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记得6年前，赵晓荣约我讨论她的博士论文选题时，表达了要做文化遗产方面的研究题目，我非常赞同。只是，我提醒她一定要恰当选点。果然，她选的田野点是云南昆明滇池边的石龙坝水电站，这是一个“非传统”的城市文化遗产，而且仅有百年历史，因此，这是一项并不多见的工业文化遗产考察。

赵晓荣从石龙坝现存的大量遗迹，尤其是那三座百年碑文，以及今天仍在发电的水轮机之间所呈现的文化链接中，进行了这样的阐释：当年石龙坝人自觉办电的行为不单单是以往历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因受西方工业文明濒临城下的一种“冲击-反应”行为，更是一种“被动中的主动”意义上的“文化自觉”行为。当年，石龙坝电站的建设者，无论是政府官员、商贾大亨，还是普通人，面对列强的入侵，均体现了“匹夫有责”的强国热情与民族意识，这在每个人身上都得到充分体现。显然，百年前，石龙坝人在精神方面的追求是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所熏陶，云南官绅商庶外争主权和内争民权的自强壮举，是他们当年立德、立功和立言之不朽践行，这种精神跨越时空一直延续到今天。文化资本存量随着社会文化变迁、时间的流动和行动者的实践或多或少地会发生变化，但不论怎样变化，都改变不了文化资本在世代之间的“传承性”。今天，石龙坝的许多物件已经具有了活的文物的意义，其整个厂区就是一座开放式的博物馆，石龙坝的精神与象征仍在后来的几代人中传承着。

赵晓荣立足当下，在田野中追求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又在历史中对田野资料加以印证，从而使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座水电站的百年历程，在当代石龙坝人的生活场景以及那些泛黄的档案中得到了鲜活的呈现。赵晓荣不仅将田野看作人类学例行研究园地，而且将田野视作生活本身，通过主体间际的分享重新发现和思考田野中研究者的角色、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关系，从而为认识他者与自我、认识百年工厂变迁中的人性的多元形貌提供一种“路径知识”。

赵晓荣以“人类学的文化透镜”观察石龙坝水电站的历程是循着一明一暗的两条逻辑运行的。明的逻辑是国家的逻辑，暗的逻辑是石龙坝人的逻辑即社会的逻辑，这两条逻辑在石龙坝人的实践中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做“钟摆运动”。在这种动态平衡的“钟摆运动”中，石龙坝人通过运用种种象征符号赋予日常生产和生活的世界以意义，使物质世界变成象征化的意义世界。同时，石龙坝水电站百年历程中物所承载的人的思想之变迁，从“人-物”的关系视角理解，表现出“传世主义”向“现世主义”的变化。“传世主义”中传承的物不仅是物质遗产，而且是一种历史遗产，是在祖宗和后代之间通过物的传承构成的一股文化流。这股文化流传递的并不仅仅是物质文化，同时还向后代传递了先人的信仰和诠释生活的内在方法，使得过去与现在绵延不断。而传世主义向现世主义的转向也在揭示物质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经由社会结构中的人与物之互动而生发和转变的。

赵晓荣对我讲，她在石龙坝的调研环境一度极为困难与无助，但她的执着与坚持令人感动，她的心血没有白费，我们期待她的《物以载志》早日面世！晓荣一直有自己的学术选择和决断，她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人类学博士研究生学位后，又为拓宽自己的研究领域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做博士后，显然是想把人类学和工商管理学在理论与方法上进行交接，听说她的另一部作品就是这种跨学科的探讨，相信这种跨学科的研究走向会不断地带给她创新观察与研究乐趣，这也是我所希望的。

庄孔韶于北京景山老宅

2016年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