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治与地方关怀

2012年，被媒体曝光的山西省文水县的王辉弃商从政案，颇有当代官场拍案惊奇的味道，也是近年来资本对地方政治过度渗透的缩影。王辉在当地民政局开始工作，然后长期经商，但保留工资，足见其在当地的深厚关系，也反映了地方编制管理的混乱。然后因为财富积累巨大，而以民营企业家身份，加入民主党派，进而关系网络扩大，担任省人大代表，再在家乡谋得实职，先任政协副主席，成为副处级干部，后因为年龄、性别、非党等多项优势，而转任副县长。一路走来的许多机缘巧合使王辉本人都说，“都是我命好”。

对王辉来说，这是“命好”，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则会质疑选人用人制度，进而对政治失望。凡是对地方政治知晓一二的人，都能举出几个类似“因商而官”或“弃商从政”的案例。虽然这些商场成功人士大多能力出众，熟悉经济管理，而且能给当地GDP增长带来某些好处，但是他们从政之路往往瑕疵颇多，从政之后又急于用权力来巩固和扩大自己所经营的产业，权钱交易，加剧了当地政治生态的恶化。

他们从政的方式通常有三种。第一种是利用当地政府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冲动，借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来进入当地政界。比如，在个别经济欠发达地区，甚至还出台专门政策，为吸引和留住外来投资，往往给投资者许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甚至副县长政治身份的承诺，以体现当地党委政府对于发展经济的高度重视，而投资者也乐得接受，可以为积累更广的政治人脉创造条件。

第二种是利用自己的企业家身份加入一些官方组织，比如妇联、青联、民主党派，进而再利用干部结构化选拔设定的原则来获得实际的政治职位。王辉显然就是属于这类。这些年来，获取加入这些组织的资格已经成为权钱交易的隐性形式，以至于一些企业家利用各种方式来充分利用这种制度的漏洞，也使这些正式组织的代表性受到了严重伤害。

第三种则是赤裸裸的买官，或者是给自己觅得一官半职，或者是出钱支持自己的子女、亲戚以及朋友在录用、升职、调动等方面获得特殊待遇，使自己的家族群体具有政治意义。

地方社会还是熟人社会，这些行为并不会隐藏很深，很容易成为街谈巷议、茶余饭后的话题。但令人深思的是，为什么当地公众对这种现象听之任之，以致熟视无睹、习以为常？为什么相关人员竟敢肆意妄为，毫无遮掩？显然，这是更为深刻的社会问题和体制问题。按照一般的政治常识，越是基层，社会公众的监督越容易，官员也越珍惜自己的名誉，从而地方社会与地方政治能够更容易形成良性互动。遗憾的是，这些年来，相当地方的政治生态在恶化，社会风气在消沉，金钱、关系、“拳头”成为进入当地政治场地必备的条件，除了导致政治领域内部关系失衡外，更加剧了已有的社会不平等关系，对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产生了严重损害。

在中国，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地方社会中，关注更多的却是全国政治，乃至国际政治，形成了一种非常奇怪的错位现象。这种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的错位，造成地方政治经常处在焦距模糊的位置，既熟悉，又陌生；既关切，又无助。随着王辉这类地方事件的全国化，每个人的地方政治意识应该会得到激发和培养，这必然有益于国家—社会—资本这个三角关系在地方层面的更趋合理。

要使地方政治保持纯净，并没有什么秘药良方，但有两个基本的原则：一是要推动地方社会的成熟发展，树立社会的正气，形成“众口铄金”的舆论。社会越强大，公共权力的使用就会越谨慎。而社会的发展和成熟是在扩大公共参与的过程中实现的；二是要实现政府的责任，尤其是对当地社会的责任。要做到这点，除了要加强用人制度上的问责制外，更要在资本与权力之间建立“防火墙”，防止资本对政治权力的渗透，乃至俘获，使政府把更多的精力和资源用于服务当地社会，而非简单地追求经济增长。而从经济活动中脱离出来，也自然会拉开政府与资本的过密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