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与先贤

《潮州耆旧集》研究三题

陈占山

摘要：《潮州耆旧集》是明代潮人文章总集，由清代道光年间潮州府学教授冯奉初编纂。所录作者多嗜学之士，耿直守正，勇于进言，怀经国济世抱负和才能且卓有建树，因而深孚人望。《潮州耆旧集》所录各家文章基本上是应对时事而作，内容丰富，广泛触及明代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多经世致用之文。由于战乱及岁月侵蚀，冯氏据以编选各家文章之别集或流传未广，或已亡佚，因此《潮州耆旧集》有较高文献、史料价值。

关键词：《潮州耆旧集》作者群体与内容 文献史料价值

潮人总集的编纂，早在明代就已开始。饶锷、饶宗颐《潮州艺文志》别卷《总集类》就著录有明人编纂的数种总集，如海阳刘志学《东湖胜概集》、大埔邬须明等《邬氏汇刻诗文稿》、饶埙《椿桂集》和潮阳周易《垂徽集》等。而入清之后也出现过一些收录范围包括明代潮人作品的总集，如清初海阳陈珏《古瀛诗苑》、大埔杨天培《潮雅拾存》等。不过，综合来看，上列明人编纂的集子收载范围未广，仅限于一家一姓，实为家族文献的辑录结集；清初所编录数种则又不限于明人诗文。由此，《潮州耆旧集》（以下简称《耆旧集》）应是最早也是目前仅有的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明代潮人文章（不录诗歌）总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长期以来，却罕见学者对之开展专题研究，以至于有关这部文献的许多问题，目前尚缺乏系统、专门的论述。本文拟聚焦、讨论以下三个问题。

一 《耆旧集》的编纂者及成书背景

《耆旧集》的编纂者是广东顺德人冯奉初，道光年间曾出任潮州府学教授。有关其人的事迹，潮汕本地志书鲜有记载，民国《顺德县志》本传记载颇详：

冯奉初，号默斋，龙山人。嘉庆戊辰恩科举人，甲戌进士，以知县用。道光丁亥，任潮州府教授二十余年，士论称之。殁后，潮人祀于郡学。尝辑《潮州耆旧集》，凡潮郡前明一代人才，网络大略，发微阐幽。己酉，与温承悌等同修县志。生平好考稽掌故，表章遗逸。作陈恭尹传，于独漉忠孝大节尤抉发无遗。通籍时年尚少，以岭外举子赴京道远，每因措赀，支绌不与，计偕与乡中筹捐，设敦雅堂公款，以助公车费。后推广及于生童，应考有卷金，进身有花红金，皆奉初倡之也。

按，戊辰为1808年，即嘉庆十三年；甲戌为1814年，即嘉庆十九年。丁亥为1827年，即道光七年。从现有资料来看，确如传文所说，冯氏“生平好考稽掌故，表章遗逸”，长于撰述。除辑录编纂《耆旧集》外，其所作陈恭尹传，具体篇名应为《明世袭锦衣佥事怀远将军陈元孝先生传》;其与温承悌等人所修县志，即咸丰《顺德县志》。从责任人署名情形来看，冯氏是该《志》主要编纂人。而据民国《顺德县志》卷14《艺文略》，冯氏个人还有《静成堂诗稿》。惜今已不见有关书目著录，疑已亡佚。

关于《耆旧集》编纂的背景和过程，冯奉初曾有较细致的交代：

潮州，古义安郡，岭东菁华翕聚之区也。道光丁亥，奉教授潮州，爱其山川之清雄，与其人士之秀伟，邹鲁之遗风存焉。间与其士大夫游，访昌黎之治绩，溯天水之师资，盖人文秀发已更历数朝矣。唐宋以来，代有闻人，自元历明而益盛。其德业文章载于史乘，可以辉映一时，流声奕世者，未可更仆数。每欲采揽前闻，与邦人士讲习而佩服之。

甲辰（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再任潮州，方伯李方赤先生时观察是邦。既已政教具举，咸与维新。特建赵天水先生专祠，以为阖郡风气之所宗。盖以此乡之先达，作后进之楷模，其事信而有征，其言自亲切而易入。谓宜更敷求前哲格言，为多士旧典时式，于是委奉以搜罗辑选之任。奉向者尝有志焉，今幸哲匠为之提唱，则参互考订，皆将奉箴言而得所折衷，以就正于有道。谨就平日所及见者，推广旁搜，共得二十集。……此固有明一代潮州人才之盛，足以凌跨中州，为山川增色，郡人士所当奉为矩矱，而是则是效，以庶几追配于前闻人也。且读其书论其世，援据古今，权衡时事，则所为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者，亦可于是而得之矣。编成，先生复加厘正而命付之梓，谨为志其书之所由成者如此。道光二十七年丁未仲冬，后学顺德冯奉初识。

如此说来，《耆旧集》的编纂除有冯氏自己对潮州先贤的倾心向慕和职任所关之因素外，还与此时在任的一位上司李方赤的提议、倡导大有关系。李氏，饶宗颐《潮州志补编》为之立传，名煜，字方赤，山东诸城人，进士出身。道光二十三年（1843）之后的数年曾出任惠潮嘉兵备道。应是此职与唐宋时期之观察使相似，所以冯奉初有“方伯”之称、“观察是邦”之说。据传文，李氏“为政宽猛相济，恩威并施”，任上颇有作为：围强梁捕巨寇，平定骚乱，“关心民瘼，剔弊疲，绝苞苴，政简刑清”；又，“素爱人材，留心作育”“规复义学”，由此赢得民心而获很高声望。据《耆旧集·题辞》，李方赤和冯奉初之所以去编纂这样一部明代潮人文章选集，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要为潮人树立标杆、丰碑，即所谓“郡人士所当奉为矩矱而是则是效，以庶几追配于前人”；二是要为履任潮地官员的施政提供参考依据：“且读其书论其世，援据古今，权衡时事，则所为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者，亦可于是而得之矣。”而值得注意的是，李煜令冯奉初编纂《潮州耆旧集》一事，并未写入《潮州志补编》李氏本传，但正如前引冯氏《题辞》所说，此自然也属于这位兵备道“留心作育”之一举措。

