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贸易自由化理论

最早的西方人类社会对对外贸易甚至贸易行为本身持否认态度。这体现在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论著中。随着国家的兴起和发展，贸易行为因国家富强的需要渐渐得到社会的认可。随之出现的还有重商主义支持出口、反对进口的对外贸易主张。为反对重商主义的贸易主张出现了自由贸易的观点。但是，亚当·斯密之前，自由贸易尚未获得社会完全的认可。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详细论证了建立在绝对优势理论基础之上的自由贸易理论，正式建立经济学体系。著名经济学家赛尼尔（Senior）将自由贸易决策比喻为“仅次于改革、仅次于宗教自由，一个人类里程碑性质的决定”。

之后，大卫·李嘉图等经济学家在绝对优势理论基础上建立相对优势经济理论。1936年，哈伯勒利用机会成本理论解决了相对优势论的危机，至此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古典自由贸易经济理论体系。

但是，古典经济学只是假设了相对优势的存在（找到了产生相对优势的原因），而没有论证它的存在（没有解释为什么这些原因产生相对优势）。此外，古典相对优势经济理论不能解释国际贸易中生产要素对贸易的影响。1933年，俄林提出赫克歇尔—俄林要素禀赋理论对此进行了有效的解释，初步建立了现代国际贸易的相对优势静态理论。1951年，里昂惕夫利用经济数据对赫克歇尔—俄林理论进行了实验验证并最终解决了被称为“里昂惕夫之谜”的疑问。

随着现代经济的飞速发展，经济现实越来越复杂，因而也出现了复杂的现代经济理论，如20世纪60年代佛农的产品周期理论；1933年由琼·罗宾逊和爱德华·张伯伦同时提出的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理论；最早由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提出，20世纪20年代由弗兰克·格雷汉姆以及其后的一些经济学家研究完善的外部经济理论；有关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以及近期考虑现实经济生活的一些主要因素及其变化的动态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

第一节 早期对外贸易思想及理论

一 早期对外贸易思想

最早的对外贸易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对外贸易正反两方面的观点，早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著作中就已出现。这些观点反映了当时在权衡对外贸易利弊时，主要考虑非经济的因素，反对的观点占据上风。

公元四五世纪前的古希腊哲学家反对对外贸易，蔑视贸易行为和从事贸易的商人，尤其是零售商。柏拉图在他的《共和国》（Republic）中告诫公民，店主和劳工这两个职业应留给那些劣等人，因为他们不适合任何其他的职业。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Politics）中认为，在贸易中用钱交换牟取利益是一种违背自然规律的行为，理应被轻视。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古希腊人认为公民不应从事商业活动，所有的商业行为应由被剥夺了政治权，并与希腊城邦分离的外国人去做，以确保商业活动中没有国家成分。这样，国家的日常生活就可以完全与商业活动分离。

古罗马的哲学家和政治家对商业和贸易的观点基本上与古希腊哲学家一致。他们认为商人或中间商低价购进，高价售出，不改变商品的本质而牟利，是一种低俗的职业，有损一个优秀公民的尊严。基于这种观点，古罗马禁止参议员从事商业活动。

当然，包括柏拉图在内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哲学家们也承认，国内专业分工和劳动分工可以带来国家利益，对外贸易必不可少。柏拉图在他的《共和国》中指出：“分工后可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而且个人根据自身条件从事专一生产会更好更容易”; “建立一个城邦而没有进口贸易是不可行的，因为城邦需要用过剩的产品换取进口商品。”

尽管承认对外贸易对国家有益，古希腊的哲学家仍然主张限制对外贸易，认为对外贸易使本国公民受外国野蛮风俗和不良行为的影响，从而影响本国的正常生活和道德标准，破坏本国的法律与社会秩序。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主张，最理想的城邦设立点应该可以保证自给自足，最大限度减少对外国贸易的需求，以利于国家安全与国防。

公元初的几个世纪里，哲学家和神学家根据早期的一些作家，如希腊历史学家普拉泰奇（Plutarch）等关于“上帝制造海洋和陆地，创造资源的多样性，是为了让地球上不同人种之间通过贸易促进交流”的观点，提出“大同经济”（Universal Economy）学说，倡导对外贸易不受干预。在此之后，古希腊和古罗马对贸易，尤其是对外贸易的歧视与限制渐渐淡化，代之而来的是对贸易和对外贸易的宽容态度。到中世纪，尽管经院主义思想中占统治地位的流派仍然对商业性活动和与陌生人进行接触表示怀疑和忧虑，更倾向于亚里士多德的国内贸易优先国外贸易论，但已认可商业贸易行为的合法性。例如，中世纪神学家的代表人物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在其著作《Summa Theologica》中，就承认三种商业贸易对社会有益：对货物的囤积、对必需品的进口和将物品从丰富的产地运往该产品稀缺的地区。“大同经济”学说一时成为对外贸易的理论支柱，尤其受到重商主义和其他对外贸易者的拥护。

到了17、18世纪，自然法哲学家运用自然法原理解释国际关系，认为贸易是自然赋予每一个人的权利。自然法哲学家的代表人物格老秀斯（Grotius）强烈谴责葡萄牙人阻止荷兰人与印度进行贸易。他在《战争与和平的法律》（The Law of War and Peace）中写道：“事实上，任何人都无权利阻止一个国家与另一个遥远国家之间的商业贸易。这样的贸易是为了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它不会给任何人造成损失。”但是，格老秀斯对贸易的支持只限于对外贸易，而不包括国内贸易。

无论是“大同经济”学说，还是自然法哲学家的观点，都不是基于经济上的考虑，而是建立在非经济因素的基础上。因此，在这个阶段，对外贸易还没有经济理论的依据。但是，这些观点改变了人们对外贸的认识，使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得到广泛的认可。

二 重商主义经济哲学

17、18世纪期间，一种被称为重商主义的经济哲学出现在英国、西班牙、法国、葡萄牙、荷兰等欧洲广泛开展对外贸易的国家。这种哲学基于对经济因素的考虑，有两个主要内容：第一，国家在贸易中应保持贸易顺差；第二，国家应控制就业与贸易商品组成。

重商主义用贵金属储量衡量国家财富，因而认为出口大于进口可以使国家富强，因为出口使金银等贵金属流入本国。由于各国不可能同时进口，一国的出口总是以另一国进口为前提。因此，重商主义认为一个国家的获利是以另一国的损失为代价，主张民族经济，认为国家的贸易利益根本上相互冲突。基于这些观点，重商主义一方面积极主张国际贸易，另一方面建议政府对国际贸易采取严格的管制，用出口补贴鼓励和刺激出口，用关税限制进口，甚至禁止奢侈类消耗品的进口，认为这样既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制造业，又可以限制进口成品对国内生产和就业的竞争，从而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贸易平衡。

积极主张对外贸易的同时，重商主义者反对国内贸易，认为在国内从事商业活动只能使商人富裕，不能增加国家财富。

及至17世纪，广泛的世界贸易与海外开发，以及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在世界舞台的崛起赋予了贸易新的地位。商人们四处推销对外贸易强国论，与此同时，作为一个阶层，他们渐渐得到社会广泛的认同。例如，托马斯·曼称商人是一个“高贵的职业”；托马斯·米勒呼吁“商人在所有的国家都应受到欢迎、尊重和鼓励”。

重商主义的经济哲学深深影响了当时欧洲各国的国家政策。18、19世纪，殖民地在这种经济理论的引导下大量涌现，被当作确保殖民地国生产原料的来源地，以及母国工业制成品的销售市场。事实上，除1815～1914年间的英国，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曾彻底摆脱重商主义观点的影响。每当国家出现高失业率，政府就会大力干预经济，试图通过限制进口来刺激国内生产和就业。

三 早期的自由贸易理论

最早的自由贸易（free trade）萌芽，出现在16世纪末英国议会关于对外贸易垄断的讨论中。当时的概念更确切地表达应为“贸易自由”（freedom of trade）。赫克歇尔（Eli Heckscher）将当时重商主义者所谓的贸易自由定义为“任何人可以自由从事自己选择的商业活动而不受政府的阻挠与强迫。但明智的政府当以物质奖励和惩罚为工具，将人们的活动引向正确的方向”。

为回应重商主义的“贸易自由”，出现了“自由贸易”的主张。这种主张反对歧视外来商品的保护主义政策，以荷兰与爱尔兰两国贸易为例，驳斥重商主义的出口强国论。在荷兰与爱尔兰的贸易中，荷兰进口一切需要进口的东西，爱尔兰的出口是其进口的8倍，但是，荷兰仍然比爱尔兰富裕得多。大卫·休谟（David Hume）在他的《贸易平衡》（Of the Balance of Trade）一书中驳斥纯粹追求贸易顺差的做法以及对丧失金银的恐惧。他认为，只要英国保有本土工业和劳力，就无须担忧贵金属的流失。

这些自由贸易的主张，虽然动摇了重商主义的两个基本经济观点，却没能反驳进口限制可以保护国内贸易免受外来进口货物冲击的观点。

1690年中期，被英政府授予贸易特权的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将棉布从印度大量运回英国，严重冲击了英国的棉布工业，激发了对自由贸易政策的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是否应当对外国商品进口的自由贸易进行管制。反对管制的观点认为，既然特权贸易商的贸易自由不应受到管制，就不应当对外国商品的自由贸易进行管制，因为特权贸易商的进口同样影响本国市场。但是，保护主义的观点仍然认为，完全解除管制会冲击本国工业，甚至会摧毁本国工业，因此应当进行进口管制。

这个时期自由贸易的代表人物是亨利·马梯恩（Henry Martyn）。他在1701年《关于东印度贸易的思考》（Considerations Upon East India Trade）中首次将劳动分工原理运用到国际贸易中。马梯恩将英国从印度进口廉价棉布的行为描述为一种劳力节省的创新，或者一种新的棉布制造技术，因为廉价棉布的进口使得生产出口商品换取等量棉布的劳力减少。

马梯恩等自由贸易拥护者的经济分析为自由贸易政策找到了理论依据。但当时，自由贸易仍未得到广泛认可。这当中，部分原因是马梯恩等主张自由贸易的目的，是保护进口商自由进口的权利，而没有着眼于全面推广国际贸易，部分原因是他们的论证不足以证明自由贸易是最有利于各国的贸易政策。因此，在亚当·斯密之前的自由贸易思想仍只处于萌芽阶段。

