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个国家的生命，系于全国人民身上；一场战争的胜败，取决于人心之向背。

—— [美] 唐纳德·G．季林

正如美国学者唐纳德·G．季林所说，国家的命运取决于人民，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人心。同样，教育的发展取决于民众。抗战时期因军事和政治因素所致，我国大部分区域教育呈现出复杂化的格局，即在抗日根据地有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教育，在日伪沦陷区有日伪开办的奴化教育，在国统区有国民党维持的原有教育，这三种教育在交锋与博弈中并存。这三种政治与军事力量之所以都十分关注教育，其原因像法国布迪厄所讲：“任何权力都发挥符号权力的作用，也就是说，任何权力都试图通过掩藏构成其力量基础的权力关系来强加意义，并把这些意义强加为合法意义，都将自身的特殊的符号力量增强到那些权力关系之上。”教育活动就是一种符号权力，所有政治权力集团为了掩藏其权力支配关系和维系其权力运行机制，均十分重视发展教育，因为“教育体制隐藏了权力运作的至关重要的秘密，它既是权力运作、传承和再生产的主要途径，同时又由于其超功利相对自主的形式，掩盖了权力的支配关系”。

然而，由于兴办这三种教育主体的不同，特别是培养目的、教育体制、课程设置的不同，以及争取民众政策与路径的不同，体现出在正义与非正义性质上的差异，因而最终结果是坚持走群众路线、团结民众、为民着想的根据地教育取得最后胜利。而在抗战时期呈现复杂化格局的区域教育当中，山西是最具典型特征的省份，可以说是当时全国战时教育的一个缩影。以山西为例研究抗战时期区域教育格局，尽管是带有区域性质的历史研究，但是由于山西地处华北地区，是抗战时期共产党领导下华北抗日的中心，又是日寇统治下的沦陷区，而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又根深蒂固，共产党、阎锡山与日伪在该地区均开展了各种类型的教育活动，这样就形成了三种教育的交锋与博弈。本课题研究主要以抗战时期出现在山西境内的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教育、阎锡山退守中的晋西教育、日伪统治下的奴化教育以及这三种教育的交锋与博弈为个案，运用博弈论去分析三种教育的复杂关系，进而找出根据地教育富有生命力的内在机理，进而为拉开抗战时期区域教育史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山西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是华北抗战的基石和依托，是共产党领导下全民族抗战的“出发地”和“立脚点”。抗战时期山西呈现出复杂化的教育格局，有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教育、阎锡山退守中开办的晋西教育和沦陷区的日伪奴化教育。这三种教育一直在交锋与博弈中并存，日伪奴化教育对阎锡山的原有教育和根据地教育进行残酷的破坏与打击，根据地教育与阎统区教育在合作抗日期间共同进行反奴化教育；而1939年底“晋西事变”之后阎统区教育对根据地教育进行排斥，同时根据地教育对阎锡山的反共教育进行反击。这样就形成了三种教育的交锋与博弈，最后以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教育的发展壮大而告终。

（一）选题缘由

之所以要选此课题作为我博士后出站报告的研究内容，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第一，关于抗战时期三种教育并存、交锋与博弈研究，目前学界很少有人涉及。抗日战争时期，是一个战争频仍、社会动荡的时期，也是一个危机深重、民不聊生的时期。在抗战时期由于日本侵略者的入侵，致使中国大部分领土沦陷。日伪在进行军事与政治侵略的同时，也进行了大肆的文化教育侵略。面对日本的猖狂入侵和野蛮掠夺，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利益出发，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第二战区阎锡山联合抗日，同时大力发展根据地文化教育事业，积极开展反奴化教育。抗战时期出现了一种复杂的教育格局，即根据地教育、国统区教育、日伪奴化教育三种教育并存，尽管学术界对三种教育分别从全国角度进行过专门研究，但是就一个区域或一个省份将三种教育放在一起来研究，并探究三种教育的交锋与博弈，迄今为止尚未有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第二，研究抗日战争时期区域教育复杂化格局，有助于进一步丰富抗战史研究。以往研究抗战史大都集中在政治与军事方面，而全方位探究战时区域教育的成果几乎没有。目前仅有单纯就日伪奴化教育进行研究的成果，也有专门研究根据地教育史的成果。但就一个省去解剖抗战时期区域教育复杂格局以及三种教育的交锋与博弈的研究成果，至今尚未出现，这就为本课题研究留下了较大的空间，驱使著者去下功夫挖掘该方面的研究资料，并对三种教育的博弈进行理论层面的分析。

