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国际贸易政策

基于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和国家政治、文化的需要，各国采取各种贸易政策保护本国经济的发展。贸易保护政策的工具有关税、补贴和配额等。它们各有特点，对国家和国际贸易的影响也有所不同。

经济学理论既然告诉人们，满足一定条件下的贸易自由化可以实现国家福利最大化，于是，研究满足这些条件的理论成为经济学的一个方向。而经济一体化理论为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等经济一体化形式提供了贸易政策依据。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世界上最穷与最富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为，基于静态相对优势理论的国际贸易与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毫无关系。在国际贸易中，贸易使这些欠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长期衰退，实际上阻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这些经济学家主张通过进口替代（进口商品国产化）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真正提高国家的经济水平。基于上述观点，产生了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替代政策。

标准的贸易理论将国际贸易定位为国家间的货物交换，而没有考虑到现实中公司之间存在的竞争关系。20世纪80年代早期，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某些产业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企业参与有效竞争。由于参与竞争的企业数目少，在这些市场存在不完全竞争现象，给企业带来超额利润。因此，企业投资在这些行业，将会获得比在其他行业中更高的回报。在国际市场上，不同国家的相同行业为争夺这些超额利润而展开竞争。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能通过变更博弈规则，将这些超额利润从国外企业转移到国内企业。也就是说，通过国家贸易政策扶持这些存在超额利润的行业，以增强这些国内行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上述观点使得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采用所谓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一种在寡头垄断市场上积极的贸易政策，以他国经济损失为代价，在延伸的外部经济条件下增加国家财富。

第一节 贸易政策工具

当今国际贸易中，贸易政策工具的主要形式有关税、补贴、进口配额、自愿出口限制、国产化程度要求、政府采购、繁琐的进出口程序、出口信贷补贴等。

一 关税

关税是一种最古老的贸易政策形式，不仅被当作贸易保护工具，也被当作国民收入的重要来源。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关税的贸易保护作用越来越弱。但是，了解关税对贸易的影响，仍然是了解其他贸易政策的重要基础。

1．关税分析

从成本收益角度分析，在出口国，关税降低商品市场价格，使国内消费者获益，生产者受损。在进口国，关税提高商品市场价格，使消费者受损，生产商获益。关税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打个形象的比喻，关税好比在国内价格与国外价格之间“嵌入一片楔子”，只是这片楔子并没有完全反映国内和国外产品销售的价差。通常情况下，关税导致国内市场价格的增幅小于关税税率本身。但在一些小国，由于出口产品数量太小，出口关税对世界价格几乎不产生任何影响。在这样的国家，关税几乎全部反映到国内价格的提高上。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Krugman）认为，综合考虑关税收益与损失发现，关税对社会福利产生两个方面的净影响：（1）效率损失，原因是关税扭曲本国生产与消费者的激励机制；（2）贸易条件改善所得，原因是关税有迫使外国出口价格下降的倾向。在上个段落提到的小国中，关税不能影响外国价格，因此，关税在这些国家的贸易条件改善为零，只带来社会福利的净损失。

对关税的分析方法可以运用在对其他贸易政策的分析，如出口补贴、进口配额和自愿出口限制等。出口补贴导致关税类似的效率损失，即价格增幅不等于关税税率本身，而它引起的贸易条件恶化所造成的损失更加严重。在政府收入方面，关税与进口配额和自愿出口限制的影响不同。实行配额管理时，政府收入转化为进口许可证持有者的“租值”。实施自愿出口限制政策时，政府收入转化为外国人的“租值”。

2．赞成关税的贸易条件改善论

在第二章第一节的互惠贸易论中，我们讨论了贸易保护理论的贸易条件改善论，同时触及最优关税理论。这个理论，就是关税贸易政策的理论依据之一。它直接基于对“成本—收益”的分析，认为对于一个有能力影响出口国出口产品价格的大国来说，如果关税能够降低进口产品的净价格（去除关税管理成本），就可以改善本国的贸易条件，因为它扭曲了生产与消费的动因。但有时，贸易条件改善的成本可能大于其收益。

3．赞成关税的国内市场失灵论

自由贸易的基本理论，是建立在消费者和生产者剩余这两个概念上的“成本—收益”分析。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消费者和生产者剩余，尤其是后者，不能正确衡量生产某种产品的成本与收益。生产者剩余之所以不能正确衡量生产某种产品的收益，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1）某行业的劳动力使用在其他情况下可能会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况；（2）资本市场或劳动力市场的缺陷，使资源不能迅速流向高回报行业；（3）新兴或不断革新的行业可能出现知识外溢。

上述三种原因均为国内市场没有发挥应有功能的市场失灵现象，即劳动力市场没有有效分配劳力、资本市场没有有效分配资源等。举例说明，假定某种产品生产积累的经验可以提高社会整体的技术水平，但产品生产厂商却不能从中获取收益，因此，厂商在决定生产产量时就不会把社会整体技术提高导致的产量增加考虑在内。在这种情况下，增加该产品的生产可能产生额外的社会收益，而用生产者剩余的衡量方法却不能反映出这个额外收益的存在。关税及其他贸易政策因而成为获取这一额外社会收益的合理依据。