四 亚当·斯密与自由贸易

对外贸易中，只有贸易各方都能获利，才会产生自由贸易。如果一国无利可言，甚至还会遭受损失，它就会拒绝贸易。自由贸易如何产生？自由贸易下贸易各方的利益又从何而来？

亚当·斯密之前存在许多反对重商主义、主张自由贸易的经济分析，但这些分析无一能从经济的角度论证自由贸易是最有益于各国的贸易政策。1776年3月9日，亚当·斯密发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y of Nation），又称《国富论》，系统而严谨地分析了贸易政策的经济学，使经济学正式成为一门系统科学。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证，国家的财富和实力，取决于国家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可以通过劳动分工来实现。而劳动分工又与市场的开放程度密切相关。基于此，国家实行自由贸易政策，通过劳动分工专门从事国家最有优势的行业，就可以变得富有而强大。一个建立在绝对优势基础之上的地区性劳动分工优势，是亚当·斯密贸易理论的基础。

亚当·斯密没有沿着重商主义批判的道路来发展自己的自由贸易经济理论。他独辟蹊径，从18世纪道德哲学的观点出发，对重商主义原理，特别是重商主义“就业与贸易商品组成”的观点进行了深入的抨击，论证了经济活动专业化可以产生经济效益的理论，同样对国际贸易专业化适用。他主张英国全面开放港口，取消所有关税，保障商品对外贸易不受政府干预。为论证自己的主张，亚当·斯密首先驳斥了通过限制进口保护国内工业不受外来产品竞争的行为。亚当·斯密认为，事实上，进口限制导致的独占经营提高商品价格并导致产业管理松懈。他认为，虽然进口限制可以扩大国内生产的市场份额，但国内市场份额的扩大却并不一定增加被保护工业的优势和有益于整个社会。为论证贸易限制对社会实际收入的影响，他从个人与商业、个人与经济在市场中的关系着手，确定社会实际收入的含义。他认为，个人总是将自身劳力投入到自己最有优势的领域，即在决定自己的资源投向时，总是倾向于将资源投入到能产生最大回报的工业或商业行为中。在做出这些商业决定时，他们只考虑自己的优势而并不考虑社会需求。但是，这种根据自身条件而做出的决定正是最有利于社会的决定。这个结论引出了亚当·斯密最著名的论断：“当每个人都以最理性的方式将资本用于国内产业，努力管理好国内产业，以使国内产业的生产价值实现最大化时，他们的行为必然使社会收入最大化。通常，这些人既不打算促进公益，也不知道自己能在多大程度上起到促进公益的作用。他们选择支持国内产业而非外国产业，考虑的只是自身的安全。他们以产值最大化的方式管理自己投资的产业时，考虑的只是自身利益。在这些活动中，个人就像在其他一些活动中一样，受着一只无形的手的支配，尽力去达到一个他本人并无愿望达到的目的。但是，不是出自本意，并无害于社会。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促进社会利益，往往比有意促进社会利益来得有效。我还从未见过为了公众利益的目的从事贸易而给社会带来不少益处的人。”

亚当·斯密将自然力量推动经济，增加国民财富的观点，运用到贸易政策上，他说：“如果外国的某种商品比我们自己生产的便宜，我们最好就去生产别的有生产优势的产品，并用其中的一部分，换取国外那些便宜的商品……如果将劳力用在那些进口比自己生产还便宜的商品生产，这些劳力就一定没有得到最好的利用。如此，不将劳力用于最有价值的商品生产，则国家年产值或多或少就会受到损害。因为购买这些商品，所费比国内生产要少。顺乎自然规律，等量资本雇佣的劳工所生产出来的部分产品或这些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就足以换回同量的商品。由此可见，一国放弃优势行业生产而从事劣势行业生产，其年产品交换价值，不仅没有按立法者的立法意愿增加，反而一定会因如此的管制而减少。”

根据亚当·斯密的理论，两国各自在不同产品生产上拥有的绝对优势或绝对劣势，是两国之间产生贸易的原因。贸易两国中的各国在某些商品的生产上效率更高，拥有绝对优势，在某些商品的生产上效率较低，处于绝对劣势。它们可以通过专业分工，生产各自拥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并用其中的一部分进行互换。如此，两种商品的产量都会提高，而且资源也会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增加的商品产量，就是两国专业化生产的额外收益。这些收益通过两国贸易在两国间分配，产生的经济利益就是它们各自的贸易所得。因此，如果一个国家在某些产品的生产上拥有绝对优势，无论其他国家的贸易政策如何，采取贸易自由化的政策，都会有利于该国的国家利益。

亚当·斯密举了一个国内经济活动中普遍得到认同的事例来解释上述的结论。每个人都同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如果自己去生产所有需要的日常用品，如食品、衣服、药物、住房等等，是既愚蠢也不可能，更是没有必要的。现实中的每一个人在做的，是选择专门从事自己胜任的职业，然后购买自己的生活必需品。这些生活用品，是由其他人根据个人专长选择职业生产出来的。亚当·斯密举的这个人人皆知的简单事例，已经成为现代经济遵循的规律之一。在专业分工这一点上，亚当·斯密认为，国家犹如个人，如果只生产本国具有生产优势的产品，然后用这些产品的一部分去换取其他必需商品，国家的总产出和社会财富就会增大。

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绝对优势论彻底批驳了重商主义的经济哲学，创立了新的商业贸易经济分析方法，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各国的国际贸易政策走向，使经济学从此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但是，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只能解释国际贸易中的一小部分。他所遗留下来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果一个国家相对于它潜在的贸易伙伴当中的任何一个，在任何产品或服务方面都不具有绝对优势的话，这个国家该怎么办？国际贸易对这样一个国家是否还有价值？

这个问题由大卫·李嘉图的相对优势论给出了很好的答案。

第二节 古典自由贸易理论

一 自由贸易相对优势理论

19世纪初期出现了许多研究和发展亚当·斯密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他们在承认自由贸易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发展出利用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论证自由贸易的相对优势论。根据相对优势理论，即使一国在所有商品的生产上较之它潜在的贸易国处于劣势（不具有优势），它仍有可能在贸易中与贸易伙伴共同获利。这些处于劣势的国家，可以通过选择机会成本最小的工业分工，专门生产和出口本国劣势相对较小的产品，同时进口本国劣势相对较大的产品获取经济利益。根据这个理论，所有的国家都应当选择自由贸易作为本国的贸易政策。

最早认识到相对优势论本质的经济学家是英国的罗伯特·托伦斯（Robert Torrens）。他提出了相对成本，或者说相对优势理论的基本观点。该观点表明，在对外贸易中，即使一国在某些行业拥有绝对的生产优势，由于本国各行业中存在的相对优势，进口仍然是更好的选择。而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在他1821年的《政治经济要素》中则指出，所有的贸易所得，都来自于进口商品，而非出口商品。因为出口商品的价值体现在进口商品价值之中。进口商品成本低于国内生产同样商品成本的那部分价值，就是进口国在该商品中的贸易所得。

由此可以看出，相对优势贸易理论的观点，与重商主义的贸易观点截然相反。

密尔和托伦斯的论述虽然奠定了相对优势论的基础理论，却没能提供一个关于自由贸易是互惠贸易的科学实证，证明相对优势论可以使那些即便是在所有产品生产都处于绝对劣势的国家也能从贸易中获得经济利益。这个任务是大卫·李嘉图完成的。

1817年，大卫·李嘉图发表《政治经济学及税负原理》（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建立了第一个国际贸易的经济模型，将相对优势的古典理论完整地呈献在世人面前。他的相对优势论，为自由贸易理论提供了新的基础。尽管后来几经经济学家修改，以适应许多他当时无法预见的复杂情况，李嘉图的相对优势论一直是国际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之一。

在他的相对优势论中，大卫·李嘉图论证：国家间贸易的流动是由生产某种货物的相对成本，而不是绝对成本决定的；国际劳动分工建立在相对成本之上，因此，一国只应生产那些本国相对生产成本最低的商品；即使相比其他国家而言，一国在每种商品的生产上都拥有绝对的优势，它也只应当生产那些相对优势成本最低的商品；这样，各国就会在贸易中获得更大的利益。

被保罗·萨穆尔森称为“经济学领域最美丽的思想”的相对优势论，经过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政治经济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中的进一步论证，成为古典的经济学理论。

1848年，密尔发表《政治经济原理》，从经济分析及贸易政策两个方面全面论证了自由贸易的相对优势理论。他批驳了古罗马和古希腊关于对外贸易的道德观，认为：“商业活动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其重要性远胜于智力和道德的重要性。促成不同的人之间的交流，相同的人之间不同思想和行为的交流的事件，对人类进步所产生的价值不容忽视……永远有必要将自身的思维和习俗，与处于不同状态下的群体的经验与实践不断进行对比……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不需要借鉴他国的经验。”

密尔认为，自由贸易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正面的影响。贸易扩大了出口国的国内市场，使出口国产品需求增加。增加的需求引发出口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国内这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会渐渐通过贸易扩散到全世界，因此，产品产量的大幅增长往往促进世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根据这个推论，密尔倡导自由贸易的国家政策，强烈反对国内贸易保护主义，认为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无论对国家还是对消费者都是纯粹的浪费”，因为贸易保护降低劳力与资金的使用效率。

针对贸易保护的就业论，密尔和其他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赞成亚当·斯密的观点。他认为，自由贸易给一部分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应当在完全的自由贸易中，通过生产要素的市场调节，渐渐转移到新的拥有相对优势的产业上。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解决贸易保护主义所担心的问题。因此，“问题不是雇佣本国劳工还是外国劳工的问题，而是在本国雇佣哪一个行业的劳工的问题”，因为“直接或间接地，为进口商品所支付的现金，总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生产的产品”。

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绝对优势理论，以及在他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由贸易经济理论，使自由贸易政策在19世纪的英国得到普遍的认可。经济学家们认为，自由贸易理论至关重要。著名经济学家赛尼尔（Senior）甚至这样比喻自由贸易决策：“自由贸易的决定，是仅次于改革、仅次于宗教自由，一个人类里程碑性质的决定。”

二 相对优势与机会成本理论

李嘉图的相对优势论，通过揭示一种商品在两个国家不同的价格，证明了相对优势的存在是两国互利贸易的基础。该理论的经济模型是国际经济学中最简单的一个。它假定：（1）劳动是各国唯一的生产要素，或在所有商品生产中，劳动均占一个固定的比例，即商品的价值或价格只取决于投入商品生产的劳动量；（2）劳动生产率的不同是各国不同产业之间唯一的不同，即劳动的性质相同。上述假定被称为劳动价值论（labor theory of value）。

