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献述评

Helpman（1998）在克利格曼（1991）提出的新经济地理学标准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住房市场的因素，指出某地区的住房价格过高会抑制人口在该地区的集聚。Plantinga等（2013）的经验研究证实了除工资和公共服务外，房价成为影响城市间人口流动的关键因素。Saks（2004）用1980～2000年美国72个大都市的数据探讨了住房市场干预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实证分析发现存在住房供给限制的地区，将会使实际的就业流入产生抑制。Monk（2000）指出，高住房成本是英国东南地区面临劳动力紧缺的主要原因，Brakman等（2002）用德国分地区的数据证实了同样的结论。房价上涨不仅会阻止本辖区劳动力的流入（Gavin＆Muellbauer, 2004），也会对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产生影响（Birgitta & Taylor, 2010）。由于存在“拥堵”效应，人口流入也会促进房价的上涨（Tabuchi Takatoshi, 1998）。因此，房价与人口流动之间存在一定的互动性（Jeanty et al， 2010）。

国内的相关研究也证实了房价与人口城镇化的关系是相关的。陈杰等（2011）采用1995～2005年全国的时间序列数据和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城镇化水平促进商品房价格上涨。陆铭等（2014）的研究表明：中国城镇化带来的住房需求成为推高住宅价格的重要原因。另有一些学者（骆永民，2011；任木荣、刘波，2009；陈石清、朱玉林，2008）采用面板数据模型、Granger因果检验模型和非线性面板数据模型就人口城镇化对房价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并得到了较为一致的结论，认为城镇化发展是导致房价上涨的原因，城镇化水平越高的地区，城镇化水平对房价的弹性越大，在经济增长水平较高、人力资本集聚的地区，城镇化对房价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程开明和夏青（2008）指出房地产价格与城镇化之间既有正向促进效应，又有反向抑制效应，他们利用1987～2006年的全国时序数据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模型得出的结论是滞后1～5期的商品房价格都是城镇化的格兰杰原因，而城镇化水平不是商品房价格的原因。蔡继明（2013）指出：过高的房价不仅让进城务工的农民买不起房，城市中低收入的基层人员以及刚毕业的大学生都买不起房，甚至租不起房，城市住房费用非常高，阻止了农村外出打工者的家属整体迁移，成为我国农民市民化成本高昂的原因，导致外地人口无法在城市中有序落户，房价上升过快亦阻碍了人口向城市集中。城市间的相对房价升高，会导致相对就业人数减少，并促使产业价值链向高端攀升（高波等，2012），不利于农民所从事岗位的增加，从而对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产生不利影响。一般而言，人口城镇化是个体或家庭做出迁移决策的结果，也就是迁移收益和成本的比较。从迁移收益来看，农民市民化后可以享受更多的公共资源和更好的公共服务；从迁移成本来看，由于农民工就业不稳定，家庭不能团聚，这种家庭的分离造成了家庭内部市民化进程的不同步，最终拖延了整个家庭的市民化步伐（辜胜阻，2007）。而且当前的户籍和土地制度阻碍了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使城镇化进程受阻（陆铭等，2011）。解决“住、行、学”问题才是顺利推进人口城镇化的重要内容（王国刚，2010）。

综上所述，国外关于房价和人口城镇化（人口流动）影响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了两者的互动关系，而国内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人口城镇化对房价的影响研究，对于房价如何影响人口城镇化的研究仅限于浅层次的理论阐述，并没有挖掘其中的内在机理和作用路径，使用翔实数据进行经验研究的尚不多见。因而，本研究在分析房价变动的社会公众关注度效应的基础上，在从政府、企业和家庭决策角度探讨我国房价对人口城镇化影响机理和作用路径的基础上，构建房价对人口城镇化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研究房价通过地方政府、家庭和企业的行为选择影响人口城镇化的作用路径，进而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进行经验研究，并进行不同区域的比较研究，研究结果可为完善差别化的房地产价格调控措施提供依据，可为以提升城镇化质量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决策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