就这样，从初任时心仪佩服，到再任后的欣然领命，经历“搜罗辑选”、“参互考订”、“折中”、“就正于有道”等一般文献编纂之固有套路后，冯奉初在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最终完成这部明代潮人总集的编纂，并于成书的同年和光绪三十四年（1908）先后两次刻印。但应是刊载数量不大以及随后战乱不断，原版本已难寻觅，20世纪70年代末，香港潮州会馆据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所藏道光原版影印，是近40年来学术圈中流传最广的版本。而历经多年，吴二持先生完成该书点校，并于2016年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是目前该书最新、最通行的版本。

二 《耆旧集》的作者群体与作品

《耆旧集》共计编选收录明代潮籍20位文人的文章。这些文人具有怎样的群体品格？被选录作品的主要内容如何，拥有什么样的共同特征？以上问题都直接关乎人们对《耆旧集》总体风貌和学术价值的了解和认识。下面，就来对这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考察和论述。

（一）《耆旧集》之作者群体

对于《耆旧集》所收录文章的作者，冯奉初给予嘉许，称其“显晦不同，树立亦异。故或以德行称，或以忠义著；或为朝廷之名臣，或为远方之循吏；或以理学阐明儒先之传，或以边功扬威阃外之域；或和声以鸣盛，或苦节以存贞”。而自总体观之，他们的德业文章，是“可以辉映一时，流声奕世”的。也就是认为，《耆旧集》收录文章的作者都是明代潮州出类拔萃的优秀人物。那么，冯氏的说法是否可以信据？这一节，就针对这方面的问题做集中论述。为便于了解和讨论，现将《耆旧集》收录文章的作者之相关信息，编制为表1。

结合表1，这里先就20家集作者之基本情况略作陈述。自出身观之，除黄一渊外，其他19人都获有科举功名。具体情形是：李龄、王天性、薛雍和谢正蒙4人为举人，其他15人均是进士；而就人生经历来看，他们绝大部分都曾出仕为官，唯嘉靖年间薛雍和明末黄一渊不曾出仕，谢元汴明亡前未仕，南明弘光、隆武、永历三朝，均任兵科给事中；为官者大都兼有京师（包括南京）和地方任职经历，唯王天性和谢正蒙仅任职于地方，萧龙、萧与成、薛侃和林大钦等只有京师任职经历；至于官品，大部分人士在五品以下，唯翁万达、饶相、陈一松、周光镐、林熙春和郭之奇等做到四品以上。其中，以郭之奇、翁万达官阶最崇：郭氏崇祯末年终官为太仆寺少卿（正四品），但南明永历朝官至礼、兵二部尚书，太子太保（从一品），翁氏官至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兵部尚书（正二品）。

在认真搜集和研读相关资料之后，笔者认为前引冯奉初给予《耆旧集》收录作者群体之佳评理据充分，信而有征；他们之所以能够被冯氏自明代潮州庞大的士人队伍中挑选出来，作为本地前贤和可则可效的标杆，确属实至名归。具体来说，这些士人多具以下一些群体品格。

1．多嗜学之士，具学者风范

《耆旧集》收录作者与所处时代一般士子不同，他们大多不把读书和仕进做紧密捆绑，也不以高官厚禄为人生终极目标，而好读书，喜学问，却是他们一以贯之的内在精神追求。李龄“嗜学好问”。薛侃25岁中举后，求学于南京国子监，“惟笃志学问，若将终身焉”。32岁奉母、兄之命，考中进士，仍无意为官，先赴赣南继续师事阳明先生，后返家乡“屏绝外事，拳拳以汲引后学为急务”。家庭语群子弟曰：“人生天地间，舍却为学，更有甚事？务相与砥砺德义而消磨乎气习，是吾望也。”翁万达也极富书生本色，“登第后与同志辈讲谈理性之学，夜分不寐，以此学有本原”；甚至在韬略初露、声名鹊起之时仍做读书之梦：

若区区腐鼠功名，真可唾去。某亦即当比迹古人，返吾初服。故读《闲居》之赋，则叶赏潘生；咏《招隐》之诗，则契幽左氏。况山林无寒燠之世情，诗书有平生之旧好。……安南事已草草结局，俟报至，遣疏丐身，依依桑梓。

萧端蒙“沈静有器，好读书”，唐伯元“质美而好学，毅然以圣贤自期”。

由于“嗜学”、“好读书”，识见自然也就广博。从现有记载来看，《耆旧集》所录作者多具良好学术素养：薛侃“学邃养纯”；翁万达“学无所不窥，一时所与同志讲德，皆海内知名儒者”，又“好讲学议论，皆有儒者气象，非小儒所能及”；唐伯元“学问淹贯”；而周光镐“少承家学，师事永丰吕巾石，为白沙、甘泉私淑弟子，恂恂儒者也”。如果说精儒学通经典，本是科举时代士子应有素养，不足为奇，则《耆旧集》作者群体中不少人士早已突破这种界域，如有载说，李龄“兼通乎医”，林大钦“博通子史百家言”，薛雍“喜参稽天下之务，及天官律历诸书”，林大春“少读史汉，工为古文辞”，“又精字学”：《明中宪大夫提调学校浙江提刑按察司副使崇祀乡贤石洲林公暨宜人孝穆陈氏墓志铭》，《潮州文献丛刊之三·井丹诗文集》卷20，香港潮州会馆，1980年影印本，第7、10页。" />，翁万达、周光镐，乃至于陈一松、郭之奇等人，都以文士而识军事韬略，周光镐等人对于兵家典籍和法家著作也有广泛涉猎和研究。

识见渊博，造诣宏深，就能够敏锐捕捉时代气息，参与乃至引领时代潮流。如薛侃之接受并大力传播王学到潮州，翁万达、林大钦等积极响应并参与其中。周光镐、唐伯元则是甘泉学术的传承者，尤其是唐氏，因其非凡的学术勇气，成为明中后期理学自王学向程朱回归思潮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同时也是潮州学术风气转圜中的关键人物。而在文学上，翁万达、林大钦、饶相、王天性、周光镐等与前后七子中的某些人士以及唐宋派唐顺之、王慎中多有交接往还，唐伯元则与东林诸子关系密切。对潮州境外学术的积极传播研习，以及与国内一流学人的交流互动，意义重大：非但塑造、提升了《耆旧集》作者群体自身的学术品格，而且通过他们，对明代潮州学术风气及社会文化进程也起到引领和导向的作用。

