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图书馆

这里所要探讨的，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境内所创办或与之有较深关联的各类图书馆，以及它们在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影响。对于这些图书馆，本文统称之为基督教图书馆。这里需要指出的有两点：（1）本文所说的基督教，除个别注明者外，均是广义的，包括天主教、新教、东正教及景教等诸派别，并非专指新教而言；（2）文中所涉及的图书馆，既包括西方传教士们创办的以宗教研究和传播为目的的图书馆，也包括各种基督教会所资助、扶植或教会背景较深的社会图书馆、研究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严格讲来，后者不属宗教图书馆的范畴，但由于它们均为西方传教士们所直接或间接创办，往往与前者没有明确的分界，因此一并进行探讨。

据西方神学家的研究，基督教教义传入中国的时间，甚至远在基督教创立之初的公元1世纪，亦即中国的东汉年间就开始了。但这种基于传说的论断还称不上是信史。十字架登上神州大陆真实可信的时间是在唐朝，其确凿的证据便是西安出土的立于唐建中二年（公元781年）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这座著名石碑的碑文中，有景教教主“占青云而载真经”、“远将经象，来献上京”的记载。另外，在敦煌鸣沙山石窟中也发现有唐代景教经文抄本多部，据这些经文记载，景教经文有530部，仅“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作者景净就译出30部。可见，早在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初，便伴随有频繁的传书、藏书活动。

景教属聂斯脱利教派（Nestorianism），本非基督教之正宗流派，在我国中原地区流传的时间也不太长。基督教在中国真正具有历史影响的传教事业，实际上始自明代中叶著名天主教耶稣会的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以及他的继承者、明末清初的汤若望（Joham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等人。这一时期的传教士们也曾在中国图书馆的历史上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著名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所创立的“教廷图书馆”。金氏于明万历年间数次来华传教，当他于1614年返回欧洲时，曾遍游德、法、比等国，向各方募集图书，共得到西方书籍7000余部。1620年金氏将这一大批图书运抵澳门，又陆续运到北京。这些数量庞大、门类齐全的西方图书进入中国，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件，并由此创立了中国境内第一个颇具规模的基督教图书馆。因此，金尼阁在其名著《基督教远被中国记》中曾称：“在中国成立了名符其实的教廷图书馆。”

至明末清初之际，中国的基督教图书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北京形成了著名的“四堂”图书馆，即南堂图书馆、东堂图书馆、北堂图书馆和西堂图书馆。这些基督教图书馆都曾兴盛一时，也曾几经劫难——这里需要说明，当时并无“图书馆”之称，“教廷图书馆”是后人翻译时所用的，下文中也有很多这样的情况。

[1]南堂图书馆。南堂是葡萄牙耶稣会的教堂，建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其创始人便是利玛窦。利玛窦以介绍西学为主要传教方法，所以在南堂积累了大量的宗教和科学书籍。利氏死后，南堂得到教皇保罗五世赠送的大批图书，内容有神学、哲学、法学、数学、物理及其他西方科学。清代南堂的索主教和汤主教都是图书收藏家，曾为南堂的收藏增色不少。18世纪末，中国的耶稣会奉教皇之令解散，各地天主堂的藏书都集中于南堂收藏。清道光十八年（1838）南堂的书籍移至北京俄罗斯修道院。

[2]东堂图书馆。东堂也是葡属耶稣会教堂，系清顺治七年（1650）皇帝所赐建。当时著述较多的传教士，如汤若望、南怀仁等人，都居住于东堂，因此他们的著作和参考书也在其中，图书的收藏十分丰富。后因战乱，东堂被焚，烬余残存者只有数册而已。

[3]北堂图书馆。北堂属法国耶稣会，是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皇帝拨地拨款所建。北堂的藏书在当时数量最多，也最有价值，欧洲各研究院和皇家科学院都曾赠送北堂大量的学术著作，甚至法国的国王及政府要员也为北堂收集书籍。从嘉庆年间（1796～1820）开始，北堂逐渐衰落，清政府旋以八千两银的代价出售北堂。当时幸有一位中国教士薛司锋，将北堂的藏书及其他贵重物品转移到城外，后又运往张家口外的西湾子。直至同治五年（1866），这批图书才几经周折运回北京，但大部已毁坏流失。