但是，现实生产中，劳动既不是生产的唯一要素，也并非以固定的比例投入所有商品的生产。例如，相对而言，在计算机和葡萄酒的生产中，计算机生产要求更大的资本投入，而葡萄酒生产要求更多的土地和劳力投入。另外，在大多数商品的生产中，劳动、资本和一些其他生产要素之间是可以相互替换的。例如，在布匹和葡萄酒的生产中，劳动、资本等因素可以相互替换。此外，不同商品的生产所牵涉的劳动的性质显然会有差异，不同商品的生产对劳动技能、技巧和培训的要求不同。由此，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李嘉图相对优势理论面临严重的理论危机。

1936年，著名经济学家古特弗莱德·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的机会成本理论（opportunity cost theory）解救了李嘉图的相对优势论危机。由于这个原因，相对优势原理也被称为相对成本原理。虽然在此之前，正如上文中提到的，詹姆斯·密尔等就提出过机会成本原理，但他们没能用科学实证，论证机会成本在相对优势论中的运用。

根据哈伯勒的相对成本理论，某商品生产的成本，是再生产一个单位该商品所必须放弃的另一种商品生产的生产量。这里不假定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不假定所有劳动同质，也不假定劳动是决定商品价格的唯一因素。结论是：当一国生产某种商品生产成本较低时，该国在该商品的生产上就拥有相对优势，而在另一种商品的生产上处于相对劣势。

由此可以看出，哈伯勒的相对成本理论得出的结论，与李嘉图基于劳动价值论的相对优势理论结论相同。

1951～1952年间，麦克杜格尔（McDougall）使用1937年美、英两国25个产品的生产率和出口数据，对李嘉图的贸易模式和理论进行了第一次实践验证。当时，美国的工资率是英国的两倍。根据李嘉图的理论，如果美国的一些产业生产效率能达到英国的2倍以上，则美国这些产业的生产成本将低于英国，即与英国相比，美国在这些产业的生产上拥有相对优势。因此，出自这些产业的美国产品价格在销往第三国时，将低于英国的相似产品。同样，如果英国的一些产业生产率能达到美国的1/2以上，相比起美国，英国在这些产业的生产上拥有相对优势，出自这些产业的英国产品价格在销往第三国时，将低于美国的相似产品。

数据表明，用于对比的25个产业中，有20个产业美、英两国的劳动生产率与产业产品出口量成正比。这与李嘉图的相对优势原理的假设完全吻合，即相对优势是建立在劳动生产率差异的基础上。劳动成本以外的其他因素，如生产成本、需求因素、政治因素及国际贸易中的种种障碍，不影响劳动生产率与出口比例之间内在的联系。

此后，匈牙利经济学家巴拉沙（Balassa）用1950年的数据、斯特恩（Stern）用1950年和1959年的数据，同样证实了劳动生产率与出口量之间的正比关系。

那么，为什么有成本优势的美国产品没能占有全部的出口市场，英国仍然有一定量的出口？麦克杜格尔认为这是产品的差异造成的。比如，美国的玻璃器皿与英国的不同，即使美国产品再便宜，第三国消费者仍然喜欢英国产品。因此，英国产品虽然价高，仍能出口。但当价格差增大时，英国的出口量将减少。反过来，美国也因同样的原因，继续向第三国出口具有相对劣势的产品。

尽管麦克杜格尔的实践验证了李嘉图相对优势论贸易模型，但李嘉图、密尔等古典经济学家只是找到了产生相对优势的原因，即各国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异，而没有解释产生相对优势的原因，即劳动生产率差异的原因。因此，我们说，古典经济理论假设了相对优势的存在，而没有论证它的存在。此外，相对优势论也不能解释国际贸易对下面将要讨论的生产要素的影响。这两个重要问题，由赫克歇尔—俄林模型进行了有效的解释。

第三节 要素禀赋理论

由李嘉图和密尔提出的相对优势贸易模型假设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因此，产生相对优势的唯一原因是各国之间劳动生产率的不同。但在现实生活中，各国劳动生产率的不同，只能部分解释贸易产生的原因。各国进行贸易还反映了各国间资源的差异。中国向世界各国出口纺织品，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资源比大多数国家，尤其是英、美等国丰富。因此，现实中的贸易理论不仅需要分析劳动要素，还要分析其他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矿产资源等。

同时，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假设所有生产层面的成本费用恒定不变，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将只从事其相对优势最大，或比较劣势最小的商品生产。这也与实际不符。现实中，葡萄牙既生产葡萄酒，也生产布匹。

此外，国家将生产从一个产业转向另一个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时，机会成本有可能并不恒定，有时增长，有时减少。举例说明，如果布匹生产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葡萄酒生产是土地密集型产业，从布匹转向葡萄酒的生产时，将生产布匹的劳力再投入到同样大小产出相应数量葡萄酒的土地上，并不能保证相同的机会成本。因为并非所有土地的葡萄产出量都相同。同时，同量的劳力并不一定都能产出同量的葡萄。而在另外一些产业，再投入所要求的资源和劳力，会因规模生产而大量减少。规模生产在这些行业中，正是导致彻底的国际专业化分工的内在原因。

为解决这些问题，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Heckscher）与俄林（Ohlin）发展了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要素禀赋论。

1919年，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发表《国际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概括性地说明了现代国际贸易理论。但文章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10年之后，赫克歇尔的学生，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对这篇文章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于1933年出版了著名的《区域贸易与国际贸易》。由于俄林的理论核心首先是由赫克歇尔提出，并且俄林的研究包含了他所有的内容，为纪念赫克歇尔，人们将俄林《区域贸易与国际贸易》中的理论称为赫克歇尔—俄林理论。俄林于1977年因其对国际贸易的贡献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赫克歇尔—俄林理论又称“要素比例理论”（factor-proportions theory）或“要素禀赋理论”（factor-endowment theory）。因为该理论认为，各国相对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即要素禀赋（factor endowments），是各国在国际贸易中产生比较优势的原因和决定性因素。赫克歇尔—俄林理论非常恰当地解释了原材料、农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贸易。

根据这个理论，产生国际贸易的原因，一是因为各国的资源差异，二是因为不同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生产要素比例不同。国家在以本国相对丰裕的资源为主要生产要素进行生产时，产品具有更大的相对优势。因此，国家应当生产那些本国资源丰裕的产品，进口那些本国资源稀缺的产品。换句话说，要素禀赋论认为，各国在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利益，根源于贸易商品的生产技术与模式（如土地密集型、劳动力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与各国资源差异这二者之间正确的搭配。

资源差异，是指各国所拥有的劳力、资本、土地等自然资源情况的差异。例如，美国、英国、日本、德国等国家，在资本、技术以及生产工具等生产资料方面的资源较为丰富，相对地，这些资源的供给充裕，价格较低；而中国、印度、印尼等国劳动力资源较为丰富，供给相对充裕，价格较低。

不同产品的生产要素构成不同，有的需要较多的劳动力投入，为劳动密集型产品，有的需要较多的资本投入，为资本密集型产品。这些差异，使各国在以本国充裕的资源为生产要素，生产资源密集型产品时具有价格优势。例如，美、英等国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时，如电子、航空等产品，价格便宜；而中国、印度等国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时，如纺织、轻工等产品，价格便宜。

根据该理论，如果美国比中国拥有更多的资本，中国比美国拥有更多的劳力，美国将向中国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而中国将向美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上述差异，促成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贸易各国均可获得因资源差异而产生的经济利益。

要素禀赋论告诉我们，在所有可能导致贸易前相对商品价格差异的因素中，生产要素的差异，是产生相对优势的根本原因。由于生产要素不能在各国之间自由流动，因而难以自行达到最优配置。国际贸易的重要性，正在于它成为国际要素流动的替代物，使各国更加有效地运用各种生产要素，弥补生产要素在各国不均衡分布的缺陷。贸易，因此提高各国相对丰裕因而价格便宜的生产要素价格，降低各国相对稀缺因而价格昂贵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导致劳动昂贵而资本便宜的国家，劳动真实价格的下降，资本真实价格的上升；而资本昂贵劳动便宜的国家，资本真实价格的下降，劳动真实价格的上升，从而实现生产率和社会总产量的增加。

因此，在发达国家，如美、日、英、法、德、意、加等国，由于资本是相对丰裕的生产要素，国际贸易降低这些国家劳动的真实收入，提高资本的真实收入。相反，在发展中或不发达国家，如中国、阿根廷、印度、墨西哥等国，国际贸易增加劳动的真实收入，降低资本的真实收入。

这个结论解释了发达国家工会，如美国、德国等，一般都赞成并主张贸易保护的原因。那么，这是否说明发达国家应当限制贸易？根据要素禀赋论，贸易导致的劳动损失要小于贸易导致的资本收入。同时，使用合适的国家政策，可以在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之间进行重新分配，使两种生产要素的拥有者都可以从贸易中获利。这些国家政策包括税收政策（包括低工资减税政策、服务业减税政策等）、培训政策（重新培训被进口产品替代的产业工人）、福利政策（对低收入者实行某些社会福利）等。因此，发达国家仍然应当实行国际自由贸易政策。

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的另一种表述方式，是要素价格均等定理（factor-price equalization theorem），即国际贸易会使各国同质要素最终实现绝对或相对收入均等。但是，现实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大量与此不相吻合的事例。例如，美国的电脑工程师、德国的机械师、英国的律师与医生，他们的收入要远高于他们阿根廷、印度或墨西哥的同行。

出现这些不均等现象的原因，是因为赫克歇尔—俄林理论假设了许多现实中不存在的条件，如各国使用相同的技术、运输成本相同、规模报酬不变、产品和要素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状况等等。因此，我们只能说贸易减小了同质要素收益的国际差异，却达不到完全均等的状况。此外，各国同质要素的均等还受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虽然国际贸易减小了发达国家和其他国家之间，如美国与墨西哥之间同质要素的差异，但由于美国的科技发展速度远远快于墨西哥，又使两国间同质要素的差异增大。

要素禀赋论印证了工业化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发生的大多数贸易，解释了许多经济活动中国际专业化分工的模式，特别是在农业和自然资源方面的国际专业化分工模式。但是，它却难以圆满解释现代工业化经济中制造业活动的专业化模式，无法解释发生在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大多数工业间贸易（在两个国家之间进行的相同商品的贸易）。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种行业间贸易迅速扩展，如美国、日本之间相互出口汽车的现象等。