第三，乡土观念和个人兴趣驱使著者倾心于该项研究课题。我作为山西人，对抗日战争相关情况从小就了解不少，因为我父亲曾是一名参加过抗日战争多次战役的八路军战士，他于1943年光荣地参加了八路军120师358旅。我从小常听父亲讲述抗战的动人故事，同时也听父母讲述了不少当时百姓的生活境遇，其中也不乏关于日伪对农村教育的破坏、根据地教育的艰难维系、日伪奴化教育的推行及基层民众的抵触等。这些生动、逼真的故事，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幼小心灵，也像种子一样深埋在我的内心深处。因此，于2008年申请进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时，我就选择了这一课题作为自己的出站报告研究内容，并得到了合作导师马敏教授的首肯，同时在征求所长朱英教授意见的基础上，确定了该选题。

（二）研究价值

第一，研究抗战时期革命根据地教育，特别是民众教育，可为当今加强中西部地区农村教育和新农村建设提供一定的历史参照。抗战时期在山西境内主要有晋绥、晋察冀等抗日根据地，而根据地所占的区域大都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山区农村，在当时因战争导致生存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竟然能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各类教育特别是小学教育和社会教育办得轰轰烈烈，成就卓著。以晋察冀根据地为例，1938年晋察冀边区48个县，共有小学4898所，小学生数220460人；1940年增加到7697所，小学生数为469416人，比1938年增加了248956人，也就是说增加了1倍多；1941年小学校数增至7901所，学生数为616029人。仅就晋东北十多个县来说，1941年春在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均十分恶劣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努力发展小学教育。当年该区学龄儿童总数为101135人，共有小学校1530所，在校学生68666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67.9%；同年7月，学生数增至69044人，男女教员共计1908人。四专区，1941年春学龄儿童总数为107881人，入学儿童数为93918人，学龄儿童入学率为87.1%，小学教员总数达1275人。所以，李公朴先生于1940年就说过，晋察冀边区“小学在1万以上，学生共计40多万。这是正规学校教育内的数字，所在各种冬校、夜校、识字班……一类的教育组织尚不在内。……50户以上的村庄，起码成立一所小学校”。社会教育方面，以晋绥根据地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兴县、保德等晋西北19县1940年共设冬学3116所，平均每个行政村拥有冬学2.18所；入学人数为178182人，平均每校有学员57人。其中静乐等六县入学人数为47193人，占应入学人数69432人的68%。从根据地的办学经验中，可以汲取有益成分，为当今发展中西部农村义务教育和建设新农村提供历史借鉴。

第二，研究抗战时期阎锡山退守中的晋西教育，特别是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和克难教育运动，有利于重新认识国共合作对发展中国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在抗战初期建立的民族革命大学，是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杰作，培养了一大批华北抗日骨干。而且，该校教师中，有不少是全国声望素著的进步学者、教授和专家，如李公朴、杜任之、江隆基、侯外庐、施复亮、陈唯实、何思敬、温健公、秦丰川、刘潇然、胡磊、周巍峙、杜心源、徐懋庸、孙荪荃、萧三、萧军、萧红等，也有当时的山西名流李冠洋、邱仰浚、薄右丞、周新民等，还有来自朝鲜的教师朴建雄、尹澄宇、崔英等，可谓名流荟萃，盛极一时。民族革命大学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抗日、携手共进的成功典范，为新世纪国共合作，繁荣与发展两岸文化教育事业提供了良好的范式和历史经验。

