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抗战大后方翻译文学：研究背景及其特征

第一节 抗战大后方翻译文学研究综述

时值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回到民族自救的战争语境中去重新审读其时的文学作品，无疑具有更强的现场感和历史责任感，更能理解民族危难时刻文学的国家想象和民族建构宏愿，对于民族未来的独立发展和自强进取也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

一 研究对象及价值

抗战时期是中国历史的特殊阶段，由于战争和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文学随之形成了不同的区域特征，诸如沦陷区文学、解放区文学、上海孤岛文学以及大后方文学等都具有各自不同的表现形式和表现内容。在这幅繁杂的文学地图上，大后方文学无疑最具夺目的色彩和光辉。而作为大后方文学重要构成部分的翻译文学，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地域内也呈现出自己的风格，对之加以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学史价值和深刻的社会民族意义。

中国人吸收西方文学营养的途径主要有三种：阅读外文原文、阅读翻译作品、接受外国文学教育。清末民初，尽管接受西式教育的人数比先前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国内擅长外语并精通翻译的人依然不多，所以大多数国人只有通过阅读翻译作品来了解并认知外国文学。有学者在谈论中国近代以来接触西学的普遍情形时说：“严复是当时寥寥无几的翻译大师之一，他的教育背景和对西学的理解程度几乎无人能及，所以不具有普遍意义。而刘师培对西学较严复为肤浅的理解，却恰好代表了当时多数士子接受西学的程度，因为他们与刘氏一样，既不通外文，又受过多年中国旧式教育，差不多有共同的知识基础。”即便到了五四时期，刘师培接受西学的方式仍然具有普遍意义，即外国文学对中国作家的影响主要是通过阅读翻译文学来实现的，像五四一代能读懂外语原文的诗人，比如胡适、郭沫若、冰心、李金发、徐志摩、闻一多等翻译的外国诗歌在审美上造成的新奇效果诱引了多数不懂外文的读者对翻译文学的模仿，这种模仿型的创作才最终完成了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抗战时期，世界反法西斯运动以及反战文学的发展成为中国抗战文学的重要借鉴资源，大后方的文学翻译活动带动了创作的发展。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他们通过阅读翻译文学来获得对外国抗战文学的认知，鼓舞了他们同日本侵略者殊死斗争的勇气。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后方翻译文学给译者和读者的情感带来了潜移默化的感染，丰富并提升了中国抗战文学的精神。

从已有的研究现状来看，人们往往注重从创作的角度来讨论抗战文学，将大后方文学的发展演变过程置于翻译文化语境中加以考察的成果并不多见，也没有专门的著作问世。而实际情况却是，大后方文学创作与外国文学的翻译一脉相承，所以本课题研究大后方翻译文学就具有开创意义和学术价值。周作人曾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指出：“由于西洋思想的输入，人们对于政治，经济，道德等的观念，和对于人生，社会的见解，都和从前不同了。应用这新的观点去观察一切，遂对一切问题又都有了新的意见要说要写。然而旧的皮囊盛不下新的东西，新的思想必须用新的文体以传达出来，因而便非用白话不可。”正是思想内容的转变吁求着文体的变化，政治意识形态分割后的文学话语环境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形成了不可逆转的影响，外国的抗战文学和民族意识浓厚的作品得到了大量的翻译，而译文则多采用了浅显易懂的语言形式，目的是传递出外国文学作品的抗争精神，激发中国人民的抗日情绪。不管形式如何，每一时期的文学都会相应地承载并表达出它所属时代的情感内容，中国文学在漫长的历史道路上充分表现了各个时代的精神特征，只是到了近代以后，新思想的引入才对其提出了形式革新的要求。翻译文学在抗战时期的文艺期刊中占有一席之地，在抗战文学中也构成了一定规模。但是文学翻译也像文学创作一样，受译者自身的文化环境、文学观念等因素制约，抗战时期的翻译文学译介就凸显出了抗战的时代特性。此外，不同的文艺方针和意识形态也会导致翻译文学负载不同的文化。从刊物的意识形态入手，去探讨翻译文学背后所蕴含的时代文学意蕴和政治倾向，将更有助于理解抗战时期的文化特质。所以，探讨大后方翻译文学及其对中国抗战文学语境的顺应更具针对性和价值。