另外，要素禀赋论无法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另外两个现象，即企业内部贸易与企业间贸易。前者是发生在同一跨国公司不同部门间的贸易。后者是发生在合资或转承包合作关系的若干企业间的贸易。

此外，要素禀赋论假设各国在技术运用方面机会均等，贸易的商品品种组成不受经济活动的影响，而由与经济无关的其他因素，如资源优势等决定。然而，一国的专业化与相对优势与经济因素本身有着密切的联系，影响它们的经济因素包括储蓄利率、贷款利率、国家在专业人力资源方面的投资（反映一国对教育和研发的重视程度）以及国家在公共基础设施，如运输和通信设施等方面的投资（反映一国的投资模式）等等。

古典的经济理论和要素禀赋论属于静态的相对优势理论。这些理论在假定要素禀赋、技术和偏好不变的情况下，确定一国的相对优势和贸易所得。现实中，虽然土地等生产要素不可流动，金融资本、工业技术、人力资源等的国际流动因通信和运输技术的发展越来越普遍。同时，技术和偏好也是不断变化的。此外，这些理论只关注货物在国家间的流动，忽视服务、资本和人口的国际流动。由于这些原因，静态的相对优势理论已不能解释当今国际贸易中的许多现象和问题，不能正确反映现实的经济活动以及这些经济活动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因而必然要有新的理论来弥补这些缺陷。动态相对优势理论不仅解决了上述问题，同时正确反映了政府通过贸易政策的实施对贸易进行干预和改变的现实。

第四节 产品周期理论

为了弥补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的不足，产生了解释某些现代经济现象的国际贸易理论——产品周期理论。该理论反映的，是相对优势理论中的动态经济状况，而非赫克歇尔—俄林的因素比例假设的静态经济状况。20世纪60年代，哈佛商学院的雷蒙德·佛龙（Raymond Vernon）提出的这个理论，准确揭示了国际分工在制造业中的形成和变化。在经济活动中我们发现，当某些特定商品的生产达到标准化生产程度以后，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往往从这些商品的纯出口国转变为纯进口国。电视机、录音机等电器产品在这些国家中就经历了上述的变化。这个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

根据佛龙的产品周期理论，当一种新产品刚刚出现时，产品的生产往往需要高素质的劳工。当这种产品的生产技术成熟并被大众接受时，产品生产渐渐标准化，可以进行大规模生产并使用低素质劳工。此时，该产品的相对优势从最早的发明国（通常为发达国家），转移到劳动力相对便宜的国家，同时伴随着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产品周期理论认为，一个产品的周期分为四个阶段：研发推出新产品阶段、扩大生产及出口的成长阶段、标准化及国外生产的产品成熟阶段，以及国外大量生产及进口的产品衰退阶段。第一阶段，是新产品阶段。由于美国等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在人力和资本资源上拥有相对优势，因而享有新产品研发等初期开发的优势。这样，一些靠先进技术才能生产的产品首先在这些国家被研发出来，以满足研发国少数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在这个阶段，产品尚未定型，仅在研发国生产和消费。生产者从消费者处获取产品反馈信息，并根据信息对产品进行调整。此时，产品的消费者都是些高收入阶层，而生产商在这个阶段所关心的，不是利润、市场份额、出口机会等因素，而是产品的完善。第二阶段，是产品成长阶段。产品开发稳定下来之后，生产技术得到改进。与此同时，产品得到更多消费者的认可。为满足国内外不断增长的需求，产量迅速提高，产品在研发国进入大量销售并部分出口阶段。在这个阶段，由于其他国家还没有掌握产品的生产技术，无法模仿生产，研发国在国内国际市场都处于完全垄断地位。第三阶段，是产品成熟阶段。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及经验的积累，产品在研发国的生产渐渐标准化。标准化生产大大降低生产成本，使大量出口盈利成为可能。同时，由于生产国在宣传和销售等方面的努力，产品在其他非工业化和欠发达国家赢得消费者的青睐。于是，生产商开始大量出口产品，或授权本国或他国组织产品生产，以满足这些国家蓬勃发展的需求量。第四阶段，是产品衰退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产品的生产和技术完全标准化，并渐渐过渡为劳动密集型产品。这时，利用劳动力优势国家的当地劳力可以生产出更为便宜的产品。同时，技术在这些国家扩散，并出现模仿品的批量生产。于是，生产商将产品生产从研发国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在这些国家进行大规模生产，不仅供应当地市场，同时出口到包括研发国在内的发达国家。于是，品牌竞争让位于价格竞争。最终，研发国完全放弃产品的生产，成了这些商品的纯进口国。

从纯出口国转变为纯进口国，常常伴随着生产技术从发达的产品研发国向非工业化、欠发达国家的转移。至此，这些产品完成了产品循环。发达国家又重新开发新的产品，或对这些成熟产品进行改进、更新换代，以保持竞争力。这个循环，揭示了美、英等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如此关注的原因。

二战后发生在美国和日本两个国家之间的无线电产品竞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产品周期示例。二战后，真空管技术在美国的迅速发展，使美国垄断了全球无线电产品市场。几年后，日本掌握了同样的技术，并凭借廉价劳动力渐渐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市场。之后，美国发明晶体管，并借新技术重新占领市场。但是，日本同样在几年后掌握晶体管技术，又开始了与美国的竞争。美国随后通过集成电路的使用，再次在无线电产品的竞争中占据上风。在这个竞争中，究竟无线电产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还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取决于是美国占领市场，还是日本占领市场，以及美国、日本是否会被韩国、我国台湾地区等生产力成本更低的厂商取代。

佛龙关于制造业工业制成品国际贸易的产品周期理论，十分合理地解释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许多国家的专业化模式。但之后，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如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在资本的国际流通越来越普遍的情况下，大量运用国内、国际资本，投资到人力资源这个获得产品进步与产品早期制造的相对优势必不可少的资源上，取得了佛龙产品周期理论中产品生产早期所必需的优势。这说明相对优势并非完全先天，而可以是政府产业政策干预的结果。这一结论使工业化政策在各国得到广泛的关注。一方面，各国在国内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考虑充分利用佛龙理论揭示的经济现象和规律，保证本国经济发展优势；另一方面，在考虑其他国家的产业政策时，判定其他国家是否通过对国内政策的操纵，达到扭曲相对优势的目的。

第五节 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理论

国际贸易分为行业间贸易（inter-industry exchange）和行业内贸易（intra-industry exchange）两种。相对优势经济理论解释的是行业间贸易，即发生在如纺织品与汽车之间的贸易。但是，它却无法解释行业内差别产品（differentiated products）的贸易现象，即发生在如美国和日本之间的汽车贸易，美国和德国之间的工业设备贸易等行业内贸易现象。因为这些贸易的产生，不是基于各国的资源（生产要素）差异。

事实上，世界各国进行贸易和专业化生产有两个原因：一是各国资源差异的存在，二是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效应的存在。相对优势理论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差异是贸易的唯一原因。但是，使每个国家专业化生产的相对优势只能集中在有限的几个产业的规模经济效应，也是国际贸易的一个主要原因。本节讨论的，就是规模经济，以及在规模经济下出现的不完全竞争与国际贸易的关系。

相对优势理论以规模效益恒定不变为前提，假设在一个行业中，投入和产出正比增加，即投入双倍的劳动，产生双倍的产出。但是，经济现实中的很多行业，生产规模越大，生产效率越高，呈现出所谓的规模经济效应，即投入双倍的劳动，产生超过双倍的产出。同时，相对优势经济分析有一个潜在的假设，即市场是完全竞争的（perfect competition）。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里总有许多的买者和卖者，生产商是产品价格的接受者，产品价格由市场供需关系决定，没有人能操纵市场。因此，产品的市场价格呈现自由竞争下的均衡态势，超额利润为零。例如，一个家具生产商生产的椅子价格由市场供需决定，无论该厂商出售多少产品，都不会影响市场上椅子的价格。因为单一厂家所占的市场份额太小，不足以对整个市场价格造成影响。

但在经济现实中，规模经济下产生的规模效益递增（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使大厂家往往比小厂家更有竞争优势。渐渐地，规模经济导致市场被一个或几个厂家控制。当市场被一个厂家完全控制时出现垄断，被几个厂家控制时出现寡头垄断。市场因而呈现不完全竞争状况。这里，所谓的规模效益递增，是指产出水平增长比例大于要素投入增长比例的生产状况。

需要阐明的是，本书所说的“规模经济”，通常也被称为“内部规模经济”。之所以称“内部规模经济”，是为了与“外部经济”区分开来。所谓“外部经济”，在有的经济学著作中也被称为“外部规模经济”。这些著作将规模经济分为“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两个部分。但“内、外部规模经济”的提法较容易使人产生混淆，因为本节规模经济理论与不完全竞争理论讨论的范畴不包括外部规模经济，即外部经济。更具体一些，本节的规模经济理论与不完全竞争理论讨论的，是在内部规模经济状态下的行业间贸易。

所谓外部经济，是指单位产品成本取决于行业规模而非单个厂家的生产规模。在外部经济产业中，当某些企业外部的原因致使整个产业的产量扩大时，各个企业的平均生产成本下降。在这样的经济状况下，大厂家通常没有成本优势，行业由许多小厂家构成，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状态。在外部经济状况下，不出现规模效益递增。有关外部经济的问题，将在外部经济理论部分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内部规模经济，是指单位产品成本取决于单个厂家的生产规模而非产品行业的整体规模。在内部规模经济的行业中，大厂家比小厂家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最终导致不完全竞争，出现市场失灵。当一个产品只有少数几个厂家生产，并且各厂家的产品不能相互替代时，厂家成为产品价格的制定者，整个市场呈现不完全竞争状态。经济现实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内部规模经济行业是大型客机制造行业。

国际大型客机制造业基本上由美国波音、法国空中客车和麦道三家公司控制。其中，波音公司生产的许多机型不可替代。在这种情况下，波音公司的产品销售策略影响国际大型客机市场的价格变化。如果波音公司希望扩大产品销售量，它可以通过降低产品价格轻易达到目的。在像大型客机这样一个不完全竞争的产品市场中，生产厂家控制着产品的市场价格。

