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研究方法与逻辑结构

1.4.1 研究方法

从人类学的整体观看待物和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应该注意从不同角度、多个方面和不同层次对之进行研究，这样才能充分地展现物背后社会文化的不同面相和历史纵深度。本书的田野点是一座具有百年历史的老工业文化遗产，作为物它有深远的文化渊源，而今日它仍然以一种活态存在着。究竟研究什么，如何进行研究，是摆在我面前的一个必须抉择的问题。石龙坝发电厂初创时就是一个很正规的股份制企业，新中国成立以来又成为重要的国有能源企业，因此留存下了许许多多的档案文献资料；今天的石龙坝由于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它的生产价值已经只具有象征意义了，其辉煌体现在那一座座建筑和一台台机器中，留存在石龙坝人的集体记忆之中。经过仔细的思考，我决定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对石龙坝进行研究。

安德烈·比尔吉埃尔认为历史人类学是一种研究范式，他指出：“历史人类学没有特定的研究领域，它相当于一种研究范式，即始终将作为考察对象的演进与这种演进的反应联系起来，并与由这种演进产生或改变的人类行为联系起来。”张小军也持相似的看法，认为历史人类学是一种研究方法，他说：“历史人类学不是一门学科分支，而是一种研究方法和视角，至少目前如此。”但是对于什么是历史人类学，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有所谓的基于历史学的历史人类学和基于人类学的历史人类学之分。历史人类学，简单说有两个基本视角，历史学视角和人类学视角，由此也决定了历史人类学有两类学者从各自的学科出发进行研究，一种是从人类学视角展开的历史研究，例如辛西亚·海伊认为：“人类学式的历史学所关心的是，如何让20世纪的读者理解过去社群的信仰与态度，这些信仰与态度正可透露出他们的社会活动。这种取向反映出学术界发现了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之间的亲属关系；也显示他们认识到非西方社会的重要性，因为可透过它们来验证其与欧洲近代早期文化态度之间所暴露出的相似性。”这种视角反映了历史学家借鉴人类学的特性，关注历史的文化向度，开始发现非西方的历史，并以此反观西方文化的态度。另一种是展现历史深度的人类学研究。例如马歇尔·萨林斯认为：“现在的问题是用人类学的文化经验来突破历史的概念。当然这种推论也不是单方面的，历史的经验将确定无疑地突破人类学的文化概念——包括历史结构。”这种视角反映了人类学家将历史学的方法纳入人类学，对人类学缺乏时间感进行反思，关注文化模式的历史过程，“在人类学的分析研究中，不仅注重对历史素材（事件及其记忆）的分析，而且尊重社会式文化的时间向度（也就是时间性）”。我的这项研究取后者的学术立场，从人类学的角度对石龙坝水电站作为物的历史进行考察，进而探寻物的历史中所贯通的人之思想变迁。

马林诺夫斯基开创的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使得人类学成为一种必须做大量实地研究才能形成研究成果的学科，但由于过多地强调实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研究对象的历史意义。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种由于历史的缺失影响到对文化现象认识的深刻性问题才被人类学界重新认识到。实际上，文献研究与田野工作并不是相互对立的，注重文献资料研究的历史学强调在时间的过程中动态地把握对象，这能够促使主要以在空间与结构方面展现社会生活的人类学研究具有历史的深刻性。如上所述，石龙坝文化场景可以为我们做历史人类学研究提供最便当条件，为此，本书主要采用了田野调查和文献分析两种研究方法，同时兼顾时间（历史）和空间（文化），在研究的过程中不断地运用人类学整体观在田野中寻找历史，在历史中解释现在。