第三，探究日伪统治下的奴化教育，有利于揭示日本对华实施文化教育侵略的真实面目，从而为当今年青的一代提供国耻教育的警示教材。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已将近70年，但日本至今有不少政要和学者肆意否认其发动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所带来的惨重破坏和民族感情的伤害。因此，在新世纪，饱受战争之痛的中国人民发起了总结历史、以史为鉴的呼吁，民间开展搜寻与陈列日本侵华历史罪证活动，以此来引起发动战争国家的反省。然而，日本右翼分子掀起了一股美化侵略战争的逆流，日本有人甚至宣称日本发动战争是为了“亚洲的解放”“亚洲的独立”，还有人扬言“不承认是侵略战争”，甚至认为“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等等，这种态度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因此，从不同角度加深对日本侵华历史罪证的研究成为我国抗战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本课题试图从教育角度以一个区域为个案，专门研究日本侵华对山西原有教育体系的破坏及其对战时青少年儿童心灵的深层次伤害。以此来真实展现日本对华实施文化教育侵略的本来面目，为人们提供日本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历史罪证，同时也可为我国青少年提供国耻教育的教材。

第四，本课题研究对于深化华北抗战史研究和丰富区域教育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从学术角度来看，本课题研究有助于丰富抗日战争史研究，因为以往学界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大多从军事和政治角度去研究，该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硕。而从文化教育角度，尤其从一个区域入手，以解剖麻雀式的方法去研究抗战时期教育的成果，迄今为止可谓寥若晨星，这就为以后开展区域抗战史研究提供了较大的余地。另外，就中国教育史研究而言，本来关于抗战时期的教育史研究成果就不算多，而已有的研究成果也仅从全国角度研究日本侵华教育史和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缺乏区域性研究成果。以山西为例，尤其缺乏对阎锡山退守晋西教育和日本在山西实施奴化教育的专题研究。因此，本课题着重从根据地教育、晋西教育和奴化教育三种教育并存、交锋与博弈的视角，对抗战时期区域教育史进行研究，作者认为这对丰富中国教育史研究亦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二、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从区域角度研究抗战时期三种教育的专题成果，目前学界尚未出现。而从全国范围去研究根据地教育、国统区教育、奴化教育的成果也不算多，只是以零星的论文方式出现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现就与抗战时期在山西境内出现的三种教育相关的研究成果以及相关文献陈述于下。

（一）研究现状

第一，关于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下革命根据地（涉及在山西境内根据地）教育的研究。迄今为止，尚未出版关于抗战时期山西教育研究的专门著作，只是有些著作中有少量相关内容涉及。如毛礼锐、沈灌群主编的《中国教育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五卷的“革命根据地教育”部分，有少量涉及晋察冀根据地教育的内容。李国钧、王炳照主编的《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七卷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制度”，只是从宏观角度概括性介绍了抗战时期革命根据地教育制度，并未涉及晋察冀、晋绥及晋冀鲁豫边区教育的相关政策。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的《抗战中的中国文化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教育作了简略介绍。董纯才的《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有晋察冀和晋绥根据地教育的相关内容，仅就史料的时间顺序作了初步梳理，缺乏理论分析。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编的《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九章“各抗日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仅用很短的篇幅论述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根据地的文化教育政策简况。《晋冀鲁豫边区太岳中学校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和《晋绥边区第一中学校校史》是两部涉及山西抗日根据地教育的中学校史。代表性的论文有：邓红的《论晋察冀边区的社会教育》（《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2期），主要研究了晋察冀边区社会教育的阶段划分、主要形式及社会功能；康俊娟的《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教育事业的发展》（《档案天地》2002年第1期），仅就小学教育、民众教育、干部教育作了简单的史料梳理；郭夏云的《简论抗战时期晋察冀农村冬学教育的意义》（《晋阳学刊》2007年第2期），重点论述了晋察冀边区冬学教育的意义；解佐欣的《浅谈山西抗日根据地的民众教育》（《沧桑》2007年第3期），仅就山西抗日根据地的民众教育进行简单梳理，并未作深层次分析；张雪琴的《山西抗日根据地的教育事业》（《党史文汇》1997年第12期），以较短的篇幅介绍了山西抗日根据地的教育发展概况。

