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以载志:中国第一座水电站的历史人类学考察(1910~2012)
- 赵晓荣
- 5字
- 2020-08-29 00:23:59
第1章 绪论
1.1 研究缘起
我的工厂像一本很厚很厚
缺角 卷边 泛黄的大书
沉重的内核及其破损的美
只有我能看见
没有谁愿意也不能将它翻动
这是我于2010年在石龙坝水电站做田野调查时,从一位工人布满灰尘的日记本上摘录的一首诗中的一节,他说他是从一本杂志上抄的,这首诗和他们厂,还有他们自己对工厂的感情特别贴切,打动了他的心。当我在他的日记本上看到这首《我和我的工厂》的诗的时候也怦然心动,它牵引着我用人类学的“文化透镜”一页页翻开石龙坝这本百年“大书”,探索它文化变迁背后的奥秘。
本书选择研究石龙坝是出于偶然,2010年夏初的时候我打算做有关“滇越铁路”的研究,因为滇越铁路承载了百年的历史。当我2010年8月19日从北方到云南昆明调查滇越铁路时,遇到一位昆明的老水电人,他说没有滇越铁路就没有中国的第一座水电站——石龙坝水电站的建成。石龙坝水电站到2010年已有100年了。与滇越铁路不同的是,石龙坝水电站是中国的商人自己集资创办的。滇越铁路是法国投资创办的,但是滇越铁路名气很大,而很少有人知道中国第一座水电站在云南石龙坝。滇越铁路几乎都停车了,看不到老火车了,石龙坝水电站却还在运转。他去过石龙坝水电站很多次,工厂、建筑、车间、机器大都还是百年前的老样子,更神奇的是100年前的机器现在还在良好地运转。这个老水电人的讲述激发了我的兴趣,我思考着从清末到民国、从抗战到新中国成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机器到工人,水电站的百年背后蕴含了多少有关物、工人和文化的故事。我迫不及待地向他打听好石龙坝的地址和坐车路线后,就从昆明的小西门坐上17路长途车到安宁市,再从安宁市坐私人中巴25路到安宁的甸基村下,随后从甸基村沿着土坡步行半个小时,一边走一边问人,最后终于找到了石龙坝。当走进石龙坝发电厂的时候,我诧异、惊奇,怀疑自己走错了路,“一颗印”式的四合院办公楼挂着“水电博物馆”的牌子,古色古香的天井、镂花门窗、立柱、飞檐、碑刻都显示着这里传承了上百年的文化。整个厂区肃穆宁静,如果不是听到第一车间百年老水轮发电机轰隆隆的运转声,我还以为到了古代的庙堂。当一位工人师傅指引着我进入水电博物馆二层的展览室时,那些发黄的档案、古旧的文物静谧地躺在玻璃柜里,吸引着我走进石龙坝的百年历史去探寻它们缄默的外表下所隐藏的历史的生命力。但是不是就以石龙坝为田野点?我有点举棋不定,主要是我已经花了一些时间在滇越铁路上。后来我回到学校后将调查的滇越铁路和石龙坝水电站的初步情况向业师庄孔韶先生汇报,庄先生仔细地听我说田野的情况,他以人类学家敏锐的眼光建议我以石龙坝为研究的田野点,因为滇越铁路通到越南,越南这一段调查起来很困难,而石龙坝是典型的中国工厂,与中国社会的变迁紧密相连,更具有研究的意义。先生悉心地将他做田野研究的法宝向我传授,为此我坚定信心将石龙坝水电站作为研究对象。当有的同学问我的田野点在哪里时,我告诉他们在石龙坝,当他们得知其是云南昆明市的一个工厂时,还很困惑地问我为什么不选择人类学的传统田野点——少数民族或乡村社会。
“何处是田野?”常常会听到人类学家或人类学的研究者这样追问。人类学的传统往往认为那些初民社会、异族社会和乡土社会才是人类学的田野,而常常对城市的工业文化遗产视而不见。甚至故意与城市保持距离,生怕被人贴上“非人类学”的标签。由于工业化的飞速发展,人类学家却又往往在寻寻觅觅中叹息他们(她们)所钟情的田野在不断缩小甚至消失。应该说,石龙坝水电站是典型的中国工厂,与中国社会的变迁紧密相连,更具有研究的现代意义,是当代社会的重要“田野”之一。
费孝通在《继往开来,发展中国人类学》一文中指出:“人文世界,无处不是田野。”黄剑波在《何处是田野?——人类学田野工作的若干反思》一文中主张:“作为主要关注文化差异性的学科,人类学不仅可以在异邦和乡野展开研究,也可以在家乡和都市进行田野工作;不仅在地理意义上的田野地点中调查,也可以在历史和社会场景意义上的事件、文本、机构中进行分析,从而为认识自身,认识人性提出独特的洞见。”
本书正是从“人文世界”的视角,在“历史和社会场景意义上”选择中国第一座水电站——云南昆明石龙坝水电站作为田野考察对象。石龙坝建于1910年,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了,百余年的历史使得现在的它具有了多重身份,除了依然还是云南的发电厂,还被国家命名为中国现存的九大近现代工业遗产之一,并且整个电厂被国家命名为“水电博物馆”。石龙坝位于昆明滇池的出海口螳螂川的上游,因为交通不方便,石龙坝在某种意义上是“文化孤岛”,保留了中国工厂的很多特点,同时又因为电厂里有农田,很多工人出身农民,所以又具有了乡土社会的一些特点。本文通过在石龙坝的田野的过程和经验对传统索取式的田野调查范式进行反思,不仅将田野看作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或研究工作,而且将田野视作生活本身,通过主体间际的分享重新发现和思考田野中研究者的位置、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关系,从而为认识他者、认识自我、认识百年工厂变迁中的人性的多元形貌提供一种“路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