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深秋，“四清”运动开始了。
这年冬天的一个下午，一辆大卡车拉着一车人，被卡在距离东朱团村两里多的一个土坡上，那时还没有供汽车走的公路，土坡的里边是土崖，外边是壕沟，大卡车就开不过来了。
东朱团村的社员大呼小叫地扛着工具去垫路，直到天快黑时，车才开进村里。不过车里的人先步行着进了东朱团村。
这辆大卡车给村庄载来了动荡不安和神秘的悬念。
村庄一家伙来了四十多个“四清”工作人员，感觉像戏班一样让人觉得神秘兮兮的。
生产队长们不再像狼嚎一样吆喝社员去干活。小队会计蓝制服口袋里不再别着亮闪闪的金星笔了。凡是原来牛逼哄哄的人都死眉龊眼的了，原来土头土脑的人倒是都眼光亮汪汪的了。贫下中农们三五成群地在村街上走来走去，神神秘秘地谈论着什么。
当天下午，有一家三口正在石碾上碾米，有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笑嘻嘻地走了过来，穿着深蓝呢子中山服，中等个儿，高高的鼻梁。
听人说他是莒南县的一个领导，也是“四清”工作队的头头，姓厉。
寒暄了几句话，他就开始帮着这家推碾子，一边推，一边问这问那，一听这家人说祖祖辈辈贫农，他态度更谦和了，话也更投缘了。他帮贫农家推碾子，在人家里吃饭，那已经就是开始工作了，这叫访贫问苦、扎根串联。
“四清”工作队进村后，就分散住进事前派人摸底了解好的贫雇农家，并规定与贫雇农“四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娱乐，不能在贫雇农家吃肉。
进村后的首要任务是先摸清大队里有多少户，比历次人口普查还细致准确。
情况摸清后，就着手发动广大社员对生产小队和生产大队的队长、会计、记分员、保管员、村支书进行检举揭发。
揭发他们有没有资本主义思想？有没有包产到户单干？是否有反革命行为？有无贪污，多吃多占？账目是否清楚，支出是否合理合法？
一时间，整个村庄处在“山雨欲来”的紧张气氛中，搞得老支书与村干部们精神紧张，忐忑不安，社员们的心情更加沉重了。
社员们不知这次“四清”运动要搞成什么名堂，是否要回到1958年和1959年那样，搞大兵团作战，搞大搬家，搞大食堂，收回自留地，不准养猪养羊养鸡养鸭？又要随便捆绑吊打人？又要捉鬼拿粮翻箱倒柜？
很快，东朱团村又成立起贫协会，代替了大队党支部、生产队，是“四清”运动的依靠对象。
在“四清”工作队的支持、贫协的带头、积极分子的配合、运动骨干的冲锋陷阵下，东朱团大队的“四清”运动开局了。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左的思想支配下，有些人已经失去了理智，把积怨对准了所谓的“四不清”干部们。
当时，有一句话叫“有枣没枣也要打三竿子”。从记工员、保管员以上都定为“四不清”干部，这样使全村三四十名干部被隔离审查，交代问题，这称之为“上楼”。
东朱团村的村干部们白天上楼挨审、交代问题；晚上睡觉有民兵监视，怕干部们互相串联，订攻守同盟，并且采取了大会批斗，小会攻心，三堂会审，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
随着运动的不断升温，运动骨干们越斗越勇，村干部们承受着巨大的思想和情感上的压力，再加上精神和身体上的折磨，有许多人都坚持不下去了。
就连不积极参加斗争的贫下中农群众，也承受着极大的压力。有的甚至采取了轻生的办法，“四清”运动到了一种不正常的危险时期。
社员们张开蒙昧的眼睛，观看着“四清”运动剧情的发展……
一天晚上，贫协开会给村干部罗列罪名。
他们这次控诉的对象是老支书。他们揭发老支书曾经贩过煤炭，听说数量之多，达到150万斤，是个标准的“炭贩子”。
“四清”工作队听揭发者讲的头头是道，很是动容，一边摇着头，一边呵斥道：“他朱崇敏这叫投机倒把，东朱团大队的政权怎么会落到这种投机倒把的人手里？”
会上，有些参加会议的人员突然都压低了声音，相互传递着眼神，交头接耳。