首先是田野调查方法。水电的空间叙事是石龙坝人在石龙坝这个具体场景中展开的，为此研究首先以石龙坝人及其所生活的文化场域为对象，运用参与观察法和深入访谈等田野调查方法。我从2010年8月到2012年3月在昆明陆陆续续地做了一年多的田野调查。首先，为了对石龙坝初建时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有更真实的了解，分别到云南讲武堂，滇越铁路沿线的昆明、蒙自碧色寨、开远、个旧，还有个碧石铁路沿线进行了实地田野调查。其次，在石龙坝做田野调查期间，除了对石龙坝发电厂在任和前任的多位厂长、书记、中层管理干部和普通工人进行深入访谈外，还对许多不是石龙坝发电厂正式员工却一辈子是石龙坝人的职工家属做了深入访谈。最后，记录了几代工人的口述史，其中比较注意捕捉工人的日常生活史，补充官方的历史文本中所忽略的民间记忆，因为“历史的主要部分本就是这些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的记录和记述”。一方面我从中获得了当代石龙坝人自己生动而直接的具体资料；另一方面也了解到了几代石龙坝人传承下来的关于百年石龙坝的大量传说、信仰和其他资料。实际上，我对石龙坝人进行访谈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参与观察的过程，我跟着工人到工厂上班和值夜班，到田里种菜和施肥，在参与观察中获得了大量亲身经历、直接感受的有价值资料。这些资料经过甄别和梳理后，为本书论证主题提供了鲜活翔实的素材。

其次是文献研究方法。百年石龙坝的文献作为物的文化史的信息资源与知识载体，不仅是云南工业活动的历史见证，而且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作为文化遗产具有丰富内涵。这些文献分别保存于云南省档案馆、昆明市档案馆、昆明市工商联档案室、南方电网云南公司档案馆，其中有部分资料被编辑成云南文史资料藏于云南省图书馆和其他图书馆。在这些文献资料收藏机构中，我通过对石龙坝文化遗产相关文献的收集、鉴别、整理和研究，并与田野调查资料进行比较分析，在历史场域和文化空间中对田野材料和文献材料进行解读，以找到新视角并理解所研究对象的“历史性”价值和“现实性”意义。更重要的是通过对文献的掌握来还原百年石龙坝人所生存的文化场域及其历史过程。也正是在这种对大跨度时间进程的驾驭中，实现了历史资料与现实资料的印证和互动，在历史性与现实性交织的时空中理解物所承载的文化的变迁，使这项研究最终能以综合分析方法提出“传世主义”与“现世主义”及其关系的创新性概念。

1.4.2 范式转变

本文通过对百年石龙坝水电站的田野调查过程，深刻反思以往人类学研究中以研究者为本位而将研究对象当作研究工具的索取式田野调查范式。为了打破这种索取式的阈限模式，本研究提出主体间际分享的田野调查范式，将研究对象看作与研究者平等的主体；主体间际的分享是心灵互相沟通和指引，是共同发现遮蔽在快速的物化社会下的生活的本真样貌的历程。

在石龙坝的田野调查所经历的从“他群”到“我群”的艰难过程，激发我重新凝视田野中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我受传统田野调查范式的影响，在初期的田野调查中急于从研究对象那里获得所需要的资料，理所当然地将对象当作资料的来源。在刚到石龙坝田野时，为了使得研究对象很好地配合和完成研究任务，我刻意与研究对象拉近距离，以获得更真实的田野材料。这种将研究对象当作研究工具的“研究者本位”的思想，使得研究者变成了想方设法获得调查材料的“索取者”，这样让研究对象感觉到我急于从他们那里获取对我有价值的信息，所以他们常常会用缄默或者拒斥来面对我的索取。

传统的田野调查范式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索取式的理念，是以主体和客体、主位和客位二元对立的关系模式为基础和前提的，它无法超越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鸿沟而深入到两者共同的本源之处。正像女性主义田野工作者所分析的那样：想要了解研究对象，研究者必须将她们看作人，她们与我们一起创造对生活的阐释。现象学家舒茨也认为只有从日常生活世界的意义出发才能超越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二元对立，他认为我们所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是主体间际的世界，即人和人是互为主体的，“即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主体间际的文化世界。它之所以是主体间际的，是因为我们作为其他人之中的一群人生活在其中、通过共同影响和工作与他们联结在一起，理解他们并且被他们所理解。”主体间际也是一种研究视域，这种研究视域不将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看作主体与客体、局外人和局内人、自我与对象相互对立、相互外在的关系，而是相互生成、相互内在和相互依存的关系。在本研究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主体间际的互动是一种心灵分享活动，是主体与主体之间分享着生活、信仰、情感、态度、思想和对意义的诠释，分享不在于达成共识或同一，而在于尊重对方、了解对方、求同存异、相互交融、共同建构有意义的世界。

