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潮汕人在澳门的活动概述

赖泽冰

摘要：过往学界对潮汕海上贸易与海外移民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但众多论著中却缺乏潮汕与澳门的研究。澳门自1557年正式开埠后，长期扮演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和孔道，同时也是中西方经济贸易的中转站，所以也应成为潮汕人海外贸易的重要目的地之一。但是潮汕文献中鲜有介绍澳门的材料，而澳门方面的文献却保留了一些清代潮汕人在澳门活动的史料，通过这些材料可知清代潮汕人有些在澳门定居，有些前往澳门从事大米贸易、鸦片贸易和苦力贸易等，甚至还有开赌，但随着香港开埠和繁荣，潮汕人更多前往香港。

关键词：清代 潮汕人 澳门 贸易

生存在背山靠海环境之下的潮汕人民自宋元时期就致力于海外贸易，据黄挺教授研究，这一时期的潮汕海商，北可上日本，南则下东南亚诸地。逮至明清时，潮汕人口快速增长，由于本地的耕地面积有限，加上水旱灾害频繁，所以尽管明清两朝对海外贸易进行严格的控制，这一时期的潮汕人还是热衷于海外贸易，甚至开始较大规模移民。1557年澳门正式开埠以后，葡萄牙人“举国而来，负老携幼，更相接踵，今筑室又不知其几许，而夷众殆万人矣”。与此同时，“闽、粤商人趋之若鹜”。笔者多方蒐罗史料，至今尚未找到明中后期潮汕人前往澳门贸易的记载。但是，目前所见最早来到澳门的潮汕人应是1568年率领海寇入侵澳门的曾一本。另外，1625年因海难被困潮汕地区的西班牙耶稣会士拉斯·科尔特斯（Adriano de Las Cortes）神父在其《中国旅行记》也提到：“潮州府靖海所原来有些中国人是去过马尼拉和澳门”。逮至清朝，潮汕人到澳门的记载就相对较多，但由于文献的缺略，目前很难勾勒出他们在澳门活动的全貌。就笔者翻阅的文献看，清代潮汕人在大米贸易、鸦片贸易和苦力贸易等经济活动中与澳门的关系有较为详细的记录。

一 大米贸易

揭阳榕江流域土地肥沃，是明清潮汕地区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雍正《揭阳县志》称揭阳：“平原沃野，高下别壤，宜稻宜黍。”乾隆初，普宁知县萧麟趾《调剂仓储议》亦称：“普邑本属产米之区，叨蒙皇仁宪德，感格天和，五风十雨，连年丰熟，不特上户家有盖藏，即编氓俱各足食，是以市中米谷，粜者多而籴者少，价亦渐平。”乾隆初年普宁县有墟市11处，其中有鲤湖、湖东、广平、大坝、新（昆）安、贵屿等6处粮业墟市，可见当时普宁有不少经营粮业的商人。尽管如此，18世纪潮汕地区人口增长速度过快，本地粮食产量难以供应，导致潮汕多地出现饥荒。为了解决粮食不足的危机，潮汕地区一开始从赣州、海南、台湾等国内粮食高产区运米，可却导致东南沿海一带粮食供应紧张、物价飞涨。为了应对这个危机，康熙六十一年（1722）颁布诏令称：

暹罗国人言其地米甚饶裕，价值亦贱，二三钱银即可买稻米一石。朕谕以尔等米既甚多，可将米三十万石，分运至福建广东、宁波等处贩卖。彼若果能运至，与地方甚有裨益，此三十万石米系官运，不必取税。

乾隆年间“澄海县商民领照赴暹罗国买米，接济内地民食”。除了前往暹罗买米，乾隆五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1794年6月25日）潮汕商民还遣艚船前往澳门买米，据葡萄牙东波塔藏清代中文档案称：

米为民命所系，岂可私出外洋。兹本年吕宋船只载运来澳，已有三万余多。澳内民夷日给有几，其米价只见高昂，并无低减。随查得潮州艚船叠来装运，每包费用共银二钱四分，昼夜明白梭织出口。既不听哆等贴字劝诫，亦当凛遵宪示禁止。虽潮州饥馑，亦是天朝子民，但属内非登，自应各为其地。何乃任其流通出口，以致民夷怨声载道耶？今澳内铺户现无米石发粜，每斗现在需钱二百八十文，抢夺非为，日觉猖炽。哆等职理澳务，目观情状，寔为可忧，只得禀乞悯念民夷，各将绝火，急解到县迅给示禁，并乞查明每包费用银二钱四分，何人分受？严拘究惩。阖澳生灵世世沾恩。

这是澳门议事会理事官甘博亚（António José de Gambôa）就乾隆五十九年潮州艚船来澳门装运米石给香山县丞王朝彦的报告。先是同年五月初三（6月19日）王朝彦通知甘博亚让澳门夷商不要囤积吕宋运来的米石，应该就地散卖。几天后，潮州府商人艚船来澳，以每包银二钱四分的价格收购澳门的吕宋米，结果加重澳门粮荒。甘博亚跟王朝彦说：“澳内日需食米六百余石，自正月中旬迄今，计一百四十余日，通计澳内应需食米八万余石。”但是截至五月二十九日，吕宋船只运来三万余担大米。虽然“潮州属内饥馑特甚，天朝内地，一视同仁，其艚船来澳买米运回救济，俱各奉有牌照，经由关口查验放行”，但“洋米之不敷澳食”。

