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与权力的关系

张昆

在媒介化和信息化的时代里，政治、政治活动、政治议程也被高度地戏剧化了。我们几乎是像看电视剧一样，按照我们的期待来解说政治的议程，就像看政治舞台上的一场表演。与此同时，对于政治生活中发生的一系列问题和事件，我们似乎也乐意用政治的“有色眼镜”去进行思考和评价。所以，在这样的时代中，媒介、传媒人与政治或政治家，他们的关系应该说是相当纠结的。种种的彼此的不理解可以说是随处可见。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媒体人抱怨外界权力对于媒体的干预，同时，来自政界的人士时常也表示出一种对于媒介操作的不解，似乎他们所做的很多很多的努力，媒体都视而不见，可是稍有不慎，一个失误的决策，一个不经意的错误，就会引起媒体的关注。因此，总有人产生这样的抱怨：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现今的民主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代议民主”，代议民主不同于人类早期历史上的直接民主，代议民主的基础就是民意，我国目前实行的也是一种代议民主制。在这种代议民主制的前提下，民意是政府施政的主轴，既然民意是主轴，而媒介又是民众与政府沟通的桥梁，在这个背景下面，民意、媒介和政府就构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结构。在西方国家，即所谓的自由主义的国家，媒介享有相对独立的政治法律地位，媒介虽然代表民意，但是又超脱具体利益的纠纷，所以它与政府的权力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是它又在国家利益的层面来配合政府的施政。所以媒介、政府和民意基本上构成了一个等边距的三角形。在这种条件下，权力接受民意的委托，而媒介又是民意的代表，权力和媒介虽然有着不同的运行逻辑，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民意的基础。权力和媒介相互依存，彼此制约。在西方代议民主的情况下，权力对媒介的影响比媒介对权力的影响要大，媒介对民意的影响比民意对媒介的影响要大，民意对权力的影响比权力对民意的影响要大。而我国，民意离权力比较近，但是离媒介比较远。媒介离权力比较近，离民意反而比较远。所以媒介很难得到民意的加持。在当前中国的现实政治生活中，权力作为政治生活的中心，它的磁吸力太强，能够吸附大量的能量或资源。当前中国的传媒和权力系统之间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二者的距离太近，而且之间的弦绷得太紧，缺少足够的空间间隔。两股拧在一起的绳子被拧得太紧，这个绳子就有绷断的危险。

在代议民主的条件之下，民意既是权力的力量始源，又应该是政府执政的基础。最近几年，美国的《福布斯》杂志每年都要推出“全球最有权力人物”排行榜，在这个榜单中，媒体人往往表现不俗，其排名甚至会优于许多著名的世界政要。在2009年的排行榜中，共选出了67位最具全球影响的权力人物。当年全世界人口有67亿，每一亿人口选出一个人，当时榜单排名前10的人物中，与传媒行业直接相关的默多克排名第7。在19世纪末期，大约是1898年的时候，日本一个著名的新闻学者松本君平，写有一本很薄的小书叫《新闻学》（又名《欧美新闻事业》），这本书后来在中国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也被认为是在中国出版的最早的新闻学著作。在这本书里，松本君平提到，传媒人如预言者，讴国民之运命；如裁判官，断国民之疑狱；如大哲学家，教育国民；如大圣贤，弹劾国民之罪恶；如救世主，察国民之无告苦痛而与以救济之途。这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的时候，传媒学者对于媒介的影响力、媒介权力的一种描述。其实在更早的时候，法国的拿破仑就曾经讲过，“一张报纸胜过三千毛瑟枪”。我国的孙中山先生也认同笔杆子就是枪杆子，要完成革命的使命，光掌握枪杆子还不够，还必须要掌握笔杆子。

代议民主的一个最基本的特点就是民意是政府成立的基础，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种以民为本的政治传统。《尚书》中的《尚书·泰誓》一文就曾提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上天的看法就是人民的看法，上天要表达的意见就是人民的意见，这个时候，民意和天意就联通起来了，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就有“替天行道”的传统。儒家的亚圣孟子也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把民提到比社稷、比君王更重要的位置。这种重民的传统，或者说以民为本的传统在西方的历史上也是由来已久，在启蒙运动时期，以及以后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这种传统可以说是深入人心。托马斯·杰弗逊在其起草的《独立宣言》中非常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他不仅强调人人平等，而且还强调人民主权。政府的成立是基于人民的同意，当政府背弃了对人民的承诺的时候，人民有权利推翻政府，另外再决定新的统治者。民意被提到了很高的社会主层。

马克思曾经说过，报刊只是而且应该是有声的、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诚然有时这种表达是热情的、夸大的和荒谬的。他同时也说过，报刊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我们今天讲的耳目喉舌，最早可以追溯到这个时候。马克思对当时的民主报刊寄予了厚望，希望它们能够为民喉舌，能够直接地去表达民意，而且在他看来，一个报纸只有如实地、客观地、全面地表达了民意，才能得到人民的信赖和支持。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这个报纸将会失去公信力，将会萎靡不振。欧美的报刊实践、中国近代以来的报刊实践，也都证明了这个基本的道理，背离了民意、无视民意，它就不可能得到人民的呵护和人民的加持。

