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近代云南的社会与历史场景

2.1 水电站兴建的历史背景

2.1.1 中法战争与云南近代化

中国第一座水电站的缘起与中法战争有着紧密的联系。云南近代工业文明的进程不是起始于鸦片战争，而是深受中法战争的影响。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地处高原，山高谷深，其中山区、半山区约占全省土地面积的94%，坝区及平原仅占6%左右，古书上称之为“蛮夷之地”，因为高山峻岭的阻隔，云南的社会发展很缓慢。19世纪下半叶的鸦片战争冲击了中国的东南沿海及内陆的大部分地方，但对云南的影响很小，直到中法战争，云南才开始了近代社会结构的变革。

法国对中国云南觊觎已久，“自拿破仑三世以迄十九世纪季年，其积极谋以印度支那为根据，通中国西南诸省之政策，始终一贯，未尝变更”。19世纪80年代，法国想占领中国的藩属地越南，并企图打通红河入侵云南，夺取中国的西南边疆，在亚洲建立殖民帝国。清同治十二年十月（即1873年11月），法军占领了越南的河内等地，并向驻守在越南北部的清军发起进攻，1882年逼近越南都城顺化，越南政府被迫和法国签订了《顺化条约》，越南变成了法国的保护地。接着，法国逼迫清政府放弃与越南的宗藩关系，提出在越南划出一个中立区将中国驻越南的军队撤出，并将云南作为商埠向法国开放，为法国打开云南门户提供便利，此举遭到清政府的拒绝。面对法国的殖民扩张和侵略问题，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分成了主战派与主和派，主战派以曾纪泽、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主张出兵越南，增兵西南支援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抗法；主和派以掌握着清政府军事和外交实权的李鸿章为代表，认为中国为越南与法国开仗是“火中取栗”，主张边境御敌。就在清政府在两派之间摇摆不定之时，法军即于1883年12月14日进攻驻扎在越南山西的中国军队，清政府被迫应战，中法战争正式爆发。

中法开战后，清政府命令云贵总督岑毓英率滇军出关抵抗法军，由于清政府财政困难，滇军军饷奇缺，将士在半饥饿状态下抵抗法军，军情紧急，“岑毓英饬昆明各汇号借饷银六万两，皆以为难，无敢应者，兴斋挺身而出”。兴斋即王炽。王炽字昌国，号兴斋，是清末云南金融业的创始人，近代云南最大的票号同庆丰的创办人，也是后来中国第一座水电站的创办人王筱斋的父亲。在中法战争中，同庆丰票号以国家安危为重，先后四次垫支巨款，总金额高达60余万两，解决了清军的物资供应与后勤保障问题，使得中国军队屡次挫败法军的进攻，取得宣光、临洮等关键战役的胜利，战争胜利后，云贵总督岑毓英为同庆丰票号赐匾额曰“急公好义”。

中法战争中中国各族人民积极抵抗法国侵略军，驻守在广西的清朝老将冯子材率领将士奋勇抵抗法军，1885年3月取得镇南关大捷，并且收复了凉山。在云南，刘永福的黑旗军率领河口、金平等地的各族人民英勇抵抗法军，成功将法军逐出了云南的东南边疆。中法战争期间，云南各族人民纷纷出钱出力支援，对于战争的胜利功不可没。就在中国军队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由于清政府担心会引起国内的“民变”和“兵变”，危及清朝的统治，所以求和派提出“乘胜即收”，1885年4月慈禧太后颁布了停战的诏书。1885年6月9日清政府与法国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条约中清政府不仅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而且同意了向法国开放云南、广西两个边界通商口岸，条约共十款，其中第五条规定法国“所运货物进出云南、广西边界，应纳各税，照现在通商税则较减”；第七条规定“由法国在北圻一带开辟道路，鼓励建设铁路……日后若中国酌拟创造铁路时，中国向法国业此之人商办……”。中法战争之后，这些规定不但为法国打开了云南和广西的门户，而且为法国以后取得滇越铁路修筑权埋下了伏笔。

