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东威权政治的转型维度

（一）威权政治转型的一个前提

威权体制下自由化的萌芽与培育程度是威权统治转型和民主化的一个基本前提。从经典现代化理论上看，后发性外源型的国家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要经历器物、制度、思想的三层级发展路径。可以说，在强国兴业的器物层面变革时，对政治制度的配套化要求便已经出现。此外，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化浪潮推动世界经济分工，由于中东各国历史进程和政治环境的差异，各国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中表现出明显的不同步性。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对民主化的关注已经显得越来越重要，在一些阿拉伯国家实行的民主化改革和领导人政治讲话的中心议题中都体现了这一点。经济与社会发展孕育的新兴阶层最早要求自由化，并随着宏观经济的冲击，中东威权政治国家逐渐进行以政治多元化、经济私有化为代表的自由化进程。

土耳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通过议会选举的形式实现了不同政党之间的权力更替，首开政治领域民主化转型成功的范例。1962年摩洛哥宪法确定了其实行君主立宪制。进入70年代，第四次中东战争后美国及西方更加认识到中东石油资源的重要性，且在推进阿以和平进程中成为了地区主导力量之一。因此，中东的自由化道路开始受到西方的强烈影响，并走上西方道路。萨达特上台后的新政举措在政治领域的核心内容即政治生活的自由化，1974年的“十月文件”和1976年多党制的实行，标志着埃及政治民主化的长足进步。约旦在侯赛因国王的主持下，颁布《国民宪章》，规定了约旦的政治民主化和自由化进程，确定了多党制的政治制度，规范选举法，多党制议会也对国王控制的内阁形成了明显的制约。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际石油价格持续低迷，阿拉伯国家大多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困难乃至危机，约旦和海湾君主国着手实行了以私有化和自由化为核心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海湾战争以后，制度改革扩展到政治领域。1992年3月，沙特成立常设机构“舒拉委员会”，并制定了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王室承诺确保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这些权利和自由的行动，还强调保护财产和自由不受非法搜查、抓捕或监禁的损害。但是，舒拉的职能主要限于就决策提出建议，且其成员由王室任命而非选举产生，因此难以真正制约王室权力。此外，沙特在这一期间也开始实行了政治改革，制定了基本法和地方组织法，成立国家协商会议，尽管是有限的政治改革，但毕竟是君主制国家在政治领域迈出的重要一步。卡塔尔埃米尔·哈马德执政后，不顾保守的传统政策和政治禁忌，大胆取消了多年沿袭的新闻检查制度。

就中东共和制国家来说，为了适应国内民众日益高涨的民主呼声，叙利亚在阿萨德政权后期也开始调整国内政策，实行具有自身特色的政治制度，推行新经济政策，并放松对民众生活的诸多控制，扩大议会的权限，减少对国内政治反对派的民主活动的监督，巴沙尔在继承其父威权统治的基础上，继续推动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埃及的多党制仍处于威权体制控制之下，民主化进展较小。阿尔及利亚实行自由选举后，伊斯兰政党获得民众巨大支持，但军方干涉之下未能执政。总体而言，21世纪伊始，中东一批“新生代”领导人，如约旦国王阿卜杜拉、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卡塔尔埃米尔·哈马德等，以新的面貌在中东政治舞台上出现。他们上台后立志成就一番事业，灵活地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实行开明之治，扩大国内自由化程度。以上这些变化不管实际效果如何，都产生了一些结果。一是中东政治自由化及民主化进程如若退回改革之前的程度，有逆潮流、违人心之嫌。二是在这一过程中培育的自由化力量为此后民主化的推进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三是从客观条件看，以上的变革事实上成为了阿拉伯剧变的一个深刻的历史前提。

（二）威权政治转型的两条道路

这两条道路或者说就是两种变革的方式：改革还是革命。从政治变革的角度看。改革与革命从来就是孪生兄弟，如果不改革，或者不能成功地改革，那么结果往往就是革命。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威权政治转型和民主化的历史道路，到头来总是相互抵触又相互依存。