第二，关于抗战时期阎锡山退守晋西教育的研究。李茂盛主编的《阎锡山全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由于著者基本放弃了“左”倾态度，收起了有色眼镜，因而能够从客观的视角、以平和的心态去审视与评判阎锡山的言行。但这部著作仍以研究政治为主线，以军事为主体，只是粗线条地从“用民政治”角度去简略论述了阎锡山的教育观，也有少部分内容涉及抗战时期阎锡山在晋西兴办教育。中共中央党校编的《阎锡山评传》（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更多地从政治与军事两方面对阎锡山在山西的活动作了评述，而涉及教育方面的内容微乎其微。1988年台湾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写的《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1997年出版了由该会编的《阎伯川先生感想录》，2003年又出版了《阎伯川先生120年诞辰纪念集》，这些均属史料整理方面的成果，为研究阎锡山提供了比较翔实的第一手材料。不过，台港及海外的研究成果大都有失真现象，往往将阎锡山抬得太高，不符合史实之处比比皆是。此外，美国的唐纳德·G．季林撰写的《阎锡山研究》中译本，也于1990年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对阎锡山又否定得太多，作者基本持贬抑态度，原因是阎锡山一生对美国不感兴趣，而且一直与亲美的蒋介石貌合神离。目前，关于阎锡山研究仍存在不少缺憾与不足：第一，不能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评价阎锡山，将阎锡山定位于一个反面人物去研究。多数研究成果，对阎锡山的评价只停留在他是一个狡猾、老成的守土军阀和凶残、毒辣的反共老手，把阎锡山说得一无是处，似乎在其统治山西38年间净干坏事不干好事。这主要是由于长期以来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一些研究者不能也不敢对阎锡山作实事求是的评价和客观公正的定位，往往对其治晋成绩轻描淡写、不予肯定；而对阎锡山的缺点大写特写、无限夸大，使得阎锡山成为一个带着几层假面具的戏剧性历史人物，而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动形象的现实人物。第二，研究的视野还不够开阔，仍将阎锡山研究的重心停留在政治与军事领域。即使有一少部分对文化教育方面的研究，也只是粗线条的归纳和史料的简单归类而已。其实阎锡山也像普通人一样，除了参加政治争斗和军事争战之外，还对文化教育、思想宣传和文学艺术颇感兴趣。过去学术界习惯于将阎锡山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来研究，而对其重视文化教育的思想与兴教办学的实践却研究甚少，成果寥寥无几。此外，《山西大学百年校史》（中华书局2002年版）中有抗战时期山西大学的西迁过程记述。与民国时期山西教育研究相关的成果还有笔者的《守本与开新——阎锡山与山西教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重点研究1917—1937年阎锡山兴办山西国民教育、人才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的情况，其中也有少量篇幅涉及抗战时期的晋西教育。同时，笔者的论文《民国时期山西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研究》（《教育与经济》2008年第2期）、《民国时期山西高等小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2009年第4期〕、《民国时期山西初等小学教育实施效果及其影响》（《教育理论与实践》2008年第12期）、《以教促政：民国时期山西社会教育模式研究》（《近代史学刊》第6辑）等，也有部分内容涉及抗战时期的阎统区教育。

第三，关于日伪在沦陷区的奴化教育。余子侠、宋恩荣合著的《日本侵华教育全史》第2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主要就日伪在华北地区实施奴化教育情况作了专门研究，重点研究了伪华北政权的教育政策与措施、伪华北政权各级各类教育的设置与变迁、伪华北政权的留学教育及教育交往等，其中涉及山西的内容可以说凤毛麟角。齐红深主编的《日本侵华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和张玉成的《汪伪时期日伪奴化教育研究》中有零星关于华北伪政权教育的论述，而且由于资料的缺乏，其中对山西的奴化教育论述极少。张全盛等编著的《日本侵晋纪实》（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仅有一章内容论述日伪对山西的文化教育侵略，而且也只是资料罗列式的，缺乏专门分析。岳谦厚著的《战时日军对山西社会生态之破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只有一章涉及日军对山西文化教育资源的掠夺与破坏，并未对日伪在山西的奴化教育实施全貌进行全方位展示。还有如张理明的《日本侵华期间在山西沦陷区的奴化教育》（《沧桑》2000年第6期）、王运丽的《日伪在山西沦陷区推行的奴化教育》（《沧桑》1997年第1期）、屈殿奎的《抗战时期汾南沦陷区教育状况》（《文史月刊》1996年第4期）等，只有零星的涉及抗战时期山西教育的内容，并未对其作专门的研究。