当某个产品只有一个生产厂家时，形成垄断经营。垄断经营下产品价格完全由生产厂家决定，因而产生高额垄断利润。但在经济现实中，完全垄断的现象十分罕见，因为具有高额垄断利润的行业自然会吸引其他的竞争者，从而打破垄断的局面。因此，具有内部规模经济特征的行业市场通常会呈现出寡头垄断的情况，即一个行业由少数几个生产厂家控制，且每个厂家的规模都大到足以影响产品价格，但却没有一家在市场中拥有绝对垄断地位。这种状况下的竞争，被称为不完全竞争或垄断竞争。

上面分析的，正是1933年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和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张伯伦（Edward Chamberlin）同时提出的不完全竞争理论。不完全竞争理论认为，现实经济活动既不是完全的自由竞争状态，也不是完全的垄断状态，而是处于两者之间的不完全竞争或垄断竞争状态。根据罗宾逊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市场因诸多因素而呈现不完全竞争状况。这些因素包括运输成本、消费者对不同产品如名牌产品提供的品质保证所产生的不同的信赖程度、消费者的消费偏好、不同的产品为满足消费者消费便利的需要，以及广告对消费者的影响等。

张伯伦则从产品的差异出发论证垄断理论。在1933年出版的《垄断竞争理论》中，张伯伦提出，一切产品都存在差异，虽然有的差异非常细微，但在广泛的经济活动中，任何差异都是非常重要的。产品的差异可以是专利权、商标、企业名称、包装、质量、设计、颜色、式样等。产品差异在理论经济学分析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第一，由于所有产品之间都存在差异，市场就不可能只有一种产品和一种价格，而关于完全自由竞争的均衡研究，却是在同一产品同一价格的假定条件下进行的。第二，由于产品差异的普遍性，任何特定产品的生产者，都有可能是具备了一定垄断能力的垄断者。因此，垄断是一种普遍经济现象，不一定只发生在少数几家规模巨大的生产商对市场控制和操纵的情况。第三，因产品差异而产生的垄断不排斥竞争。作为竞争对手，各厂家同时并存，谁也不能将对方完全挤出市场。

规模经济理论能很好地解释现代经济活动中常见的行业内贸易现象。行业内贸易的产生，不是基于各国的相对优势，而是由于商品差别的存在。最主要的，是为了更好地利用生产的规模经济。

行业内贸易，是指发生在同一行业内部的贸易。它与行业间贸易不同。行业间贸易，指发生在不同行业之间的贸易，如汽车与纺织品之间的贸易，产生的原因，是贸易国家在贸易产品上的相对优势。资本充裕的国家成为像飞机这样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纯出口国，和像纺织品这样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纯进口国。劳动充裕的国家，则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纯出口国，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纯进口国。有关这一部分国际贸易对经济的影响，已经在前面的章节中论述过。

现代贸易中，发达国家制造业的行业内贸易占了很大的比例，如美、日汽车贸易，美、德工业设备贸易等。上面我们说，行业内贸易的产生，完全是为了更好地利用生产的规模经济。这是因为当工业化国家的各个企业只专业生产某一产品的少数几个类型和款式时，就可以利用规模经济保持较低的生产成本，再通过行业内贸易，为消费者提供其他款式和类型的同类产品，同时保持总体的产品价格不会提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也将行业内贸易称作差别产品贸易的原因。由于国际贸易形成的一体化市场能够充分体现规模经济效益，因此，规模经济本身成为贸易产生的原因之一。

基于规模经济的行业内部贸易，不反映贸易各国的相对优势。这是因为随着时间的变化，工业化国家在技术、劳动和资本等资源的相对优势越来越接近。各国的许多行业中，原先基于这些要素而产生的产品专业化分工优势越来越不明显。贸易的原因，不再是原先基于相对优势的专业化分工，而是基于规模经济产生的规模效益递增效应。

行业内贸易有不少行业特征。首先，行业内贸易的产品多为化工、医药、精密仪器、设备等由发达工业化国家生产的产品。这些产品都具有很强的规模经济特征。而行业间贸易大多发生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服装、鞋类、儿童玩具、小五金等。在这些产品的生产中，相对优势特征十分明显。这些产品也正是由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等生产后，出口到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英国等。其次，行业内贸易大多发生在资本/劳动比率以及技术水平等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的国家，即发达国家。事实上，行业内贸易是这些国家之间主要的贸易形式。此外，规模经济效益越显著，产品差异越大，行业内贸易产生的贸易所得就越大。例如，复杂的精密仪器贸易，就比传统的纺织业贸易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因此，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之间最可能产生那种对收入分配影响不大的行业内贸易。

这个结论得到二战后的经济实践，尤其是西欧的经济实践的证实。1957年，欧洲主要大陆国家建立了制造品自由贸易区，即贸易共同市场或欧洲经济共同体（EEC），结果使贸易迅猛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欧共体内部贸易的发展速度，足足是世界整体贸易发展速度的两倍。由于几乎所有的贸易增长都来自行业内贸易，避免了经济和可能的政治冲突。例如，法国机电行业在德国同行业发展时遭受损失，但是，两国在欧洲一体化市场中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各自都获得了利益。因此，在欧洲市场一体化实现以后产生的政治和经济摩擦比预期的要小。

第六节 外部经济理论

并非所有的规模经济效应都只发生在单一厂家。很多时候，单一厂家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同行业的许多厂家因某些原因集中某地生产而降低了该行业的生产成本，如美国硅谷的半导体行业，好莱坞的电影业，纽约、伦敦的金融服务业等。这种现象被称为外部经济现象。即指规模经济存在于整个行业的内部，而非某个或某几个厂家之间。

最早分析外部经济的，是剑桥著名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他在1890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中解释了“行业地区”现象——某些无法用自然资源来解释的行业地理集中现象，如当时聚集在英国谢菲尔德的刀具制造业和北安普顿的制衣业。马歇尔认为，行业地区的形成基于下列三个条件的成熟：第一，专业供应商；第二，劳动力市场共享；第三，知识外溢。

20世纪20年代，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弗兰克·格拉汉姆在试图论证长期保护有益于国家经济时发现，制造业经济呈现收益递增现象，而农业经济则呈现收益递减现象。因此他认为，专门从事农业并进口加工产品的国家可能永远丧失建立制造业部门的可能性。虽然格拉汉姆在他的研究中并没有指出内、外部经济之分，但他的研究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争论，再次引起了人们外部经济效应对专业化和贸易模式潜在影响的关注。

在马歇尔的经济分析中，所谓专业供应商，是指那些为行业地区中的行业，如美国硅谷的信息产业、好莱坞的娱乐业，提供必需的专业配套服务的供应商。行业地区中的行业生产需要配套服务。这些配套服务不仅大大提高了生产厂家的劳动生产率，有的配套服务更是单一生产厂家自身无法配备的。

行业地区的存在，解决了这个问题：各厂家聚集一处从事生产，为专业配套服务商提供了一个足够大的生存空间；这些服务商的存在，反过来使生产商能够专心从事他们擅长的专业生产。例如，在美国硅谷，有专门为地区提供高精密计算机芯片设计、以供地区厂家专门从事芯片生产的公司，还有专门为新兴公司提供设备租赁的公司，以帮助新公司在只有技术，没有巨额投资设备的情况下迅速发展起来。这些专业供应商的存在，分散了开发成本，将单个厂商从自己开发产品所需的巨额投资中解放出来，促成了硅谷从半导体工业到信息行业的持续形成和发展，使硅谷在半导体和信息产业的研发生产上比其他地区拥有更大的优势。任何一个新的半导体生产商和信息产业公司在选择生产场地时，都会将这些配套服务的存在作为重点考虑因素之一。因为选择其他没有如此配套服务的地方生产，意味着厂家不得不建立自己的专业服务队伍。

所谓劳动力共享，是指行业地区生产厂商的云集，为行业地区高度专业化的工人提供了一个选择范围更广的劳工就业市场，有利于吸引该行业更多更好的专业人员，使劳资双方可以同时有更多的选择。以好莱坞为例说明。

我们知道，美国的娱乐业是美国最大的出口部门之一，2010年出口额达到900亿美元，占据了全球文化市场43%的份额。事实上，海外市场一直是美国娱乐业收入的主要来源，如好莱坞生产的动作片，其海外市场收入往往超过本土。美国之所以能成为头号娱乐业出口大国，主要优势无疑来自它规模巨大的市场。这个市场使好莱坞可以投入巨资进行电影制作，以其宏大的场面、壮观的特技超越语言的障碍，占领全球市场。

好莱坞之所以能够制作出这样的影片，使美国娱乐业称霸全球，要大大归功于好莱坞电影制造业的外部经济效应。大批电影公司聚集好莱坞，在那里形成一个外部经济的专业供应商和劳动力共享市场，使好莱坞成为一个电影行业地区。我们知道，虽然每部作品最终以制片公司的名义推出，但一部作品的实际制作，要牵涉诸多复杂的因素和成分，如制片人、导演、各种演员，包括特技演员、摄影师、化妆师、音乐家、各种专业配音人员、各种代理公司、律师事务所、特效特技专家和公司等等。一部影片的制作，需要一个庞大的临时队伍，而这，只有在一个具备了外部经济特征的行业地区才能做到。可以说，好莱坞为电影制作提供了一个共享劳动力市场和各种专业供应商的场域。从这个完美的特殊市场中，诞生了一部又一部超越国界的电影作品，使美国电影占领了世界娱乐市场。

同样，在硅谷，巨大的专业市场的存在，使半导体和信息行业专业技术人员有放大的就业市场。由于行业地区公司普遍存在对专业技术工人的需求，使各公司的技术人员不用担心自己所在公司的经营状况对自己就业的影响。同样，公司也不用担心找不到合适的技术工人从事专业的研究和生产。硅谷的外部经济对生产厂家和专业工人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

最后来看看知识外溢的作用。马歇尔经济分析中所谓的知识外溢，是指公司在创造知识的活动中没有充分利用他们投资的知识所产生的利益，一家公司的知识投资给其他公司带来免费的附带效益，同时，这种活动属于社会最佳状态的供给不足。马歇尔的学生A. C．庇古（A. C. Pigou）将这种知识所产生的社会边际效益超过其所产生的私人效益的现象称为外部性（externality）现象。