将抗战大后方翻译文学作为研究对象，不仅仅是为了廓清抗战大后方翻译文学的基本面貌，也是为了通过具体而微观的研究开掘出更加丰富的研究内容和更加开阔的研究空间。文学翻译是一项文化交流活动，翻译文学作为其成果就成了文化交流的必要中介。考察抗战大后方社团的翻译文学，有助于了解这一时期中外文化和文学交流的基本情况，进一步理解当时文学创作活动及文学旨趣，从社会需要的角度为我们今天的文学翻译活动提供诸多的参考和实践经验。同时，文学翻译通过引入外国文化为民族文学的发展带来清新之风；通过消除语言隔膜让译语国读者领会异国文化风情和精髓，进而在宏大的文化比较视野中体认到本民族文化的发展路向。抗战时期的翻译文学不仅顺应了自身的创作主张，而且满足了全民族抗战时期的文学需求，奠定了苏俄文学在现代文学中的特殊地位；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使之染上了浓厚的欧化（准确地讲是外化）色彩；促进了早期中国现代文学文体的发展演变。此外，抗战大后方翻译文学既以“他者”的身份通过外部影响来促进民族文学的发展，又以民族文学构成要素的身份直接参与了大后方文学的建构。因此，大后方翻译文学对中国社会和现代文学的积极影响毋庸置疑，研究该时期的文学翻译活动以及翻译文学文本就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研究抗战大后方翻译文学，将丰富抗战时期文学研究的内容和视角。抗战大后方翻译文学是中国抗战文学地图上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本课题立意发掘其文学性、历史价值和社会影响等内容，从翻译文学之镜中窥见抗战文学被遮蔽的一些属性。研究抗战大后方翻译文学的文学性和文学史价值，将突破“启蒙”“革命”和“言志”的阐释体系，超越“传统/现代”或“域外/境内”的二元研究模式，展示抗战大后方翻译文学以及抗战文学发展的基本轨迹与本真面貌。本课题将深化对抗战大后方翻译文学的阶段性认识，揭示在不同阶段、不同作家与译者的社会意识、精神世界、战争心理以及翻译选择与中国抗战文学之间极为密切的各种潜隐关系。展示抗战时期翻译文学与中国抗战文学之间多元的“融合”空间，探讨不同阶段的语境对翻译文学的诉求或翻译文学对中国抗战文学不可规避的影响，从而阐明翻译文学对抗战文学影响的合法性以及两者不可辩驳的艺术和现实关联。

从具体的翻译现象和翻译文本出发，拓展出抗战大后方文学研究的有效空间。通过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本课题负责人整理出大量抗战大后方的翻译文学作品，而现有的大后方翻译文学大都被“进步”的苏俄翻译文学遮蔽，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苏联文学、莎士比亚戏剧等方面，对其丰富性的还原必将赋予本课题更为开阔的研究空间。在整体描述各国文学翻译概况的同时，应注意考查它们多元的复合型关系，应说明文学译介与20世纪20～30年代的承传与积淀关系，以敞亮抗战时期的翻译与先前相比在主题和艺术上的差异，并找到抗战文学与五四文学的融合与超越。在论述抗战语境对翻译文学的诉求以及对中国抗战文学的意义时，应思考翻译文学与创作之间深刻的文化关联及共同承载的文学使命，应厘清两者潜隐或显现的关系纠葛，不断澄清翻译文学与中国抗战文学和抗战现实之顺向和逆向关系。在注重翻译文学文本研究的同时应注意引入文化研究，这是本课题研究的重点内容，涉及抗战大后方翻译文学文体形式、精神内容的特殊性以及它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和建构；涉及抗战大后方翻译文学的出版、传播和社会影响；涉及抗战大后方翻译文学在翻译层面的“变形”，翻译文本与源文本之间的差异以及它们在各自所属的文化语境中的“形象”问题等，这些内容可以让人们充分了解抗战大后方翻译文学的总体特征。