因具学者气质和风范，《耆旧集》收录作者多热衷于著书立说，甚至撰述成为他们一些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以至于无论什么状况下都在持续：周光镐赴京上计，于三峡颠簸万端的船上完成《〈韩子〉选钞》，而为永历政权尽心竭力的郭之奇，“矛戟风波，毒烟瘴雾，皆备历之。然犹著书不倦，行吟自若”。正是基于上述情怀和为之付出的努力，《耆旧集》作者群体得以留下大量撰述（见表1）。尽管这些撰述有许多已经淹没，但作为明代潮人文化的结晶，对于塑造潮人文化性格和精神面貌、宣传潮州、拓展潮人文化在岭南乃至在全国的影响，都发挥过不可估量的作用；它们事实上也早已融入且至今仍流淌在潮人的血脉之中。

2．耿直守正，勇于进言

耿直守正，主要表现就是不阿时好，不附权贵，坚守原则，以名节自持。这是收录作者又一群体特征。如李龄“为人素敦笃不欺，又以行事径直，颇自负其才气，为世所忌”。翁万达“出为梧州知府。咸宁侯仇鸾镇两广，纵部卒为虐。万达缚其尤横者，杖之”。王天性“刚令不阿，绳权贵以法，御豪右维严，名闻远迩而见忌同僚”，而终因揭发丰城令脏事被夺官家居，可依然故我：“居族里间，人有过必面斥之。虽亲厚，有大恶即与绝，愤疾之心，见于言色。”陈一松“生平大节挺然，不善迎当涂意”。林大春“孑然孤立，非其义不苟容”，“时分宜（严嵩）当国，自谓执文柄，凡后进有文名者皆招致门下。其党以缓辞公，公不应”；又，“时新郑（指高拱）掌詹（高拱曾为裕王朱载垕侍讲学士），旦夕大拜。有私人犯法，郡邑皆越法宥之，公独执不听，其人竟伏法”。后林氏仕路不畅，乃至罢归，即与此事有关。由此看来，文献载林氏“官自大行以至学宪，高自抗节，未尝毁方为员，少投时好”，确有根据。其他《耆旧集》收录作者大都有类似故事，恕不赘列。值得注意的是，《耆旧集》作者中，一些人还遭遇改朝换代，而他们都能忠于故国，或勇赴国难，誓死不渝：如谢元汴在明亡后，历仕南明三朝；郭之奇为永历朝呕心沥血，视死如归，长歌就义。或守身如玉，不仕新朝：如罗万杰明亡后，入山归隐；黄一渊“既不遇，晚岁抱节终老，人咸呼为‘黄处士’”10。

所谓“勇于进言”，是说只要事关国计民生，就能不避时忌，不顾身家性命，勇于建言献策，乃至抨击时政，矛头直指权贵或最高统治者。事例颇多，如萧龙“遇国家大计辄抗疏，引论不避嫌怨。宪宗时雷震奉天门，上疏劾大臣不职，权要借端倾陷，戍万全边”，而竟至于“荷戈而戍者十有一年”；薛侃以早定皇储疏上，越日有旨廷鞫。“拷掠备至，侃独自承”，言曰：“此疏只侃自草自上，千罪万罪，侃甘自受，与诸臣无干。罗织锻炼，非盛世美事，愿赐开释”。唐伯元目睹王门后学所带来之种种流弊，不顾“当是时，姚江之学遍天下，士之笃信程朱者，无复几人，其一二不随人者，亦心非之而不敢置喙”之境况，毅然决然上疏反对阳明从祀文庙。林熙春也是如此：“军政拾遗一事，斥言官至三十四人。上怒不测，阁臣与冢宰疏救不允，各官降职为民。……熙春乃毅然抗疏，首列名，奉旨降调，家居二十六年，尺牍未尝入都门。”所以，有评曰：“公以循吏擢居台谏。当是时朋党角立，言路风生。公风采端严，独持大体。”而谢正蒙：“巡按直隶，监榷淮扬，乃能正色立朝，劾税使参银台，请罢采珠，请免滥征，批鳞逆耳，凡人所嗫嚅不敢吐者，独侃侃言之”。明代潮士之敢言，由上征引，已可见一斑。

3．怀经国济世抱负和才干，积极作为并有建树

对于这一点，笔者拟自康熙年间翁万达曾孙翁如麟的一段谈话说起。翁如麟说：

麟自结发受书，每慨然慕古名臣杰士。以为丈夫处世，当佐天子廊庙，以号令赏罚天下，迪民吉康；否则，身肩弘巨，经营四方，勒勋王府，垂光麟阁；即不然，则以惊才绝学，膺侍从之选，参帷幄，备顾辟，受人主特眷，如陆忠宣公之于唐，欧阳文忠公之于宋，斯可谓不负所学也已。

其实，上所引述不只属如麟个人，而实可代表明代乃至宋代以来潮州士子的共同襟抱和心声。自宋代始，随着国家经济文化中心南移的完成，潮州跨入全面开发的快车道。学校教育快速发展，儒家思想和理念深入人心。上述大背景下，一代代潮州士子，怀经国济世之志，前赴后继，通过苦读、科举，把自己打造为杰士良才，然后或以身许国，或积极参与地方治理，尽情书写和挥洒其无悔的人生，由此留下不朽的业绩。《耆旧集》的作者们，就是如此。

他们或着眼于国家大事，如文庙祭祀系统的完善，前贤大儒的表彰，薛侃、唐伯元的有关奏疏就针对这些问题；有为国家边疆安全及地方民族事务的和顺尽心竭力，如翁万达、周光镐、萧端蒙等人所为就是。一些人如薛侃等，还虑及皇位的继承，而有立储之议。上述人士所为，如果不具非凡的抱负和卓越的见识、才干，是不可想象的。这里，笔者无意一一赘列有关传记对他们各人卓越表现的记载和评论，仅以翁万达为例以窥一斑。万历年间郭棐在详述翁万达事功后，有如下盖棺论定：

万达性刚志洁，思深猷远，视抗千古，心雄万夫，坦而有制，沉而善断，胸襟洒脱，洞然如青天白日。时出经济，……故能达变倾否，动有成算，虽古社稷臣，亡以逾也。

因郭棐是粤人，或会疑其对同样是粤人的翁氏有溢美之词，则这里不妨再引述《明史》本传对之的评价：

（万达）通古今，操笔顷刻万言。为人刚介坦直，勇于任事，履艰危，意气弥厉。临阵尝身先士卒，尤善御将士，得其死力。嘉靖中，边臣行事适机宜、建言中肯窾者，万达称首。

而同书卷末赞曰：“毛伯温能任翁万达、张岳，以成安南之功，不失为持重将。万达饬边备，整军实，其争复套，知彼知己，尤深识远虑云。”

