迟四天……”
“四天是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的。”毛泽东轻蔑地瞟了赫尔利一眼，“而且，大使先生，恕我直言，中国的问题也绝非外人能够左右。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亦如此！你来中国的时间已经不短，难道连这个简单的道理也不知道吗？”
赫尔利愣了愣，大言不惭地道：
“我只知道调停国共纷争，是我责无旁贷的使命和义务。嗯，我是这样想的，四天至少可以进行两轮会谈。这一轮谈不好，那一轮继续谈，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谈。哦，对了，就从今天关于军队的数量谈起。但凡提到数量，总会有个比例。委员长先生说过，中国政府目前计划要保留八十至一百个师的和平时期军队，而中共方面主张要占和平时期军队半数的权利，这显然是办不到的——”
蒋介石瞪了赫尔利一眼，如果坐得再近一点的话，他会把这个将私房话也抖落出来的家伙狠狠地踢上几脚的。因为这是不实之词，充满欺骗，煽动与狡诈。他索性靠在凉椅上，微微闭上眼睛，等待着毛泽东的回敬。
毛泽东正襟危坐，却一言未发。赫尔利不知所以，信口开河地道：
“那么。办得到的数量之比又是多少呢？我在想，中共方面不是嫌十二个师少了么，少了就稍加一点嘛，但不能多，不得超过二十个师。这样计算下来，中共军队大约占计划中的和平时期军队的五分之一。嗯，毛泽东先生，你看就按这个比例实行中共军队缩编行吗？”
蒋介石惊目圆睁，久久说不出话来。毛泽东则眯眼笑了：
“大使先生，如果你的建议能够代表蒋委员长的意见的话，那么我不拒绝这个建议，而且将转告周恩来先生，请他加以考虑……”
52
周恩来从红岩村毛泽东下榻的房间出来，已经是月明星稀的时辰了。可是，因为张治中下午已从新疆返回重庆的缘故，也因为明天就要举行第七轮谈判的缘故，他还得驱车去复兴关中训团那所破旧而狭小的院子。
张治中没有睡。虽然青灯黄卷之下，他已睡意朦胧，哈欠连绵。
“是恩来先生！”客房门前，他既欢快莫名，又惊讶不已，“哦，我恐怕应该说几句光临寒舍，有失远迎之类才是……但快告诉我，出了什么事情吗？”
周恩来坐定之余。轻声笑道：
“好个文白先生，来而不往非礼矣！当年东征淡水打陈炯明的时候，我从前线刚刚回到黄埔岛，你为什么要赶来看我？现在你从新疆回到重庆已有半天之久了，难道就不准我深夜造访一下么？”
“岂敢、岂敢——”
张治中前虑尽消，倦意全无地道：
“老实说，若不是下了飞机就直奔德安里官邸面见委员长的话，我早就来桂园看望润之先生和你了。唉，虽说我是第一次飞迪化，在那里也不过呆了五六天，但是在这段时间里，我的内心交织着无限的忧虑与焦急。一面忧虑和伊犁代表商谈进行得迟缓，一面焦急内地的局势动荡不安、瞬息万变！不管怎么说，新疆那边已经不打了，可是上党地区这边呢？至今摩擦不断、枪声不断呵……”
周恩来平平静静地道：
“上党地区即便炮火连天，硝烟弥漫，但是事态的前因后果是清楚的。我不清楚的倒是政府方面平息‘伊犁事件’的手段。当边民们举行起义要驱逐盛世才的人的时候，蒋委员长派了一个师的军队去镇压，当这个师几乎完全被歼灭的时候，蒋委员长却派了你一个人去进行和谈。那么，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呢？”
张治中眨巴着眼睛道：
“我这样告诉你吧，恩来先生。伊、塔、阿三区的武装力量加起来不过三万人马。击败这点力量，政府方面可以说是易如反掌。但是。为什么不继续派兵了呢？那主要是防止有其他国家的军队参加。诚如你知道的，苏联红军第八团从新疆撤走后，一直留驻在中苏边境上，要来是很方便的，在伊犁方面参加暴动的好些领导人，都加入了苏联籍。再说这一带的边民与苏联人的语言、文字、宗教、习惯以及长相都大体相同，只要他们把服装一换，那是很难辨别出来的……”
周恩来倏然一笑道：
“那么，文白先生，我是否可以这样来理解政府的神机妙算呢：因为防止有苏联军队参加，因为防止有苏联军队参加的武装力量不易被击败，所以‘伊犁事件’的出路在于政治解决；而上党地区呢？因为不必防止有苏联军队参加，因为不必防止没有苏联军队参加的武装力量容易被击败，所以国共冲突的出路不必在于政治解决，即或根本就不会在于政治解决！”
