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作为“发展的独裁模式”

（一）威权主义的概念

本书所要研究的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其实是指威权主义政体，它是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介于极权政体和民主政体之间的较温和的专制政体。作为一种政治型态，威权政体出现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西南欧国家。及至五六十年代，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东亚、拉美、中东等众多发展中国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威权主义推动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威权政治俨然成为战后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发展的主流。由于这些政体与20世纪上半期的（传统的或者老的）威权主义存在着明显差别，又被称作“新威权主义”政体，或者现代威权主义。

研究威权政治的权威学者是美籍西班牙学者胡安·林兹（Juan J. Linz）。1964年，他发表《西班牙的威权政体》一文，首次提出“威权政体”（Authoritarian Regime）的概念并对之做出界定。按林兹的界定，威权主义政体“具有责任不分明的有限的政治多元主义；没有一套提炼过的主导意识形态，但有相当清楚的特殊心态；除了某一发展时期之外，没有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威权领袖个人（或有时是由少数人组成的集团）的权力行使虽然不受限制，但实际上却是在完全可预测的范围内”。

林兹的定义指出了威权政体的四个基本特征：有限的政治多元主义、缺乏主导性的意识形态但有特殊的威权心态、有限的政治动员以及政治领导人权力行使的可预测性。威权政体包括军人官僚威权体制、动员式威权体制和后极权式的威权体制等各种次级类型。其中，军人官僚威权政体是最常见的次类别，因其主要组成分子是政府官僚和军事官僚，故也称之为“官僚威权政体”。这一概念最早由吉列尔莫·奥唐奈（Guillermo A. O’Donnell）于1973年提出，他在《现代化与官僚威权主义：南美政治研究》一书中，以“官僚威权政体”（BA Regime）来概括拉美国家出现的军人政权体制。在《极权与威权政权》的长篇论文中，林兹描述了军人官僚威权政体的以下特征：军人和官僚联手建立政府的控制权；他们以实际的官僚心态进行统治，并无特定的意识形态，“符合国情的特定精神，比如说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经济发展等，反而能够为统治者赢得更为稳定的国内支持……特定精神所具备的使用理性，使威权政体更容易适应变迁的外部或内部环境”。经常的情形是，由政府创立一个官方政党，创立政党的目的是想减少民众参与政治生活。不少这种政权类别，允许有多党存在，也可能举办各种选举，但是选举活动都会经过刻意规划或受到操纵，使其不致成为其他政党用以争取选民的场合，或使他们难以发挥政党的功能。

在理论上要想搞明白现代威权主义的起源问题，就必须清楚战后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发展实践中，出现了奇怪的政治“逆流”现象。按照早期发展理论（或者传统的、经典的发展主义）的基本假设，经济增长会引起社会的现代化，二者又会导致政治的民主化。事与愿违，20世纪后半期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的事实却是演绎出一幕幕正好“相反”的历史剧目，不是威权政治被民主化替代，而是民主化被威权主义所替代。到20世纪60年代，一波波军事政变的浪潮席卷西半球，导致几乎整个拉美被重置于威权统治之下，他们宣布民主的政党为非法，彻底清除了方兴未艾的多元主义，并采取了铁腕的统治方式。大致在同一时期，撒哈拉以南非洲获得了独立，人们一开始兴高采烈地支持民主与宪政主义，但这种欣喜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开始实行压迫性的军事政体。在东亚，不是新的威权机制执掌政权，就是已经掌权的统治者变得更加威权化。而本书所指向的中东地区同样如此，埃及、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家通过革命或者军事政变，由新一代民族主义的军事威权人物执掌了政权；沙特阿拉伯、伊朗等长期实行威权政体的国家则有了进一步扩张权力的机会。

美国学者霍华德·威亚尔达总结出四个方面的原因导致了很多国家转向威权主义政体。首先，早期民主的试验都未产生出实际的益处，也未能提供实际的服务，许多国家独立不久对民主的欣喜便完全消失了。其次，很多国家遭受了经济危机，也导致了人民的普遍不满。再次，20世纪60年代对下层人民的社会动员导致了阶级关系的紧张，并对精英和统治集团提出了挑战，这使精英们惊慌失措，转而向军方求助，以便巩固自身地位。最后，军方认为一些极端的政治团体或者游击队的出现会导致民族危机甚至分裂，也担心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于是转而通过攫取权力来预防出现民族解体或左翼夺权。

