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复杂的斗争

人类历史上的斗争从来都是一个复杂的事物，任何时候都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而18世纪以前，发生在北美荒原上的斗争就是复杂斗争的典范。由于面临多重威胁，要聚合多种意识，保护多样化的利益，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复杂的战争，并且用复杂的方式来从事复杂的战争。

当时的北美大陆上，各国的殖民者相互为敌；印第安各部落之间也不团结，相互攻击，经常被利用。殖民者与某个部落时而为敌，时而为友；而各国殖民者之间却很少结盟，最好的情况是短暂的相安无事。殖民者与母国之间的微妙关系，也使得战争的情况平添了许多复杂。对于母国，时而有能力和兴趣插手殖民地战事，时而没有能力或兴趣跨洋干涉；对于殖民者，既希望母国的支持，又担心母国的过深涉入，以威胁自身利益；移民们也会因为自身的利益与意识而反抗母国或殖民地政府；甚至不同群体的英国殖民者也会彼此争斗。在这些彼此交错、相互矛盾的因素影响下，英国移民必须在纷乱中理清谁是敌人、谁是盟友，该反对谁、该支持谁。

1．与印第安人的作战

America，是希望和梦想的同义词，它既展示了其最美好的一面——梦想正义、希望自由；也暴露了其最丑恶的另一面——它相继成为各方之间纠缠不清的战场，首先成为印第安人反击欧洲殖民者的战场。无论是为财富而来的殖民者，还是为自由而来的殖民者，都需要生存、需要更加广阔的生存空间和更好的生活。于是，与印第安人之间的冲突产生了，并很快发展为战争。从英国移民到达北美大陆开始一直到美国内战后一个时期，移民与印第安人之间的冲突就没有间断过；而且严格来讲，印第安人参与了美国独立战争之前所有发生在北美的战争。从1617年到1728年，集中了单纯的英国移民与印第安人之间主要作战行为。比较著名的有泰德沃特战争、皮廓族战争、佩科特之战、菲利普王之战和亚马斯战争等。这些战争均以清除对方为目的，所以相当惨烈，屠杀平民、摧毁土地和村庄等极端手段成为当时的常用作战方式。

在冲突与战争中，双方谁都输不起，其关键性不言而喻。正是因为斗争生死攸关，养成了美国人民在战争面前的镇定，使他们一开始就学会了处理眼前利益和战略利益的方法，也为美国军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谁输了就基本上丧失了生存的条件，使美国战争机器在萌芽时期就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

在最初的零星冲突中，移民也应用了许多武力之外的解决方法，如通婚、贸易等。1614年波瓦坦部落族长的女儿就嫁给了白人种植园主约翰·罗尔夫之间的包办婚姻，暂时结束了双方几年来持续的敌对状态。然而，这种武力之外的软方法无法平复利益冲突带来的硬创伤。1617年波瓦坦退位后，切萨皮克的新首领奥佩堪卡努就重新开始了对英国人有组织的进攻。随后的打击相当猛烈，弗吉尼亚的白人人口下降1/4并直接导致弗吉尼亚公司的破产。

白人开始认识到，只有使用强有力的作战，才能使自己在艰苦而又满是财富的世界上立足，弗吉尼亚议会再三声明：白人与印第安人势不两立，土著人是永远的敌人。于是开始了直接的武力推进，这也开启了美国靠战争起家的先例。

在此后的战争中，英国移民经常与原住民并肩战斗，去驱逐其他印第安部落，结盟这种古老的战略方法被广泛使用。人们经常会惊叹于印第安人的不团结，这是因为北美原住民本来就分为若干个民族（在原始社会“民族”与“国家”在意义上区别不大），只是因为欧洲移民对北美大陆的误解和对原住民的不尊重才统称之为“印第安人”。如易洛魁部落与阿尔贡金部落相邻，彼此敌视，争夺资源和对欧洲移民的结盟；而易洛魁部落内部又是由五个部族组成的，称之为“五族联盟”，五个部族也纷争频仍。这就造成了原住民无法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统一对敌，给欧洲殖民者以可乘之机。大多数战争的理由是可笑的，经常是某殖民地农民被杀、牧师被杀、甚至牲畜被杀；印第安方面，则以争夺生存空间和传统的仇杀等原始的理由发动战争或展开反击。

皮廓族是新英格兰最强大的部落，他们以凶残闻名，邻近的印第安部落都仇恨他们，移民想驱逐他们，于是就发生了上面所说的白人和土著人并肩作战，攻击另一个印第安部落的战争场景，周围的印第安人都成了英国移民的盟友。