“这就是你的误解与偏见了，恩来先生。”张治中皱着眉头，苦苦一笑道“别的人不知道，难道你也不知道么？就是把国外的因素完全排开，不管是苏联人的还是美国人的，单凭国共两党这么多年来的对立，就该知道要求得一个协议是怎样的困难……”
周恩来神色凝重起来：
“是呵，我方才的那种理解，正是基于这种从痛苦的经验中所能够得到的教训。重庆谈判迄今已进行二十来天了，我在想，谈谈其间的教训，兴许要比前时那种不着边际的空论较为有益。怎么样？文白先生，明天又是一轮会谈的时候了，今日晚上，你愿意听听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吗？”
“当然，我非常愿意。难得有这样安静的机会。”张治中一边说，一边拿起热水瓶，分别往茶几上的两杯盖碗茶里加了开水。
周恩来深思熟虑地道：
“我需要向文白先生陈述的第一点，是要互相承认，不要互相敌视。既然商谈了，就是要政治解决，尤其是商谈的双方代表，更要常常保持这种态度。中共方面有这样一个信念，不管冲突怎样严重，我们对于已经承认了的并不改变。比如说我们认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今日中国所必需，我们承认，我们拥护，而且在我们自己的工作区域内努力求其实现，决不因为冲突而抛弃自己已经承认的信念。”
张治中口服心服地道：
“关于这一点，我相信恩来先生是由衷之言。包括在承认委员长的全国领导地位的问题上。记得民国三十一年中共的‘七七’纪念宣言中，曾用相同的措辞提到此点。这句话，相隔四年多，现在证明了。那么，相比之下，在承认国民政府方面在服从统一政令军令方面，我觉得中共的诚意尚嫌不足。”
“文白先生此言差矣！老实说，国民政府虽然是国民党党统治，且到今天为止还是一党的政府，但是我们既然合作，所以从民国二十五年底以来，就没有不承认国民政府，也没有任何时期想推翻国民政府，而只是要求改组政府——”周恩来喝了一口水：“只要看自抗战以来敌后的民主政府是地方性的，始终没有树立另一个领导中心政权，就可以证明。这些承认，我们认为很重要。有些承认，可以证明不是敌视，而且是建立政治解决的基础。因此我们同样要求国民党方面给我们以应有的承认。如我们过去所常提到的，中共合法地位问题，陕甘宁边区及其他解放区问题，中共领导的武装部队问题……”
张治中插科打诨地道：
“恩来先生，你这个‘第一点’就点了如此多的问题出来，那么第二点、第三点的问题又是什么呢？也罢，也罢，你干脆统统点将出来，问题多得可以用箩筐装的时候，我明天就赶早不赶晚地把它们挑到谈判地点去。哦，还是德安里一〇一号侍从室楼上吧？”
周恩来没有搭理：
“要互相商量，不要独断。这便是我需要向文白先生陈述的第二点。既然是政治解决，就是要互相协议，而不是一方决定了，通知另一方去执行。这样是无法求得问题的解决的。过去许多纠纷就是因为不能互相协商，徒然引起更多隔阂，树立更多障碍。老实说，朋友间处理一件事情尚不能如此，何况两党的事情，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事情……”
张治中不再说话，却也不再洗耳静听。周恩来则欲罢不能：
“至于第三点看法，那就是要互相让步，不要独霸。既然政治解决，总是要于国家和人民有利。只要对国家和人民有利，两党之间有什么不可以让步的？不错，立国的原则，像今天中国所需要的三民主义、民主国家制度。这些是不能让的。没有这种准绳与方针，就不能谈到合作。不过，在这种大前提下，许多具体问题应该力求互让，如同过去之所争执的地方自治问题，人民权利问题，军队缩编问题……”
张治中突然打断周恩来的话：
“好了，先前还谈得好好的‘伊犁事件’现在被你老兄不知不觉转到重庆谈判上面来了。唉，有什么办法？你毕竟是聪明过人的人。国民党阵营里面，有你这样的一个抑或半个人就好了！那么让我们书归正传吧：恩来先生，今晚你来找我，为的究竟是明天谈判桌上的什么话题？”
周恩来直截了当地说：
“明日的话题不变，仍就军队缩编及驻地问题进行商谈。但是，文白先生，如同我刚才告诉你的那样，由于我们有了要互相承认、互相商量、互相让步的看法，而且相信这种看法必将提出不同于过去的方案来。当然，我还应当告诉你，这是今天下午我和毛泽东先生讨论的结果，现在就先行奉告于你了——”
“不同于过去的方案？”张治中语意踟蹰地道：“我谢谢你们对我的友情和信任，但愿这个方案同样值得我谢谢才是！”
周恩来直言其事道：