确实，《耆旧集》收录作者，绝大多数任职于基层，为中、下级官员。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职小才乏，无能经国济世。其实上所举薛侃、唐伯元、萧端蒙等，恰恰就属这样一类人士，除关注“国之大事”外，他们都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做到了不平凡。这里就以唐伯元为例。唐氏入仕早年，先后出任万年、泰和两县知县，就做得风生水起：

令万年也，申裁冗饷，岁减二千金，导引双源，灌田数万顷，严淹女之禁，创梳虫之式，任甫一载，抚臣旌异。其调繁泰和也，搜匿赋八百有奇，代积逋三百以上，却相沿之例供，绝缙绅之请托，洗灰骨之沉冤，复侵占之县址，录囚回暵旱，筑堤障狂澜，老稚有“唐青天”之谣，邑乘有《德政编》之刻。六年之内，得荐九次，咨访二次，考绩治行独最，纪录卓异。

其实，《耆旧集》收录作者素怀经国济世抱负和才能，还可通过某些并不在官士人的所作所为得到说明。嘉靖十一年林大钦《廷试策》就充分显示他具备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且有一套致君泽民的理念和方案，由此赢得后来志士仁人之由衷的肯定和赞许。如明末清初洪梦栋说：“嘉靖初，世庙锐意有为，先生所陈者，又悉防微杜渐，通达国体之言，使能行先生所言，清心寡欲，择循良之吏，垦曹濮之田，通南北之利，去冗禁奢，与民休息，虽立致治平，无难也。”翁如麟称：“其大廷对策，洋洋洒洒，不下万言，皆剀切规讽，深中时弊，有古晁贾风。”

如果说《廷试策》的性质决定了斯时林大钦所说，还存在某些有意表现和纸上谈兵的色彩，则嘉靖十八年、十九年他给身任广西征南副使、正在积极谋划解决安南事务的翁万达的信函，可以真切说明他虽不在官，却对时政和国家大事了然于心，且极富韬略。信中说：

闻主上垂意安南，吾丈专官也。方全盛时，兼劳贤豪，岂以成功为虑。顾北边多故，中原且耗敝矣。又黎实篡陈，先朝失兴问罪之师，乃今为黎讨莫，非《春秋》之法。国家不驰一介之使，令莫自输，乃动戈戟，此司事者之过也。若欲直取而郡县之，以广封域，往事既足征矣。此非狂悖贪残之人，决不复造衅于承宁之朝也。临事慎重，希计万全。

这里还可再举薛雍。其人中举后并未出仕，然心目中却有肉食者之虑，撰有《论交南当复与复之策》和《论经营居延女真之略》等文，温廷敬先生曾评论说：“所著《论安南》、《女真》二策，皆深谋卓识，而《女真策》尤能洞见异日祸患。”饶锷先生认为，“《志》称雍少有大志，……虽隐居不仕，顾非尽无意于用世也”，确为明见之论。位卑未敢忘忧国，不在其位也谋其政，这同样是心系天下，才堪经国，积极作为的表现。

在对《耆旧集》作者群做了上述评介和论述后，笔者很同意清代潮籍诗人饶从龙的说法，他认为这20位作者“非独其文立足，凡立身行己，出处大节，莫不仪型先民，衿式来学”。而正是他们具有上述群体品格和卓异表现，所以他们中的一些人如薛侃、翁万达、唐伯元、林熙春、郭之奇等人，是拥有全国影响的人物，《明史》等国家级历史文献就为之立传或有相应记载；其他人士也因各自之建树或特异表现，在当时及之后，乃至于今天，仍具有广泛影响。

（二）《耆旧集》所录各家文章之内容与特征

《耆旧集》所录各家文章，大体上是应对时事而作，题材丰富，内容广泛触及明代社会各个方面，基本属经世致用之文。这与编纂者的选文追求和价值理想密切相关。对此，冯奉初有如下表白：

博览而慎选之，务以存其人之精粹。而凡当时朝廷乡国是非利弊之所系，纲常学术之所关，与夫安危治乱世运民风之所倚伏，靡不厘然备载其中。而风云月露之词，姑在缓焉。

那么，具体情况究竟如何？在这一节，将集中对其基本内容与特征进行梳理、评介。为便于整体了解和配合下面的论述，现将有关信息统计，编制为表2。

据表2可知，《耆旧集》所录文章之体裁，计有七八种之多。不过，就其关切和焦点，也就是根据其主题表达，似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组。

（1）奏议、策论为一组。选录文章中，这一组占有较大分量，共计150多篇。是撰者主要就治国理政、军事安全等重大情事之建言献策。

就前一方面来看，上所论“勇于进言”一节，实多关涉这一话题。可以这样讲，朝政腐败，吏治混乱以及最高统治者之穷奢极欲，自英宗正统特别是武宗正德以后就一直存在，是明代社会的顽疾。所以，《耆旧集》所录奏议多有涉猎。如萧龙《修政弭灾疏》就向宪宗提出“亲大臣以谋庶政”、“复谏官以来直臣”、“爱爵赏以重名器”、“增宪臣以饬兵政”共计四个方面的建议。透过这些文字，可以看到成化时期朝政之种种乱象。如最高统治者独断专行，罪言官塞言路；赏罚任意，吏治不修；兵政松弛、腐败，无战斗力可言等。又如薛侃于嘉靖十年上《仿古更化疏》，主要着眼也在于吏治，即如何才能选贤与能。而针对嘉靖年间，人民的困苦、流亡及起而为盗，林大春有《严贪酷疏》等，认为其根源在于贪酷之吏的敲诈勒索。又如，针对万历年间矿监税使的肆意搜刮掠夺，谢正蒙撰上一系列奏折，如《粤东增遣税使疏》《粤东苦税疏》等，主要谏阻朝廷派遣税使对粤东的勒索搜刮；《参采珠池疏》《蠲税释逮疏》等，则主要针对朝廷的肆意开采和盘剥；《参奏讨芦洲疏》《藩封吉期疏》《盐法不堪再坏疏》《藩使支盐疏》等，则抨击神宗爱子福王朱常洵的倒行逆施以及神宗之不讲原则、不顾国本；还有如《循职清弊疏》《边饷清弊疏》《十库积弊疏》等，则针对广泛存在的其他弊政。这些奏疏之可贵，不仅在于详陈弊端之危害，而且还提出革除之切方。同样的主题，直到晚明、南明时期的谢元汴、郭之奇奏折中，仍有大量涉及。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列举。