经过田野的凝视，我开始转变在石龙坝的田野调查范式，变索取为心灵分享，这种心灵分享是主体间际的平等分享。石龙坝人对我的女博士生生活很好奇，有的工人问我：“你们博士是不是整天只知道学习，不会做饭，也不懂生活？”我和他们分享我的博士生活、日常的爱好、在家里如何做饭、我的情感、态度和生活理念等，他们也和我分享他们的情感、思想、信仰等，还分享他们的知识。田野中的知识生产人类学研究者并不占据主导地位，更没有特权，恰恰相反，分享也是一种知识的互相生产。不仅研究者具有人类学知识储备，而且研究对象有他们的人类学知识，他们的自我认同有一部分来源于这些知识。

分享生活的过程，使得我更细致地体察和理解石龙坝工人的文化、情感、思想、信仰，还有他们对待生命的态度和诠释生活意义的方式；同时田野也是一面文化透镜，让我凝视自我，反思自我，重新发现生活的意义，正如人类学家拉比诺所说的那样：“通过对他者的理解，绕道来理解自我”。

经过我多次和工人们分享工田野调查的感受，他们越来越了解我，也越来越喜欢参与研究，“你调查得怎么样了？”成了他们见我时的口头禅，一旦他们又回忆起什么就赶紧给我打电话，还在家里努力找以前工厂里的老古董让我拍照，并给我讲老古董的故事，涉及一些他们认为重要的人物时，他们积极主动地帮我联系能不能上门做访谈，联系好后我就去，有时候我自己去，有时候他们带着我去，为此我找到了在云南安宁市、楚雄市、昆明市等地的老工人，并到他们家里访谈。每次他们都会很关心地问我访谈的收获，如果有收获他们会和我一起高兴，没有收获他们会和我一起沮丧。有的工人还跟着我到我昆明的婆婆家里玩和吃饭，然后在昆明一起逛街和买衣服、聊天。通过分享他们也了解了我的田野，常师傅这样总结说：“你的田野调查并不高深，就和我们养护机器、养护土地那么自然，只是一项工作或者一种乐趣。”

通过主体间际的分享，我发现在石龙坝人的生活世界里有两种时间观，白天是围绕着水轮机和发电机的标准工业时间，下班后是围绕着农历的自然节气和农作物的耕作周期转动，所以他们说自己是半工半农。时间和生命对他们来说既是直线的又是循环的。在车间里他们的情感是被压缩的，在田地里他们是释放的，他们坦诚地将这两个自我和我分享，他们也分享了学术研究中的我和生活中的我。石龙坝的工人尽管因为电厂的衰落日子过得艰难，但是他们保持着一种人与机器、人与土地不是索取而是分享的心态。不发电的日子、发不起工资的日子，他们也会细致地维护和擦拭运转了一百多年、几十年的那些水轮发电机，像对待宝贝似的对待它，与它共患难共荣辱，面对着机器默默地将自己心里的酸田苦辣说给它听，所以他们创造了世界的奇迹，他们的第一台老水轮发电机经过了一百多年还在正常运转，连生产它的德国人看了都为之惊叹。工人们对土地也是持这样分享的态度，不是全部地索取它的果实，收获了甜玉米他们会和土壤里的虫子分享，虫子也会分享，它会为人消灭掉有病虫害的植物。老王师傅是这样说他们的生活态度的：“不能老向土地要食吃，不能老向机器要电发，土地和机器和人差不多，也有情感，也会生病，你对它们好，它们才会对你好哩。要把一些东西留给它们养着，不能人都夺走。”人和土地、人和机器、人和人都不能只索取，要分享，只有养土地，养机器，养周遭的生命，才能养人，人和人分享才能有乐，这就是石龙坝人朴素的分享信念。