[4]西堂图书馆。西堂是耶稣会以外传教士们的寓所，创建于清雍正三年（1725）。西堂藏书的基础是教廷专使来华时携带的一大批书籍，以及主教和方济各会士们的遗书。嘉庆（1796～1820）年间，清延驱逐教士离境，西堂藏书迁至南堂。

后来的北平西什库天主堂（北堂）图书馆，便是汇合了南、东、西、北四堂的藏书而成的。据1938年整理统计，北堂图书馆计有西文书5000余册，中文书8万余册，其中不少都是罕见的珍品，如西方15～16世纪出版的图书，教士与中国基督徒早期翻译的西方名著，宋、明版刊本及抄本，清帝御赐本，方志，以及武英殿聚珍版图书等。

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基本上是以平等、自愿的方式，在尊重中国主权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其性质主要是东西方思想文化的一场碰撞和交融，其结果无疑会起到促进中西方社会发展和科学文化进步的作用。事实正是如此。利玛窦、汤若望等人以传授西方科学知识为主要方式的传教活动，曾不同程度地征服了像徐光启、李之藻这样的上层士大夫，甚至一些中国的帝王，使世代囿于旧式传统文化的中国人开阔了视野，学习到了一些为数虽少却极为可贵的西方科学知识。而独具异彩的华夏文明也经由传教士之手介绍到欧洲，直接为18世纪席卷欧洲的启蒙运动提供了精神养料，促进了欧洲现代文明的诞生。

然而，这场由传教士们触发的中西文化的震荡，却并没有给中国图书馆的历史带来实质性的影响。传教士们苦心经营多年的教廷图书馆、“四堂”图书馆等，除了几本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也读不懂的洋文书外，与中国传统的藏书楼或寺院藏经并没有什么区别。其原因既在于当时西方的图书馆尚未达到足以超越中国传统藏书楼的先进水平，也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变革旧式藏书楼的社会要求。但是在1840年之后，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一阵阵强劲西风的吹撼下，中国古老的藏书楼阁摇摇欲坠，根基动摇。传教士们用他们的福音书，在中国的土地上创建了一座座令中国的藏书家们瞠目结舌、明显居于先进水平的新式图书馆。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在鸦片战争之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这种发展都是西方列强武力征服和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结果，因此理所当然地受到中国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抗。如果说在利玛窦时代士大夫们对基督教的种种非难还带有传统观念中保守、偏狭成分的话，那么在19世纪后期，中国人民与基督教传教士之间的斗争，就不再是思想文化方面的冲撞，而是具有了反对外来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自尊的性质。频繁发生的教案以及随之而来的内乱与外患，给近代中国带来了斑斑的创伤，这是历史的事实。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传教士们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往往要以西方的科学文化做媒介，因此传教士们在中国的一些活动，尤其是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活动，在客观上还是有所建树和作为的，这也是历史的事实。中国的基督教图书馆在很大程度上就具有后者的性质。

近代中国到底有多少基督教图书馆，我们无法得知，因为全国各种教会团体，如教会机构、教会学校、教会医院等以及传教士们所直接或间接参与的文化教育机构，都可能会有数量不等的藏书。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这类藏书都称得上是近代新型图书馆，称得上近代新型图书馆的也不见得都有广泛的社会影响。所以，这里我们仅介绍几例具有典型意义，并在中国近代图书馆发展史上有过一定作用的基督教图书馆。

[1]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建于1847年，由耶稣会传教士创办，隶属于徐家汇天主堂耶稣会总院，是上海众多的天主教图书馆中规模较大的一所。其藏书现归上海图书馆收藏。

[2]工部局公众图书馆。建于1849年，1851年起称上海图书馆，自1913年起改名为公众图书馆，又因其英文名称为Public Library, S. M. C.，故译作工部局公众图书馆。这座图书馆本是上海英租界的西方侨民筹办的，但教会在其中起了相当的作用，图书馆的多任主管都是西方传教士。

