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悼世祥

王嘉良

今夕是何年，恶运都会降临在青年才俊身上？《中国社会科学报》于2013年12月27日公布是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家“逝去的背影”，两位浙江年轻才俊赫然在目：其一是浙江文学院院长盛子潮，终年56岁；另一位便是温州大学副校长叶世祥，年仅47岁。一年之内，我省文艺学界痛失两位年轻学者、我的多年好友，作为年长他们20岁上下、曾与他们多年来共同切磋学术的我，真是情何以堪。俊异人才难以善终，我除了慨叹生命脆弱、人生无常外，只能责怪老天无眼、天道不公！

对于世祥以47岁盛年过早谢世，我尤有切肤之痛，因为这一切来得太快太快，这里有太多的无助与无奈，太多的憾然与怅然。

世祥得病的消息，我是在4、5月间即从朋友处断断续续得知的。震惊之余，我一则从心底祝福他早日康复，再则，料想他正当盛年，不会就被疾病轻易击垮的。5月中旬，我去丽水出差，在一个朋友的饭局上，得知世祥正在近处疗养，身体恢复得不错，很想去看看。但朋友告诉我，世祥曾有言，他想静静养病，不想过多打扰别人，对于访客，多半谢绝了。我想，这样也好，这会有利于养病，而且目前正在恢复中，他还这么年轻，总会好起来的，日后必有见面机会，所以也就不怎么坚持去看。殊料两个多月后，即传来世祥去世的消息，这完全出于我的意料，心头的痛惜、落寞之感的确难以名状。7月中旬，遗体告别仪式在温州举行，温大发来信息，我实在不愿见到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消逝于无形之中，也不敢体会白发人送黑发人会是怎样的一种感觉，所以踌躇再三，终于未能去作最后告别，只是委托前去与会的王侃向其家属与温州朋友略致悼念之意。然而，我毕竟与世祥已暌违多时，此后也再无晤面机会，而且从此阴阳两隔、天各一方，怎不叫人痛心疾首！

世祥过世以后，温州大学拟出纪念文集，孙良好先生以我与世祥交往甚多相知必深，希望我写些纪念文字。对此，我自然极愿接受，而忆及我与世祥的多年交往，许多点点滴滴的往事就都浮上了心头。

我与世祥的初次相识，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个夏天，我去温州出差住着的一个宾馆里。温州师范学院的两位年轻教师来看我，都是我先前不熟识的，其一便是世祥。对于温师院的现当代文学教师，过去我大多认识，有的是在学术会议上相识，有的则因其时我正主编一套浙江省高师院校通用的现代文学史教材，与师院老师走动较多，一来二往便都熟识了，任国权兄还是我多年的老朋友。这两位年轻老师却是初次见面，但甫一见面，年轻人的直率与无话不说，便不自觉地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就像已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的晤面。说话最多的是世祥，从其言谈中，既透出年轻人的爽直、机敏与干练，还有他独具的才识与见地。他说起自己是北师大毕业，曾对做学问很感兴趣，尤喜好鲁迅，在鲁迅研究方面曾下过一些功夫；但来温师院工作后，为这里的潮流所感染，竟“半下海”去编一份中学语文教学报刊，结果钱没有赚到，学问也荒疏了，现在想来真是不值得，谈话间颇生出些“田园将芜胡不归”的感慨。我显然被这位年轻人的真诚、坦率感动了，初次见面便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个人的才具、学识、知识结构，常常见于其举止与谈吐，有时往往透过一席话就能判断交谈者才智的高下，领会其对学问的真切感受。我对世祥的感觉亦如是，料想他若是把精力都能投放在学术研究上，他在学问上作出成绩来，肯定是可以期待的。

后来果然听到他专注于学术研究，不时有研究成果发表，自然为他高兴，而他对学问的专注与执着，依然给我以真切的感受。一年以后，我们又在我任教的浙江师范大学见面了。这一次晤面，我们算是有了所谓“师生”的名分。那是浙江省高师师资培训中心举办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硕士课程班”，我主讲一门“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论”的课程，世祥作为这门课程的进修生前来听讲。开讲那天，世祥就坐在前排，我抬眼望去，颇惊异于他的到来，因为此前并未听说过他也要来修这门课；眼神交流后，彼此莞尔一笑，算是打了招呼。那一堂课，我讲得特别卖力，世祥也听得很认真，不时作些笔记，这是使我颇感欣慰的，很有些授课遇知音之感。课后，我们就课程内容做过一些交流，他说了些赞许之类的话，而且听得出其赞许是真诚的，并非当面奉承。例如，讲课中涉及鲁迅与茅盾两种不同形态现实主义各自的生成背景、个体特征及其不同价值取向的论述，他认为讲得颇为在理，对他很有启发。后来在其发表的论著中，部分地引用并生发了这一论述，曾使我惊喜不已。作为一位授课者，恐怕没有比听讲者有如此认真、执着的态度更令人感动的了。当然，对授课内容，世祥也有他自己的独特思考，他对于“文学思潮”的观照视角，似曾有过一段琢磨，于是直率地提出了他对于深化“思潮史论”的看法。他以为，以往的文学思潮研究，太过强调“思想思潮”与文学的关系，而文学思潮与艺术形式、文学创作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总是关注不够，这是有待以后研究中加强的。这使我颇受启发，我在文学思潮研究中也是有此病的，必促成我对这一问题重新作出探究与反思。日后我将讲稿整理成《现代中国文学思潮史论》一书出版时，有意识地注重了艺术形式的论述，使缺憾得以部分弥补，这是至今都要感佩世祥的。此次晤面，给我留下的印象自是十分深刻，其敏思好学，长于独立思考和穷根究底的钻研精神，预示着在学术研究上其前程实在未可限量。