皮廓族战争说明了对印第安人战争的残酷性。

土著盟友对于白人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此时的白人，靠自己根本无法适应土著人的作战方式。首先，印第安人不擅长组织大规模战争，也不擅长防御，他们是最出色的游击战士。常常快速集结、快速打击，然后消失在荒原中，根本不进行死守硬拼，使白人无法捉摸。而白人的密集队形，则是埋伏着的土著战士的容易的射击目标。曾有印第安战士说：射中他们就像朝一幢房子开枪。其次，白人数量上不占优势，需要印第安盟友的支援。他们利用印第安人原本的相互仇视，分化拉拢，彼此打击。当时，几乎所有的印第安部落都是这个或者那个欧洲国家殖民者的盟友。再次，在丛林作战中，白人根本不是土著人的对手。如果只派远征军去攻打印第安人，无异于自取灭亡。

英国人认识到，只有印第安人才是印第安人的克星。即便如此，英国人也无法成功地捕捉到印第安战士进行决战。因此他们转而攻击印第安村庄，实施灭绝政策，烧毁房屋，杀死老人、妇女和孩子等非战斗人员，捣毁食品库，毁灭生存基础。这样，英国殖民地志愿民兵组成的远征军在康涅狄格的约翰·梅森上尉和马萨诸塞海湾的昂德希尔上尉的率领下，在其印第安盟友的协助下一路杀来，攻击了坐落在梅斯提克和沿岸的一个用木栅栏围成的皮廓族城堡，用上述的方式消灭了这个皮廓族村庄，并用相似的方式在后续的战斗中消灭了皮廓族。

在皮廓族战争40年后，1675年爆发了“菲利普王之战”。战争得名于望潘诺格族的首领塔科姆，英国人授予他一个古老的名字“菲利普”。望潘诺格族与英国移民原本是友好的，但是菲利普王看到了本族生存的危机。他发现对面的白人越来越多，生存空间紧张；而本族的空间则是解决英国移民该问题的最近方法，其实望潘诺格族的空间已经在被压缩了。菲利普王决定组织一个印第安同盟来发动一次对白人的联合进攻，于是，菲利普王战争开始了，战争席卷了整个新英格兰。战争开始在局部地区小规模进行，以袭扰和破坏为主，普利茅斯殖民者动员起来进行报复并借机扩张，望潘诺格族人转入防御。

皮廓族的覆灭是北美殖民者对印第安战争成果之一，另外的一个成果就是殖民地军事在印第安战士的影响下的进步。

英国殖民者组织了远征军，由普利茅斯总督乔赛亚·温斯洛率领，由普利茅斯、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等地区志愿民兵组成，发动局部反击。首先击垮了英勇善战的纳拉干人，但并没有彻底消灭之，原因在于没有很好地利用印第安人盟友。

在之后的作战中，英国移民吸取了教训，雇用了印第安人。本杰明·丘奇在具有决定意义的大沼泽战役中立下汗马功劳。他雇用印第安人作为助手，组成了一支由白人和印第安人混合的志愿部队。他学习印第安人诡秘的游击战术，发挥骑兵的优势。并且不断地拉拢对手的战士，合并其他土著部落的武士，最终杀死了菲利普王。丘奇下令砍下菲利普王的头和双手，把尸体分成四块，分别挂在四棵树上。这次战争影响巨大，双方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但是英国移民很快恢复了，而原住民却走上了明显的下坡路。印第安人逐渐失去了土地、自由和生命，逐渐沦为新大陆上的“少数民族”。

菲利普王战争之后，单纯的针对印第安人的作战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此后的塔斯卡罗拉和耶马西之战和亚马斯战争都是欧洲人在北美争霸的陪衬，英国殖民者同其他欧洲殖民者争夺北美殖民地的战争正式登上舞台。

2．与其他殖民者之间的战争

在欧洲殖民者北美争霸正式上演之前，它们之间的争斗就一直存在着。1608年，法国人在魁北克建立了一个殖民地，在此与原住民进行毛皮贸易，但是由于担心殖民者砍伐树木、减少皮毛产量，法国政府不鼓励大量移民。而英国移民在附近逐渐占据了人数优势，在1629～1632年轻而易举地夺取并控制了魁北克。

1624年，荷兰人在哈得逊河口建立了一个名为“新尼德兰”的小殖民地，在其后的四十年里逐渐控制了康涅狄格和特拉华河谷。而荷兰人的两侧是英国移民控制的切萨皮克和新英格兰，荷兰人夹在中间，控制着大西洋中部地区。1652～1675年，两国为争夺新兴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控制权爆发了三次战争。在第二次和第三次战争中，新尼德兰成为英国人的目标，几经反复后，于1673年落入英国人之手。1674年，荷兰又把纽约割让给英国。到1675年，荷兰人永久地撤出北美内陆。