总之，本课题不是为了将研究固定在民族“救亡”的旗帜下，也不是为了呈现均质的、“进程”式的抑或先验性的翻译文学与抗战文学之间的主题纠葛，而是试图在方法论上建立起翻译文学和抗战文学之间的多维艺术空间，在差异的共时性中展示并反思抗战大后方翻译文学，使其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近年来，抗战文学的历史价值和对现实特殊的观照方式已经成为学术界探讨的重要话题，且大后方文学创作成就与对民族抗战胜利的推动作用也已被众多学者提及，但大后方文学研究与抗战时期丰富的创作活动形成了巨大反差，与当时文学在抗战中起到的“鼓动”作用和历史价值明显脱节。和抗战大后方文学研究的薄弱现状相比，大后方繁荣的文学译介活动遭遇了更为严重的“遮蔽”，迄今为止，很少有学者专门就抗战大后方文学译介活动进行过探讨，大后方翻译文学研究还没有充分拉开序幕。因此，研究抗战大后方翻译文学对于整个中国抗战文学的研究而言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海外及港澳台地区抗战大后方翻译文学的研究：抗战大后方文学诞生于特殊的时代语境中，海外及港澳台地区曾举办过两次关于中国抗战文艺运动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一是1980年在法国巴黎举行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将“中国的抗战文艺运动”作为讨论的专题之一；二是1981年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抗战文艺运动学术研讨会。尽管有很多海外汉学家参加了这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针对中国的抗战文学和文艺运动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给了大陆学者另一种学术视野和眼光。但对中国抗战语境的隔膜和对中国文学审美方式的疏离，很多研究成果具有明显的片面性。其中对大后方文学的研究十分有限，对大后方在抗战时期中国文坛上的特殊地位重视不够，没有人专门探讨抗战大后方的文学翻译活动。近年来，包括日本在内的很多海外学者开始反思战争带给人们的心理创伤，将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了大后方的重庆、桂林和昆明等地，开始关注大后方的文学，比如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的关根谦先生围绕在重庆活动的“七月派”进行了大量的关于中国抗战大后方的文学研究，但依然没有涉及文学翻译和介绍活动。总体上讲，海外及港澳台地区对抗战大后方文学的研究还停留在把抗战大后方文学作为整个中国抗战文学或现代文学构成部分来研究的阶段，并没有将其作为独立的研究内容，更没有从抗战大后方的文学活动中剥离出翻译文学这一特殊的文学生产和交流活动。

就国内抗战大后方翻译文学的研究而言，中国大陆抗战大后方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第一个重要时期是抗战期间，即20世纪30～40年代抗战大后方文学的发生和成熟期。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配合抗战需要而对大后方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做出及时的评价和指导，使文学创作进行相应的调整以声援民族抗战行动。因此，强烈的批判精神成了该时期大后方文学研究的总体特征。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学研究首先集中表现为对文学情感内容的批判。比如1938年2月20日，黎嘉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题为《诗人，你们往哪里去？》的评论文章，主要是对欧外鸥、柳木下、黄鲁、欧罗巴、胡明树和扬起等自称为“少壮派”的诗人出版的“一种漂亮的诗刊《诗群众》”提出批评。其次，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学的研究体现为对诗人创作思想的批判。比如胡风从大后方文学创作实际出发写了《今天，我们底中心问题是什么？》一文，批评了穆木天对抗战文学的看法，认为其关于“抗战文学底‘大部分’是‘个人主义抒情主义’，‘个人主义的感伤主义’”的看法“不是事实”。第三，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学的研究体现为对文学文体艺术的批判。比如1942年，施蛰存在《文学之贫困》一文中针对抗战文学的现状提出疑问，认为抗战文学“贫困得可怜”。第二个重要时期是新时期以来至经济体制改革期间，即20世纪80～90年代中期。随着思想解放潮流的兴起，抗战大后方文学研究在大后方文学研究的热潮中获得了相应的发展和提高。该时期抗战大后方文学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体现为多本专著的出版。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开始，四川教育出版社陆续推出了“国统区抗战文学研究丛书”，比如《抗战诗歌史稿》（苏光文著，1991年），《诗歌研究史料选》（龙泉明编，1989年），《大后方文学史》（文天行、吴野主编，1993年），《大后方文学论稿》《国统区抗战文学运动史稿》（文天行，1988年），《大后方散文论稿》（尹鸿禄，1990年），《文学理论史料选》（苏光文，1988年），《战火中的文学沉思》（吴野，1990年），《大后方的通俗文艺》（杨中，1990年），《火热的小说世界》（文天行，1992年）；后来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大后方文学论稿》（苏光文，1994年）这套书系为我们今天研究大后方文学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重庆出版社1989年出版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20册，为抗战大后方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学文本。21世纪初叶，吕进等撰写的《20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重庆出版社，2004年）开拓了地域新诗史研究的先河，作为战时的抗战大后方，重庆繁荣的抗战文学诗歌成为本书的重要内容之一。该书第二章《抗战时期：重庆新诗的第一次高潮》对抗战大后方文学组织、社团、文学刊物和重要诗人做了较为全面的“扫描”。但由于“史”的书写需要“体大虑周”，抗战大后方文学自然在这部文学史中没有得到详细的论述。四川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创办的《抗战文艺研究》出版了三十多期，对大后方文学的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总体上讲，抗战大后方文学的研究还处于滞后的状态，已有的研究成果难以支撑起大后方丰富的文学创作活动。