除了艚船来澳门运米，清中期还有潮汕人在澳门开米店的记录，据道光二十八年三月十日《阳成店陈乌被诬拐卖人口事呈香山县丞禀》记载：“陈乌，原籍潮州，现住澳门下环街，开阳成米店经纪三十余年，则有福、潮、琼南船只客号，装米谷货物来澳门，交店代卖，得些经纪佣钱度日。”陈乌是在澳门开米店的潮汕商人，主要业务是承担福建、潮州、海南米商在澳门的中间商，但势单力薄，收入很少，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愚系外来孤客，在澳门阳成店卅年，历来守善求安，生意度日。年间所有福、潮、琼南船只载米谷什货来澳门，交店代卖，得些少佣钱经纪，给养家口男女日食，并不敢别情。”

二 鸦片贸易

嘉庆、道光年间，在澳门从事鸦片贸易的商人中就有不少潮汕人。他们有艚船来澳门贸易，以茶叶、布匹等与澳门外国商人的鸦片烟泥交换，如1814年包括潮阳商人陈荣禧等在内的4位广东商人接受澳门西洋人咹哆唎（Adélio）以鸦片烟泥偿还他在与陈荣禧等贸易中的欠款。早在1813年7月，嘉庆皇帝就下令，对售卖鸦片者与买食者均要按律治罪。陈荣禧等人在澳门贩卖鸦片并非秘密，亦多有人向清政府举报。负责此事的官员曾向陈荣禧等人索贿8万元不得，遂以私贩鸦片开始缉捕朱氏等人。翌年春，广东政府将陈荣禧等5人革去职员监生之名，枷号1个月，发往新疆，充当苦差。所卖鸦片银两，一律充公。此外，还有艚船前往澳门购买鸦片，如1821年底，潮阳人郑阿照、林阿蚬、郑阿潮、林阿也、郑何歪等在潮阳县请领船照，把许成合的货物运往江门发卖。12月13日，郑阿照一行到达江门，并起货发卖，正在江门的许成合遂把“水脚番银八十余元”交给郑阿照。完成许成合的任务后，郑阿照“将船驶至香山县澳门港外伺接客货”，船上的水手林阿鼻给郑阿照等潮阳商人建议到澳门购买鸦片烟泥，然后走私到内地获利。郑阿照等觉得林阿鼻的建议可行，将“水脚用剩番银五十三圆并各凑银七十圆交林阿鼻携至澳门不识姓名夷船，买得鸦片烟泥二十六块，携回船内收藏”，不久后，郑阿照一行“被兵役拏获，解出烟泥、船照、税单，船只转解”。

除了以上两种情况，有些潮汕人甚至还在澳门开设窑口贩卖鸦片，道光十三年（1833），在澳门经营货铺的澄海人郭亚平“因生意淡薄，开铺处所地方荒僻，起意勾通夷人呮咕等，向其购买烟泥，开窑囤积，贩卖图利，各处小贩匪徒均零星向其转贩。每年囤贩烟泥自八九百斤至一二千斤不等，铺内亦煎熬烟膏诱人买食”。后又“历年资本无多，随时囤积烟泥不过数十斤，遇有福建及本省潮州府属素识船户驾船至澳，向贩烟泥，为数较多”。郭亚平为了获取更多利益，“即充为鸦片经纪，串令夷人呮咕等，带同该船户备银驾艇，引至伶仃等处洋面，向夷船私买运回。各船户每买烟泥一担，郭亚平抽取经纪番银四元。”郭亚平如此肆无忌惮的走私行为遭到清朝政府的惩罚，道光十七年（1837）十月二十九日，跟郭亚平购买鸦片的内地商人郭安、郭浅等走私犯在惠州府海丰县鲘门洋面被官府抓获，不久之后背后的主谋郭亚平也被抓获。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上奏朝廷，奏请把郭亚平处以绞刑，次年正月二十九日道光帝的朱批称：“所办甚好，刑部速议具奏。”这一时期澳门作为中西鸦片贸易重要的中转站，特别是18世纪20年代至19世纪20年代，鸦片贸易在中国属于走私行为，内地商人铤而走险，艚船前往澳门购买违禁商品鸦片，目的就是走私到内地可以获利甚丰。上文所举例子仅是因为到澳门走私鸦片被清政府逮捕的潮汕商人，而那些幸运逃脱追捕的或许不少。

