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礼”经学：贯穿中国文学思想史的一条主线

在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体系中，经学对文学思想的影响甚为明显。边家珍指出：“从经学与文学的关系看，一方面，经学是一种最重要、最广泛、最有影响、最具有覆盖性和渗透性的因素，总是要对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社会意识形态发出认同性召唤，将它们纳入自己的世界；另一方面，文学总是会自觉不自觉地对经学的召唤以自己的方式做出应答——或者认同，或者抵制，或者逃逸，或者漠视，等等。由于文学是一种个人化、多样化的世界，对经学召唤的应答必定是多样指向的，正是这种多样指向的应答，使它与经学构成了一种立体性的张力关系。”古人认为，“道在五经”,“通经明道”, “经”是“道”的载体，“道”是“经”的灵魂。《文心雕龙·宗经》全篇详细阐明了“道”“经”“文”三者的关系，认为《五经》“极文章之骨髓”, “譬万钧之洪钟，无铮铮之细响”，乃“文章奥府”, “群言之祖”, “可谓太山遍雨，河润千里者也”，其文云：

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皇世《三坟》，帝代《五典》，重以《八索》，申以《九丘》；岁历绵暧，条流纷糅。自夫子删述，而大宝咸耀。于是《易》张《十翼》, 《书》标“七观”, 《诗》列“四始”, 《礼》正“五经”, 《春秋》“五例”。义既埏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故能开学养正，昭明有融。然而道心惟微，圣谟卓绝；墙宇重峻，而吐纳自深。譬万钧之洪钟，无铮铮之细响矣。

“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文心雕龙·原道》）, “经”承载着永久不变之“道”，体现出圣人的智慧，经书文字各有特色，各具文采，从表到里构成不同体例，从不同侧面全方位表达“道”的精神。《周易》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道”与“经”的关系正是“道”与“器”的关系。章学诚说：“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后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道因器而显”，章学诚“六经皆器”的理论阐明两千多年经学发展存在的重要性与合理性。“道”是权威，是信仰，是精神的本源，“经”是形而下，是“器”，是承载精神的载体。然而，作为“器”之“经”与《周易》所谓“形而下者谓之器”之“器”相比却具有特殊性，“经”是以“文”的形式存在的，“文”是“经”的文本表现形态。清代文论家袁枚指出：“文章始于六经。而范史以说经者入《儒林》，不入《文苑》，似强为区分。然后世史家俱仍之而不变，则亦有所不得已也。大抵文人恃其逸气，不喜说经。而其说经者，又曰：吾以明道云尔，文则吾何屑焉？自是而文与道离矣。不知六经以道传，实以文传。《易》称修词，《诗》称词辑，《论语》称为命，至于讨论修饰而犹未已，是岂圣人之溺于词章哉？盖以为无形者道也，形于言谓之文。既已谓之文矣，必使天下人矜尚悦绎，而道始大明。若言之不工，使人听而思卧，则文不足以明道，而适足以蔽道。故文人而不说经可也，说经而不能为文不可也。”袁枚认为，“道”无形而必“形于言”, “形于言谓之文”，且只有“使天下人矜尚悦绎”之文才能“明道”。“文”的重要性于“道”、于“经”都非同小可。从这一层面而言，“经”和“文”的关系同样也可描述为“道”与“器”的关系，“经”为“道”, “文”为“器”，于是，中国传统文论坚持认为：“文以载道”。从此，“文”被赋予了“载道”的经学使命，与“经”形成“共谋”，二者互为表里，构成经学与文学错综复杂的渊源关系。

“六经”之中，“礼”为要义。明清之际著名经学家张尔岐认为“礼”即“理”，而“理”皆出于《六经》，主张以“礼”解《六经》, 《六经》是对礼的阐释，理寓于礼，据礼以显，言礼则理已在其中。进而认为，《礼记》中的《中庸》是“礼”经的核心，也是《六经》的理论概括和理论总结，他说：“礼者道之所会也，虽有仁圣，不得礼，无以加于人。则礼者，道之所待以征事者也，故其说不可殚。圣人之所是，皆礼同类也。圣人之所非，皆礼反对也。《易》之失得，《书》之治乱，《诗》之贞淫，《春秋》之诛赏，皆是物矣。尽《六经》之说，而后可以究礼之说，而后可以究《中庸》之说，《中庸》者，礼之统论约说非其详者也”。清末学者皮锡瑞也说：“六经之文，皆有礼在其中；六经之义，亦以礼为尤重。”又说：“孔子删定 ‘六经’, 《书》与《礼》相同，《诗》与《乐》相通，而《礼》《乐》又相通。”顾实《〈庄子天下篇〉讲疏》、王蘧常《诸子学派要诠》中则直接提出“六经皆礼”。张舜徽先生根据施礼对象不同将“礼”分为三类，根据“礼”的功能不同将“礼”分为两类：“盖礼之所该甚溥，修之于身则为威仪，施之于众则为律度，行之于国则为典章，大别之则经世之礼与立身之礼耳。”就六经而言，其内容大致也分属于威仪、律度和典章，其功能或“立身”，或“经世”, “礼”的“经世”功能后来发展成为经学史上“经世致用”的经学思潮，“礼”的分类标准和功能差异同样也适合于“六经”。回顾经学历史不难看出，“六经”产生之初，无一经不与“礼”产生联系：《诗》为典礼的仪式乐歌；《书》为记录原始宗教礼制的古文献；“《周易》为周礼之一”, “《易经》一书俱备 ‘五礼’”; 《春秋》记载上古礼典之事，是礼乐文化的蓝本与礼乐制度运行的实证。后世每一阶段的经学无不渗透着“礼义”的阐释，或“经世”，或“立身”, “礼”是贯穿整个经学史的一条主线。

如果说文源于经，文学思想源于经学，那么对文学思想影响最大的是“礼经学”。“礼”在经学史上特殊的地位和影响渗透在文学思想史中，形成了中国文学思想史的民族特色，礼的仪式象征性、日常实践性、政治教化功能等凝聚成的礼乐精神成为中国文学精神的灵魂。傅道彬先生指出：“礼乐所重视的是对人的生活与精神的塑造，强调的行为是实践，是把六经文本的精神追求转变成具体而朴素生活中的行为教养和艺术风度。从文学意义上说，礼是一种具有实践意义的诗学精神。”经学的发展并非一成不变，“古来国运有盛衰，经学亦有盛衰；国统有分合，经学亦有分合”，不同历史时期，经学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形态，经学之“变”与文学之“变”交互作用，同步进行。《文心雕龙·通变》云：“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文辞气力，通变则久”; “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望今制奇，参古定法”。文章的体裁可以一定，然文章的变化是无穷的；文辞的气势和力量，只有变通才能长久；文章的创作规律不断变化，为文要善于变化才不会贫乏，顺应时代潮流，认准时代趋势，是文学创作应该坚持的法则。“变”是现实的需要，是实践的要求，“六经”之中，“礼”的实践特征最为明显，其变通的特性也最为典型。《礼记·曲礼》云：“礼从宜”, 《礼记·礼器》云：“礼，时为大”，均表明“礼”的实践特性和变通特性。“礼”的变通以恰当、准确地表达“礼义”为前提，文章的通变以“宗经”“载道”为前提，即“还宗经诰，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文”与“经”“文”与“礼”在变通的规律中走向通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