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市场失灵现象似乎十分普遍。例如，不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发育不完全，失业和城乡工资水平差异巨大。再例如，发达国家富有创造性的厂商无法充分获取革新回报。这些现象，在市场失灵理论之上，似乎为利用关税和其他贸易政策工具进行贸易干预以增进社会福利提供了实践验证。

4．市场失灵下的自由贸易观点

反对上述所谓贸易保护实验验证的观点认为，国内直接、有针对性的政策，是调整具体市场失灵现象的最优工具，因此，不应当使用贸易保护这个间接的次优工具。同时，经济学家无法准确界定市场失灵，无法做到对症下药。

反对以市场失灵为借口采取贸易保护政策的观点大多认为，大部分贸易保护政策之所以得以采纳，究其原因，并非其收益超过成本，而是社会公众没有理解其真正的成本。针对这个观点，克鲁格曼举了一个例子。在美国，主张对汽车进口实行配额，是因为人们认为配额可以保护汽车工业工人的就业机会，原因是美国汽车工业劳动力市场太缺乏灵活性，以致为维持就业只能削减工资，或干脆另谋他就。假如针对同一问题采用对汽车厂商进行补贴的政策，想必会遭到强烈的反对。首先，所需大量补贴，必然导致联邦政府财政赤字的增加或税收上升。另外，所有制造业中，汽车工业工人工资是最高的一类，因此，社会公众肯定会反对对他们进行补贴。然而，进口配额政策的代价，事实上比补贴高昂得多，因为在提供同样多就业机会的同时，配额还扭曲消费者的选择。公众之所以认可配额而反对补贴，仅仅因为配额的成本表现为提高汽车价格而非政府的直接支出，因而不那么明显。

反对使用贸易保护政策工具修正市场失灵的观点还认为，国内市场失灵很难准确界定，因此无法做出合适的对策。克鲁格曼再举一例。假定某一不发达国家存在城市失业现象。如果有人认为通过关税保护城市工业，使失业工人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是最恰当的政策，则有人就会反驳这个政策刺激人口大量流向城市，造成更多的失业。两种观点很难说哪一个更正确。事实上，经济学理论大多关注对完善市场的分析，而对不完善市场以及解决市场失灵的次优政策的分析相当有限。如果对采用什么样的贸易政策难以找到一个统一的认识，贸易政策就很容易被一些特殊利益集团操纵而忽视社会的整体福利。因此，只要市场失灵没有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与其打开各种不确定政策的“潘多拉魔盒”，倒不如选择自由贸易。

二 出口补贴与进口配额

出口补贴对价格的影响与关税对价格的影响正好相反。出口国国内产品价格上升，进口国价格下降；出口国消费者受害，生产者获益，政府因支付补贴而蒙受损失。

利用关税的“成本—收益”分析可以得知，出口补贴导致关税类似的效率损失，即价格增幅不等于关税税率本身，而它引起的贸易条件恶化造成的损失更加严重。

配额是最重要的非关税贸易壁垒，被用于控制进出口商品的数量。顾名思义，进口配额是直接针对可能进口的商品实行数量限制的贸易政策。它可以用来保护国家的工业、农业，并可用来调节国家国际收支平衡。这种限制，通常以颁发进口许可证的形式来实现。二战后不久，进口配额管理很快盛行西欧。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也曾广泛实行配额贸易政策，对从矿产原材料到烟草、粮油等各个领域的商品、产品，实施广泛的进口配额许可证管理。现代经济中，进口配额多被工业国用于农业保护，被欠发达国家用于刺激制成品替代进口和平衡国际收支。

进口配额提高进口商品的国内价格。限制进口时，一旦国内需求超过国内供给加限制下的进口，商品市场价格就会不断上升，直到达到价格均衡点，或称供需平衡点。最终，进口配额对国内价格的影响，将达到同等限制水平的关税对价格的影响。

进口配额与关税的差别在于政府没有了收入。同时，配额产生“配额租值”的分配问题。配额涉及许可证的发放。如果这些许可证不是通过市场的公开竞拍方式予以发放，则获得这些许可证的政府、公司或个人，就会以垄断的形式获取相当于关税形式管理下的贸易所创造的财政收入。由于拥有了进口特权，这些人可以在外国低价买进进口商品后，在国内以高价出售这些进口商品，从而获取“配额租值”（quota rent）。分析这些配额租值的去处，是进口配额“成本—收益”分析的关键。

如果进口国将这些配额许可给予外国政府或个人，则意味着“租值”被转移到国外，使配额成本大大高于同等情况下的关税成本。此外，进口许可证丰厚的垄断利润可能使进口商花费大量精力游说甚至贿赂政府官员，造成巨大的经济浪费并引发贪污腐败。下面是关于美国食糖进口配额的案例分析。