一切权力的运作都必须以民意为依归。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著名政治家，美国独立后首届政府的国务卿——托马斯·杰弗逊，也就是后来美国的第三任总统，他为美国留下了非常丰富的遗产，除了我们前面说的《独立宣言》以及弗吉尼亚大学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这份文件在政治史上和法制史中经常被引用，那就是《弗吉尼亚权利法案》。在这份法案中，托马斯·杰弗逊表示，一切权力都属于人民，来自人民，执行法律的一些官吏都是人民的受托人和仆人，任何时候都应该服从人民，未经人民代表同意，任何机构执行法律或停止执行法律之一切权力均有损于人民的权利，而不应该行使。

后来的欧美主要国家的政治运作都呈现出一种基本的常规，就是不管这些政策领导者是否乐意，他一定要以民意作为政策的基础，按照民意的指向去执政。我国近十年来也有这样一种倾向，即对于民意，对于人民的利益，对于人民的权利，对于人民的诉求的一种重视。2010年，人民网“强国论坛”开通了“直通中南海”的专栏，普通老百姓在这个栏目里面能够直接地向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提意见和建议。当时有个统计，不到一周，时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就收到了2.5万条建议，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也收到了1.8万多条，之后曾有学者对这些建议进行了内容分析，发现这些来自网民的意见和问题同现实社会中的舆论关注点基本一致。2008年，胡锦涛在视察《人民日报》的时候，也曾经跟网民进行过互动。胡锦涛说，他平常的工作非常忙，但是他每一天还是要通过不同的途径来了解网民的思想、诉求和感受，他愿意借助于这个网络的渠道来听取民意，并且根据人民的诉求来修正政策，这一现象反映了我国民主政治的重大进步。

那么，在现实的、实际的政治运作过程中，媒介是怎样影响权力的？它通过怎样的渠道去影响权力的运作？我们从传播的历史和政治历史的演进过程可以看出，媒介对权力的影响大体上是通过下面的几个渠道实现的：第一，媒介通过其传播活动，改变权力的合法性，即强化论证或者直接消解权力的合法性。合法性是民主社会中的重要问题，所谓的合法性，实际上是老百姓的内在心理感受，如果他们从内心认为目前的统治总体来讲还是令人满意的，是可以接受的，那么他们就赋予了当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权力继承和权力系统更替的过程中就往往会涉及合法性的问题。这一过程一般是有非常严格的规则和程序的，如果下一任权力代表按照这种严格的规则和程序来继承政治统治地位，那么就意味着他取得了这种统治的合法性。我国清代曾经留下了一个谜案，雍正的继位被认为是雍正从他的十四弟偷来的，有传说讲雍正趁十四阿哥远征青海的时候，更改了康熙的遗诏。其实事实并非如此，2012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公布了许多清宫的秘密档案，其中就包含这份遗诏，遗诏明明写着传位给雍正，但是，为什么当时的社会中流传这么离奇的政治谣言呢？因为雍正为人刻薄寡恩，得罪了很多人，因此就有人编造此类故事来掏空其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同样的，在欧洲历史上也是如此，世俗的国王要想继承王位，必须由罗马教皇为其加冕，这个仪式必不可少，少了这个规程，其统治的合法性便会大打折扣。在当今的媒介化背景下，媒体有能力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进行强化论证，同时，也有能力削弱统治的合法性体系。此外，媒介还能够为政府及政治家的政治形象塑造服务。代议民主制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民意、民众的评价，民众的支持和拥护至关重要。政府和政治家如何获取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呢？首先要树立一个良好的、老百姓愿意接受的政治形象。早在文艺复兴的时候，欧洲人就意识到政治形象的重要性。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曾经写了一本《君主论》，他在这本书中提到，作为一个君主，要想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保证自己对权力的掌控，就必须在他的臣民面前塑造一种理想的形象。在如今的媒介化时代中，传媒已经成为政治形象塑造的重要途径。当然，媒介经常被认为是权力的倍增器。传播学有一个基本的原理，认为传播是社会的黏合剂，从政治的视角来看，权力还是政治权力运行的润滑剂，是权力影响的倍增器。大家都知道一个学界常识：媒介是人体的延伸。那么同样，媒介也是权力的一种延伸，是权力效能的放大器。从政治演进的历史来看，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政治权力的有效空间的大小往往直接地受制于媒介及其传播发展水平。回顾传播的历史可以发现，口语传播、口头传播时代的政治形式和手段与今天的政治形式和手段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在之后的手抄传播和印刷传播时代，都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形式。进入20世纪、21世纪，电子传播、网络传播兴起，这个时候就开始出现了全球政治、联合国政治甚至将来的宇宙政治，这就是历史发展的重要规律。

媒介对权力的影响不可小觑，但权力也会对媒介形成制约。权力对媒介的掌控表现在许多方面，有时候是借助看得见的手，有时候是用看不见的手。其具体措施包括从业资格的确定，准入门槛的设置，竞赛标准的制定和处罚措施的实施等。此外，还有一个重要措施，即财政支持的分配。这种措施是从近代一直延续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