从马克思主义革命学的角度分析，如果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而且被统治者也不愿再被照旧统治下去，那么社会革命就会发生。从中东政治演变的现实分析，它直接体现为选举政治与街头政治的关系。以长时段历史视角来看，中东民众对于街头政治和选举政治皆不陌生。作为近代以来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中东社会受尽蹂躏、压榨。为争取民族权利，中东人民反抗殖民者，爆发了巴布教徒起义、埃及奥拉比运动、华夫脱运动、伊拉克争取独立抗议运动等一系列街头政治活动。中东民族国家体系建立后，街头政治活动也时常发生，如巴勒斯坦起义、沙特东方省事件、伊朗伊斯兰运动等。究其原因，无论是近代还是当代，中东人民的参政渠道都受到殖民者与统治者的压制和束缚，这与他们百年来所追求的民生、民主诉求始终有巨大差距。

就选举政治而言，中东人民对此并不比街头政治陌生。拿破仑入侵埃及以来就带来了西方最为先进的民主制度，与此前后的中东现代化进程也将器物层面的变革扩展到制度层面。可以说，订立一部宪法、建立一个议会是中东民众对于政治现代化与民主化的最初理解，其后围绕议会与王权之间权力争夺的轰轰烈烈的护宪运动也成为民族国家建立之前中东政治发展主线。然而，我们需要看到，中东的民主体制具有移植性的特点，还具有一定的工具性作用。选举政治从一开始就具有的欺骗性及其被操纵的特征决定了选举政治与民主的距离还很遥远。中东绝大部分君主制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议会，甚至海湾国家以咨询议会的“商讨性”取代现代议会“决定性”的作用。就共和制国家而言，议会是威权主义政府玩弄权杖的工具之一，政权党大多垄断议会议席，其他党派则得到政府的允许方可存在。

但是，中东统治者忽视了一个最大的问题便是，盲目仿效西方却忘记了真正需要改革的问题，即良治下的经济绩效与广泛政治参与层面的民意呼声。因此，中东威权主义领导人的改革是不彻底的，或者说方向错误，导致其改革根本不可能赶得上革命的步伐。此外，从政治体系变革的客观角度看，政治的上层与下层需要广泛的互动，沟通才能上传下达、下行上效。也就是说，中东改革是中间环节出了问题，要么是统治者不想变革，要么是体制积重难返无法变革。中东的模式其实就是台上统治者独奏、台下民众看戏、政治体制强迫卖票，终有一天，民众不想看这台戏的时候，就要砸碎售票亭，重建新剧场或找个好演员。这一天来得比预想更快。

阿拉伯剧变终于以街头政治的方式上演政治变革，可以说是选举政治不彻底、政治体制不完善的必然结果。阿拉伯剧变还导致了这样一种结果，这就是使街头政治成为阿拉伯民众政治所培育出的一种新型政治文化，并被越来越多的民众所熟知。正如我们在埃及看到的，从穆巴拉克的选举政治到其被街头政治推翻，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主大选穆尔西上台执政，再到穆尔西被裹挟着强大民意（街头政治）的军方罢黜。轮回之间，令人焦虑的是这种街头政治何时被约束，而约束的前提是实施真正意义上的选举政治以及建构一种符合国情的完善的政治体制。熟悉新政治文化的强大民意再也不可能被“堵”住，而“疏通”不畅，那就只有冲决堤岸一个后果。不仅是中东政治，任何威权政治对此都不可不察。

（三）政治转型要处理的三重关系

研究发展中国家威权政治的转型，有三重关系是必须面对的，即关于民生与民主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军队与政治的关系，中东同样如此。阿拉伯剧变在三个问题方面从实践和理论上都提出了若干复杂而敏感的课题，其教训和经验值得总结。

