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黑格尔在《美学》第三卷把艺术风格划分为三种：严峻的、理想的、愉快的。其中严峻风格采用的是象征性的表现形式，黑格尔把人类早期艺术归入这个类别。从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情况来看，先秦文学确实属于严峻型，采用的是象征性的表现方式。神话的暗示，《周易》卦、爻辞的隐语，《诗经》的比、兴，史传文学的春秋笔法，诸子寓言的借外论之，楚辞的连类譬喻，都属于象征性的表现形式。因此，对于先秦文学的研究，如果未能进入它的象征世界，那么，所做的只能是现象的描述，而无法揭示出它的本质。秀臣博士的这部著作，对于礼仪的象征性予以高度关注，用很大的篇幅予以专门论述。第一章礼仪与兴象，提到礼仪的行为象征、语体象征、器物象征。第二章的祭祀与象征，涉及祭祀礼仪的象征系统，其中包括祭器、祭品、服饰、时空、仪节等诸多因素，并且指出象征性表现方式具有沟通现实世界与虚幻世界的功能。第三章的称谓与修辞，则是从称谓切入，指出各种名称所具有的象征性，以及这种象征性表述方式的生成机制。对于礼仪的象征性做如此深入系统的梳理，在此前同类著作中是极为罕见的，这是该著作的一大亮点。

秀臣博士对礼仪象征性所做的归纳论述，遵循着这部著作本身内在的逻辑。如前所述，这部著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往往从对形式的观照入手，关于“兴”的生成就是以梳理礼仪形式发端。从形式切入又不停留于表面形态，进一步探讨形式所蕴含的意味，由此便自然而然地过渡到对礼仪象征性的论述。称谓的象征属于修辞学，称谓与指称对象之间的关联，又以名实之辩为依托。这样一来，就把称谓象征与名实之辩整合在一起，体现出逻辑上的严密和清晰。

《礼记》一书主要是对各种礼仪进行解说，它对礼仪象征性所做的阐释是中国古代象征理论的元形态，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权威性。抛开《礼记》的这些论述，无法找到中国古代象征理论的全部源头，也不可能把它的生成机制还原出来。以称谓象征为例，这些称谓均取自指称对象本身，或是象声，或是拟态，或是取自角色担当，或是取自它所具有的功能，均具有现实依据，而不是出自想象。至于器物象征，同样是以多种方式生成的，并且有客观背景。《礼记》后来成为儒家经典，因此，它对礼仪各种因素象征意义所做的提示，在古代具有权威性，许多事物的象征意义在历史上保持稳定型，甚至一以贯之。《礼记·郊特牲》写道：“龟为前列，先知也。以钟次之，以和居参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龟象征智慧，钟象征和谐，虎豹象征勇猛，玉象征德，礼仪所用之物的这些象征意义已经积淀为民族的审美心理，成为表达固定意义的符号。

先秦文学的象征性表现在一系列作品中是成系列的，探讨象征性表现方式的历史生成，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对于先秦文学象征性表现方式的生成，古人主要关注的是《周易》及相关文学作品，近代学者则把主要精力投放在神话的解谜方面。探讨先秦文学象征性表现方式的历史生成，是一项颇具吸引力的课题，类似于破案解谜。可是，这项工作又存在较大的风险，稍一疏忽就会流于牵强附会，主观臆断。秀臣博士这部著作对于礼仪象征性所做的梳理深入而充分，同时又言之有据，持之有故，没有出现常见的流弊。就此而论，书的作者以礼仪为研究对象，确实保持着礼经的理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