美国实行食糖进口配额，起因于美国联邦政府要保证国内市场的食糖价格高过世界市场价格。在实行配额的管理中，美国政府将出口权直接分给了外国政府，由他们再分配给各自的生产厂商。因此，美国食糖的进口配额“租值”被外国人获得。1990年，美国食糖进口配额导致的国内净福利损失加上配额“租值”损失达到5.8亿美元。其中，大部分净损失为外国人获得的“租值”。美国的食糖进口配额为部分国内食糖生产者提供了保护，使他们获得了很大的利益。而配额造成的损失却由广大消费者承担。由于每个消费者只负担很少的一部分，本案例为人均6美元/年，一般民众根本就不知道食糖进口配额的存在，当然就不会提出反对意见。虽然对消费者而言损失几乎小到无法察觉，但该配额对美国食糖生产者却生死攸关，约等于该行业工人按人头9万美元/年的生产补贴。难怪美国食糖生产者会极力维护进口配额。

三 其他贸易政策

1．国产化程度政策

国产化程度的含义很好理解，指最终产品中包含的国产成分比例，有时表现为数量，有时表现为价值。国产化程度政策在不发达和发展中国家运用十分广泛。这些国家希望通过国产化程度要求，促使国内组装生产向中间制造产品生产的转换。国产化程度要求既不产生财政收入，也不产生“租值”，而是以进口商品和国产商品价格平均值为最终售价，将损失转嫁给了消费者。

在各种各样的国产化程度政策中，一个很有创意的政策，是允许生产商以出口代替国产化程度的要求。例如，允许台湾芯片电脑生产商以出口本地生产的芯片，来满足本地电脑生产的国产化程度要求。这样，台湾厂商就可以不选择采用本地生产的低质芯片，而改为将这些芯片出口他国。

2．出口信贷补贴

这是一种与出口补贴类似的政府补贴形式，不同之处在于补贴对象不是产品生产者，而是产品的购买者，目的是鼓励出口。

3．政府采购

这种贸易政策规定，政府或政府控制的公司必须购买国产商品。而政府采购的贸易量在每个国家都占到很大的比例。有关政府采购的详细内容见第七章的“政府采购协定”部分。

4．烦琐的程序

如卫生检疫和海关手续等。举一个典型的案例。1982年，法国规定，所有日本进口录像机必须经过鲍埃悌尔斯的一个海关，而该海关只有很小的一间办公室。这样，法国将日本进口录像机的实际进口量有效限制到屈指可数的地步。关于这部分贸易政策，也是WTO致力管制的部分。详细分析见第七章的“进口许可证程序协定”，以及对GATT第10条透明度规定的分析。

第二节 经济一体化贸易政策

经济一体化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从特惠贸易协定到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以至经济同盟，都包含在内。其中，特惠贸易协定是经济一体化最松散的形式。它是指协定成员之间在进行贸易时相互提供与非成员国进行贸易时更低的贸易壁垒，如英联邦及成员国以及大英帝国以前的成员国于1932年建立的英联邦优惠计划。

在自由贸易区的一体化形式中，各成员之间相互解除所有贸易限制，但却各自对非成员国或地区保留自己的贸易限制条件，如1960年英国、奥地利、丹麦、挪威、葡萄牙、瑞典、瑞士成立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以及1994年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成立的北美自由贸易区。

关税同盟在成员国之间消除所有的贸易限制。同时，同盟以一个整体对外统一实行关税或其他贸易限制，如1957年西德、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组成的欧洲共同体。

共同市场比关税同盟更进一步，允许参加国之间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例如，上面说到的欧洲共同体于1992年实现了共同市场，现称欧盟（EU）。

经济同盟比共同市场又进一步。它协调甚至统一成员国之间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这是经济一体化的最高形式。

关税同盟中的贸易所得，产生于关税同盟中一个国家的某些产品被来自同盟国生产成本较低的进口产品所替代。如果假定关税同盟建立之前，各同盟国的全部经济资源都得到充分的利用，那么，贸易所得就增加了同盟国的福利。同时，由于它还带来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更大程度的产品专业化生产，关税同盟的贸易所得同样增加了非同盟国，以及整体世界经济的福利。经济学将这种现象称为“贸易创造”（trade creation）。

但是，由于关税同盟国对内实行自由贸易，对外实行条件贸易，使同盟国内的高价商品替代了非同盟国的低价进口商品，不仅可能减少同盟国的国家福利、进口替代产品的非同盟国福利，还可能减少整体的世界经济福利。经济学将这种现象称为“贸易转移”（trade diversion）。

最早开始系统论述关税同盟理论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维纳（Jacob Viner）和李普西（K. G. Lipsey）。维纳于1950年提出对关税同盟的经济分析。在此之前，人们普遍认为任何使贸易更加自由的行为都能增加社会福利。而关税同盟代表了贸易向更加自由化方向的发展，因此，人们认为它既能增加同盟国福利，也能增加非同盟国福利。