综观以上情况，至今学术界对抗战时期的山西教育仍缺乏专门、全面与系统的研究，在当今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大力发展农村教育，着力构建和谐教育体系的新形势下，加强对抗战时期山西教育的研究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二）文献综述

除以上成果外，尚有不少档案资料、文史资料、地方教育志资料，亦可作为本课题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举其要者，简述如下。

关于晋察冀、晋绥根据地教育史研究文献，抗战时期的一些报刊如《晋察冀日报》《边区教育》《边区往来》《教育阵地》《抗敌报》《抗战日报》等，是研究根据地教育史的第一手资料。还有王谦主编的《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王用斌、刘茗、赵俊杰编的《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编》（续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和山西省教育史晋绥边区编写组等编的《晋绥革命根据地教育史资料选编》等，较为全面地搜集了关于晋察冀和晋绥根据地教育史方面的资料。还有李公朴的《华北敌后——晋察冀》（山西太行文化出版社1940年版），刘振华、王培德主编的《晋绥一中校史》（中共吕梁地委党史研究室1988年编印），太岳中学校史编委会编的《晋冀鲁豫边区太岳中学校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可为研究根据地教育史提供较为具体的内容。此外，董纯才主编的《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也可作为本课题研究的辅助参考资料。还有《山西文史资料》和山西各市、县文史资料以及各县教育志等，均可为本课题研究提供重要的资料。

关于战时阎锡山的教育理念及晋西教育史研究文献，主要有刘克著《抗战中的阎伯川将军》（学习社和复兴日报社1944年编印）、山西民训联席会议编《阎主任升降旗训话》（晋西民族革命出版社1937年版）、山西省普训干部及民众指导委员会编《会长训话辑要》（1944年编印）、太原民族革命社编《阎伯川先生最近言论集》（阵中日报社1938年编印）、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处编《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太原绥靖公署办公处1937年编印）、《阎伯川先生救国言论选集》第1—3辑（现代化编译社1945年版）、《阎伯川先生与山西政治的客观记述》（现代化编译社1946年版）等，可为研究抗战时期阎锡山的政治观与教育观提供第一手资料。《中央日报》《申报》《大公报》《教育公报》《阵中日报》《香港星岛日报》《扫荡报》《东方杂志》《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壶口》等报刊，可为研究抗战时期晋西教育状况提供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民国教育部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台湾宗青图书出版公司1991年影印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可以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统计数据。《山西大学百年纪事》（中华书局2002年版）、赵立法编著《山西高等教育简史》（山西教育史志编审委员会1984年编印）、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通志·教育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唐纳德·G．季林著《阎锡山研究——一个美国人笔下的阎锡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可作为本研究的辅助性参考资料。还有台北山西同乡会编《山西文献》、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山西文史资料全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及山西各县教育志等，也是研究晋西教育的重要资料。

关于日伪山西奴化教育研究文献资料，主要有《苏省长言论集》（伪山西省公署1942年编印）、《山西省单行法规汇编》（伪山西省公署秘书处1943年编印）、《民国二十八年度山西省统计年编》（伪山西省公署秘书处统计室1940年编印）、《民国二十九年份山西省统计年编》（伪山西省公署秘书处统计室1941年编印）、《民国三十年份山西省统计年编》（伪山西省公署秘书处统计室1942年编印）、《民国三十一年份山西省统计年鉴》（伪山西省公署秘书处统计室1944年编印）、《民政纪要》第1—3辑（伪山西省公署民政厅1939—1941年编印）、《山西省立新民教育馆三十年度年刊》（伪山西省立新民教育馆1942年编印）、《山西省立新民教育馆三十一年度年刊》（伪山西省立新民教育馆1943年编印）、《山西省第一届中等学校教员讲习会工作报告》（伪山西省教育厅1941年编印）、《第五次教育行政会议山西省教育状况报告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档案”二〇二一②/51）、《山西省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有奖征文选集》（伪山西省公署教育厅1942年编）等，这些第一手资料可为本课题研究提供基础性资料。《教育时报》《新民报》等日伪报刊，也是重要的第一手资料。还有宋恩荣、余子侠编《日本侵华教育全史·华北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及资料集，张全盛、魏卞梅编著《日本侵晋纪实》（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齐红深主编《日本侵华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等，对研究日伪在山西的奴化教育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基本内容与创新之处