首先是民主与民生的关系问题。剧变以突尼斯青年点火自焚抗议事件为导火索显示出中东民生问题的艰难，引发民众要求改善民生问题，进而要求结束腐败的威权统治的民主诉求——埃及推翻穆巴拉克统治的1月25日革命是如此，推翻穆尔西的二次革命也是如此。甚至对二次革命来讲，比第一次革命更有意义。正如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学院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系主任谢尔盖·卡拉加诺夫说：“道理很简单，革命往往就是暴动。革命以埃及的衰退而告终，而且会继续衰退下去。什么时候停止衰退，谁都不知道。穆尔西仅仅维持了一年的主要原因是，旧的管理制度坍塌了，而所有主要问题都没能解决。经济效益低下，人们半饥半饱，穆尔西没能让他们吃饱。”点燃二次革命的埃及年轻人发现，较之穆巴拉克时代，他们找到工作的困窘并未好转。于是“失业”便与“动荡”相依相存，解放广场几乎成为愤懑无助的青年的一场宏大的血腥派对场所，反对派政党正是在持续恶化的民生上做文章，发动群众推翻穆尔西政权，以便取而代之。总之，正如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顾问多米尼克·莫伊西所说，伊斯兰主义从来就不是、未来也不可能是解决该地区挑战的应对之道，这里所面临的首先是经济和社会问题。让妇女戴上面纱并不能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在于解决温饱、开启民智。

其次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本质上就是处理中央政府和构成社会不同单元（阶级、利益集团、民间团体）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所谓现代社会就是指公民自组织（self-organized）起来满足其共同或公共需求的社会部门，它以公民自组织为核心构成，包括媒体、网络、公民的各种公共交往形式等公共领域、公民的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等。从表现形态来讲，包括政党、工会、行业协会、各种各样的联合会、商会、志愿者组织、慈善组织、妇女组织、青年组织、其他利益集团等社会团体，统称公民社会组织（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简称CSOs）。自从亨廷顿所谓民主化的“第三波”浪潮席卷南美、东欧、非洲之后，特别是随着个别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内公民社会力量的冲击下发生政权转移，人们开始把中东的民主化寄托于公民社会力量的培育和壮大。公民社会和政党一样，毫无疑问是推动民主化的重要力量。埃及著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赛义德·艾丁·易卜拉欣特别指出国家—社会关系的非零和博弈特征，强国家并不就意味着弱社会，或者相反，事实上，大多数西方稳定的民主制度都是强社会和强国家，而对于中东国家而言，一般的情况则是弱社会和弱国家。

人们越来越多地开始重视公民社会的作用是因为现代公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在削弱威权主义政府及帮助建立和维持民主政体方面发挥着关键的政治作用，而且在改善民主政体的治理质量方面发挥着关键的政治作用。这次阿拉伯剧变展示了中东威权体制下社会的发展程度已经到了通过某种方式的大规模动员就可以导致政权倒台的现实政治效果。在民主的监督和实现过程中，公民社会正在焕发出巨大的能量。公民社会与民主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民主在最低限度上意味着一整套的统治规则以及通过竞争性组织或者利益集团之间的和平操作而实现的制度化治理，那么公民社会就是此类标准的组织或集团，除了那种直接民主的模式，公民社会组织被认为是实现大众参与治理的最佳渠道。当然，公民社会和民主化的关系在实际中绝不会是这么简单，更不会在真空状态下操作。这种关系往往受到所谓一个国家“政治文化”的影响——例如国家的特殊遗产、集体记忆、个人和集体当前的状况（形式和内容）。此外，地区的和国际的因素也会阻碍或者促进二者之间的关系，使之不可确定。