就军事安全而言，大体包括边疆防御和地方军事镇压，它们实际上交织在一起。翁万达、周光镐、薛雍等人的奏议，主要针对这方面问题。其中，翁万达所上最多。其先出任广西征南副使和参政，参与平定地方土司叛乱，解决安南莫登庸问题；后总督宣大偏保地方军务，负责帝国北疆的防御。由此，撰写有大量奏议类文书。因主要着眼于荟萃菁华，于一人不能选录太多，所以冯奉初仅录30多篇。学者认为翁氏这类作品价值很高：“其言切中时弊，特有关于大计，非徒为嚣争空言者可比。至于建白条制，如守边八目，防秋事宜，敷陈剀切，规划明畅，尤足征其经济之才也。”周光镐万历十四年之后的数年出任四川按察司建昌（今西昌）兵备道副使、监军等，参与平定建越民乱和马湖夷乱。二十一年之后的数年，又以陕西按察司按察使、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宁夏巡抚等身份，负责蒙古贵族哱拜父子叛乱平定后的善后工作，为此也撰写过一批处理西南地方军事和西北少数民族事务的奏议。而说到地方镇压，事实上，《耆旧集》收录作者中，很多人的奏折都涉及嘉隆万年间东南沿海的寇乱。这里暂且按下，待本文第三部分史料价值一节再做评介。

《耆旧集》所录奏议，只是同类作品中的部分，但已足以显示明代潮人的智慧、识见、勇气和奉献精神，同时也承载着潮籍仕宦的家国情怀及责任担当。

（2）传（行状）、墓志祭文和碑、记为一组，共计百余篇，或传人或记事。

首先，传人。是传、行状和墓志祭文的主体内容。《耆旧集》所录20家中，以薛侃、林大春、林煕春等人所撰为多。自传主观之，基本上是本地人物，属于外乡先贤也有，如周光镐《吕太史巾石先生传》就是如此。吕太史巾石，即吕怀，字汝得，号巾石，信州永丰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累官至南京太仆寺少卿，与光镐父周孚先同为湛若水嫡传弟子。隆庆初年周光镐与唐伯元订交，并在会试落第后，结伴前往信州投吕怀门下。万历六年（1578），周氏应吕怀后人之约，为其撰传。作者深切缅怀了尊师的人生经历、道德文章，在吕氏传记中素以翔实可靠称。

《耆旧集》所录碑记，内容基本为记事，多出自林大春、翁万达和饶相等人之手。而与上传、行状和墓志祭文情形相仿，这一类所记也多关涉家乡。针对本区之外也有，且大体上或记设施建设，或载战事武功。前者如李龄《重修白鹿洞书院记》，撰于宪宗成化初年，时作者在江西提学任上。“重修”之举，即出自作者之倡导，《重修白鹿洞书院记》文较为详尽地描述白鹿洞书院之处所、周边环境，追述唐李渤隐居养鹿、后朱熹始建书院，明正统年间重修以及作者成化到任时（元年，1465）之现状以及接下来修复之过程。作者强调此事关系重大，所谓“圣贤遗像在是，朱子教人成规在是，先儒之流风遗泽在是，一郡之教化盛衰在是。诚为政之首务也”，并希望此举能为继任者树立为政当知首务之标杆。与此同时或稍后，因重修而记之士人还有胡俨、郑廷鹄、李贤、周伟、彭时等人。李龄《重修白鹿洞书院记》及众人之撰述，成为明代中叶以前白鹿洞书院兴废之珍贵史料。同类修废记文，还有薛侃《重修兖州府儒学记》，载永新刘子正在兖州知府任上重修府儒学事。不过从内容看，文章还进一步延伸论述“学”与“道”、“政”等的关系，对当时学风、政俗有所批评、针砭。而林大春《端州督抚行台碑》《梧州镇城改造瓦房碑》等，或记官府营建，或载民房改造，具体情形，恕不赘述。

述记战事武功者，如冯奉初自《宣府志》过录翁万达之《俺达寇阳和》《发宗人充灼谋叛事》《城宁远诸堡》，林大春《平九丝碑》，周光镐《征南平建越记》以及郭之奇《平尤溪贼》《防剿杉关》和《督兵日录》等。这里以周光镐《征南平建越记》为例，稍作评介。此役发生于万历十四年，由兵部右侍郎、四川巡抚徐元太全权统驭指挥，参与其事的还有总兵李应祥、参议李士达和副使周光镐等。事后，周光镐受命为《征南平建越记》。据之，战事规模不小，“战果”颇丰：

是役也，长驱而南，席卷以北，延袤千余里，诛叛夷四种，夺邛都印一，上幕府功次二千有奇，生缚大酋长十，馘大酋长七，馘诸部长五十有奇，夺铤弓刀甲楯千，夺牦牛笮马、焚寨栅碉房无算。降者三千七百有奇。

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无论传人，还是记事，《耆旧集》所录，绝大部分都与明代潮州有关。而这里之所以避而未谈，是因为会在文稿第三部分专门涉及。综合来看，这一组百余篇文章（包括关涉潮州的部分），传人则追思逝者德业，以铭记弘扬先贤之未竟；记事则或因建设或为战功，旨在传承精神，行稳致远。所录都很好地体现了冯奉初编纂之初衷。

（3）序、书札为一组，或寄托劝勉，传递信息；或评介诗文，推荐新作。自其功能言，则为交际文书。

从表2可知，序文占有本组文章的半壁江山；而以林大春、林熙春、萧与成、陈一松等人所撰为多。序原属传统文体，本用以评介作品及作者，常附于诗文集前后，即诗文序也。但自唐宋以后则出现送别亲友的赠序和为长者、尊者撰写的寿序。《耆旧集》所录，包括上述三种类型，但以诗文序，特别是赠序为多。下亦略作列举。如《〈渼陂续集〉序》，是翁万达在嘉靖二十五年（1546）为前七子之一王九思撰写的。序文一开始就说：“《渼陂续集》者，集渼陂先生垂老之作也。先生有集，传且久矣。日就月将，老而弥笃。门人集其近作，称续焉。”文中称赞王氏诗文“正大以敦体，悲壮以措辞，冲淡以入格，简严以复古”，并认为王氏“齿德既高，践履纯笃，诸所酬应，罔不协道”。那么，这样的品评究竟是否准确、到位？见仁见智，可暂不论。万达以文人谙熟韬略，向来备受称誉；而撰写斯文时，作者正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的身份总督北疆边务，戎马倥偬之际，居然还在与当时文坛上著名文人保持深切互动：不仅撰序，还为之刻书，可知其文人积习仍在。又如李龄《送文州判之宾州序》，是篇赠序。从内容看，是为即将前往宾州任通判的某位晚生所写。序文对当时官场存在之不良风气，即出仕重视职之崇卑、地之美恶、俗之冲漓给予严厉批评，呼吁应以“行道”为己任，且以自身经历诱而导之。就入选作者序类文章所占比例言，萧与成所占比例最大。所录22篇中，序类文字独占21篇，绝大部分又为赠序。序之受主，多为乡中人物或出宰本地郡县事之官员。可贵者，序文始终贯穿着儒家治国理政之思想、主张，且针对不同身份之人，总能写出新意。应该正是出于上述这样一些原因，所以冯奉初称“今读其文，粹然经籍之气”；饶锷先生也嘉许曰：“虽寥寥无几，然义法深醇，在明中叶潮人文字中固能翘然出众者。”