本课题研究主要将抗战时期山西教育分成三大块：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教育、阎锡山退守中的晋西教育、日伪统治下的奴化教育。根据地教育，主要集中在五台山区的晋察冀革命根据地、吕梁山区的晋绥革命根据地；阎锡山退守中的晋西教育，主要在山西临汾地区的吉县一带的山区；日伪统治下的奴化教育，曾一度占据山西的大部分城市与平川地区。三种教育在交锋与博弈过程中，分别依据自身的优势来扩大影响。日伪奴化教育，以军事为依托，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来武力征服教育界人士及广大群众，强制广大民众被动接受奴化教育；阎锡山的晋西教育，以政治为优势，借助其长期统治山西形成的政治集团的威力和在民众中的影响力来兴办国难教育；革命根据地教育，则以民意为基础，通过坚持走群众路线，赢得广大人民的拥护，从而实施革命教育。本课题的基本内容如下。

其一，研究抗战时期山西复杂化教育格局形成的政治动因与社会生态。运用美国政治社会学家丹尼斯·朗（Dennis H. Wrong）关于权力与权威的相关理论、约翰·纳什（John Nash）的非合作博弈理论、格若赫姆·罗珀（Graham Romp）的动态博弈和重复博弈理论，来分析抗战时期山西三种教育呈现的内在政治动因。三种教育的主办者均是为了在广大民众中获取自己的权力，只是日本侵略者运用的手段是强制性权威，阎锡山使用的是诱导性权威，而共产党采用的是合法性权威，因此革命根据地教育注定是要最终取胜的。另外，还从地形地貌的多样化和复杂性、民国早期的教育基础、日本对原有教育的破坏、权力的博弈与军事争战在教育中的反映等角度，分析抗战时期区域教育格局复杂化的综合动因。

其二，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教育。主要以晋绥、晋察冀革命根据地的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干部教育为研究对象，通过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来生动再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共产党领导下山西农村教育的发展情况。并总结出根据地教育的特点，即各类教育紧紧围绕抗战救国这一中心工作，政治动员是确保各类教育取得良效的基本保障，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原则，全力实现各类教育的大众化，教学内容由群众自己来决定，克服困难创造条件办教育，教育在实践中探索与创新。

其三，阎锡山退守中的晋西教育。太原沦陷后，阎锡山退守晋西，“统治地盘还不到山西总面积八分之一，但在这一小小的弹丸统治范围内享受着日本侵入山西前他曾竭力想得到而又没有得到的独裁专制权”。为此，他苦苦经营晋西这块贫瘠山地，力求通过人为的努力，来改变其穷途末路的命运。为了实施其“洪炉训练”计划和实践其“种谷”教育理念，在晋西兴办干部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社会教育等，尽管条件简陋，但也收到了一定的教育效果，诸如民族革命大学、洪炉训练基地、国立七中、克难坡中小学等，从而成为当时山西境内的一股不容忽视的教育力量。

其四，日伪统治下沦陷区的奴化教育。从日伪奴化教育的本旨、奴化教育政策、奴化教育内容、师资来源、课程设置以及日伪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教师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和留学教育的实施情况等方面进行初步探究，力求达到对当时教育的“原生态”研究。进而，从中总结出日伪奴化教育的性质、特点以及对山西社会的负面影响。