三 苦力贸易

陈翰笙先生认为：“契约华工作为贩运谋利的对象被诱骗出国，则是18世纪以后的事。从19世纪初开始，出国华工人数逐渐增多，到19世纪50年代达到高潮，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告结束。”19世纪50年代华工出洋达到高潮，特别是前往美洲地区的华工，原因是美洲废奴运动的不断发展，导致西方殖民者缺乏劳动力，而刚好这时是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强迫清政府签下各种城下之盟的时期。这些华工多是从中国沿海口岸被运往海外，据同治十三年（1874）九月陈兰彬、马福臣、吴秉文等在古巴发给总理衙门的《古巴华工事务各节》一文称：“查古巴华工，多由澳门、厦门、汕头、广州省城等处诱拐出洋，非尽由于招去。”其中，澳门是19世纪50～70年代华工输出海外的重要基地，设有多个“猪仔”馆，据统计，1851年澳门有5家“猪仔”馆，1865年增加到8～10家， 1866年则有35～40家，而到1873年则多达300多家。在澳门“猪仔”贩运繁荣的20多年中，有不少华工来自潮汕地区，据1871年11月13日《申报》报道称：

近有省澳轮船一名飞云一名士迫者，前载猪仔，省中大宪饬员弁前往缉捕，到处稽查，故拐匪不敢附之。然唐官之查办虽严，而拐匪之居心诚诡，以彼多方设计，复用别样船装载，冀瞒官宪。或在海珠之下未至黄埔之前，有用运柩船以载“猪仔”者，昔曾查获此船有凶器一具在焉。官宪以形迹可疑，启棺验视，并无尸身，遂搜寻船内有“猪仔”实从汕头、海丰、陆丰而来。

而根据清朝出使古巴的陈兰彬等官员发回的《古巴华工口述汇录》，笔者发现不少潮汕人经过澳门被运送到古巴去做苦力劳动（见表1）。

根据表1的口供可知，来澳门的潮汕“猪仔”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被诱骗，如张二供、陈少岩、陈阿明、陈阿睦；二是被绑架，如陈香供、吴金供；三是因赌博，如林锦供、林阿胜。一般情况下，有见到澳门“西洋官”的潮汕“猪仔”在立合同之后，都可以获得洋银八圆，而那些未见西洋官的，或得到可怜的一圆，或一分钱都没有拿到。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陈少岩，这些猪仔都是知识水平较低的潮汕人，他们有些甚至在不知合同内容的情况下就被带往大洋彼岸的古巴。

19世纪50～70年代，澳门还有潮汕人经营的“猪仔”馆，即“潮州礼猪仔馆”。据古巴华工番禺人罗阿发的口供称：“咸丰六年十二月，被本邑陈阿完邀我到澳门，即带我入潮州礼猪仔馆，关了一个多月。”据金丰居士称，“潮州礼猪仔馆”位于沙栏仔水鸡巷巷口，是由潮州庵埠人陈秉礼于咸丰初年创建。陈秉礼是清道光年间庵埠的一个市井流氓，因斗殴打死人，遂藏匿在福建渔船出逃来到澳门生活，先是在码头做苦力，后因其极重乡梓情谊，招揽一批拥护他的潮籍苦力与流氓，从而在澳门“猪仔”贸易兴盛的时期创建了“潮州礼猪仔馆”。据说，“潮州礼猪仔馆”只拐骗非潮州邑籍的华工，前来投靠的潮邑乡党，都被陈秉礼劝说不要卖身出洋，只留在澳门跟他打拼就好。“潮州礼猪仔馆”曾为西班牙人输送过逾千劳工，全部被遣送去古巴种香蕉。然而随着澳门“猪仔”贸易的萧条，原本用来引诱“猪仔”上钩的赌博也成为“潮州礼猪仔馆”的主要业务。大约在同治时，“潮州礼猪仔馆”也改名为潮州礼摊馆，成为一家专业的赌场。潮州礼摊馆是一幢两层楼的中西合璧形制的大屋，有两个大门口。其中一个门口旁的墙上镶挂一块银牌，由此门入内就是摊馆了。另一个门口旁的墙上，则挂了一块长条的木匾，上书“韩江礼记”，这是陈秉礼的会所，也是澳门潮邑人士聚会之所。大屋两个后门，一个通出十字巷，另一个通向卖鱼巷，而卖鱼巷中的另一幢无标志的唐楼宅院，就是“客栈”兼“猪仔馆”。陈秉礼在清光绪初年病逝，留下摊馆三家，客栈四家，营造作坊两家，蚝田若干顷，菜田若干顷，渔船六条，房屋物业若干；由他的江湖兄弟承接买卖，套现分钱后各散东西；大部分人去了南洋，一部分人到香港发展，还有少数人留在澳门坚守“潮州礼摊馆”，直到被澳门番摊总公司总经理萧瀛洲吞并去。

鸦片战争后，随着香港的开埠和崛起，前往澳门贸易的潮汕人减少，据1891年12月31日拱北海关税务司贺壁理（Alfred E. Hippisley）报道称：“华商早已证实，澳门外港抛锚处的水位一年年降低，先前澳门与潮州府进行的贸易以及澳门与粤西各府的洋米贸易均已转到香港。”从18世纪中期至20世纪末，虽然没有详细材料说明澳门潮汕人的势力，也无史料记录在澳门居住的潮汕人数量，但从前文论述的大米贸易、鸦片贸易和猪仔贸易，我们可以看出，在香港尚未完全崛起之前，澳门作为中西方贸易的中转站，东西方商人逐利而来，善于经商的潮汕人也如此。

（责任编辑：林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