在就抗战大后方文学社团的研究而言，刘文俊先生的《桂林抗战文化城的社团》一书是目前唯一研究抗战大后方社团的专著，该书所谓的社团包括“文化社团和非文化社团，而文化社团又可以细分为戏剧、音乐、美术、新闻、科技、教育、宗教等类，非文化文学社团又可以细分为政治、经济、体育、工会、妇女及同学等类”。因此，该书对文学社团的研究只涉及“文协”桂林分会，而对其他文学社团的讨论则着墨不多。朱寿桐先生撰写的《中国现代社团文学史》是目前国内研究现代文学社团最有代表性的成果，该书从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社团研究的关系入手，重点分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至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主要文学社团的文学活动，比如新潮社、文学研究会、学衡派、新月派等社团与中国现代文学生态及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之间的关系成为该书的主要内容，显示出著者扎实的文学研究功力和敏锐的学术把握能力。但该书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三个十年的文学社团涉及甚少，并且认为：“40年代的文学史主体框架中连这种文派现象也开始瓦解，结构发生了更大的变化。抗战以后，文派瓦解而归并为统一战线，左翼作家、鸳鸯蝴蝶派作家、自由派作家都联合起来了，形成了一个个文艺阵地；战争形成的客观空间环境决定了文学的空间切块，可以将这些切块称之为‘文阵’。所谓大后方文学、国统区文学、孤岛文学、解放区文学等都是这样的切块，处在各种切块中的文人被迫放弃了文派运作的方式，而改为在不同的区域中自处于不同的阵地，于是这是一个‘文阵’的时代。”相对于声势浩大的五四文学社团而言，抗战时期的文学社团似乎更加关注民族的解放独立以及自我内部创作思想的践行，很难在广泛而普适的文学层面上产生全国性的文学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抗战时期的文学社团就应该被所谓的“文阵”取代。相反，抗战时期的文学社团数量众多且文学旨趣各异，对其加以探讨和研究，同样有助于中国现代文学第三个十年文学研究的深化。

所有这些关于大后方文学的研究或文学社团的研究其实都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一项内容——大后方翻译文学。贾植芳先生说：“由中国翻译家用汉语译出的、以汉文形式存在的外国文学作品，为创造和丰富中国现代文学所作出的贡献，与我们本民族的文学创作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谢天振先生说：“既然翻译文学是文学作品的一种独立的存在形式，既然它不是外国文学，那么它就该是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的一部分，对我们来说，翻译文学就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根据译介学的观点，抗战大后方翻译文学应该成为抗战文学的重要构成部分，研究大后方文学应该注意研究大后方的文学译介活动。从目前抗战大后方文学的研究内容来看，除了对抗战大后方文学文本、文学活动或文学理论有所涉及之外，抗战大后方文学的传播、受到的外来影响、文学翻译和文学刊物等领域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尤其是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学译介活动更是值得重点探讨的内容之一。目前，只有部分著作的部分章节约略探讨了抗战大后方的文学翻译活动。比如查明建和谢天振先生撰写的《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上卷）第四章“抗战时期及40年代的外国文学翻译”（1938～1949），虽然没有专门讨论大后方的外国文学翻译，但其中的内容已经涉及了很多大后方的翻译文学。又比如靳明全先生主编的《重庆抗战文学与外国文化》（重庆出版社，2006年），谈到了外国作家作品对重庆抗战时期文学创作的影响，但对“翻译”这一中介活动的关注还不够，而且对翻译文学活动发生的文化语境或翻译文学作品的传播、接受、影响等内容较少涉及。