此后，英国殖民者与来自西班牙和法国的殖民者矛盾不断；在1689年后，进行了公开的争夺。由于1689年后的欧洲殖民者争夺北美的战争有着特别的意义，所以将在下一节专门叙述。

3．内部的斗争

北美英属殖民地所进行的斗争的复杂性还在于，在同印第安人和欧洲其他国家殖民者进行斗争的同时，其内部斗争也此起彼伏。英国人漂洋过海，历尽艰险来到北美，为的就是自由和财富，这是他们留在北美最根源的理由。然而，由于北美特殊的社会环境，使得他们的自由与财富经常受到威胁和侵害。与很多民族不同，他们对内部的矛盾并不宽容，源自内部的威胁和侵害，尤其令他们不能容忍。因此，凭着移民天生勇敢和自尊，他们马上起来反抗。而且是谁侵害了他们的自由与财富，他们就毫不犹豫地反抗谁，内部的侵害者也不例外。在有些斗争中，移民甚至与原住民和总督代表的政府两个对手同时作战。

战争发生在菲利普王之战的同时，要不是因为后果严重，这场战争中的一系列事件称得上富有喜剧色彩。战争起因于弗吉尼亚移民对印第安人态度的差异。自从1646年波瓦坦部落获得了不受白人殖民地限制的土地特权之后，移民与原住民之间的关系出现暂时的稳定，这使得弗吉尼亚移民就分成了两派。一派是现有种植园主，它们希望保持这种稳定的关系以赢利，总督威廉·伯克利是代表；另一派则相反，因为这种关系阻碍了他们对廉价土地的渴望，撒尼尔·培根就属于后者。当然，战争也有其深层原因，主要是伯克利统治下的高税收、牺牲地方官权力以扩大总督权力以及其本人和朋友对印第安人贸易的垄断。

弗吉尼亚爆发了一场奇怪的战争——红种人与白种人之间的战争和移民的内战，称之为“培根叛乱”。

对土地的渴望，对烟草价格下跌、增税及缺少机遇引起的不满，在1675年夏天以暴力的形式爆发。一群边疆移民觊觎萨斯奎哈诺克人肥沃的土地，以与当地部落发生纠纷为借口攻击了这个部落，对印第安人实施了大屠杀。总督伯克利谴责了这次袭击，拒绝支持这次攻击。渴望复仇的萨斯奎哈诺克人在1675～1676年冬季发动袭击，杀死了36个弗吉尼亚人。同年春，固执的种植园主撒尼尔·培根成为这些不安分移民的领袖，自封为非官方承认的“志愿部队将军”。他带领几百个逃跑契约奴和奴隶，对友好的和敌对的印第安人都发动了攻击。伯克利反对这种做法，宣布培根为叛乱分子，并派人去逮捕他。这样，白人的内战也同时爆发了。

1676年春天，培根和伯克利各自调集部队，与此同时，培根继续袭击当地的印第安人。随后培根击败伯克利，大胆地占领了詹姆斯敦，将其夷为平地，伯克利逃跑。为了获得公众的支持，伯克利不得不重新举行议会选举，将票选权扩大到所有自由民，但基于他的露骨的目的和本来就有的因素，他的企图未获实现。而这时培根的阵营出现问题，在镇压印第安人之后，其拥护者开始四散回家种地，培根势力微弱。到1677年1月英国皇家部队到来时，培根已经死于沼泽热，大部分拥护者已经解散。

培根叛乱昭示了移民的渴望，正如皇家调查员的报告中说：培根的拥护者似乎希望而且意在彻底消灭印第安人以获得他们的土地，甚至皇家总督也无法阻止对土地所有权和独立的渴望。这次北美殖民地历史上最大的起义，深刻地暴露了殖民地社会内部的矛盾。第一次给英国的殖民统治以震撼，英王不得不命令伯克利返回英国。

1685年詹姆斯二世的即位，使大英帝国出现了偏向天主教的倾向，新教徒的信仰自由受到威胁，并引发了宗教以外的矛盾激化。在查理二世去世之前，1684年，就解除了马萨诸塞的特许状。詹姆斯二世即位后，任命暴躁的职业军人、前纽约总督埃德蒙·安德罗斯爵士管理重建的新英格兰自治领，很快便将从缅因到新泽西的所有英国殖民地集中在一个政府之下。此时，新教徒不得不接受痛苦的现实——新的统治者是伦敦官僚的臣下，那些人更为关切的是缔造严整有序的帝国而不是新英格兰特殊的宗教梦想。埃德蒙·安德罗斯开始了暴政。他未经议会同意而恣意征税，不设陪审团进行审判，取消马萨诸塞大议会，禁止人们在波士顿城镇议会上自由发言，质疑土地的所有权，改变清教徒的宗教行为方式。