“第一个问题，关于军队的数目，赫尔利大使拟议中共军队占全国军队的五分之一我们以此比例考虑，愿意让至七分之一。就是说，中央现在有二百六十三个师，我方应编为四十三个师。较之九月三日所提方案，我们让步了五个师。以后中央军队缩编，中共亦依此比例进行递减：如中央军队缩编为一百二十个师，中共应为二十个师；中央军队缩编为六十个师，中共应为十个师……”
听到这里，张治中的脸色骤然变得惨白，嘴唇开始嚅动，双腿开始颤抖，虽然时至深更半夜，这位军人依然直直地挺着身腰。
周恩来继续说：
“第二个问题，关于军队、军队驻地与解放区三者，上轮会谈中张群先生提出此项议案一并讨论，我们也表示赞同。现在，我们拟将海南岛、山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北、湖南、河南境内，黄河以南等八个地区的军队撤退，集中于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此为第一步。第二步再将苏北、皖北、豫北地区的军队撤退，而将中共所有的四十三个师集中驻防于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与山西之大部分，绥远之小部分，与陕甘宁边区等七个地区。而解放区——”
张治中这时已经离开他的座位了。当然，不会走出客房，拂袖而去。他只是背着双手，徘徊在这连灯光也显得昏黄的斗室里。
周恩来又继续说：
“解放区亦随军队驻地的规定而统一解决问题，不管是军队问题还是政治问题。这就是说，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四省与陕甘宁边区之主席，由中共推荐。山西、绥远两省之副主席，天津、北平、青岛三个特别市之副市长，亦由中共推荐人员充任。但对于苏北、皖北、豫北三地区，中共军队尚未撤退以前，其专员、县长均由中共委任。哦，以上便是我们要在明天提出的新方案。文白先生，你能对此谈谈你的看法么？”
张治中久久没有说话。
伴随着这里的沉默与寂静的，是墙头上那嘀嘀嗒嗒的钟摆的晃动。打破了这里的沉默与寂静的，却是周恩来双臂伏在茶几上的阵阵剧烈的咳嗽。
张治中猛地掉过头来，那声音则是微弱的，低沉的，从而显得嗡声嗡气的：
“我若是一方面说，你们所提的新方案甚难考虑，一方面又说我们也没有什么意见，只等请示委员长决定，那么，我是在应付你们，欺骗你们。我自然不会这样做的。作为对你们对我的友情和信任的回报，关于这个新方案，我只想发表以下的看法。”张治中的嗓门渐渐提高了：“关于军队问题，我觉得你们的要求过分了，有点儿讨价还价了，老实说，这个问题不会是距离大小的问题，而是两种根本不同的观点。中共之观点，以为必有军队、必有地盘，控制军政机关始有保证。而中央则认为军令、政令必须统一在中央原则之下，始可解决问题。如依中共之办法，则非为谋军令、政令之统一，而完全为分裂。所谓民主乃分裂之民主，所谓统一，也只能是分裂之统一……”
周恩来听着，还用本子记录着。张治中的声音却愈发尖厉了：
“你们完全可以试想：中共军队悉数撤退至黄河以北，而据有黄河以北的地区，这岂不成了封建王朝的分疆而治，欲三分天下有其一？就拿军队的数目来说吧，民国二十六年中共要求编为三个师；后到民国三十二年，要求增加为十二个师；去年要求增加到十六个师；事隔一年，现在又要求增加到四十八个师，较之抗战初起之三个师，已增加了十六倍！唉唉，你们所要求者，距离中央所能允许者如此之大，这又怎么能够拿出来商谈呢？”
周恩来合上了笔记本：
“以文白先生之见，莫非是要我们在明天的谈判桌上，把这个新方案撤下来不成？”
“是的。”张治中坐回沙发。
周恩来霍然起身，一语双关地道：“要是我们不撤呢？”
张治中自然是听得懂这句话的，所以，张口结舌之余，他又不得不强颜欢笑：
“恩来先生，明日之谈判，即便和今晚我们两人的谈话一模一样，我看也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有道是：各为其主嘛！好了，好了，我既息怒，你又何必愤慨呢？”
“我的主人，是全体民众。我的愤慨，是我们全体官兵的愤慨！”周恩来飞扬着他那对浓黑的眉毛道，“眼目之下，汉奸军队都已获得中央之委任，而中共抗日部队反而不能得到中央之承认。须知中共军队，即令不获得中央之承认，不获得中央之接济，也同样能够生存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