也正是这一横扫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全球性现象，才导致了上述林兹、奥唐奈等知名学者对此种统治模式进行研究并将之称为威权主义。传统的或者说经典的发展主义的言说遭到质疑。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什么政治“逆流”，而只是假设的“逆流”而已。许多新兴国家在二战后取得了经济上的长足进步，但未能像现代化的理论家预期的那样在政治上也发生相应进展。相反，一些国家的社会更加混乱，政治动荡不安，暴力频发，普遍地出现了亨廷顿所谓的“政治衰退”。对这些国家而言，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就是一个克服社会动荡和防止政治衰退的历史阶段，想要在短时间内实现西方源发国家百年完成的现代化，就必须建立强大的政府，缔造和巩固一个强大的政党，否则难以负荷经济发展、利益冲突、价值观转变等剧变对政治体制的冲击。霍华德·威亚尔达则认为奥唐奈等人提出的“官僚—威权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末人们对发展主义的希望幻灭之后”产生的一种研究方法，它与“依附论与世界体系的研究方法”“合作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及其他本土关于变迁的理论与方法一起，是比较政治学领域内对传统政治学研究方法的超越。因为，官僚—威权主义的研究旨趣在于“试图解释究竟是哪里出错了，为什么发展产生不了民主，却导致了崩溃与威权主义”。

更为重要的是，不仅事实上上述地区如此众多的威权政体在20世纪60年代掌握了权力，而且上面提到的包括“官僚—威权主义”在内的研究方法、视角、理论等则构成了“新的比较政治学模型，这些模型中的大部分都为威权主义的统治提供了解释，认为它是合理的，一些个案甚至证明威权主义是正当的。”

它所导致的一个直接而客观的后果就是，作为“对这一时期兴起的大量军事威权政体的回应”，这些方法不仅用新的方式解剖和分析了威权主义，而且也制造了一种强烈的印象：威权主义与有机的国家主义是可以长期存在，甚至有可能永存的政府体系。特别是当人们发现，在一些实现经济增长的后发国家里，推动甚至指导经济发展的政治结构并不是发达国家兜售的自由民主体制，而是威权政体时，对威权主义的关注迎来了新高潮。也就是说，威权主义不再被仅仅视作对不可避免的民主进程的短暂打断，而是被视作一种新的不同于以前的发展路径，是继西方发达国家所坚持的自由主义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所信奉的共产主义之外的可选择的“第三条道路”。而来自南欧（西班牙和葡萄牙）和东亚（韩国、印度尼西亚）的威权主义也证明，威权政府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而且可以整合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政治力量的分化。

应该说这是一种研究范式的重大转型，换句话说，对于后来的很大一部分学者来说，与其去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所谓“民主化”问题，还不如把有关“威权主义”的问题研究得更为清楚彻底为好。从20世纪30年代威权主义概念的初步提出，到60年代内涵的系统界定，再到官僚威权主义等概念的发展，威权主义研究显示出令人弗叹的重要性，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理论获得的持续热情，证明了威权主义对政治现实的解释力”。对于中东绝大多数的威权主义国家而言，我们认为，与其把太多的精力放在研究民主化问题上，不如重点关注它的威权主义更实在、更有意义。换句话说，要想知道它如何实现民主，首先需要搞清楚它如何不民主。因为，作为延续了战后近70年的实实在在“第三条道路”，它已远非政治发展方面和民主相对应的理论概念，而是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发展模式，涵盖了由此所导致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的发展。

（二）威权统治的转型理论

尽管威权政治存在着前文所述的种种历史合理性或者正当性，但它还是面临着一个“转型”的问题。威权统治之下，民主之光虽然微弱，但依然闪烁。学者们研究一个国家或某种政体的不民主，其理论和价值偏好最终还是为了实现民主。因此，关于“威权统治的转型”就成为“一个学术上及政治上无比重要的主题”。此外，如何实现较少波及社会经济稳定的平稳转型，以及寻找不同情况下转型的侧重点也是应该探讨的。

在这方面，堪称经典的研究是1986年由国际著名学者吉列尔莫·奥唐奈和菲利普·施密特等人出版的著作《威权统治的转型：关于不确定民主的试探性结论》、塞缪尔·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及其《第三波：20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近年来，霍华德·威亚尔达撰述和主编了《比较政治学导论：概念与过程》等一系列丛书，专门探讨了这一问题，类似“民主与民主化：从威权主义的转型”也成为经常采用的研究标题。