书札在《耆旧集》所录文体中，所占篇数最多。以作者来看，则多出于翁万达、周光镐、薛侃、唐伯元和林大钦等人之手；从交往人群来说，主要在学界；就话题内容而论，大到军国之事，小到子弟教育，遍及明社会方方面面。如军事话题，当以翁万达、周光镐为最，《耆旧集》载翁万达《上诸军门书》、《上东塘半洲书》（四首）、《上东塘毛尚书》（三首）、《与杨次村书》（六首）、《与唐荆川书》、《与曾石唐书》等多畅谈兵事。实则，在他的其他书信中，也多及军事话题。周光镐的书信也多及军事和地方镇压。显然，这应与他们的职责使命直接有关。又，学术问题，薛侃、林大钦、唐伯元书信中多及之，而翁万达、周光镐等也积极参与其中。又，家族子弟教育，如翁万达、薛侃书信就有涉及。但翁氏相关书信，冯氏未录，这里仅以薛侃《与诸子弟书》为例，略作评介，以见一斑。作者声称“别来数岁，回首惊心，余无挂记。惟以吾弟兄子侄，或未安分尽礼为忧耳”。然后，讲到自己为官为民的原则是“居官则思益其民，居乡亦思益其乡”，而在“今赖遗庆，一十年来，此房彼室，亦稍有资矣。向也饔飧不给，今廪有余粟矣。向也寒暑不周，今箧有余布矣。向也敝庐不蔽，今各有奠居矣。向也自奔走自负戴，今出有舆马，有执役在其后矣”之情形下，谆谆告诫家人：“正宜敛华就朴，敦本尚行，尊祖睦宗，怜贫恤孤，益修其德，以答天庥。苟不知足，终日营营，骄奢放恣，上天必厌，鬼神必恶之矣。”而要求做到“治家者，以勤俭兴家；读书者，以科贡治生。谦恭自牧，遇人有礼”。

序、书信接收对象多为友朋、家人，可以直抒胸臆。这种特性决定其内容的丰富真实，其功能也就十分强大。就《耆旧集》所录而论，它们寄托祝愿，交流信息，传递友情，编织撰者与他人、社会之网，实际上也增进了潮州文人与境内外，特别是与全国有关人士的互动。借助于这样一些文书的撰写和交流，潮人的情感得到塑造，影响力得以提升，潮州地域文化的声望也获得进一步拓展。

三 《耆旧集》的文献、史料价值

按照我国古代传统文献分类标准，《耆旧集》属于集部“总集”类。总集类文献的编纂，在我国拥有久远的历史。而其之所以能够经久不息，延续不绝，则应主要得益于它的编纂宗旨以及由此而具备的某些独特功能。对此，乾隆年间四库馆臣有如下归纳和概括：

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

显然，《耆旧集》之编纂，属于总集类文献的后一种，是一部荟萃菁华性质的选集。尽管冯奉初为此展开工作时，也曾面临有关资料“世代递更，良多散佚”、需要去“推广旁搜”，但其编纂自宗旨到具体工作都非“网罗放佚”而主要在于选择，也就是“删汰繁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并最终实现其为潮人以及前来本区任职的官员提供一部可则可效的明代潮人文献的期许。

《耆旧集》问世已历170多年，自立人和存文两个维度为时人和后人树立起不朽的丰碑，具有极其丰富的人文蕴含和潜在的巨大利用价值。下面，笔者拟自存文这样一个视角，主要探讨和论述其所拥有的文献、史料价值。

（一）《耆旧集》的文献价值

所谓文献价值，这里主要是就其文本价值而言的。缘于惠潮嘉兵备道李煜的倡导和潮州府学教授冯奉初的编纂，古代潮人文献群体中从此有了《耆旧集》这样一部文献。笔者以为，其拥有十分重要的文献价值。这主要可以从以下一些层面来观察和阐述。

1．《耆旧集》是目前收载明代潮人文章最多的一部总集

前面已指出，《耆旧集》是迄今独有的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明代潮州文章总集。但如果不限于断代，把眼光延伸到通代，则潮州境内还有温廷敬先生于民国年间编辑的《潮州文萃》。该书收载唐代以下至民国160多人727篇作品，其中收录明代作者近80家，约500篇文章。其涉及明代作者人数虽是《耆旧集》的4倍，但所录作品却少于前者。而若不囿于潮州地域，将收载范围扩展到整个粤籍人士的古代诗文总集，则可以举出以下多种：明代张邦翼《岭南文献》、杨瞿崃《岭南文献补遗》，明末清初屈大均《广东文选》、乾嘉年间温汝能《粤东文海》、罗学鹏《广东文献》、清末民初吴道镕《广东文征》等。可是，一般来说，上述文献收载明代潮州作家及其撰述颇为有限。这里仅以屈、吴二氏所编选为例，略作说明：据笔者仔细检索，《广东文选》仅选薛侃、翁万达、林大钦、萧端蒙、林大春、唐伯元、周光镐和林熙春8位明代潮人14篇文章。相形之下，吴道镕曾于光绪年间较长时间担任潮州金山书院和韩山书院讲席并总纂《海阳县志》，谙熟潮州人物及撰述，所以《广东文征》所录明代潮籍作者约30位近180篇文章。事实上，吴氏所编应是目前以整个粤籍人士为范围之总集中，收载明代潮州作家和文章最多的一种。不过，单就收文数量论，约略仅有《耆旧集》1/4的篇数而已。