“四清”工作队的头目一边听，一边频频点着头，并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
“四清”工作组把老支书贩炭这件事上升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上去，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开展批判。
一些群众因怕伤了乡里乡亲的面子而批不起来，“四清”工作组就培养典型发言引导批，批得不痛不痒就去找“理论武器”深入批。
一天上午，一位“四清”工作队员板着面孔，拍着桌子向老支书大发雷霆，“你这个朱崇敏，据群众揭发，你投机倒把，你回去好好准备一下，到晚上来彻底交代！”
老支书神色镇静而又十分坚决地说：“不用等到晚上，我现在就可以交代。我去贩炭，是为人民服务，我从中未获过一分钱的利。如果我真是投机倒把，你们可以开除我的党籍，撤我的职，送我进监狱。但我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四清”工作队员声嘶力竭地打断了老支书的话，“你说话算数，可敢签字？”
“不光敢签字，我还敢盖章按手印。”老支书毫不畏惧地回答道。
随后，“四清”工作队员让老支书在一份材料上按了手印。
刚正不阿的老支书从来没受过这般窝囊气。虽然他气冲牛斗，但并没有发作，而是表现出一名共产党员特有的成熟与沉着。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四清”工作队就将老支书关进了村西头的两间小黑屋，还派两名工作人员看管着，主要是怕老支书想不开寻短见。
那年月，周边村子真有人因为被批斗，想不开而走上了不归路。
采访中，老支书和我说到这里，声音转为低沉，目光落在地上，往事的心酸和无奈又涌上心头。
当时，农村的冬天特别冷，这两间小黑屋四处透风，晚上老支书只能躺在麦秸上，盖着一件破棉袄，冻得浑身瑟瑟发抖，根本无法入睡。
“被关禁闭的前三天，我感到绝望透顶，百思不得其解，难道共产党就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同志么？咱全心全意为老百姓付出，竟落到这种地步，真让人心寒啊！”
老支书被关了禁闭，全家人整天悬着一颗心，度日如年。
尤其是奶奶生怕这个宝贝孙子的思想有包袱想不开。
那年月，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奶奶常念叨：“崇敏啊，这官咱不当了，俺怕你早晚死在这官上。”从奶奶的话中，我们可以听出当时的运动有多么可怕，一不小心就会丢了小命。
自从老支书被关了禁闭，一日三餐，都是老伴邵士英去送。每天大家都能看见她迈着小脚步，捧着个罐子从村东到村西头为老支书送饭的身影。
在被“软禁”的十八天里，老支书每天晚上都要翻看《党章》。他脑子里时常琢磨着一些想法，“1956年，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很感谢党的提拔培养，让我当上了大队书记，得到了这份荣耀。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个村干部，平时说要经风雨、见世面，风雨真的来了，世面也不会永远是清一色，要给一点颜色的时候到了，共产党员要如何面对这样的现实？”
老支书在心里竭力寻找答案。他坚信：“我对党、对老百姓是真心实意的，从来没办过亏心事，相信党和父老乡亲一定会还我一个公道。”
2017年春节刚过，老支书带着大包小包的礼物要去看望他“四清”运动时结识的好朋友唐维高，我便一同驱车前往。到达板泉镇武阳村，我们见到了今年87岁的唐维高老人。老人亲切地拉着老支书的手，问长问短。一听我是来采访的，唐维高老人便打开了话匣子。
就在老支书被关的第六天傍晚，黄昏收起缠满忧伤的长线，睁着黑色的瞳仁注视着大地。这时，一个身影出现在老支书被关押的小黑屋前，他就是板泉公社武装部副部长唐维高。