石龙坝人朴素的分享信念也启示我们在田野中要不时地反省自己的角色位置。以往索取式的田野调查范式其实以研究者为本位，以研究主体/研究客体、主位研究/客位研究、局内人/局外人等传统的二元关系为模式，为田野调查设置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交流的阈限；而本文提出的分享式田野调查范式中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不是二元对立关系，双方是主体间际的关系即是平等的主体，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建立的不是主体对客体的索取关系，也不是“我”和“他们”的关系，而是“我们”之间的主体间际关系。“通过这样建立起来的我们关系，我们——向我讲话的他和倾听他讲话的我——都生活在我们共同的生动的现在之中，都在这种沟通过程中、并且通过这种沟通过程被引向应当认识的思想，我们是一起变老练的。”在“我们”之间的分享中，彼此将对方看作与“我”一样有着思想、情感、信仰、意识、行动的平等的主体，“我们”之间敞开心灵，通过分享进入彼此的内心，相互理解和相互丰富。

我在石龙坝电厂的田野经历了由索取者到分享者的转变，在刚进石龙坝的时候我脑海里是带着上文提到的那些二元结构框架，急于从石龙坝人那里收集到自己所需要的资料和信息，在田野中是一个带着研究者本位思想的索取者，由此也陷入了田野调查的困境。在经过深刻反思之后，我开始了主体间际分享的田野历程。石龙坝的车间、田里、工人家里、厂区周围、附近集镇等空间都变成不同文化的主体之间分享的场域，我也越来越进入石龙坝人的生活世界。随着分享的增多，我发现主体间际的分享是跨越这些二元阈限的桥梁，“心灵的共同性和共享性隐含着不同心灵或主体之间的互动作用和沟通，这便是它们的主体间性”，只有主体间际的分享才能体察和洞见研究对象内心丰富的情感世界和他们自身对生活意义的理解和建构，“人是人的镜子，每个人都从他人身上看到自己，也从自己身上看到他人。在主体间的这种相互观照中，既确定了对于自身而言的自我的存在，同时也确认了他人的自我的存在”。我在石龙坝的田野调查中的分享过程，也让我不断地内省和反思人类学者在田野中的位置，重新审视和认知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认识田野调查本身的性质。我们不是在田野调查中寻找或索取我们要的资料和信息，而是通过心灵分享洞察田野中生活表象后面的意义；田野调查不是发现某种文化表象的存在，而是探寻不同文化背后的人性的共同本质；而主体间际的分享不仅是一种“我群他群一体”的情怀，而且是一种交流、对话、体验和理解的实践，是互相了解对方，通过对方观照自我、发现自我、赋予自我新的意义的心灵历程，也是互相沟通，互相指引，共同发现遮蔽在快速的物化社会下的生活的本真样貌的生命历程；同时主体间际的分享也是新的社会历程，在同一时空中不同文化带着各自的惯习和特质相互对话、相互碰撞、相互融合，为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建构多棱镜、多向度的共享世界。

1.4.3 逻辑结构

本书的研究逻辑是从人类学的整体观看待社会文化及生活于其中的人群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人-物”的关系在历史进程和文化空间中的变动充分地展现社会文化的不同面相和历史纵深度。为此，研究的出发点首先是探讨研究对象的社会和历史基础，进而对其形成的动因与发展过程做具体展现和深入分析，最终提出相应的分析研究结论。基于这样的安排，本书的结构共分为如下8章。

第1章，绪论。主要说明了本书研究的问题缘起，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对有关物的研究从中国古代的物的研究、现代西方和中国的物的研究做了文献回顾，并在此基础上指出本书关于物的研究的特点所在。此外，还说明了所采用的历史人类学视角，田野调查和文献分析两种方法在具体研究中相互交融。