抗战大后方翻译文学的研究实际上还没有真正展开，大后方翻译文学研究应该随着抗战大后方文学研究的发展而逐渐进入研究者的研究视野，成为一项必不可少的研究内容。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抗战大后方翻译文学对抗战文学乃至民族抗战胜利的推动作用毋庸置疑，但由于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感、文学研究的中国立场以及翻译文学研究的局限或者影响研究对翻译中介的忽略等因素，导致翻译文学特有的文学和社会价值得不到充分彰显。一般来讲，新材料的发掘、新观点的归纳以及新方法或视角的采用都会赋予文学研究的创新性。本课题吸纳翻译研究与文学研究的新思路和方法，对翻译文学的研究不再局限于语言层面的意义转换和情感传达，而是将翻译文学的价值取向和影响研究作为重点内容，并旁涉到翻译文学的意识形态建构和国家情感的渲染等相关话题。

美国翻译批评家韦努蒂（Lawrence Venuti）从文化批评的角度提出“异化翻译”（foreignizing translation）概念，为本论题的展开提供了宏观思路。韦努蒂在20世纪末期出版了轰动翻译界的《译者的隐形：翻译史论》（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一书，作为翻译文化学派的一种思路，他反对传统的将翻译作品“归化”为符合目标语文化及其语言习惯的作品，这种将原作者“请到国内来”的方法实质上是把外国的价值观念融汇到译语文化中，从而掩盖了译者对原作的选择、对原作语言文化形式的处理乃至基于原作的再创造活动，使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处于“隐形”的遮蔽状态。韦努蒂由此提出了异化翻译的理念，其所谓的异化翻译的内涵比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谓的直译丰富得多：“一方面，异化翻译对原文进行以本民族为中心的挪用，将翻译视为再现另类文化的场域，因而从文化政治的角度把翻译提上议事日程；另一方面，正是翻译呈现出来的另类文化使异化翻译能够反映出原文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发挥重新建构文化的作用，并使那些与民族中心主义相背离的译文得到认可，在一定程度上修正本国的文学经典。”

如果我们采用韦努蒂的异化翻译观来审视和打量抗战大后方翻译文学，就会发现正是因为抗战大后方对外国文学进行了以符合中国抗战需要为中心的“挪用”，才使得这一时期外国文学的翻译成为再现中国军民抗战文学的又一特殊场域，从民族和国家建构的立场上将翻译行为上升到政治的层面。尽管香港学者张景华在《重新解读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一文中总结了韦努蒂异化翻译的多重含义，认为其含有“精英主义意识”（elitism）,“文化精英可以通过异化翻译来影响其社会主流价值观。韦努蒂心目中异化翻译的译者和读者都是‘文化精英’，而不是普通读者，因而异化翻译也被他称为‘少数化翻译’或‘小众化翻译’（minoritizing translation）。异化翻译是不太适合大众的，因为‘大众的审美意趣是追求文学中所表现的现实主义错觉，抹杀艺术与生活的区别，他们喜欢的译文明白易懂，看上去不像是翻译’”。抗战大后方翻译文学由于各个社团在人员构成、文学旨趣以及对待抗战的态度等方面存有差异，因而人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时在语言策略上难以统一为“归化翻译”或“异化翻译”，通常是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共同完成了作品的翻译。比如“文协”抱着团结文艺界人士共同抗战的目的，其译文多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西南联大作家群由于多是南迁的知识分子，其译文更注重“文”与“质”的双重审美效果。大后方翻译文学看起来有悖于韦努蒂的“异化翻译”观念，但这似乎仅仅是语言表达层面的问题。从内容的维度来讲，大后方社团的翻译文学力图传递出“异域”的文化色彩，译者也希望译文讲述的是外国故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读者意识到全世界的抗战形势，意识到中华民族不是孤独地同法西斯作艰苦卓绝的斗争，进而增进中国民众坚持抗战的信念和抗战必胜的信心。因此，抗战大后方翻译文学在民族抗战文学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建构文化的作用”，于是在韦努蒂的启示下，本课题将大后方翻译文学与文学主张、文学审美与外国文学的译介选择等作为研究的重要内容，力图在语言的部分“归化”和内容的“异化”之间重新解读翻译文学所呈现出来的国家意识和民族立场。