其五，三种教育之间的交锋与博弈。运用博弈论来分析这三种教育的复杂关系，其中根据地教育与晋西教育遥相呼应，在合作多于排斥的情况下，共同抗拒日伪沦陷区奴化教育。对奴化教育的反抗，成为发展根据地教育与晋西教育的潜在动力，加速了简陋条件下这两种教育的发展。如果说1940年前根据地教育与晋西教育是以合作为主的话，那么，抗战后期山西境内的这两种教育处于较量与博弈之中，最后以根据地教育的取胜而告终。

其六，抗战时期区域教育格局复杂化的特点及影响。本课题研究的重点是抗战时期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教育、阎锡山退守中的晋西教育、日伪统治下的奴化教育。研究的难点是运用博弈论去分析三种教育的复杂关系，进而找出根据地教育的富有生命力的内在教育机理。

运用政治社会学理论去分析与探究抗战时期山西境内三种教育出现的政治动因与社会环境，通过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力求较为真实地反映抗战时期三种教育存在的客观史实；借鉴博弈论来分析三种教育的内在关系与发展潜力，抛开政治因素，仅从教育内部去寻找根据地教育最终取胜的内在机理；带着问题意识，去比较抗战时期山西与其他省份的教育，找出山西复杂教育格局的独特之处，进而从中体悟出适合当今中西部农村各类教育发展的现实路径。

本书主要创新之处：首先，通过广泛搜集档案资料和深入乡村采访，得到关于日伪奴化教育的第一手史料，力求初步构筑日伪奴化教育和阎锡山晋西教育的基本框架，尽可能真实地反映当时教育的实况，体现对历史的“原生态”研究。其次，比较山西与其他省份教育的不同，从中找出根据地教育之所以在山西形成规模并发展壮大的内在机理。再次，运用丹尼斯·朗（Dennis H. Wrong）的权力论，分析抗战时期三种教育出现在山西的内在动因。得出奴化教育与晋西教育缺乏生命力，是因为其通过强制性权威和诱导性权威去实施，而共产党通过合法性权威去感召大众，因此根据地教育注定要取胜。最后，通过研究抗战时期区域教育特别是根据地教育，探寻切实推动中西部农村教育发展的新出路。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运用政治社会学理论和博弈理论去分析与揭示抗战时期区域内三种教育出现的政治动因与社会环境，通过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力求较为真实地反映抗战时期三种教育存在的客观史实；借鉴博弈论来分析三种教育的内在关系及交锋与博弈，即三种教育力量之间不断地进行相互排斥与争斗。日伪奴化教育，以军事为依托，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来武力征服教育界人士及广大群众，强制我国人民被动接受奴化教育；阎锡山的晋西教育，以政治为优势，借助其长期统治山西形成的政治集团的威力和在民众中的影响力来兴办国难教育；根据地教育，则以民意为基础，坚持走群众路线，赢得广大人民的拥护，从而实施革命教育。力求抛开政治因素，仅从教育内部去寻找根据地教育最终取胜的内在机理，进而从中体悟出适合当今中西部农村各类教育发展的现实路径。

法国教育史专家安多旺·莱昂指出：“历史学家通常不仅关心再现真正发生的事件，而且也关注方法的重新创造。”教育史研究也同样要注重研究方法的创新。近年来，教育史学界开始了学科反思与方法创新。本课题的研究力求将教育活动史、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三者结合起来，并本着教育史“原生态”研究的宗旨，既要研究抗战时期共产党、阎锡山和日本侵略者各自不同的办学思想和目的，又要探究三方制定和颁布的不同教育制度与政策，还要分析根据地、阎统区、沦陷区的教育活动，以及各种教育的实施状况。在具体的撰写过程中，主要采用以下研究方法。

1．计量史学法。最早由法国年鉴学派倡导使用该研究方法，通过准确的数据来达到对历史的科学化表述。欧美新史学流派也极力倡导计量史学研究法，即将所研究客体的信息用数字和系统的数量关系来表述出来。具体做法是将收集到的资料分门别类用数据列表显示出来。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代表布罗代尔强调，要追求史学的科学性、精确性，就必须运用计量的方法，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之一勒普瓦·拉迪进一步指出，无计量的历史不能称作科学的历史。只有用计量研究法将民国时期山西教育发展的各种数据列表显示，才能更加准确、鲜明地反映出当时教育发展的状况。而且“运用计量研究方法所产生的后果是为那些至今尚未开始进行系统研究的领域增添了新的研究范围”。英国经济史学家罗德里克·弗拉德的《计量史学方法导论》一书将计量方法分为资料分类、资料整理和资料分析三个步骤。可依据此方法，研究时将抗战时期区域教育发展的基本情况通过数字和系统的数量关系表述出来，以期更加准确、鲜明地反映出抗战时期教育发展的基本状况。