厚积薄发，遂有世祥在学术研究上的长足进展，不久便有厚重著作问世。这就要说到他的学术专著《鲁迅小说的形式意义》了。在世祥的所有著述中，《鲁迅小说的形式意义》有着特殊的意义与价值。这不但是他的第一个国家课题、第一部学术专著，而且还以选题的开创性、思维的开阔性、论证的严密性而具有极高学术价值，获得了同行专家的高度评价。这部专著的出版，纳入了我主编的“浙江跨世纪文丛”（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曾先期读到书稿，故而感受特深。当初我编这套“文丛”，意在为迎接新世纪的到来，检阅新旧世纪交替时期浙江文学研究者的学术成果，表达研究者以一种应有的姿态迈向新世纪，所以组稿对象多为年轻学者。世祥其时恰逢《鲁迅小说的形式意义》完稿，尚未找到出版单位，当得知我在编这套丛书时，就与我电话联系，要求将其书稿列入“文丛”。我几乎未加思索便应允了。这不仅因为他对于“形式意义”的研究颇有造诣，是我先前熟识的，更由于其鲁迅小说的形式意义研究，曾列入国家课题，是完全可以信赖的，须知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一个国家课题十分不易，能得此书稿，必使“文丛”增光添彩。及至初读其书稿，益发增加了我的自信。不独此书专论鲁迅小说的形式意义，是以往鲁迅研究中的薄弱点，而且从“形式”的视觉切入，当能更深入阐发鲁迅在小说艺术上的独特创造精神，因而本书选题之精当、所论之精妙，都成一家言，其学术意义自不可小觑。如此创新之作，颇合于我们编辑这套丛书意在展示浙江青年学者昂然迈向新世纪的“姿态”，自然令我刮目相看。在我主编的这套“文丛”（共10本）中，只有世祥的这本《鲁迅小说的形式意义》获得由浙江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证明其确为出类拔萃之作，也证明了世祥的学术成果与学术研究水平已获得了专家与社会的广泛好评。

我与世祥交往最多的，是在学术活动场合，于此我见到的是世祥对学术事业的厚爱及其锲而不舍、锱铢必较的学术探索精神。其为人为文在同行中是有口皆碑的，这在学术交流活动中体现得最为显著。

回想以往的学术活动，我特别感佩的是世祥对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工作的支持，以及他为发展我省现代文学研究所作出的贡献。就学术贡献而言，他厚重的学术著作及在学术界的影响，已为我省争得荣誉，固不待言；而他热心于做以文会友的学会工作，以推动学术研究的群体性进展，尤令人敬重。由于他的学术研究分跨两个专业：现当代文学与文艺学，而且在相当长时间里其研究重点侧重在文艺学方面，但对现代文学研究仍十分热心，学会召开年会，他是每会必到，在我印象中，他没有缺席过一次年会，即便是当上副校长后，亦复如此。这里有对我工作的支持。他曾说过：只要王老师发话，即便事情再多，我也会来参加会议。听此言，我总是心头一热，文友之间的相知、相助，莫过于此了。当然，他致力于此，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对学术事业的厚爱，以及通过学术交流平台取长补短厚实自己的那种治学精神。他是我们学会最年轻的副会长，同时也是为学会同仁所敬重的一位年轻学者。其所以为同行敬重，就在于它对学术交流活动的认真、投入，学术研讨时一丝不苟的探索精神，以及风趣、诙谐的谈吐，总是能深深吸引人、感染人。因其身兼数职，当上校领导后工作繁忙，我们并不要求他每次与会都提交论文，但在学术研讨会上，有两项工作他是必须做的：即每次的大会发言及作发言的“点评”。其发言与“点评”之精彩，在学会同仁中是出了名的，不独要言不烦、点到即止的意义掘发，令听众折服，尤其是不喜作泛泛之论，甚至常爱“挑刺”，说出些与发言者并不相同的观点，且每每旁征博引，叫被批评者口服心服。由于学养深厚、思维敏捷，世祥作发言与“点评”，总能把话说到点子上，也把研讨会气氛搞得非常活跃，令所有与会者获益匪浅。这样一位富有生命活力的年轻学者形象，自然会深深刻印在人们的心头，久久地令人怀念。

在前不久于海宁召开的一次现代文学年会上，主持人提请全体肃立，为世祥逝世默哀三分钟。我环顾四周，见到的是一片肃穆、哀戚之情，同行们对世祥逝去的痛悼已溢于言表。一个人离世以后又能活在人们心中，这或许也可告慰世祥的在天之灵。

2014年1月25日写毕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浙江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