文化研究和社会学研究范式的介入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领域。美国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认为当前的翻译研究不再以语言学研究为主要方法，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从而引起了翻译研究内容的革新，“文化研究对翻译研究产生的最引人注目的影响，莫过于70年代欧洲‘翻译研究派’的兴起。该学派主要探讨译文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下产生，以及译文对译入语文化中的文学规范和文化规范所产生的影响。近年来该派更加重视考察翻译与政治、历史、经济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翻译文化学派的观点使人们开始对翻译文学文本的外部环境产生了兴趣，于是大后方翻译文学与抗战语境的关系、翻译文学的潜在读者以及翻译文学对抗战的存进等内容就进入了本课题研究的视野。严格说来，翻译社会学派应该划归到翻译文化学派的范畴，澳大利亚著名学者皮姆（Anthony Pym）近年来致力于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研究翻译，他在《翻译史研究方法》（Method in Translation on History）一书中所凸显出来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强调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翻译，突出翻译与整个社会诸多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本课题注重从战时国统区的语境出发，从伦理道德、文化过滤、政治宣传以及抗战环境等社会或文化的角度去研究翻译文学，彰显的就是翻译的文化批评或翻译的社会学批评模式。

福柯（Foucault）的权力/话语结构模式对研究抗战大后方翻译文学提供了更为开阔的研究思路。法国著名学者福柯在他极具影响力的著作如《知识考古学》《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权力与反抗》乃至《性史》显示出权力运作最明显和最复杂的地方是其所强调的话语，因为在他看来，“在人文科学里，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翻译实践活动的展开必然受到一定社会历史境遇的影响，尤其是发生在两种文化之间的权力关系的影响：“粗略说来，由于第三世界各个社会（当然包括社会人类学家传统上研究的社会）的语言与西方的语言（在当今世界，特别是英语）相比是‘弱势’的，所以它们在翻译中比西方语言更有可能屈从于强迫性的转型。其原因在于，首先，西方各民族在它们与第三世界的政治经济联系中，更有能力操纵后者。其次，西方语言比第三世界语言有更好的条件生产和操纵有利可图的知识或值得占有的知识。”塔拉尔·阿萨德（Talal Asad）的话表明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其实与个人审美价值取向的偏好和语言能力的深浅并无多大的关系，对翻译实践起着主导作用的乃是符合政治体制实践的各种形式和福柯所说的权力/话语的关系，这些因素决定的认知方式将某些对外国文学权威化或者经典化，并且压制了其他认知方式和文艺观念。因此，现在进入我们研究视野的翻译文学其实是在强势文化所特有的权力的操控下翻译而成的，很多并不是出于译者个人的主观选择。

本课题实际上是对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理念的一次实践，把“抗战大后方翻译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必然会采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在比较文学媒介学的基础上产生的译介学（medio-translatology）“是对那种专注于语言转换层面的传统翻译研究的颠覆”。比较文学中的翻译研究由于文化因素的介入而显示出与传统翻译研究的巨大差异，如果说传统的翻译研究主要是一种语言层面上的研究，那比较文学中的翻译研究就是一种文学研究乃至文化研究。谢天振先生将从比较文学或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称为译介学，认为翻译研究的对象不在语言层面，译介学“把翻译看作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对象，它把任何一个翻译行为的结果（也即译作）都作为一个既成事实加以接受（不在乎这个结果翻译质量的高低优劣），然后在此基础上展开它对文学交流、影响、接受、传播等问题的考察和分析”。所以相对于传统的语言研究来说，译介学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译介学为我们研究翻译文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只有译介学把翻译文学作为了理所当然的研究对象。传统的翻译研究注重翻译语言和翻译过程的对等性，翻译文学（诗歌）不在其观照范围内；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多是以国别或民族文学为研究对象，再放宽眼界无非包括了文学的比较研究，翻译文学在学术研究的园地里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译介学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专门研究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文学翻译活动和翻译文学，从而使翻译诗歌的研究有了方法上的归宿。译介学和传统翻译学的区别为我们研究翻译诗歌消除了很多争议和障碍，我们不必再去计较诸如“文学可否翻译”“文学翻译的标准”以及“作家翻译的利弊”等问题，而是把翻译文学都视为一个既定的客观文本，以这个客观的文本为依托展开文化的影响研究。因此，本论题把大后方翻译文学视为“既成事实”，不去对它做真伪和价值评判，更多的是论述译文对中国抗战现实的意义以及对中国抗战文学发展的影响。

当然，本课题除在宏观上采用以上研究思路或方法之外，在具体的研究中还会采用到如下方法：比如对部分翻译文本的细读、分析会用到形式主义批评文论的方法和研究思路；在比较译文和原文时还会使用到交往行为理论，因为对两者关系的研究涉及主体间性的问题；刘禾的“跨语际实践”理论也为本课题的开展提供了很好的视角，有助于厘清外国文学是怎样进入中国抗战文学系统的。这些方法和研究思路相互渗透，共同指导了本课题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