2．口述史学法。口述史学是在拓宽研究视阈、实现重心下移的史学研究取向背景下的产物，由于史学研究的着眼点移向了以往很少有人关注的下层和边缘领域，而这些领域往往因资料缺乏而难以深入。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借助口述的方式来搜集资料，才能获取研究所需的生动鲜活的史料。口述史学法具有其他表述所缺乏的优越性：一是口述史料的“在场性”“生活性”“精神性”特征可以更好地发挥“存史”与“释史”功能。二是口述史学贴近生活，具有可读性，可以与官方史料形成互补，为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民间的声音，更好地服务现实。三是口述史学法可以将教育史学研究者从书斋中解放出来，更好地参与、服务与享受生活。四是口述史学作品以第一人称讲述故事，融教育于生活之中，极富现实性和鲜活性，读来通俗易懂，具有大众教育的功能。要研究抗战时期教育发展情况，特别是抗战时期沦陷区奴化教育的情况，现存的档案资料十分有限，只能通过访问一些在世的八旬以上老人，通过记录和整理他们的口述资料来构筑当时教育的基本框架。这种研究方法，又能体现出史学研究的生动性、趣味性与可读性。

3．个案研究法。通过抗战时期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学校办学实况，如以晋察冀边区的抗战建国学院、定襄学院为例，来分析边区高等教育办学特色；以李林高小、神偏完小等校为例，来展现晋绥边区的小学教育情况；以民族革命大学为个案，来反映阎锡山晋西教育的情况。个案研究法，是一种生动具体的研究方法，可以起到以管窥豹的目的。在进行个案研究的过程中，采用了叙述的方法，以生动再现历史发展的实况。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杜赞奇所说：“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社会史学者的任务是在历史长河中找出历史的原因和结果，并用叙述方式将其展现出来。”同样，我们教育史研究者也应当采用叙述的方法去鲜活地展示抗战时期的教育个案，以达到以小见大、以管窥豹的研究目的。个案研究法往往通过生动的历史故事来展现，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马敏教授所说：“无论史学如何演变，‘故事’始终是历史的中心线索，而‘描述’或‘描写’，即讲述故事的能力则是历史学家最基本的技艺和看家本领。”教育史研究者也要用好这一“看家本领”，从而将个案研究搞得生动活泼。

4．心态分析法。心态史学是历史学与心理学嫁接的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借助和运用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来分析和探索历史人物的内在心态和思想情感，进而更全面、更深入地阐述历史人物的主观心态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影响作用。心态分析法“就是用心理分析理论和历史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个人和群体的生活”。由于本课题研究的重点正是探讨阎锡山的治晋理念对抗战时期山西教育的影响与推动，因此，有必要认真分析和研究阎锡山热衷于教育的心态、欲望和热情，以此来研究其兴办山西教育的个人动机，从而真实地述说教育历史。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说过：“历史研究的本身首先是求真求实，历史的真实就是历史对象的原生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原生态。”研究教育史，也应当像章先生所讲，通过客观的心态分析来达到对教育历史当事人的“原生态”研究。

总之，抗战时期区域教育，是非常时期的教育。由于区域内多种政治与军事力量的博弈与抗争，受其影响在教育领域呈现出复杂化的格局，日伪奴化教育、阎统区教育、根据地教育三种教育类型相互排斥，体现为交锋与博弈的态势，最终受国际与国内军事力量变化与战争形势的影响，再加上根据地教育政策符合民众愿望，因此随着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的胜利，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教育最终取得胜利，并为新中国教育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研究抗战时期区域教育，既有助于丰富抗战史研究内容，又有利于拓宽近现代教育史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