最后是军队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如何认识军方在威权政治转型中的地位与作用？众所周知，不仅中东共和制的威权政体多是军人政权，即便是传统君主制，也是靠军队维系自己的统治。对于转型而言，正如《威权统治的转型——关于不确定民主的试探性结论》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转型是从一个军队广泛参与的政体下所启动，而且在转型期间行政领导人仍由军官担任时，冲击会显得比较直接：军方在制度上的利益——还有军官们的个人利益——不得不被那些不怀好意的民选领袖所损害。……腐败是问题的一部分，但最大的问题是军队的政治化”。埃及军队曾经在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上立下赫赫战功；同时，埃及军队参与国家的经济活动达到25%，也说明其在埃及政治经济社会中的独特地位。穆巴拉克被推翻后，军事委员会建立的临时政府在过渡阶段的种种表现充分体现了威权统治时期军队的利益无所不在。而穆尔西和军人的博弈最终以穆尔西失败，军人重建临时政府而告终，这不仅说明它与穆兄会是格格不入的敌对关系，也说明了它对于民主的推动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而“让军队能够在一个‘常态的’民主制度中维持地位的必要条件：必须修正对自己是救世主般的定位；必须给予他们一个在追求（而非决定）国家利益过程中不可或缺而且光荣的角色；而且他们也决不能被那些因为无法透过民主程序达到目标而转向军方求援的官僚政客诱惑。”在埃及，这都是短时期解决不了的问题。反对派誓不让步的态度成为军方手中的一颗炸弹。埃及军队继续发挥着国家真正掌权者的传统角色，没有让彰显力量的机会溜走。穆巴拉克的垮台曾让军方颜面扫地，即便穆兄会始终对其毕恭毕敬，也无法弥补军方自尊心受到的伤害。“一个更加根本的挑战是，改变军方把自己视为救世主与维护国家最高利益的自我形象……这种通常会与‘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的观念暗示，只有军方有权决定什么是国家利益，还有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被威胁着。因此当军方认为某些无法接受（危险分子或反国家分子）的势力即将上台，某种无法忍受的‘无序’或冲突即将来临，还有当某种对军方自身怀有敌意的势力即将上台的时候，军方就会‘被迫’进行干预。可能的干预条件多得数不清——完全根据军方的想象还有他们的官僚意识形态。”消除这些障碍，显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如果说，穆尔西至少是为了其作为一个伊斯兰主义者的理想而奋斗，那么一支不为国防存在的军队又是在为什么奋斗呢？

（四）政治转型的四个实现维度

如何判断威权政治的民主化转型是成功的，按照西方的民主定义，实现了一人一票的投票表决的权利就是完成了民主化？对于中东特殊的文化民族宗教区域而言，正如安瓦尔·赛义德教授在分析中世纪伊斯兰的统治模式时指出，“我们必须指出几个问题：首先是与合法性有关的问题，即统治者如何上台的问题；其次是在解决国家事务时的大众参与问题；再次是个具有两面性的问题，即政治义务与责任的问题，它涉及到人民服从统治者的义务，以及如果统治者的行为不合法时，人民可以推翻他们的权利。”我们认为，以上三个问题，即政治继承、政治参与、政治责任，如果再加上一个关于政治文化的问题，就可以基本构成中东政治民主化的三维立体式结构。

首先是政治文化的问题。政治文化从大众心理、民族传统习俗，个人行为观念等多个层面决定威权统治转型及民主化的文化结构能否形成，政治文化就像大海的深层，并不为海面的波涛所影响，而只是一如既往地波澜不惊。改变威权主义的政治文化并建立民主的政治文化，对于存在长达几千年专制主义文化传统的中东而言——以地域性政治文化、顺从性政治文化、非参与性政治文化为主要特征，其难度可想而知。任何倒退甚至复辟，乃至纠缠于伊斯兰的意识形态及其组织制度，都将是中东政治发展中最正常不过的历史现象。好在当今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民主政治的变革一旦开启，随着大众对于权利的诉求普遍增长，选举政治乃至街头政治等政治文化被越来越多的穆斯林所接受和认可，威权统治也就越来越难以恢复到其开始时的统治面貌了。或许包括伊斯兰在内的文化结构真的需要做彻底的转换和改革，才能迎合时代的脚步，开启伊斯兰民主的新历程。