然而，维纳从静态和动态效应两个方面对关税联盟进行了分析，认为关税同盟的建立，既可能增加又可能减少同盟国和非同盟国的国家福利，而这取决于产生关税同盟的环境。

静态效应方面，维纳认为，关税联盟的成立必然引起以下静态效应：贸易创造效应（trade creation effect），贸易转移效应（trade diverting effect），减少行政开支，改善贸易条件，增强集团谈判力量。

动态效应方面，维纳认为，关税同盟建立可以增强同盟国企业之间的竞争、为各同盟国带来规模经济效应，并有利于吸引非同盟国的投资。

第一，关税联盟的建立，加剧成员间的市场竞争。专业化分工向广度和深度扩展，使生产要素和资源更加优化配置。在没有实行关税同盟之前，各成员国的生产者，尤其是垄断和寡头垄断生产者在现有的贸易壁垒保护下满足于现状。关税同盟消除贸易壁垒，各国的生产者在这一个共同的大市场中展开新的竞争，以避免被兼并或被淘汰出局。在降低成本的竞争要求下，专业化分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以使生产要素得到更合理的运用。第二，同盟国国内市场向统一的大市场转换，自由市场扩大，使同盟国获得规模经济效益。建立关税同盟产生的第二个利益是由于市场的扩大而使规模经济成为可能。当然，任何一个国家，甚至一些小国，都能通过向世界其他国家出口而实现规模经济所要求的市场规模。但是，关税同盟的建立，减少了同盟国各工厂制造的产品之间的差别，使这些工厂自动获得一个巨大的市场，并在这个市场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第三，关税联盟的建立扩大市场，大大改善投资环境，吸引非同盟国资本向同盟国转移，促进联盟内部的研究和开发，进一步提高技术进步。关税同盟建立以后，扩大了的市场优势刺激外来投资，同时，为避免强加在非同盟国产品上的歧视性贸易壁垒，非同盟国可能进一步在关税同盟成员国内投资建立生产设施，即建立所谓的关税工厂（tariff factories）。第四，关税同盟内部本身就是一个共同市场。在这个市场范围内，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可以使同盟的经济资源得到更好的利用。

那么，在什么条件下，关税同盟更有可能产生贸易创造，从而增加福利呢？

根据上述静态效应分析，维纳认为，下列条件下关税同盟更可能产生贸易创造，增加福利：（1）同盟国之间从前的贸易壁垒较高。这种情况下，同盟国之间进行贸易的可能要比将贸易从非同盟国向同盟国转移的可能性大。（2）同盟国与非同盟国之间的贸易壁垒较低。这种情况下，不太可能发生代价高昂的贸易转移现象。（3）同盟国数量较多，规模较大。这样的环境中，在同盟国范围内低成本生产的可能性较大。（4）同盟国间的经济竞争高于经济互补。这样，同盟国就有更多的机会实行生产专业化和贸易创造。（5）同盟国之间的地理位置较为靠近。这样，运输成本就不太可能成为各同盟国之间贸易创造的障碍。（6）同盟国与潜在同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和经济交往较多。这样，随着关税同盟的成立获得大量福利的机会就大。

经济一体化的实践完全印证了维纳的上述观点。EU（欧洲关税同盟）就比EFTA（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更为成功，原因是EU成员更具有竞争性而不是互补性，地理位置上也更为接近，并且成立关税同盟之前，同盟国之间的贸易联系比EFTA的成员联系密切。

关税同盟建立所产生的动态效应要比静态效应大得多，而且比静态效应更为重要。1973年，英国主要就是因为这些动态效应加入欧盟。近年来，以实践为根据的研究表明，关税同盟的动态效应比静态效应大5～6倍。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一体化组织有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洲联盟。关于这些经济一体化组织更详细的介绍，见第六章第二节的最惠国待遇部分。

第三节 发展中国家进口替代政策

古典的相对优势经济理论认为，国际自由贸易促进国际经济的整体发展。与此同时，各贸易国的经济增长也会随贸易提高。基于相对优势的要素禀赋论根据技术这个生产要素在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分布，认为不发达国家应当进行原材料、劳动密集型初级产品的专业化生产和出口，以换取发达国家的制造品。二战之后，在欧美等当时本来就已经比较发达的国家积极主张下，国际社会建立了一个自由经济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希望能共同促进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在这个体系下，国际社会各成员的经济发展水平如何？

按照经济学的划分，世界经济被分为发达经济与不发达经济两种。属于发达经济的，只有美国、加拿大、西欧和日本等少数国家，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被划分为不发达经济国家。从乐观主义角度看问题，可以进一步将这些不发达国家划分为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统称欠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存在一些共同的经济特征：（1）真实人均国民收入低；（2）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低；（3）农业和其他初级产品生产部门（采矿业）劳动力比例高。基于上述特征，在与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中，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往往出口初级产品和原材料，以换取发达国家制成品。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世界上最穷与最富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为，基于静态相对优势理论的国际贸易，与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毫无关系。在国际贸易中，贸易使这些欠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长期衰退，实际上阻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这些经济学家主张通过进口替代（进口商品国产化）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真正提高国家的经济水平。无论这些观点正确与否，进口替代的确被为数不少的发展中国家作为发展本国经济的国家贸易政策。