现代经济，尤其是高新技术行业的发展中，知识外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些行业，知识和其他生产要素，如劳动力、资本、原材料等同样重要。几个月缺乏知识更新就会技术落后，导致像计算机生产、软件设计这样的高科技行业生产厂家的经营陷入困境。在这些行业中，知识更新的实现，可以通过公司制定研发计划，也可以通过对竞争对手产品的分析。此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就是通过所谓的知识外溢渠道——个人之间信息的非正式交流。当一个行业集中在一个很小的地理范围内时，行业的集中使各厂家员工混杂一处，并自然交流技术信息。正如马歇尔描述的那样，在这样的地区，业务中的秘密不再是秘密，而在人群中流传。“机器、生产工艺及流程、一般管理方式等方面的创新和提高，只要有益，人们就会立刻对它们进行探讨。如果某人提出一个新的构想，其他人将迅速采纳并将其糅入自己的思路。而这些都是新构思的源泉。”这些非正式交流对使技术发展保持前沿非常重要。例如，许多跨国公司到硅谷建立分公司，就是为了最快了解最新的半导体技术动向。

然而，马歇尔对外部经济效应性质的描述十分模糊。他的支持者也没能提出令人信服的理论，证明外部经济现象属于某种类型的市场失灵。同时，外部经济现象极其不普遍，现有的实例本身又呈现无法统一的规律，使经济学界怀疑它有可能只是反映了一种在每个经济部门都可能产生的普遍性相互依赖，从而认为它对国家政策的影响难以捉摸，更不用说对自由贸易的影响。哈伯勒就曾指出，外部经济的性质是如此模糊和不可确定，并且评估其程度或价值是如此之难，以至于根据它们存在的可能性制定保护政策，实际上根本就不可行。

在外部经济的实例中，因历史和偶然因素而形成的专业生产起着重要的作用，并因此对国际贸易产生重要影响。但与内部规模经济不同，外部经济有可能将国家“锁定”在某些事实上该国并没有优势的行业生产，导致该国在国际贸易中受损。

外部经济的存在，使大规模从事某一行业产品生产的国家具有较低的生产成本。较低的生产成本使该国倾向于大量生产这些产品。渐渐地，无论该国生产资源的情况如何变化，这些产品的生产模式被固定下来。即使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国家已经可以更廉价地生产这些产品，原先的生产国也不会放弃这些产品的生产。例如，瑞士的手表行业。由于历史原因，在瑞士产生了手表的外部经济生产。假设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已成为更有优势的手表生产国，瑞士将难以放弃手表生产而转向其他有生产优势的产品的生产。因为瑞士已经被外部经济“锁定”在手表生产行业上。

虽然外部经济可能造成上述“锁定”现象，影响有益的专业化生产在某些国家的形成，但外部经济通过产业集中给经济带来利益，使世界在整体上变得更有效率和更富裕。外部经济本身，也是国际贸易产生的一个原因。

第七节 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

以上讨论的贸易理论，除产品周期理论以外，都属于静态的贸易理论。静态贸易理论假定要素禀赋、技术和偏好不变，在此前提下确定一国的相对优势和贸易所得。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相对优势是静态相对优势，暗示一国的相对优势固定不变。但是，由于各国要素禀赋、技术和偏好都是变化的，各国的相对优势也可以改变。那么，要素禀赋是如何改变的？技术和偏好的改变对贸易产生怎样的影响？

通常，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的发展，一个国家的劳力和资本会随时间而增长。这里，资本指所有由人创造的生产手段，如机械、厂房、劳力教育和培训等一切提高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手段。雷布津斯基（Rybczynski）研究一国劳力和资本随时间的变化发现，商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一种生产要素的增加会导致密集使用这种要素产品的产量增加，与此同时，导致另一种产品的产量减少。同时，产量增长的比例大于生产要素增长比例。因此，如果在某一特定国家，劳力比资本增长速度快，则这个国家的相对优势就向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反之，相对优势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

根据这个结论对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实验研究发现，发达国家实际人均收入的增加主要是依靠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这解释了在人口增长较快的欠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远落后于技术进步较快的发达国家的原因。

研究技术进步的约翰·希克斯进一步发现，在给定产量水平上，所有技术进步都同时减少劳力和资本的使用量，增加国家财富。技术进步有三种分类：中性、劳动扩大型和资本扩大型。中性技术进步状况下，劳力和资本同比例增长，生产过程不会出现劳力代替资本的情况。相似地，劳动扩大型技术进步使资本代替劳力，而资本扩大型技术进步使劳力代替资本。

不同技术进步下各国产量变化对贸易的影响，取决于一国可进出口商品量的增长情况，以及技术进步下增加的国民收入的消费状况。结合消费情况，如果出口产品产量增长大于进口商品产量的增长，则技术进步扩大国家贸易规模，反之，缩小国家的贸易规模，或是贸易规模保持不变（中性技术进步情况下）。

无论技术进步是何种类型，也无论技术进步在消费偏好的影响下导致贸易扩大还是贸易缩小，任何技术进步总是增加小国的社会财富。但是，在大国，技术进步加上消费偏好的变化，可能改善国家贸易条件，增加社会福利，也可能正好相反，使国家贸易条件恶化，减少国家福利。

当产品价格不变但贸易量却增大时，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如果此时劳动的生产量也同时增加，则社会福利减少。这就是美国经济学家巴格瓦迪（Bhagwati）所说的“不幸增长”（immiserizing growth）情况。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增长在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可能性远大于发达国家。同时，即便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不是明显恶化，国内生产的增长也有可能弥补这一劣势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损失。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之所以远不如发达国家，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人口增长减慢了真实人均收入的增长水平。

考虑国家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对各国制定贸易政策十分的重要。许多国家在制定贸易政策时，都会结合本国的技术进步和消费偏好的实际情况，考虑上述分析结果。

第八节 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

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莫（Paul Romer）与英国经济学家莫里斯·斯考特提出国际经济的内生性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为国际贸易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更加令人信服和更加严格的理论基础。

1983年，经济学家罗莫的博士毕业论文《外部因素、收益递增以及无限增长条件下的动态模型》，被公认为是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开端。该理论探索低贸易壁垒长期刺激经济增长的实际途径和方式，提出减少贸易壁垒将长期加快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效应的假说。该理论认为，低贸易壁垒：（1）使发展中国家以更快的速度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2）提高研究和发展（R&D）所带来的利益；（3）促使更大经济规模效应的形成；（4）减少价格扭曲，更好地利用本国资源；（5）刺激专业化生产规模，提高中间投入品的生产效率。

古典的经济增长理论（生产函数理论）主要考虑资本和劳动两个要素。虽然该理论也同时考虑技术进步因素，但只将它作为一个偶然因素加以考虑，如考虑技术是否使一个人的劳动变成了1.02个人的劳动等。在考虑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该理论将技术进步分为资本扩大型、劳动扩大型和中性技术进步三种类型。由于技术是偶然的，所以也是“外在”的。

罗莫在这个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加入另一个要素——知识，从而使这个理论更趋合理。罗莫认为：（1）知识（如怎样生产物品）能提高投资效益（这解释了一定时期内投资收益率现象和各国增长率的非收敛性）;（2）知识像资本一样，必须放弃当前消费才能获得，因此，在经济活动中，必须像设备投入那样投入知识；（3）知识投资产生知识积累，使投资变得更有价值，即知识与投资存在一个良性的循环：投资促进知识积累，知识积累又刺激投资，因此，知识投资的持续增长能永久性地提高一国的经济增长率。罗莫的最后一个推论一直是传统经济学所否认的观点。

1990年，罗莫建立内生性技术进步模型（endogenous technical change models）。在这个模型中，他同时考虑了四个要素：资本、非熟练劳动、人力资本（以受教育的年限来衡量）和新知识（包括技术进步，如专利等）。同时，他将经济分为三个部门：最终产品生产部门、中间产品生产部门（如机械等工业设备的制造业）和研究部门。

在罗莫看来，资本增长和技术进步是同步的，后者的作用使生产投入（input）越来越专业化，表现为劳动社会分工的加强。三个经济部门中，最终产品生产将用到人力资本、不熟练劳动和有形资本（物质资本）三个要素。中间产品生产部门除了需要上述三个要素之外，还需要第四个要素——新知识，或技术进步，表现为向研究部门购买生产计划和专利等。由于新知识，如购买专利的成本是固定的，而新知识产品，如专利产品的效益却是递增的，因此，中间产品生产部门的生产效益是不断增加的。三个经济部门中的研究部门负责新方法和中间产品的开发，以增加中间产品的数目，并将其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因此，这个部门具有动态增长效益。研究部门中的人力资本（包括人力资源）越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就越快。

罗莫认为，在国民经济的这三个部门中，研究部门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知识不仅可以用来提高最终产品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还可以免费用来提高科研部门的劳动生产率。

根据上述划分，罗莫认为，在信息时代，知识是组成生产的一个重要元素。这个要素是“内生性的”（endogenous），它并不需要以资本扩大型或劳动扩大型的方式发挥作用，它独立地与其他要素结合，一起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如果说传统理论下假设仅有劳动和资本两个要素而进行的生产在规模不变的情况下效益递减，那么劳动、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等多个要素相结合的生产效益则是递增的。

提出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另一个经济学家莫里斯·斯考特是英国牛津大学的教授。他对新古典经济学增长理论的挑战，是要从根本上废弃长期以来为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所崇奉的生产函数理论。

斯考特认为，新古典经济增长论所依赖的生产函数理论对资本衡量是错误的，因此这个理论是无用的。同时，他认为技术进步是理解经济增长的关键，因为技术进步是“内生性的”。在他看来，发明的动机和原因与投资相类似，都表现为预期获利的能力。他不同意罗莫把知识和技术当作独立生产要素的说法，认为技术进步或“知识”不是一个有别于资本的要素，也不是一个可以单独投入的要素。知识和投资必须结合在一起，因此，总投资与技术进步应当被视为同一个要素。

现代经济中，实用科技在产品和效益创造两方面都比劳动和资本起的作用更大。它逐渐成为企业投资生产的对象，从而将过去人们自发研究、偶然突破的方式，改变为以生产为目的的有意识研究方式。知识和技术成为一种产品，像其他商品一样受市场机制的调节。新经济增长理论向人们表明：（1）支持教育的政策是有效的，因为它提高人力资本价值，而人力资本的增长，将导致经济的无限制增长；（2）对研究开发给予资助同样是有效的，因为它增加知识的生产；（3）投资与知识生产形成良性循环，投资知识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