值得一提的是，以收录有明一代文章为范围的《明经世文编》和《明文海》两部总集也涉及潮人作品。具体情形是前者见载翁万达、萧端蒙2人33篇各种类型的文章；后者共录翁万达和林大春2人共20篇文章。显然，虽就3位作者个人观之，能有这样一些量级的作品入选，已不可谓少，但自明代潮州所拥有的作者及作品数量来看却不能称多。由此，《耆旧集》以所录656篇明代潮人文章，确实稳居各种有关总集之首。

2．《耆旧集》为20家集提供一独特的版本

《耆旧集》所录各家，原本都有文集流传。对于这一点，无论从冯奉初“是集所选二十家，皆有专集”的说明，还是通过有关书目核查20家集之版本流变都可以证实。而事实上，冯氏当年之编纂，应主要是依据当时流传之各家别集（所选录绝大部分篇目在传世别集中都能够找到）。但《耆旧集》之编纂完成，20家集却从此多了一种颇为独特的版本。所谓“独特”，主要是就以下两个方面来说的。

首先，是就《耆旧集》是一选本而言的。“选本”就意味着对于这20家本地明人的文章，冯氏一次性地给予了统一的批评。对于这一点，应无须过多解释。众所周知，编纂选本本来就是中国古代文学、文献的一种重要批评方式。就《耆旧集》而言，除对20家集进行选优汰劣（所谓“各家所选多寡不同，或原文不多，则概从节取；或美不胜收，则择其尤者”），荟萃菁华外，更值得注意的还是冯氏通过为每一种文集撰写“题辞”的方式，非常有效地表达了他的见解和价值观；就内容来看，既品文亦论人，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其次，《耆旧集》所选录某些作者的文章，与传世别集存在不同内容。不同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存在比传世别集多出的内容。这里仅以《耆旧集》所选翁万达文为例：如卷9所录《劾郤永书》《纪鹁鸽峪之战》二篇及卷10所附录《俺达寇阳和》以下十篇，就辑自《大同志》和《宣府志》。又，卷9《乞录毛伯温疏》《论张凤王邦直功状疏》《论并守后疏》三文以及卷12～13所录翁氏给予唐顺之、罗洪先等19人20多通信札，均不见载于翁万达文集早期刻本，亦即邹守愚编定刊刻之《东涯集》。由此可知，冯奉初编纂《耆旧集》时，他的搜索范围实大于有关流传别集。而比传世别集本多出，实增加了《耆旧集》文本之独特价值。而相形之下，下面所说其与有关传世别集本存在不同的第二个方面，即冯氏编纂过程中，对其中的某些文章（主要是翁万达、萧端蒙、饶相、唐伯元和周光镐等人的奏折等）存在整段删削，或删润压缩情况。这种做法，显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耆旧集》独特的文本价值，从而不能不认为是编纂的一个瑕疵。

3．《耆旧集》对20家文章之传承利用有重要作用

检索有关书目和文献，可知《耆旧集》所录20家有关别集数量颇丰，版本不少，但经历数百年风霜战乱，能流传到近现代的则颇为有限。如《潮州艺文志》就以为，李龄、萧龙、萧与成、萧端蒙、薛雍、谢正蒙、谢元汴和黄一渊等8家文集，只有《耆旧集》所录而别无传本。虽然，前4人的集子后来确实发现别有流传，如三萧的文集，就有康熙年间萧之玉编辑的《潮阳萧氏家集》三种十五卷。惜未经刊刻，只有抄本，流传范围也就很小，以至于连见多识广、博闻强记如饶氏父子都不曾寓目。而未在上述名单中的其余12家，除翁万达、薛侃、林大钦、林大春、唐伯元和周光镐6家外，其他文集的流传也大体如此，一般都很难踪迹。在上述背景下，《耆旧集》就成为阅读和研究20家的重要文本。而其中薛雍、谢正蒙、谢元汴和黄一渊4家文集，现基本可以认定，《耆旧集》所录为主要传本。

（二）《耆旧集》的史料价值

一般来说，无论是相对于“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的总集，还是作为“自编则多所爱惜”的个人文集别集，荟萃菁华的选集式总集的编纂，必然伴随着原作信息一定程度的流失和史料价值的消解，《耆旧集》自然不能例外。可是，鉴于上一节所说文本价值，也就意味着《耆旧集》仍然拥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这可从以下三个层面来认识。

1．研究作者本人，无可替代

散文丰富的信息量和较为强大的记事功能，决定其在作者本人研究中之不可或缺。而正如上节第三点所说，《耆旧集》所录文集，有4家都以《耆旧集》为主要传本，其他16家集也至少有一半，要以《耆旧集》收录本为常见。诚然，就20家文章传承言，还有本地方志和温廷敬《潮州文萃》所录。但前一种囿于体例，选载极为有限，如20家中，《（顺治）潮州府志》卷12《古今文章》就只录李龄、萧与成、薛侃、翁万达、林大钦、林大春、王天性、唐伯元和林熙春9家文章；与之相比，林杭学《康熙潮州府志》卷12～14《艺文》也仅多录郭之奇、罗万杰和谢元汴3家，而以上两种所录各家文章最多为9篇（为林大春和林熙春），其他人仅1～5篇不等。相形之下，《潮州文萃》之选录，确实大大好于本地志书。但从入选作者言，20家中漏选萧端蒙1家；从选录文章数量说，除周光镐一家（收载88篇）外，其他均少于乃至较大幅度少于《耆旧集》所录。

2．考察明代潮州社会，是第一手史料

《耆旧集》收录文章作者，胸怀国家，也心系家乡（对于后一方面，有关事例颇为丰富，因限于篇幅，本文未能涉及）。由此，他们的文章多及桑梓人事。由于是时人甚至是当事人记载当时事，有关篇什自然也就成为考察、研究明代潮州社会历史文化之第一手史料。

如选录之人物传、墓志等，记述的对象多是本地人士。其一般来说，撰写早，载述可靠，多是后来同类资料的祖本、史源，如萧端蒙传记，现存明代志书如《嘉靖潮州府志》和《隆庆潮阳县志》，因纂修时萧氏尚在人世而未予立传，直到清初《（顺治）潮州府志》才有与其父萧与成的《萧氏合传》。而事实上，《（隆庆）潮阳县志》编纂者林大春于万历年间就为萧端蒙写有传记，名《萧御史传》，见录于《耆旧集》卷23。其载述之详明，后来有关传记无法比拟。《耆旧集》所录的一些传记资料，对于某些史实的辩诬和认定能起到关键作用。如所谓郭之奇的晚节问题，金堡《岭海焚余》和王夫之《永历实录》，均载其人最终降清而被杀。而饶宗颐、朱仲玉等学者，发掘、征引一些关键性的文献记载力辨其非，指出王、金等人的说法实不可信。在他们所使用的文献中，就有时人罗万杰所撰《郭正夫公及原配林夫人墓志铭》一种。罗文见录于《耆旧集》卷35。