中法战争后法国在云南的蒙自、思茅和腾越（现在的腾冲）等地开埠通商、设立洋行、开采锡矿、修筑铁路等，将世界殖民主义经济体系扩张到中国内陆边疆。云南自鸦片战争以来没有受到西方近代化的影响，但是中法战争在客观上打破了“从沿海到内陆”的近代化发展规律，使得云南成为中国内陆较早实现近代化的地区。

2.1.2 滇越铁路与工业文明

法国在云南开埠通商后，发现云南山势险峻、江河纵横，交通阻隔，通商非常不便。为了更快地掠夺云南矿产资源和打开云南市场，法国亟须打通一条交通通道由外部直达云南腹地，当时法国驻越南总督都墨向法国政府主张：“云南为中国天府之地，气候、物产之优，甲于各行省，滇越铁路不仅可扩张商务，而关系殖民政策尤深，宜选揽其开办权，以收大效。”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法国照会清政府：“中国国家允许法国国家或所指法国公司，自越南边界至云南省城修筑铁路一道。”对此照会，清政府答复“可允照办”。自此，法国取得了滇越铁路的筑路权。

滇越铁路全长855公里，南起越南海防，经老街入云南河口，中经蒙自、开远抵达云南府（昆明）。分为南段和北段，又称越、滇两段：南段（越段）自越南的海防，经河内、安沛到中越边境的老街，1901年开工，1903年完工，长389公里；北段（滇段）在中国云南境内，法国人原计划从西线修建云南境内路段，西线是从云南河口向北沿着红河经蒙自、建水、玉溪、晋宁最后到达昆明。但在对路段的勘测中由于地势险峻和沿线当地人民的反抗，法国放弃西线，改为修建东线。1904年动工，从河口向北沿着南溪河，经蒙自的碧色寨、开远、宜良、呈贡而至昆明，轨距为一米的窄轨铁路，全线长466公里，工程艰巨，其中人字桥最为险要，洒满了中越两国工人的血汗。整条线路南北海拔高差1807米，穿越了12个少数民族聚居区，有隧道158座、桥梁773座。1910年4月1日滇越铁路通车，通车后被世界称为“继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后的世界第三大工程”。铁路的路权属于法国，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中法会订的《滇越铁路章程》第三十四条规定：“中国于八十年期限将满，可与法国国家商议收回地段铁路及铁路一切产业。”

滇越铁路为法国殖民体系在云南的迅速扩张提供了条件。通过滇越铁路，法国掠夺和运输云南丰富的自然资源，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云南的经济。但客观地看，滇越铁路引进了西方工业文明的要素，促进了云南对外交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滇越铁路建成以前，马帮运输是云南的主要交通手段，“云南地处高原，崇山峻岭，交通不便，久有山国之称，虽金沙江上游经过云南，但水流湍急，险滩甚多，也无法通航，因此，内地交通运输，主要依靠马帮驮运”。最短的滇川土路——从昆明到四川宜宾——马帮运输也要21天，1890～1909年是云南马帮的鼎盛时期，滇越铁路通车后，从云南府到越南海防转到北京只需要11天，马帮也逐渐衰落。因此，滇越铁路加速了云南人与外部社会的交往和联系。2010年8月我寻访到滇越铁路的起点即云南昆明的塘子巷时，生活在这里的86岁李大爷回忆说：

塘子巷就是滇越铁路的起始站云南府站，我的老爹（爷爷）当时就在滇越铁路上上班，亲眼看到过1910年在这里举行的通车典礼。并见证过云南的锡矿和土特产例如茶叶、药材、蚕丝和皮革等通过铁路运往国外，外国的洋货大到汽车、机器设备，小到棉布、香烟、针线盒等通过铁路运进昆明的景象。

通过以上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滇越铁路推动了云南的进出口贸易，这一点在《续云南通志长编》中得到了印证：“云南山岳盘结，交通梗阻，故在滇越铁路未通以前，进出口货物量与值均甚微小。迨滇越路成，交通称便，于是对外贸易，乃得顺利发展。”