[3]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建于1871年，创始人是英国牧师伟烈亚力（Rev A1exander Wylie）。亚洲文会是伟氏创办的研究东半球文化的学术机关，曾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资助。这所图书馆便是它的附属机构，以收藏东方学文献为主。

[4]圣约翰大学图书馆。建于1894年，原为约翰学校藏书室，后用捐建者的姓氏命名为罗氏藏书室（Low Library）。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圣公会创办的教会学校，罗氏藏书室即为该校附设的图书馆。至1919年前后，该馆已具备相当的实力，成为我国境内规模最大的大学图书馆之一。

[5]格致书院藏书楼。建于1901年，由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创办。上海格致书院是傅兰雅在1876年创办的一所专门传授西方科学知识的新式学堂，其藏书楼实际上是一所专为华人读者开设的图书馆，以收藏中文古籍和中文译著为主。该馆后来毁于火灾，残本4000册为上海市立图书馆接收。

[6]文华公书林。1903年创办，1910年正式建成开放，创始人是韦棣华（Mary E1izabeth Wood）。武昌文华大学本是美国圣公会创办的教会学校，文华公书林即为该校之图书馆。但文华公书林却对武汉三镇的公众开放，因此兼有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的双重性质。

应当指出的是，创建中国近代图书馆的主角是中国人自己，是中国人民自身努力和中国社会发展的结果。我们客观地肯定基督教图书馆的作用，并不意味着将传教士们都装扮成功臣。相反，这一时期西方传教士们的各种活动，包括开办图书馆等文化教育事业，都是传教的手段，是服从于“为基督征服世界”这一宗教目的的。浓厚的宗教色彩、狂热的传教目标，恰是近代中国基督教图书馆的一个重要特征。

但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意识不断高涨，知识阶层中对西方列强控制中国教育文化事业的现状极为不满，开展了“收回教育权”等爱国运动。传教士们迫于这种强大的压力，为了能够在中国社会继续生存和传教，便提出了“更有效率、更基督化、更中国化”的应变新口号。在这种形势下，传教士们兴办的各类图书馆也开始尽量减少“洋气”，如任用中国学者为主管人、大量收藏中文书刊、对教外读者开放、加入中华图书馆协会等，以期得到中国人民的认可。教会刊物《真光杂志》就曾载文建议开办一个全国性的“中国基督教流通图书馆”，免费对社会开放，“欢迎各阶层知识界利用图书馆来享受极自由的无限制的教育，或做种种的研究”，“使全国的基督徒在同一图书馆之下，共同读书与研究学问，成为精神食粮上的大团契，更使教外读者与教会发生友谊的联系”。这个设想虽然最终没有实现，但却反映了传教士们在图书馆办馆方针上的重要变化，即摒弃急功近利式的传教方法，通过为中国社会服务和与中国民众建立友谊的方式，间接地达到团结教徒和传播教义的目的。因此，在“五四”运动之后，基督教图书馆的宗教色彩大为减弱，宗教宣传的手法更为隐晦，与同时期中国人兴办的各类图书馆相比已没有明显的差异。这是中国基督教图书馆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

根据1937年的统计，中国基督教（新教）的图书馆共有114所，其中教会机关17所，神学院7所，大专院校19所，中学71所，藏书共约200万册。天主教的图书馆未见专门的统计，但在数量上应不会小于新教图书馆。其他教派组织，如东正教传教士团，也有一定数量的图书机构。这一时期的基督教图书馆虽然数量增多，且更有实绩，更少宗教色彩，但在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上的影响、作用却远不如前一阶段重要。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当时中国图书馆向近现代过渡的进程业已完成，国内图书馆与西方图书馆之间在性质上已没有大的差异，不再需要教会图书馆提供启蒙和范例。从1936年的统计看，国内各类型图书馆已达5183所，而且出现了诸如国立北平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高水平的大型图书馆，致使传教士们兴办的图书馆在数量和质量上都相形见绌。然而，这一时期基督教图书馆事业中也有一些出类拔萃的佼佼者，其中最有影响和实绩的当首推韦棣华女士，其次是燕京大学图书馆。