一 贸易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影响

前面说到，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相对优势的静态经济理论使欠发达国家的国家经济发展落后于发达国家。他们认为，传统的相对优势贸易理论是静态的，只关注对现存条件的调整，因此，只可能在某一时期的某一点上实现福利的最大化，不能保证长期稳定。但是，经济的发展却要求随时调整现存的经济条件。因此，传统贸易理论下的贸易，虽然在短期内使贸易国福利最大化，但这种基于本国生产要素优势的专业化生产，却使欠发达国家长期与工业化生产的动态效应以及伴随而来的福利最大化无缘，成为发达国家的从属国。

所谓工业化动态效应，是指训练有素的劳动力、更多的发明创造、更高和更稳定的出口产品价格，以及最终反映出来的更高的国民收入水平。由于欠发达国家长期从事初级产品的专业化生产，而发达国家不断提高制造业的专业生产水平，几乎所有工业化动态效应，以及这种动态效应下产生的贸易利益，都被发达国家获得。因此，贸易留给欠发达国家的，更多的是贫穷和落后。

这种观点得到经济现实的验证。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是工业化国家，所有不发达国家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则主要从事农业、矿业等本国优势资源的传统专业化生产。

经济理论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相对优势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可以通过调整供给、技术、偏好等要素而改变的。同时，相对优势并非贸易产生的唯一原因。这意味着欠发达国家不能永远根据传统贸易理论而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进口国外制造品，之后再转型制造业，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他们可以尝试积累资本，改进技术，先将比较优势从初级品的生产转为简单制成品的生产，然后再转向复杂制成品的生产，最终实现工业化。现实中，被称为东南亚奇迹的韩国、台湾、新加坡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正是采用了这种模式而获得经济的腾飞。

贸易曾经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推动力。19世纪时，世界上大多数现代工业生产集中在英国。这种工业化生产，使英国人口大幅增长。人口增长与工业化生产，使资源匮乏的英国大量进口生产原材料和食品等生活日用品。为英国提供这些产品的国家，当时主要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根廷、乌拉圭、南非。英国大量的进口需求，在这些国家形成所谓新居民地（regions of recent settlement）。这些新居民地地大物博，从人口过剩的欧洲吸引了大批技术工人和大量的资本。资本和人工的流入，使铁路、运河以及其他生产食品与原材料所需的基础工业设施得以建成，加上资本和技术的引进改善了海上运输条件，使这些地区成为英国的资源供给地。可以说，当时的新居民地具备了经济增长所需的各种因素：产品需求市场、未开发资源以及资本和劳力。从1815到1913年，英国人口增长3倍，真实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0倍，而进口增长20倍。英国的经济增长，通过国际贸易，迅速传向这些为它提供进口产品的新居民地。因此，贸易成为推动这些地区经济迅速增长和发展的主动力。

进入现代经济，贸易对不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需求方面来看，今天，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食品和原材料需求的增长，比19世纪慢得多，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发达国家对许多种欠发达国家的食品及农业原材料的需求，小于发达国家的收入增加，即收入弹性小于1。例如，发达国家对咖啡需求的收入弹性为0.8，糖0.4，茶叶0.1。第二，人造产品的发展减少了对自然原料的需求。例如，合成橡胶减少了对天然橡胶的需求，尼龙减少了对棉花的需求，塑料制品减少了对兽皮毛皮的需求。第三，技术进步减少了许多产品的天然材料含量。例如，电镀技术减少了铜、锡等金属的含量，合金技术减少了对天然金属的需求等。第四，发达国家的服务产业增长速度快于工业产业的增长，而服务行业对原材料的需求远远小于工业。第五，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许多产品，如农产品、纺织品等实行贸易限制。

从供给方面来看，今天，欠发达国家的供给能力已远不如当时，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大多数欠发达国家的自然资源要比当时新居民地的少得多（石油输出国除外）。第二，大多数欠发达国家人口过剩，自身对食物和原材料的需求使它们难以顾及出口。第三，流入这些国家的资本相对19世纪已经减少，而技术工人更是反向流动到发达国家。第四，欠发达国家追求工业化的进程使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农业和原材料的生产，因而影响了这些行业产品的出口。