除了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滇越铁路还唤醒了云南人的民族自觉。当时的云南人看到滇越铁路带来的经济效益和为了防止法国势力在云南的扩张，决定自建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1912年（民国元年）3月，“李光翰等联名上书云南军都督蔡锷，倡议修筑个（旧）蒙（自）临（安）屏（石屏）铁路，蔡锷极表赞同”。这条铁路被称为个碧石铁路，于1915年开工，为了不让法国人的米轨火车驶入，路轨仅为“0.6米的寸轨”，而滇越铁路路轨的宽度为1米，故称米轨。为了修路，云南的矿主、乡绅自愿集资，连铁路沿线的百姓也尽其所能，最小的股份是一块大洋，经过21年的艰辛修建，1936年个碧石铁路竣工通车。2011年11月12日我沿着个碧石铁路沿线寻访个旧车站、鸡街车站、碧色寨车站，个旧车站已经被商业区覆盖，只剩下一座老式站房，鸡街车站撤下的寸轨被丢弃在铁路的一旁，只有斑驳的老车站还回望着那段历史。而蒙自的碧色寨火车站由于是滇越铁路和个碧石铁路的交会处，滇越铁路的米轨还在运行，但现在一天只有几趟货车通过。当地人告诉我，新修的昆河准轨铁路已经要通车了，货车也会很快停用，个碧石铁路的寸轨早就被拆掉了。一位个碧石铁路的退休工人普师傅回忆说：

听老人说以前人们叫个碧石铁路上跑的小火车叫铁牛，不知道为什么它能拉人还能拉锡（锡矿），后来人们乘坐小火车次数多了就离不开了。那个时候从鸡街到个旧县城唯一的出行工具就是小火车，小火车开得很慢，跑上三四个小时才到个旧县城，小火车过隧道时，有的人嫌慢，当时火车靠的是煤，还有人闻不惯煤烟味，就跳下车爬上坡，等到火车从隧道里钻出来，再上火车接着走。遇到赶集或过年火车里过道上挤着的都是人。鸡街附近山区的人带上土特产从鸡街坐上火车到个旧县城卖，再从县城换回洋火、洋碱（肥皂）、洋布、洋油（煤油）等洋货。有钱的人也会在碧色寨车站转乘滇越铁路到昆明，那里不仅可以看到洋楼和洋车，而且洋货的种类比个旧多多了。我是在火车的汽笛声中长大的，记得我小时候跟着我爹坐过个碧石铁路的寸轨小火车，小火车座位很硬，是木板的，车厢里混合着各种臭味，车开的时候，咣当咣当地响一路。我也跟着我爹坐过滇越铁路的米轨火车，碧色寨是米轨和寸轨交会的地方，人要在这里转车，货也要通过这里转运到其他地方，我们就是在碧色寨上了米轨火车，车厢比寸轨车厢宽，铁路是悬在空中，火车开过人字桥的时候，能听到下面激流咆哮的声音。我爹和我讲过他小的时候看到滇越铁路一路上从河口、开远、个旧、蒙自的碧色寨到昆明等地都有很多洋人，好像有法国人、希腊人、英国人、日本人等，每个地方都有洋人街，而且还有酒吧和洋行。洋人运来的各种先进的机器设备和稀奇的洋玩意儿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从以上当地人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出滇越铁路和由其促生的个碧石铁路不仅改变了云南的对外交通，而且西方的工业技术、机器设备、商品和生活方式也冲击着当时云南自给自足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在分析近代欧洲工业化的历程时，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指出：“工业革命就是从木柴和木炭的文明过渡到铁和煤的文明。”滇越铁路的开通，将西方工业革命的车轮也开进了云南。这种由滇越铁路带来的工业革命会对云南当时的社会生活形成冲击，这一点已经被云南石屏人袁嘉谷所预料到，他是云南历史上唯一的状元，曾参加过维新运动，也是后来建造中国第一座水电站的推动者。1910年10月袁嘉谷乘坐滇越铁路火车回故乡石屏，不到半个月就到了家乡，而当初他从家乡去北京赶考时花了两个多月时间，袁嘉谷在感慨之中赋诗曰：“新生事物多折难，说三道四两极反；云滇谁说无前路，列车尽头尽曙光。”虽然云南近代化的开端一般被认为是中法战争后蒙自、思茅和腾越等地的开埠通商，但工业文明的显现是在袁嘉谷所预料的滇越铁路开通之后。1910年以后源源不断的西方工业技术、设备和产品从世界各地被输入昆明，进而扩展到西南和其他内陆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