韦棣华（Mary Elizabeth Wood）本人不是传教士，来华也不是为了传教，但她与教会却有着较深的关联。她本人是虔诚的基督徒，其弟韦德生是美国圣公会的来华传教士，她在中国从事图书馆工作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和武昌文华大学都是教会学校，她开办的文华图专最初也是由美国教会出资创立的。韦棣华在中国居留30多年，经其手创办的文华公书林、文华图专，以及力促美国退还庚款以推动中国“新图书馆运动”，都是彪炳中国图书馆史册的大事。韦棣华为中国图书馆事业所建立的功绩以及中国各界人士对她的尊敬和赞誉，在近现代中国从事图书馆工作的外国人中是独一无二的。

燕京大学图书馆是现代中国最有成效和影响的教会大学图书馆，也是基督教图书馆“中国化”的典型代表。这主要得力于燕大的校长、校务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这位中国出生的美国传教士，是“更有效率、更基督化、更中国化”口号的积极提倡者和实践者，他主持下的燕京大学，注重中国式的环境，提倡中国文史的教学与研究，聘请著名中国学者任教。时人评说燕京大学从形式到精神都已成为“真正的中国学校”，是很有道理的。由于燕京大学优越的条件和环境，燕大图书馆成立的时间虽晚（1919），但很快便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基督教图书馆，在全国的大学图书馆中也位居第三，不论是馆舍、设备、经费、藏书，还是业务工作、人员水平，它都称得上是国内第一流的图书馆。

更为重要的是，燕大图书馆还为基督教图书馆的“中国化”改革付出了努力，做出了样板。1926年落成的燕大图书馆新馆舍，是一座仿文渊阁式的中式风格建筑，它不仅是国内条件最优越的图书馆建筑之一，而且和燕大校园中其他古色古香的建筑群一样，具有中西文化合璧的象征意义。燕大图书馆的藏书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约有30多万册，其中中文图书比西文图书多出6倍，而西文书中宗教书也仅占13.57%。尤其是燕大图书馆十分注重中国古籍和中国研究方面图书的收藏，它的善本书、古籍丛书和东方学文库的收藏都十分丰富，不仅为基督教图书馆所罕见，也使国内其他的非宗教图书馆难以望其项背。主持燕大图书馆的馆长或主任，无一例外都是中国专家学者，其中洪业、田洪都、梁思庄等人都是中国图书馆界的功臣耆宿。燕大图书馆还和“哈佛燕京学社”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积极从事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编辑和出版。燕大图书馆在“中国化”方面的种种努力，使它以崭新的面目出现于世人面前，以至常常会使人忘记了它的宗教背景，而将其看作一所出色的中国大学图书馆。这正是燕大图书馆的成功之处。

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图书馆的“中国化”改革，并不意味着传教士们放弃了传教的目标。司徒雷登就曾说过：“燕京大学的成立是作为传教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我要燕京大学在气氛和影响上彻底基督化，而同时又要甚至不使人看到它是传教运动的一部分。”基督教图书馆改革的实质也在于此。但是，由于这种变革，基督教图书馆已不再是游离于中国文化教育事业之外的独立王国，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融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一部分，也使更多的中国知识分子能够利用基督教图书馆，使其发挥出更大的社会作用。因此，从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角度看，基督教图书馆的这种变革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1949年之后，传教士和外国教会团体在中国大陆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基础。1949年8月，司徒雷登悄然离开了南京，标志着近代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经营100多年的传教事业基本结束。一位美国传教士在撤离大陆时，激愤之下，竟然把自己当成了耶稣，信誓旦旦地向中国教徒们宣称：“我必再来！”然而，传教士毕竟不是耶稣，历史毕竟不会重演。传教士和他们所创办或扶植的图书馆，这一近现代中国的特殊产物，也由此结束了它们曲折而又复杂的使命，其藏书大多归并到其他图书馆收藏。但是，它们的历史轨迹却不会消失，如同外国教会和传教士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部分一样，基督教图书馆也是中国图书馆历史的一部分。对于这段特殊的历史，应该还其本来的面目，并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

（本文原载《图书情报工作》1992年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