当然，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仍然会对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体现在六个方面：第一，贸易可以促使未开发国家资源的充分利用——通过出口开发没有国内需求的国家资源，与发达国家进行剩余出口（vent for surplus）贸易，如对东南亚和南非地区的资源开发。第二，通过贸易扩大市场规模，产生劳动经济规模效应，如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新加坡的轻工业生产过程。第三，通过贸易获取新观念、新技术、新管理以及其他技能。第四，通过贸易刺激国际资本和资本管理技能由发达国家向欠发达国家流动。第五，通过进口新兴工业产品刺激国内需求并带动国内这类产品的生产。第六，通过贸易刺激国内生产者提高效率迎接竞争。此外，这些经济学家还假设，欠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贸易必然为前者带来好处，否则他们就应当“拒绝贸易”。事实上，这些观点有意无意地，将贸易所得与社会福利最大化与真正的公平贸易混为一谈。

二 进口替代的产生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使欠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影响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这个转变是如何发生的？经济学家们的研究发现，不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是因为发达国家将生产率提高的全部或大部分，转化为工人的高工资，而不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却将生产率提高的全部或大部分转化为更低的产品价格。这样，发达国家在贸易中“从两个世界都获得好处”，既提高了本国生活水平，又从不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低价进口产品中获得了很大的利益。

生产率的提高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在两个不同经济中的不同分配，主要源于二者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巨大差别。由于劳动力在发达国家相对缺乏，工会组织力量强大，使大多数生产率的提高转变成为高工资，而生产成本和价格却几乎没有变化。研究发现，发达国家工人工资水平的提高，有时甚至快于生产率的提高，使发达国家出口商品的成本和价格提高。反过来看不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由于这些国家劳动力过剩，存在大量失业现象，工会组织力量弱小或者根本就没有工会，因此，所有或绝大部分生产率的提高都反映到出口产品成本和价格的降低上。

两种经济下生产率的提高，一个用于降低农产品或原材料价格，而另一个却没有用于相应降低工业产品价格。当不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用咖啡、矿产换取发达国家的飞机、精密仪器时，他们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特别考虑到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一般低于工业，即使两种产品价格等量同时降低，都会影响不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更不用说一个用于降低产品价格，一个用于增加收入。此外，还应当考虑到不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品进口需求增加，比发达国家农产品的进口需求增加快得多。因此，事实上，不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有可能恶化到比根本不进行贸易更糟。

除长期贸易条件的恶化，不发达和发展中国家还可能面临严重影响经济发展的初级出口产品价格和收入的短期波动。

价格的波动，是因为这些初级出口产品的需求和供给既缺乏弹性又不稳定。需求方面，发达国家消费者仅花费收入中很少的一部分购买咖啡、茶等商品。当这些商品的价格变动时，他们很少改变对这些商品的需求量，因而导致价格缺乏弹性。而矿产品需求缺乏价格弹性，则是因为它们很少有替代品造成的。发展中国家初级出口产品需求不稳定，则是由于发达国家商业循环波动造成。供给方面，不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初级出口产品同样缺乏价格供给弹性。原因是大多数这些国家的资源使用方式不科学、不灵活，又缺乏适当的管理，如矿产、林业资源的滥采等。

由于出口价格大幅波动，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收入极不稳定。当出口收入增加时，出口商们的消费、投资和银行存款增长。这些效应成倍转移到经济的其他部门。当出口收入下降时，同样的原因导致国民收入、储蓄、投资的成倍缩小。这种激增与速减的交替变换，给经济发展计划的实施造成巨大的困难。

基于上述原因，20世纪50、60和70年代，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过深思熟虑以后，认识到只有走工业化的道路才能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实现工业化有两个途径：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两种政策各有长短。从50到70年代，不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其中的一些大国，大多选择进口替代政策来实现国家工业化。具体做法是在高关税和其他如补贴等政策的保护下，在政策采用初期鼓励简单的外国零部件组装，随后向多品种、升级产品以及中间产品的生产发展。这种保护政策使关税保护区和保护区加工厂迅速发展。

进口替代的实践在一些国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资金的吸引。但总的来说却是失败多于成功，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进口替代使国内工业回到效率低下的状况，使国内商品价格提高，并出现出口产品价值负增长现象；第二，进口替代吸引了过量的资本却只创造少量的劳动机会，加重了国内失业和资源未充分利用的状况，并且这些问题是不可能通过进口替代本身来解决的；第三，进口替代国将有限资本用于兴建工厂、购置设备、购买技术等，导致购买原材料和劳力支付资金缺乏，使大量新兴工厂停业待产；第四，进口替代导致对农业和其他初级产品的忽视，引起传统出口部门收入下降，一些国家（如巴西）甚至被迫进口以前出口的食物产品；第五，进口替代需要更多机器、原材料、燃料甚至食品的进口，使实施政策的国家国际收支平衡趋于恶化。

研究进口替代政策的萨瓦托（Salvatore）总结认为，实施进口替代策略的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阿根廷等，比起早在50年代就实行出口导向的国家和地区，如香港地区、韩国、新加坡等状况差得多，经济增长率也低得多。萨瓦托认为，进口替代可能会在发展阶段的早期给政策国家，特别是一些大国带来一定的好处，但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却必须采取出口导向政策才能确保前期政策带来的经济发展。因此，不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应当根据本国实际情况，轮流使用这两种策略，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大国应当采取这种做法。萨瓦托进一步观察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情况，看到许多从前的进口替代国转向贸易自由化并实行外向型经济策略，包括大幅降低平均税率及进口配额等。在这些国家中，采用开放政策与反通货膨胀措施双管齐下贸易政策的国家，经济最为成功。