唐维高虽是“四清”工作队成员之一，但他和其他“四清”工作队员不一样。他喜欢和社员们在田间地头打成一片，还经常给社员们讲故事，编一些打油诗顺口溜逗社员们高兴开心。
在他家，我还翻看了他当年写的那些打油诗。
自从老支书被关禁闭以后，唐维高整天心急火燎，寝食难安。
一天傍晚，他以“四清”工作队谈话为名，去看望老支书。俩人一见面，老支书便指着《党章》，压低声音问，“老唐，上级真按这上面写的办吗？管乎吗？”
唐维高悄悄地在老支书的耳边嘀咕，“我爹也在俺大队里当干部，如果要是不按上边写的办，我回去干脆也不让他干了。你放心好了，咱共产党的天下不可能说变就变！”
唐维高几句宽慰的话让身陷囹圄的老支书心里顿时明亮起来了。
半个月后的一天，东朱团大队又来了两位县里派来的干部。听说一位是县检察院的检察长，叫苏延寿。另一位是地委党校的干部，叫孙维翰。他们是专门来核实老支书问题的。
他们深知，在四清工作中，特别是通过与“四不清”干部开展“摆表现，谈危害，挖根源”的思想交锋中，他们发现“四清”工作中一些问题渐渐显露，或者说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这些问题主要是：一、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四清”工作队没有讲清，农村干部和群众没有搞清；二、农村干部、群众关心的不是什么斗争，而是如何搞好生产，发展经济，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现状，特别是当时吃饭的问题；三、解放十多年来，农村干部、群众对党有深厚的感情，他们忠实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批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特别是把这顶“帽子”戴在他们头上，感到困惑和不满。
面对两位前来核实投机倒把问题的上级领导，老支书把贩炭的前前后后给他们讲了一遍，“从1961年春天，三年自然灾害后，全公社都存在社员没炭烧，吃不上饭的问题。当时，公社领导任桂祥找我谈话，说煤炭不好买，动员我到傅庄窑南头为社员们贩炭烧。领导告诉说，贩炭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想，身为一名共产党员，听党指挥，服从组织，只要是为人民服务，当然得全力以赴。于是，我揣着自家刚刚卖一窝猪挣的800块钱，开始去贩炭。当时，大队一天才给我补贴两毛钱，可光我的住宿就要花两毛钱。何况还要喝水、吃饭，仅靠大队的那点补贴是不够的，很多花费开销，都是我自己掏腰包垫上的，心想就算不报销也算是为人民服务，我也高兴。”
老支书一边说着，孙维翰一边时不时地点头。
“拉炭需要车辆，我又跑到运输公司找总调度黄宝堂，请他帮忙调度汽车往村里运炭。那时，运输公司的车辆很紧张，一般人顾不上。因为我与黄宝堂关系好，他才给我安排车用。当时，最多的时候一天都能卸十八辆汽车炭，村里的空地上全卸满了黑压压如同小山一样的煤炭。一开始，这些炭仅供我们村的社员烧。后来，周围村庄以及亲朋好友都闻风而动，托关系找上门要买炭。你看，这都是乡里乡亲的，抬头不见低头见，我全都按进价多少钱，给他们算多少钱，从不加价，不挣他们一分钱。我保证我说的全部是事实，经得起任何调查，如有半句假话，枪毙了我也决无二话。”
听完这些，只见苏延寿把笔一扔，拍着桌子，大声道：“他娘的，这哪里是投机倒把，我看这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老朱，真是让你受委屈了。从今天起，对于强加给你的一切不实之词予以全部推倒。”秉持正义的检察官为老支书翻了案，当场释放关押，还了老支书自由和清白。
语末，老支书的声调越来越低，仿佛因为久谈而疲倦，或者他想避开那些不想让外人知道的事。我看不出他脸上有任何表情，抑或是因为那天光线暗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