一些传记，还可以揭示缺乏记载的一些问题。如明代潮州士子追求知识探求学问，是如何获取必要之图书支持的？对于这一点，少数人士因出身书香世家，如李龄、萧端蒙、唐伯元、周光镐等，其祖辈父兄原有藏书，但一般农家子弟家中少有藏书，他们究竟如何去突破图书缺乏的困境？对之，通过薛侃、林大春先后为林大钦所写传记，似可以找到问题的答案。薛侃载说：

赠公（大钦父）儒而贫，晚年单举太史，有异征。稍长，聪颖异俦。好读书，乃至无书给之。……年十二，从赠公至郡书肆，见苏氏《嘉祐集》，绝好之，停玩移时，为言赠公市归。既浃旬，操笔为文，屈注奔腾，神气宛肖，识者重之。会十八，失赠公。拮据奉母，力尤不能致书。族伯廷相、廷泰，名孝廉也，藏书万卷。因资以自广，寻浸博通子史百家言矣。

林大春所撰《东莆太史传》说，父亲去世后，大钦“常自佣书给之，间颇交游列邑士，资其载籍以自广”。结合二人所记，则林大钦解决图书之不足，除有少量购买外，主要应是依靠借阅、利用他人藏书。而后一种途径的实现，既有通过“佣书”而结交的读书人，也有直接取资自己家族中有藏书的人。大钦获取图书的路径，应该不是个案，而很可能是尚没有公共藏书借阅机构的明代潮州一般士子采用的方法。除此而外，大量明代书札、序类等作品的存在和传世，如《耆旧集》所载都足以说明，明代潮州士子的交际十分活跃，这对于拓展他们的视野、提升其学术水准也尤为必要。饶宗颐先生就曾指出：“学问之事，（林大钦）归田后，时与山阴王龙溪（王畿），吉水罗念庵（罗洪先）及同里翁东涯、薛中离辈，寓书互相切磋，虽未登阳明之门，已深得良知之旨。今集中所载《华岩讲旨》及与王汝中、邹东廓二书，畅论心性源流，见解圆满，辩才无碍。”同样，林大钦通过这种渠道获益，在本地士人中也应不是个案。

选录之碑、记一类，多载本地公共设施建设及过程。如宗教设施，李龄《增塑南雷二将记》，载因作者之倡导，景泰四年（1453）潮阳县官民于东山张巡许远双忠庙增塑南霁云、雷万春二将经过。林大春《重建东山灵威庙碑》叙张、许二公显灵，保境安民之种种神迹以及嘉靖四十四年之重修。又如，水利设施建设，薛侃《修堤记》，追述正德及嘉靖初年潮州几届官员加固、修建有关堤岸情形。《开溪记赠涂子经卫》，记嘉靖六、七年间，经作者呼吁，潮州府官员组织修建开通“中离溪”等工程事。林大春《黄公堤遗爱碑》，记隆庆年间潮阳县令黄一龙组织建造堤防事。又如城市建设，自薛雍《金山读书记》，可窥见明代嘉靖年间潮郡金山人文景观之分布；从唐伯元《平湖记》可知万历年间潮州西湖之营建、拓展。王天性《顾伯龙增筑澄海县城记》以及饶相《三河镇建城记》等，都较为详尽地记载了有关城池修建背景、过程和规模等。

3．探讨明代以及南明时期某些历史问题，《耆旧集》能够提供重要史料

所谓明代以及南明时期某些历史问题，这里是指潮州王门学派问题、嘉隆万年间东南沿海特别是粤东沿海武装海商集团的掠夺和破坏问题，以及南明时期明残余势力与清政权军事抗争问题。最后一个，指向明确，无须解释；而前两个问题，虽然事关潮州但同时又是明代相关学术活动和军事斗争的一部分。所以，这里将它们放在一块论述。

说到潮州王门学派，实为黄挺先生首创之学术概念。其依据则源于黄宗羲《明儒学案》卷30《闽粤王门学案》。检索该学案则不难看到，所载颇为简略，如《闽粤王门学案》所载潮州人士仅及薛俊以下5人，有关学说、主张，也仅载薛侃语录若干段而已。可按照阳明所说：“潮在南海之涯，一郡耳。一郡之中，有薛氏兄弟子侄，既足盛矣，而又有杨氏之昆季。其余聪明特达，依然任道之器，以数十。”那么，为黄氏《闽粤王门学案》所不载者都是些什么人？有着怎样的特异表现而被文成嘉许为“聪明特达，依然任道之器”呢？只要去检索薛侃、翁万达和林大钦等人的集子，就可以看到他们所撰大量传记、书札、序类文字，很多都关涉相关人物，而这些文字再加上专文专论如《研几录》等，都多被《耆旧集》录入。其实，说到黄氏《闽粤王门学案》，与明代潮人有关者还有卷42《甘泉学案六》。载于《耆旧集》卷24～25《唐选部醉经楼集》，也能为之补充很多相关资料。

明自正德特别是嘉靖以后东南沿海有所谓“倭患”问题。实则，在不排除外来因素存在之前提下，问题的核心应是上述地域较早时期以来，就一直存在十分活跃的海商走私集团。其在政府海禁政策和军事高压下，最终演变为公开的武装掠夺和与政府大规模的军事对抗。因粤东尤其潮州地域是重灾区，由此激起本地士人、自然也包括《耆旧集》选录文人的强烈关注，从而产生大量记载。如萧端蒙、王天性、陈一松、林大春等人的奏折、碑记、序和书札等文字，对之多有涉猎。其中的一些，对战事的经过、为祸的惨烈等情，有十分详尽的描述和记载。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征引。

至于说可以为研究南明历史提供某些重要史料，这是由于罗万杰、谢元汴、郭之奇，特别是后两位，曾亲身参与和经历明残余势力与清朝政权的军事抗争。他们留下大量有关文字，也多收载于《耆旧集》；与上所说武装海商集团的书写同样，具有很强的写实性，史料价值不低。

（责任编辑：杨映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