第四节 发达国家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所谓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指在寡头垄断市场上一种积极的贸易政策可以在延伸的外部经济条件下增长一国的财富。

和幼稚工业理论一样，战略性贸易政策也是一种限制性贸易政策。它是积极贸易政策和贸易保护政策的理论依据之一。根据战略性贸易保护的观点，一个国家可以通过暂时的贸易保护政策，如补贴、税收优惠、政府与工业部门的合作计划等方式，在一些寡头垄断市场，如大型客机制造、半导体、计算机、远程通信，以及其他一些对国家至关重要的领域内创造出相对优势。由于这些高科技产业存在很高的风险，产业的成功要求大规模生产以实现规模经济效应。一旦产业开发成功，便可带来外部经济效益，在受益其他部门的同时，增强自身未来的发展前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这些观点，与幼稚工业保护论原理十分相似，只不过采用这种政策的大多是发达国家，而采用的目的，是帮助这些国家的高科技产业获得竞争的相对优势。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产生，源于标准的贸易理论将国际贸易定位为国家间的货物交换，而没有考虑到现实中公司之间存在的竞争关系。20世纪80年代早期，一些经济学家开始研究不完全竞争市场状况下一定数量公司之间的贸易情况。这些研究中，由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詹姆斯·布朗德（James Brander）和巴巴拉·斯潘塞（Barbara Spencer）提出的一种产业定位新观点在理论界受到广泛重视。

这种观点认为，不完全竞争市场上的市场失灵是因为缺乏自由竞争，而政府干预可以更正缺乏自由竞争的市场失灵。具体到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他们指出，某些产业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企业参与有效竞争。由于参与竞争的企业数目少，在这些市场存在不完全竞争现象，给企业带来超额利润。因此，企业投资在这些行业，将会获得比在其他行业中更高的回报。在国际市场上不同国家的相同行业为争夺这些超额利润而展开竞争。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能通过变更博弈规则，将这些超额利润从国外企业转移到国内企业。也就是说，通过国家贸易政策扶持这些存在超额利润的行业，以增强这些国内行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这样做最简单和直接的方法，是对国内企业进行补贴，以阻止国外竞争对手的投资和生产。只要增加的国内企业利润超过补贴数额，在不考虑对消费者影响的情况下（如当企业产品完全销往国外市场），从国外竞争对手手中夺取的利润，就是补贴带来的国家福利净增长。不过，这样的福利净增长，是建立在其他国家的损失之上的。

随着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的深入，战略性贸易政策在政府和经济部门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拥护者认为，当一个市场出现某种失灵现象时，一定的产业政策干预是必要的，只要这些政策干预的目的，是为了消除它所针对的市场失灵现象。战略性贸易政策所要消除的市场失灵可能有两种：一种是高技术产业中的知识外溢现象使企业不能获得外溢到其他企业的知识所产生的收益；另一种，是寡头垄断行业中存在的垄断利润。基于此，政府应该对产生技术外溢和处于不完全竞争市场状况的行业，给予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扶持。这种积极的贸易政策，可以增加本国企业利润，而让国外竞争对手承担损失。

关于不完全竞争，在规模经济部分已有详细的分析。这里，我们分析一下高科技行业的知识外溢在战略性贸易政策中如何体现。

在外部经济效应以及幼稚工业论中，我们对知识外溢，即知识的无偿占有而导致的潜在市场失灵有过一些分析。如果某产业中企业生产的知识能够被其他企业无偿占用，这个产业实际上也在进行某种额外产品的生产——生产知识的额外社会收益。但这种收益却不能给企业带来任何的激励。相反，它挫伤企业开发新产业的积极性。因此，只要知识外溢产生的外部性效益十分显著，对这个产业进行补贴就十分必要并合情合理。

上述观点无论对欠发达国家的幼稚产业，还是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产业都同样适用。对发达国家而言，这种观点有特殊的适用性。因为在发达国家存在这样一些产业，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生产知识或者说创新知识，是这些产业活动的核心内容。在这些高技术产业中，企业投入比其他行业所需更多的资源改进技术，通过耗资巨大的研发活动以及对新产品、新流程的不断尝试获取经验。虽然企业也获得知识投资收益，但这些收益往往不是收益的全部：其他企业可以通过技术和经验的模仿分享部分收益。例如，在电子工业，企业常常“反向利用”竞争者的设计，把产品拆开，弄清其中的运行和制造原理，然后进行模仿生产。可以假定，传统的“自由放任”贸易政策不能为这样的高技术企业提供足够的创新激励。