在《比较政治学导论：概念与过程》一书中，霍华德·威亚尔达描述了二战后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进程。最早的当然属于西德、意大利、日本，作为战败国，由于盟军的占领逐渐建立或者恢复了民主制，以此替代长期存在的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的政体。三国的实践证明了民主是有效的，并通过实实在在的社会经济效益而获得了确实无疑的合法性。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首先向民主化转型的国家是南欧（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然后是整个拉美，继之是东亚。到80年代末期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以及部分国家的转型和开放，民主的浪潮已经相当普遍。最后实现民主化的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与伊斯兰世界。不过他认为，在伊斯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里，文化与威权主义及强人统治的历史阻止了实现民主的可能性。他的基本判断是，目前所有西欧国家都是民主国家，除了古巴几乎所有拉美国家也是如此，东亚与东欧正在朝着民主制迈进。撒哈拉以南非洲与伊斯兰世界则出现了希望实行民主政治的“悸动”。

威亚尔达从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分析了向民主转型的原因。从国际上看，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美国和欧洲的人权外交及其推动的所谓支持和扩展民主计划。比较起来，国内力量才是根本的起着主导作用的因素。第一个原因就是那些在20世纪60年代掌权的军政府失去民心和合法性，他们和他们所取代的文官政府一样低效、无组织和腐败。第二个因素是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衰退，由石油引起的经济危机使第三世界遭遇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价格全面而长期的下跌，经济遭受打击，从而陷入萧条状态，经济上的不景气导致从政治上反对掌权的军政府。第三个因素是社会变迁，到70年代末，发展中国家与前30年不可同日而语，识字率、城市化程度、政治觉悟以及动员程度得到了全面提高。有的国家发展出虽然数量少却极具重要性的企业阶层，较大的中产阶级，组织有序的工会运动和新崛起的农民阶级。他们要求实现更充分的多元主义，这在政治领域则意味着民主。第四个因素是公民社会的复兴——政党、工会以及非政府组织到70年代末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社会运动、妇女组织、社区团体增多，成为政治参与扩大的有效组织形式，构成了对于军事统治的有力替代。第五个因素是整个社会心态的转变，一方面，军方厌倦继续统治，它遭人憎恨，而自己治理能力又差；另一方面，反对派意识到当权者的弱点和犹豫不决而增加了抵抗的勇气。这也是部分国家军政府主动让出政权的缘由。

而《威权统治的转型：关于不确定民主的试探性结论》一书则被誉为“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必读书目和研究民主化的扛鼎之作”。该书最大的特点在于告诉我们转型的不确定性及其内在的机理与逻辑。按照常理，在威权主义统治的阴霾结束之后，自然会迎来民主化的灿烂阳光，“转型”的结果就似乎应该是民主和民主化的大行其道，可事实并非如此。而该书明确地告诉人们，它所要处理的是从已知的威权主义制度转型到一个未知的“其他”过程。它有可能会导致这种后果：“一方面，转型是以威权主义制度开始解体而启动的，在另一个方面则是民主制度的建立、某种形式的威权统治的回归，或者是革命的出现来界定的。”

一句话，所谓“转型”，并非一定是从威权向民主的转型。如果说这一结论是建立在对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威权政治的演变的观察及其充分的研究基础之上，符合事实也合乎情理。那么，当我们今日面对正在演进的阿拉伯剧变，特别是目睹中东大国埃及局势的演进——先是在2011年爆发“革命”（穆巴拉克政权被推翻），然后历经艰难的重建和过渡，包括2012年首任民选总统的“选举”（隶属穆兄会的穆尔西由此上台执政），再到2013年7月3日“事件”（穆尔西被军方罢黜），军方领导人塞西上台，活脱脱地上演了一幕现实版的“转型”“变剧”——之后，再去阅读经典，就会对上述论述所体现出来的非凡的准确性和预见性肃然起敬了。

在威权统治的转型过程中，《威权统治的转型：关于不确定民主的试探性结论》所提出的分析概念，有三个“共享的主题”是必须强调的。第一，就是民主制度的建立、回复与巩固本身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在这一过程中，会经历一个过程。首先是自由化（重新解释与扩展权利，不受国家或者第三方随意或非法侵犯的有效保护的逐渐承认的过程），只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不管是多么随机与不稳定，都象征着对威权主义的通常做法的重要背离”。其次是民主化（公民权的规则与程序应用到从前被其他规则统治着的政治制度中，抑或是扩展至从前无法享受此种权利与义务的人们，或者是扩展至从前公民无法参与的领域与机构中）。复次是自由化与民主化的互动（从“自由化的威权主义”，到后来向“有限民主”的过渡）。“在获得政治民主之前会有一个重大的，甚至是不稳定的自由化过程”，整个转型过程是一种“双流”，在其中两个次级过程不断彼此互动。两者都面对其自身的逆流，也有重叠的动机和组成部分，转型成功的话，两者就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后是社会化，或者叫“第二次”转型，它也包含了两个独立而相互关联的过程，第一个即“社会民主”（把所有人变成公民，拥有同等权利和义务），第二个叫做“经济民主”（平等地向所有人提供社会生产出来的商品与劳务）。