虽然内生性新经济增长理论详细解释了内生性经济增长的原因，但这个理论迄今尚未得到实验数据的验证。而要对这些动态经济情况下的数据进行验证将会非常的困难。

下面是1993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一篇关于贸易自由化动态经济效应的报告，其中涉及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内容。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并非适用于所有的国家。它的实现是有前提条件的。

自由贸易中的动态经济效应

绪论

……动态经济模型（dynamic models）强调时间带来的变化，并反映经济的动态特征，如储蓄利率、投资、新技术和收入等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自由贸易动态效应的实验性分析，对比某时间段内收入、价格和数量的计划价值与同时间段反映贸易领域变化所带来的价值。这种动态对比包括评估经济增长率的变化。相对而言，国际贸易的静态模型（static models）关注某一特定的基准时段上单一时间点上表现出来的变化。所以它们不考虑经济增长的变化。

经济增长的来源

古典的增长模型

经济增长的经典性文献强调持续性经济增长的两个来源：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人口增长。人口增长要么提高资本的人均收入（intensive growth, “精增长”），要么扩大经济活动的范围（extensive growth, “泛增长”）。极端点说，人口增长长远来看可能加速有限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从而抑制资本人均收入的增长。在古典增长模式中，资本的原始积累同样也是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通常，持续的资本积累对保持增长人口的收入水平非常必要。但是，在古典的增长模式中，资本积累不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来源。

古典的经济增长理论将动态收入效应分为两种：水平效应（level effects）和增长效应（growth effects）。水平效应是指长期收入水平的增长，与增长率的持续增长无关。因此，尽管在收入增长时水平效应可能同时伴随增长率的短期增长，这种增长随收入升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点而开始下降。相对而言，增长效应是永久性的。它代表永久性的持续经济增长率变化。上述两者的区别对新近关于经济增长讨论论点的论述有关。

新经济增长理论

关于经济增长的近期研究强调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来源。经济学家特别关注的是市场可以推动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反过来又促进经济的增长。这些经济理论提出一个内生性技术进步模式（endogenous technical change models）——认为技术进步是个人有因可循的理性行为的结果，而非经济决策影响之外个人无因可循的经济发展的结果。这种模式揭示个体如何回应市场导致内在的技术进步，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由于自由贸易改变生产厂商的市场运作条件，包括可用技术以及他们资助教育和科研的动机。这些改变可能进一步导致经济增长率的变化。

内生性技术进步模式与描述静态外部规模效应模式（external scale effects）的数学结构非常相似（生产成本随工业生产量的增加而减少）。动态模式中这些成本的降低随时间而发生。这种规模效应被称作“外部效应”，是因为它给企业带来的效益是企业自身无法控制的。相对于效益产生于企业内部的内部规模效应而言，外部规模效应取决于行业内所有企业的经济活动。

有关的经济增长文献主要提出以下四种类型的内生性技术进步：（1）专业化分工带来的经济增长；（2）人力资源积累带来的经济增长；（3）实践经验积累带来的经济增长；（4）研究和发展带来的经济增长。生产中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以及新的、改进后的多种产品生产，是所有这些类型下动态经济增长共同的特征。

专业化分工投入（specialized inputs）

四种类型中的第一种论点，即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可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高收入水平的观点渊源久远。18世纪后期的亚当·斯密注意到，专业化程度的提高降低生产成本，促成产业转型；鼓励专业技术的培养，刺激专业化资本设备的发展。同时，专业化分工为发明创新铺平了道路。最近，经济学家指出，在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两个层面上出现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专业化分工导致的发明创新和消费商品的多样化。

在中间产品层面上，部件和机械专业化分工的不断加深可以带来更高的效率，如中间电子部件或数字化控制机器工具的使用等等。此外，生产过程的高度专业化再分工还可以进一步提高效率。例如，一种特定型号的汽车生产可以被分解为发动机、内部装饰、主体设计与制造以及电子组件的生产组合。当专业化生产成为生产的主流时，规模经济得以实现。同时得以实现的，还可能有设备和人员的专业化分工，从而减少因人员和设备转换而产生的生产成本。随着生产被分解成不同的部分，更为专业化的汽车零件供应商就可能出现。我们将零件和设备的专业化过程称为“产品专业化”过程，将生产中的加工专业化过程称为“加工专业化”过程。

在最近有关贸易政策的公开讨论中，加工专业化和产品专业化得到高度的重视。很多在墨西哥的美国汽车产品生产厂和在美国的日本生产厂都涉及加工专业化和不同部件汽车产品的区域性划分。与此同时，半导体行业特定产品的发明创新高度体现了产品专业化的优势。在机械工具技术方面也是如此。虽具相似之处，这些专业化过程在许多方面各有一些潜在的重要不同。然而，目前有关内生性技术模式的文献还没有认真地将产品专业化与加工专业化加以区分。在各种专业论文中，同样的基本模式以同样的形式，被用于分析最终产品的发明创新以及中间产品和加工的专业化分工。

如果专业化分工产生回报，经济增长应随专业化投入，或生产专业化程度的加深而提高。假使专业化分工的资本商品（capital goods）（中间投入）与劳动相结合共同生产最终产品，则专业化分工下的回报意味着资本商品专业化分工程度的加深，将使固定的劳动和固定的物质资本生产出更多数量的最终产品。这个结论意味着无限制地将专业分工细化下去，生产数量非常少的专业产品在经济上是可行的。但是，专业化分工所带来的效益必须与额外中间产品的生产成本，特别是固定生产成本相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说，更大的市场意味着一个更大的基础来摊销这些生产成本，使更深层次的专业化分工在经济上可行。

随着专业化资本设备的增加，专业化投入的生产在经济资源许可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已知技术得以实现。最终，推动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国家储备和国家投资（national savings and investment）。储备推动经济增长是因为经济资源对经济发展的限制在储备和资本的积累过程中被弱化。随着资本量的增大，专业化程度相应加深。从效果上看，专业化程度的加深反映了资本量增大所产生的溢出效应。

人力资源的积累（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人力资源的积累同样可以导致持续性的经济增长。这里，人力资源指的是教育储备或劳动市场经验使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譬如，一个工人所受教育能够使他在多种产品的生产上提高劳动生产率。然而，培养人力资源将占用部分生产时间。因此，人力资源的培养对经济的价值有一个现在和将来利益的冲突问题。如果人力资源产出的社会效益，如广泛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技术发明创新，与反映在个人收入上的个人教育投资回报预期不相当的话，社会的教育投资就会不足。金融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同样导致人力资源投资的不足。正如上面所说的那样，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储备，体现在教育的资源投入。在人力资源储备增长的溢出效应中，经济增长得以启动。

边干边学（Learning-by-Doing）

与人力资源通过教育累积而成相反，边干边学使生产率提高是生产经验累积的结果。如果在一个工业中发展起来的知识和经验在其他的工业同样适用，边干边学将导致内生性经济增长。随着这类知识和经验的溢出，一个工业中的技术进步同样可以降低其他工业的生产成本。回到专业化的主题，当学习利益溢出到技术复杂性相近的相似投入时，边干边学将使专业化中间产品的范围扩大。原则上，如果从旧产品生产中累积的知识可以部分用于新产品的发展，边干边学就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

研究与发展（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最后，经济增长的第四种来源是通过研究和发展，开发和引进新的或更为复杂的产品。如果一个新的想法包含着对其他发明者有用的信息，这样的想法就扩大了常识性知识资本的储备。这些储备，正是提高生产率必不可少的研究和开发资源。因此，在研究和发展上的资本投入将产生比一般资本投入更大的动态经济回报增长。同样，与不断加深的专业化分工带来的回报一起，通过研究和发展积累的知识，同样扩展了经济平衡点上产品的生产范围，由此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

有证据表明，研究的知识溢出效应非常重要。例如，加拿大有一半以上的社会回报产生欲由研究和发展活动所带来的社会外部效应，或产生于这种外部效应给相同或其他工业的其他厂商带来的效益。这些估算说明，当厂商做出关于研究和发展的投资决策时，他们一般不考虑决策的真实社会效益。此外，一半以上的专利产生自增加的研发经费的溢出效应。

相似性（similarities）

以上四种不同来源的内生性技术进步具有很多相似之处。除人力资源的形成以外，这些内生性增长的根本原因往往不是生产专业化程度的加深带来的经济效益，就是专业化分工下的进一步专业化，或专业化下产品的多样化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即使在人力资源的形成过程中，专业化程度的加深也为发展专业化工作技能和专家经验（人力资源）以提高生产效率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这些过程中存在许多的相同之处。例如，边干边学或通过投资研发开发新产品（或质量改进）使生产专业化程度加深，导致经济的增长。同样，人力资源的积累可以通过学校的培训，也可以通过在职工作训练（边干边学）。也许，它们之间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工艺技术的改变究竟是新蓝图研发的结果，还是通过边干边学，更有效地运用现有蓝图的结果。前一种情况下，专业化是对现有知识不同运用的结果。后一种情况下，专业化与知识储备的发展和扩张有关。

近期的经济增长新模式中还存在一个共同的因素。在上述讨论的几种增长模式中，发明创新中的正面溢出效应或外部化效应对持续的经济增长必不可少。例如，在现有产品的生产过程中，边干边学获得的经验至少部分地可用于新产品的生产。也就是说，至少有一组产品，可以在边干边学中产生溢出效应以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在以研究和开发投资为基础的生产过程中，技术工人被用于新产品蓝图的设计。新产品的不断设计以及产品产量的不断增长，一定源于研究和开发活动所产生的外部效益。也就是说，随着一般知识的普及，开发一个新产品所需的技术工人数量必然在下降。当一种产品开发中的知识积累对其他产品的开发同样适用时，这个结论同样成立。因为公司不需要重新发明现有工艺技术（就像公司不必重新发明车轮制造技术一样），新产品的开发费用因此而下降。

贸易和经济增长

最近有关经济增长的文献所强调的动态专业化分工过程，与静态专业分工回报模式所强调的贸易的静态规模效应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外部规模经济和专业化分工的静态模式理论突出贸易与经济的结合导致产出的增加或减少的机制。这些理论对于经济的增长没有明确的分析。相对而言，新近的动态理论强调贸易与经济的整合将导致发明创新的不断变化和经济增长率的不断变化。

尽管将最新的经济增长理论运用到贸易上代表了一个新兴的方向，将贸易政策与静态和动态的外部规模效应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学著作要更古老，一直可以追溯到支持“幼稚”工业保护的理论。过去，经济学家在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中，已非正式地强调边干边学、专业化程度加深带来的回报以及知识外溢等过程蕴含着潜在的国家工业化经济规模效益。新近的著作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在于明确地将这些过程模型化。同时，新近著作对贸易与经济增长和发明创新之间的联系也作了更加明确的分析研究。