和幼稚工业贸易保护理论一样，战略性贸易政策也是基于某些前提条件：第一，有可能识别理想的产业加以扶持；第二，国家有可能设计出合适的贸易扶持政策。在判断理想的行业时，有三个流行的标准：产业工人人均增加值高；支付高工资；使用高科技。

根据上述前提，我们首先分析一下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际运用。

战略性贸易政策对国家福利的影响是积极还是消极的，取决于上述前提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分析这些条件会发现，这种政策缺乏一个稳定的操作模式：任何前提条件中的参数发生变化，都可能导致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政策策略。例如，在确定最佳贸易政策工具时，行业内企业的数量改变可能大大影响政策的实行方式。只有一个公司时，出口补贴可能是最好的策略。若干公司的情况下，出口税可能更好。因为对若干公司的补贴，会将市场引向更接近于传统自由贸易政策的完全竞争市场条件。在这样的市场条件下，最优关税可能是最好的选择。由此可见，适当的贸易政策选择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再如，在确定理想的战略行业时，应当按照以下的标准：第一，行业面临或将面临强有力的国外竞争；第二，行业的集中程度至少不低于同行业的外国竞争者；第三，行业对所谓经济瓶颈生产要素的利用是有限的；第四，生产程序具备规模经济特征和学习效应；第五，满足上述条件的行业对资本的要求必须是非弹性的，同时，行业的准入条件非常高；第六，也是最重要的，行业产生的社会净福利超过保护产生的成本。

满足上述标准，需要首先确定行业特性，而确定行业特性需要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的收集，以及分析这些信息所采用的标准，都可能影响正确的决策。这就是为什么战略性贸易政策应用领域非常有限的原因。迄今为止，有关课题研究公认合适的部门只有三个：商业客机、半导体工业和通信设备。

因此，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可能带来经济倒退，而不是经济发展，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1）政策制定者的错误判断导致决策错误；（2）政策受害者可能采取的报复性措施；（3）政策可能破坏开放性的多边贸易体系规则。

首先，决策者可能因信息不全面等原因而发生行业选择错误。这种错误导致资源错误配置，影响政策实施国以及世界经济福利，更有可能影响实施国的国际竞争力。其次，战略性贸易政策可能招致报复性措施。既然战略性贸易政策所依据的理论证明，政策实施获得的利润是以他国损失为代价，就不能排除其他蒙受损失的国家采取报复性措施的可能。事实上，战略性贸易理论所讨论的这些高技术密集型产业中，报复性措施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在一个特定国家当中，这样的经济活动常常服务于某些政治甚至军事目的的需要，大大增加了报复的可能性。如果由此引发贸易战，就将影响到传统贸易理论下的自由贸易利益，给各方带来损失。另外，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可能违反WTO规则，因此给WTO这个开放性多边贸易体系带来危害。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存在上面分析的这样一些负面因素。那么，在现实中，它的实施结果如何？实践结果证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比理论描述更加变化多端和更加不确定。

世界各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事例，有日本50年代的钢铁工业、70年代的半导体工业，欧洲70年代协和式超音速飞机研制、70年代空中客车的开发，美国的国防工业、农业政策等。上述实践中，日本的半导体工业是最成功的事例，而其他一些实践结果有好有坏。例如，欧洲的协和飞机是一个了不起的科技成果，却是一个商业灾难，而之后的空中客车离开大量政府补贴就将难以为继。但是，经过政府年130亿美元的补贴，空中客车毕竟取代了麦道，成为继波音之后世界上第二大客机生产厂商，并渐渐成为商业航空工业的一支主要力量。

再来看看美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美国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最典型的行业是农业。美国以家庭农场为主的农业生产，知识的无偿占用问题十分突出。一个农场主的改革，可能被成千上万其他农户免费效仿。基于此，美国政府采取了广泛和长期的行业政策，一方面致力于农业技术的研究，另一方面通过农业辅导服务局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同时，政府在一些如灌溉设施等大型项目的实施中发挥了积极的主导作用。经济学家认为，美国政府的这一系列措施，正好弥补了市场失灵造成的问题，因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国防工业方面，美国政府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美国的国防开支是世界之最，美国政府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军备购买商。政府军事投资与购买，首先使企业容易产生规模效益，从而在民用市场上处于优势地位。其次，军事研究开发，为企业提供了可供其他领域运用的知识。例如，美国波音公司最成功的产品，是公司于1960年推出的波音707客机。该产品的开发很大程度上归功于B-52军用飞机的开发。

和其他国家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一样，对美国的这些政策，并没有令人信服的经济定量分析。事实上，经济学家认为，评价一项贸易政策，仅看市场份额的变化和产业的增长是不够的，而必须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因此，尽管理论表明，广泛的外部经济现象的存在，使得提高寡头垄断产业的产出成为可能，并能因此加速国家的经济增长的社会福利，但实践中却困难重重。被当作战略性贸易政策成功典范的日本，已经从50、60年代政府的广泛经济控制政策，转向目前程度低得多的政府管理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