第二，转型过程中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这种理论必须涵盖意外与不可预测性，涵盖缺乏可靠信息时的仓促决策，面对着不可能解决的伦理困境与意识形态混乱的事件参与者，还有当事人完全无法理解的关键转折点。”对于那些攻击在转型过程中引发混乱的言论，该书一针见血地指出，“与象征着威权统治最高点的‘有序’时期相比，逐渐远离这个时期的行为会创造一个‘失序’的印象。有些人很怀旧地把这种印象与过去相比，却忘记了或甚至反对那些转型所要回复的过去被压抑的东西：创造性、期望、自由表达、团结、还有自由。”

第三，转型过程中，原来在现成政治制度框架内的一些“结构性”的指标（如相对稳定的经济、社会、文化还有政党，坚持维持现状或者倾向变革的政治人物等）的作用会降低。与此同时，原来使用的“常态社会科学”的观念与方法也变的很不恰当。因为，“在转型期内，几乎不可能在事前就确认哪一个阶级、地区、机构，或是团体会扮演什么角色、选择哪些议题，或是支持什么方案。事实上唯一能确定的是，面对转型期中的关键时刻与关键选择，大多数——如果不是所有——正常的圈内人都会因不同利益与理念而对立或迟疑，因此而无法有一致的共同行动。”

《威权统治的转型：关于不确定民主的试探性结论》指出，从表面上看，虽然近代以来在国际纠纷中的战败是常见的转型原因，例如阿根廷威权政权在马岛争夺战的失败，希腊威权政府在塞浦路斯的战败，葡萄牙则是海外殖民统治被推翻，而且最有可能引发转型的是被一个本身就是民主国家的外国强权占领。但是即便如此，转型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国内，“在国际层面上寻找能够逼迫威权统治接受自由化、或是预测制度何时会被推翻的因素，是没有意义的”，马岛之于阿根廷，或者塞浦路斯之于希腊，应该被视为是一个摇摇欲坠的政权的徒劳无功和垂死挣扎，而不是政权难以为继而瓦解的原因。“没有任何一个转型的开始不是因为——直接的或是间接的——威权政体自身的分裂，特别是强硬派与温和派之间的决裂。”

在威权统治的转型方式上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就是自下而上的，威权统治对于社会或经济目标的绩效“相对失败”。这种情况下，“不只是反对派，甚至连体制内都认为威权主义统治是一个即使用体制内标准来看都很糟的彻底失败”，这也明显地鼓励了反对者。统治集团，包括军方，对自己越来越没有信心，同时又因互相推卸责任而分裂。中间人士也越来越不愿意调停纠纷与维持同盟关系。统治者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寻找一种快速“政治发泄”的渠道，而给予温和派巨大的机会。温和派则认为，与其为了维持政权而与越来越强大的反对派僵持不下，倒不如通过背叛政权来领导风险越来越小的自由化与民主化。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派对于转型的规则与主题拥有更大的影响力。

第二种类型则是自上而下的，是在“没有高度内部分裂或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决定转型的体制”。如果威权统治的绩效是“相对成功”的，反对派也相对弱小，那么威权主义政权就会“抱着获得多数支持的期望，他们希望能够通过选举所带来的正当性，解决一个最为关键的内部管理问题：最高权力的继承。”当然，他们也希望能够借着履行民主化的承诺赢得国际舆论的支持。其结果，或者转型不太可能发生，或者“一旦发生，也一定会被限定在统治者认为可以掌控的范围之内”。

事实上，由于不确定性太多，整个转型过程是异常复杂的，几乎每一步都需要艰难的政治选择。例如，如何对待放弃权力的军方，使之能够稳定地回到军营里而不是频繁地干政；如何扩展刚刚赢得的自由和多元主义；如何消除长期以来在威权主义统治下遗留下来的压迫性影响，实现有效的社会契约；在威权主义政体解体之后，围绕制定宪法而产生的大量争议性的制度问题（单一制还是联邦制，某种占支配地位的全国性宗教在宪法中的作用、军队的地位、赋予工人广泛的社会与经济权利等）。而一旦转型成功，初步建立了民主政府，新的危机又会出现——人民大众对新政权的期望总是很高，新政权在短时间内又给不了他们那么多，致使幻灭感与日俱增，人民丧失耐心，最终很有可能威胁到新生的民主制，甚至被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