其次是政治继承的问题。一个富有韧度而不是脆弱的政治体制，或者一个走上政治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政体，其最重要的标志可以说就是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政治继承与换代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权力的交接至关重要，对内直接影响到政治稳定，对外则影响地区稳定与和平。就像穆巴拉克被推翻之后，过渡的军政府迅速改善与伊朗的关系——仅仅是两艘伊朗军舰通过苏伊士运河就引发外界的诸多猜测。中东几乎所有国家（除了以色列，很大程度还有伊朗）在政治继承与换代方面给外界留下的全是谜。西方民主国家和中东国家威权政治比较起来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这就是西方的政治继承有章可循，任期制得到普遍遵守。而中东国家的领导人则长期以来贪恋权力，纷纷建构和实践的是名为共和，实为“世袭的共和制”政体。血缘性的政治继承——不论是君主制或者共和制——由于新生代的生存环境和面对的时代主题必然与老一辈有着巨大分歧，从而引发不安；而非血缘性的政治继承，如果不是在军人手中代代相传，那么在实质意义上推行选举民主方面，上台的则必然是伊斯兰主义者，这就更增加了政治继承的诸多变数。就像穆尔西执政一年即被罢黜，即使是所谓的“公民社会政变”，但同样是对民主重大的破坏和倒退。革命以反对穆巴拉克连任或者把职权交与其儿子加麦尔为目标，这是1952年埃及共和革命以来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的体现，是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类似叙利亚子承父业的所谓“共和世袭制”政治模式非常难能可贵的自我修正。不论作为“奇里斯玛”式领袖的纳赛尔去职于突发的心脏病而由副总统萨达特接任，或者萨达特总统被刺杀在纪念“十月战争”的庆典仪式上，由副总统穆巴拉克接掌政权，毕竟还是一种制度化的政权交接。执政了30年的穆巴拉克在2011年终于先是被“人民起义”逼得无所适从，继而去任命副总统，最后被迫交权于军方的历史命运，提示中东的统治者寻求一种百姓能够普遍接受的、制度化的权力继承模式显得尤为重要。

再次是政治参与的问题。按照发展政治学的观点，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的过程就是政治参与并不断扩大的过程，一个国家的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和水平越高，该国的政治发展水平就越高。然而，威权政治体制下的政治参与——则是以压制政治参与为特点。中东作为专制主义，后来演变为威权主义根深蒂固的地区，如沙特、伊朗、埃及等代表性国家的个案研究所显示的，其政治参与度十分低下。这种低度的政治参与不仅表现在一般性的政治参与，而且与伊斯兰教关于穆斯林妇女的政治地位、法律地位、社会地位（受教育的程度与此直接相关）的相关规定紧密相连，致使其政治参与的程度和水平比其他地区更低。这次阿拉伯剧变的广场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改变了这一印象。埃及的解放广场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象征——广泛的、大众的、普遍的政治参与——不仅是埃及的男性青年，还有大量的妇女。

人们终于在“1·25革命”中看到了不同于以前任何时代的埃及。如果说以前埃及人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者不过区区几百人，最多也不过几千人的话，那么这次仅积聚在解放广场的民众就达数万以上，他们来自埃及社会的各个阶层；如果说以前的游行示威之目的主要是要求政府改变政策、实行“良治”，那么这次则是直接要求穆巴拉克政权下台；如果说以前的集会示威只是反对派部分政治精英的“走秀”之作，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那么这次则真正地唤起了那些“沉默的大多数”，成为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革命。

最后关于政治责任的问题。政治责任，与政治文化、政治继承、政治参与紧密相关，或者就中东而言，它在很大程度上依附在其他三项民主化的实现维度之中。因此，现代一般意义上的发展政治学对它的探讨较少，是因为在传统而发达的政治体系下，政治责任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卢梭就曾提出过相关的命题，法国《人权宣言》和美国《独立宣言》就是政治责任的直接体现。直白地说，就是权力的使用者，必须承担其政治责任，最大限度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一旦权力不能被很好地使用，权力使用者就有政治责任引咎辞职，或者，赋予权力者促使政治责任者下台。在中东威权政治体系下，“责任制进程与相关的政治义务问题”长期“悬而未决”，因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随着威权转型和民主化的政治文化的形成、更大的政治参与、制度化的政治继承逐渐实现，政治责任问题也将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