第2章，近代云南的社会与历史场景。主要探讨了石龙坝水电站缘起的社会和历史背景。通过对云南的社会历史和滇池文明发展的考察，寻求在云南能够产生中国第一座水电站的社会历史原因。本书对中法战争、洋务运动和辛亥革命做了历史考察，认为它们是这座水电站缘起的重要社会历史因素，而滇池文明的发展是水电站缘起的地缘基础。

第3章，实业救国与文化自觉。着重从石龙坝水电站的具体动因和创建场景考察，展现在当时外患内忧的历史条件下，云南地方官商士绅百姓如何在国家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自救图强，通过商办水电实现“耀龙”救国和兴国之志。本书重点通过对主要人士的策略及其运作过程的展现来说明第一座水电站创建的艰难。

第4章，石刻与水电。主要考察了耀龙电灯公司建设水电站的过程和初创时期的一些具体特点，其面向全球招标购买机器设备、面向全国招聘技术巧匠的具体过程以及在社会各界齐心协力的努力下中国人建设自己第一座水电站的心态和方略，人们将建水电的过程都详细地铭石为记，以实现“三不朽”的思想。在此基础上从中国文化传统的传承理念、信仰及其仪式对石龙坝人的精神做了分析。

第5章，油灯与电灯。主要展现了人们固守点油灯的传统，对闯入传统生活图式中的电灯所表现出的畏惧排斥，凸显两种文化现象冲突中民间文化惯习的作用；同时也对电站管理过程中两种文化的相融相斥做了展现。意在说明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本土文化会对部分外来文化加以融和、扩散并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推行，这有助于促使民间文化惯习改变，但文化的内核部分的价值观和信仰等始终在影响着人们生产与生活的方方面面。

第6章，国家命运与工人身份。主要探讨的是工人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作为现代文明重要推动者的产业工人是在大历史中形成的，耀龙公司几次所有制的变更与国家的命运与抉择休戚相关。工人的身份也与大历史的发展进程紧密联系，在新中国工人阶级作为推动现代文明进程的力量被整合进了“单位制”的国家体制之中，工人成了“公家人”。

第7章，制度变迁与传统再造。通过制度变迁与文化传统来展现国家的制度安排与工人身份的变化。在国家新的制度安排背景下，石龙坝人的生产与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在对“不公平”进行抗争未果之后，他们现实地回归亦工亦农的生活，既往已经落寂的传统信仰重新复出，并且成了公开的秘密。同时石龙坝人也通过发掘石龙坝的文化资本促进其转型，石龙坝水电站2006年被国务院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被昆明市命名为“水电博物馆”。

第8章，结语。在石龙坝人百年实践变迁过程中，现代学术语境中所谓的“国家-社会”“工人-农民”“大传统-小传统”“人-物”等的关系并不泾渭分明地对立，而呈现为一种“钟摆运动”。石龙坝人在历史和文化变迁中根据社会情境的变化建构和运用他们的“意义理性”，编织他们生产和生活的“意义之网”，在巨大而快速的物质世界变迁中寻找自己的身份和价值。从“志-物”关系视角看，其表现为从“传世主义”向“现世主义”的变迁：前者作为文化流传递的并不仅仅是物品，它还向后代传递祖宗的信仰和诠释生活的内在方法，使得过去与现在绵延。20世纪90年代以后，石龙坝人由“传世主义”向“现世主义”转变，这是石龙坝人在巨大的历史变迁和快速的社会转型中结合自身的情境所做的文化调适的努力。

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使得石龙坝人相对一致的文化图式被打乱，他们难以维持原有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模式，地方社会秩序与外在大社会秩序日趋交织和混淆。但是物质生产和生活的改变并非意味着物所承载的意义的断裂，“传世主义”“传世主义-现世主义”“现世主义”等与个体或集体不同的联结，经由大社会的变迁、工厂的转型和个体不同的生命辗转，在人与物的互动沟通上呈现多元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