贸易自由化的静态分析往往将贸易所得的重点放在资源禀赋的作用上（即以资源为主的相对优势）。即使在动态模式中，随着内生性储蓄和资本的形成，贸易模式和贸易自由化承诺的福利是建立在没有规模效应的要素禀赋之上。然而，动态的外部性效应引入了一些重要的复杂因素。这个效应所带来的利益远远超过基于资源禀赋差异而产生的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利益。

将人力资源的形成作为模式一部分的贸易动态模式得出的结果，与古典的资本积累经济增长模式的结果相似，也与较为传统的动态贸易经济增长模式结果相似。例如，假设一个将人力资源的形成作为模型一部分的贸易模型，在这样一个模型中，以更加充裕的人力资源为起点的国家，即使在进行贸易的情况下，也永远比穷国富足。在这样一个世界中，贸易的首要目的是追求更快的经济增长。与此同时，人力资源积累下的经济增长的简单模型意味着世界的收入分配固定不变。

可以说，人力资源积累不能满意地解释1945年以后的经济增长现实。反而是边干边学模型能够更好地解释经济发展速度的不同。通过将资源配置在能够边干边学的生产行业，一个国家可以提高它的经济增长率。

根据边干边学模型，贸易自由化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可以产生很多种可能性。该模型下的贸易是基于单个的投入产出水平所决定的相对优势，而非广泛的工业行业群体所决定的相对优势。在贸易中，相对优势的组合不断变化。在快速边干边学的生产行业中，知识外溢提高了产品的转换率，新产品不断投入生产而旧产品不断停产。在接近一个国家工艺技术前沿的产品生产中，这种学习进程会更快。

在边干边学的模式中，贸易自由化加宽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断层，发达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减慢。虽然这些结果是假设性的，但是它们都基于一个关键性的前提。具体来说，这些结果假定边干边学效应只在本国范围内存在，它只对本国相似产品产生溢出效应，而不对邻国产生这样的效应。这种效应在国际市场传播可以轻易改变贸易自由化的效果……

在基于研究和发展的知识积累模型中，贸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潜在联系有着不同的分类，同时，内生性增长模型和静态国际贸易理论也相互关联。分析研究和开发作用下的专业化分工发现，可以从四个方面强调世界经济的整合对收入和经济增长变化的影响。第一，即使在没有贸易流动的情况下，经济整合也可加强知识的国际性传播。知识的国际社会的传播使驱使经济增长的动力——知识——的范围得以有效地扩展，也就是说，知识的范围从国家扩展到世界。第二，贸易可以消除重复的产品设计。第三，贸易可以扩大各国企业的市场。第四，贸易可导致由相关生产因素价格改变而带来的资源配置变化。经济增长可正可负，取决于资源配置的变化扩大决定增长的资源基础，还是缩减决定扩大的资源基础。特别是当动态领域缩减时，增长就可能下降。

促使世界经济从一种模型向另一种模型转换的机制与边干边学的结果极其相似。……一个在新技术上领先的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通常会改进其技术。长远来看，这种改进的速度会越来越快。价格要素不一定能够通过贸易达到均衡。如果价格要素不均等，随着发达国家工资的提高，一个新技术落后的国家可能因贸易而受损。

与边干边学的情况相似，通过知识的国际传播，外在规模效应的跨边境溢出效应十分重要。如果国际知识的溢出取决于贸易量（出口与进口之和）的大小，就会出现采用贸易政策改善经济福利的倾向。相对严格的国家内部动态规模效应来说，在国际外部性（国际规模效应）情形下，出口补贴的运用更加有可能改善所有国家的福利。与此同时，进口关税即使可以刺激国内的研究和开发以及国内的生产，它们仍可能使福利减少。

在受累积知识与技能驱使的贸易模式中，如果专业化分工的回报是建立在边干边学或研发的基础上，历史原因至关重要。特别是那些最初就具备某些优势的国家，很可能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将贸易模式建立在这些优势之上。然而，即使贸易减缓了具有相对劣势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些国家的福利仍可能得以改善，因为即使增长速度减缓，贸易还是扩大了进入专业化产品和专业化投入的途径。随之而来的收入水平的提高可能超过未来增长速度的下降。换句话说，水平效应可以超过增长效应。同时，还可能有其他的静态收益。值得一提的是，即使贸易干预增强了一国长期的生产增长速度，这个国家的国家福利仍有可能减少。因为贸易干预所带来的近期国家收入减少，可能大于长期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利益。

综述和理解

关于内生性增长和贸易的最新文献证明了很多贸易政策与收入、生产和总体经济活动动态变化之间动态相互作用非常重要的问题。本文提到研究和开发的动因、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源投资的动因，以及市场的扩张与整合产生的利益几个问题。但是，这些新的增长理论在贸易中的正式实验性验证才刚刚开始。特定部门的积极政策意见还问题重重，并且还不适合现代动态贸易方式的运用。

即便如此，这篇经验性的文章为贸易政策变化的动态效应提供一些重要的理解内容。早期对基础广泛的贸易自由化努力所带来净福利效应的估算暗示动态效应能远远超过静态效应的效果。看起来通过这些动态过程，1945年之后的贸易自由化努力已明显对经济增长有所贡献并似乎将继续对它产生贡献。与此同时，考虑到经济范围内资源的限制，证明单一部门的动态过程将会困难重重，更不用说通过选择性贸易方法拟订它们的目标。

在一般术语中，专业化和随之而来的动态利益部分地被市场范围所限制，因为生产专业化的加深常常伴随着固定的常项支出，以及研究和开发成本。更大的市场为摊销这些费用提供了更大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动态的贸易自由化意味着市场扩展下积极的动态效应。但是，这种效益真正的福利含义有赖于时间变化中规模变化和相对价格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具体的贸易行为而言，这是一个经验性问题。

决定动态贸易自由化意义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驱动内生性增长的外部性跨边境溢出效应。例如，知识普遍存储的扩大意味着全球范围，而不仅仅是在一个严格的国家范围内，研究生产率的提高。同样，全球和地区生产的整合意味着加工专业化的加深所带来的利益可能导致规模和增长效应，贸易自由化也同样促进小国的经济福利。对于大国来说，贸易自由化将是一个经验性问题。但是，至少这些跨边界外溢的动态效应将会十分重要。当外溢效应存在时，多边贸易政策途径将比单边或双边努力更能促使这些利益的内部化，使得合作以获得更多的潜在动态利益更为容易。

第九节 支持自由贸易的法学观点

了解了当代动态经济效应的一些基本观点之后，下面是一篇从法学的观点看待贸易保护主义的文章。

保护主义的经济分析

罗伯特·麦克基尔

贸易保护主义已存在了几千年。18世纪英、法的重商主义者基本上都是些贸易保护主义者。虽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证据十分确凿，但是，尽管这些政策一直不断地失败，政治领袖们还是不断地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贸易保护主义以普通大众的利益为代价保护一个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

……

贸易保护主义的支持者已存在了几千年。柏拉图认为允许外国贸易者进入玻利斯（polis）将腐化灵魂。亚里士多德相信用产品交换金钱会导致腐化，并认为最好的国家是自给自足的国家。虽然，上个世纪倡导贸易保护主义的理由几经变化，但贸易保护主义者的哲学却并没有消失。它只是进化得越来越复杂而已。

……

贸易保护主义支持者采用各种论据来支持他们的观点。但是，分析这些论据却暴露了其中诸多的弱点。

（1）道德论据

显然，贸易保护主义带来更高的商品价格并以多数人（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保护少数人（生产者）的利益，因此，所有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论据中，最强有力的是道德论。罗伯特·罗依克（Robert Nozick）等一些人认为，当国家重新对财富进行分配，剥夺一些人手中的财富给予另一些人时，国家超越了其合法的职能。

40年前，一个经济学家指出，有些人知道不创业却能赚到钱的途径，或者如何通过偷窃满足自己欲望的途径——他们要求政府“为他们去盗”。这些人联合起来要求政府从部分人（消费者）手中剥夺财富给予另一部分人（生产者）。如果他们自己亲自实施这种行为，将被认定为刑事犯罪。

面对这个最有力的道德论据，经济学文章却采用各种实用主义的论调，强调贸易保护主义不是好政策。他们指出贸易保护主义有害，因为它增加产品成本。但是，他们几乎从未从道德方面进行过探究，看看政府的合法职能是否允许政府为了某些特殊团体竞争的需要提供保护而可以使消费者为某些产品或服务支付更高的价格。他们也没有从侵权方面进行过探究，看看保护主义政策制止合法公民自由签订合约，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进行财产交换的行为是否属于侵权行为。

（2）个人权利的论据

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观察自由贸易问题。但是，对自由贸易的观察同样可以从权利的角度进行。个人权利的观点认为个人拥有他们自己的身体。基于这个前提，个人拥有他们的劳动成果。作为所有者，他们有权将自己的劳动成果用来与他人的劳动成果进行交换。任何对上述行为的限制都是对他们权利的侵犯。这个观点与传统的自由论观点是一致的。传统的自由论限制政府干预个人对生命、自由和财产所拥有的权利。如果政府超越这个范围，政府的行为必然是从某些人手中索取而后给予另外一些人。

贸易中对生产者有利，对消费者不利的政策是寄生性的贸易政策，因为它以牺牲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使生产者获利。由于生产者得到了他们本不应当得到的好处，消费者为此不得不支付更高的价格——否则他们会选择惠顾外国生产的产品。

阻止消费者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产品的贸易政策侵犯了消费者的财产权和合同权。如果一个达到了法定年龄的人希望签订一个合同，除非合同当事方，任何人无权干涉他的行为。政府的角色是保护合同的神圣性，而不是独断地告诉人们是否应当签订某个特定的合同。

举例来说，如果某项法律或法规对可能进口到本国的外国汽车规定数量配额，某些消费者就有可能买不到自己想要的汽车，无论出多大的价钱——因为这些汽车没有供应。如果关税提高汽车的成本，消费者就不得不从自身的财产中额外拿出一部分来支付他们看中的汽车。贸易保护主义侵犯了公民的合同权，它阻止消费者与外国生产者签订合同。同时，贸易保护主义侵犯公民的财产权，它提高消费者为他们选择的产品所必须支付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