17世纪80年代的北美光荣革命，是一场更大规模的内部斗争。

暴政激起了反抗，1689年4月，波士顿人涌上街头，牧师、商人和前地方法官一起领导了起义，下层市民充当了步兵。把埃德蒙·安德罗斯作为罗马天主教嫌疑犯关进监狱，攻占了波士顿港口要塞。在当地殖民者等待新的特许状和皇家总督到来的三年时间里，一个临时政府管理着马萨诸塞。

光荣革命激起了酝酿已久的社会矛盾，在纽约，国民自卫队上尉雅各布·莱斯勒成为总督，建立了临时政府，与选举产生的安全委员会一道行使了13个月的统治。在南方，马里兰的新教徒夺取了政权，改革腐败的海关部门，减税减费，扩大联合者大会的权力。弗吉尼亚也热烈响应，种植园主乘势争取权力。

光荣革命给几个殖民地带来了持久的政治变化。新英格兰的自治领崩溃了；康涅狄格和罗得岛重新获得了选举自己总督的权力；在马萨诸塞，1691年的新皇家特许状把取消天主教教会成员资格作为投票的要求；马里兰禁止天主教徒任公职。英国新教徒在各地庆祝自己的自由。光荣革命中，民众在军事行为中获得绝对的主动，对英王的权威提出了直接的挑战，并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光荣革命”中提出的“权利法案”与1689年的“信仰自由法案”确定了人们信仰基督教的自由并缩小了英国政府的权限。同样重要的是约翰·洛克的《再论政府》（1690年），它提出了政府不是建立在君权神授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上的理论，他还主张人民被赋予生命、自由及拥有财产的权利；当政府侵犯这些权利时，人民有权起来反抗。到18世纪初，殖民地议会也拥有同英国议会类似的两项重要权力：投票决定税收与支出的问题；开始实施立法而不是仅仅按总督的建议行事。议会运用这些权利来监督皇家总督的权力并通过其他举措来扩大自己的权力及影响。总督与殖民地大会之间的连续不断的冲突使殖民地愈发意识到北美与英国之间利益的分歧。在许多情况下，皇室当局没有真正明白殖民地大会所作所为的重要性，因而不予理睬。然而，他们的做法为今后法规的起草确立了原则，这些原则最终成了殖民地“宪法”的组成部分。殖民地立法机构就此获得了自治的权利。不久，殖民地管理中心便从伦敦迁移到了各殖民地的中心城市。

暴乱的起因是，海军准将查尔斯·诺里斯带领他的皇家海军舰队到波士顿寻求增援，以补充因开小差而减少的水手。当诺里斯派遣征兵队到波士顿码头区补充水手空缺时，他们抓来工匠、劳工、佣人、奴隶，还有在港口抛锚停泊的商船上的海员。还没有等到把人强行带走，一群愤怒的波士顿人就抓住了几名英国军官，包围了总督的住所，要求释放他们的市民。当治安官及其副手试图调停时，民众打伤了他们，民兵拒绝帮忙。恼羞成怒的诺里斯威胁要炮轰城市。在一度恶化的混乱中，双方协商并避免了最后的决战，最后，诺里斯释放了强征的波士顿人。

1747年波士顿因强行征兵引起暴乱，生动地展现了人们是如何随时准备保卫自己继承的基本权利，同时暴露了法律执行中的弱点。

暴乱平息后，一名叫塞缪尔·亚当斯的年轻政治家为波士顿挑战王权的行为做了辩护。他指出：人民有“天赋的权利”联合起来反抗剥夺他们自由的征兵队。将实践中支持总督的当地人称作“专制政权的工具”。

17世纪70年代发生在北卡罗来纳的“制约者”运动也昭示着移民的反抗精神与要求。而奴隶的反抗与叛乱更说明了，同样作为北美大陆的外来者，奴隶的自由与财富要求。

对总督的反抗，是对英国政府权威的直接挑战；内部的分歧，是殖民地利益相关各方不同要求的反映，并最后得到尊重；团结反抗非法军事义务，是对民众军事义务和权利平衡的呼声；要求制度改革，是人民对于制度战略意义的远见；奴隶的反抗，是最底层外来人口对自由平等的要求，并埋下了后来解放奴隶的种子。

在这样一个纷乱而荒凉的新世界上，英国移民毫不缺乏坚定与勇敢，毫不畏惧多重的敌人；而且对待任何侵害，直接表达自己的意愿，毫不犹豫地反抗，坚决无情地打击。

虽然大部分在当时造成混乱，并且在表面上暂时地阻碍了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某项事业的发展；然而，却使英国政府、殖民地上流社会和欧洲其他国家殖民者体会到了英国移民的性格——勇敢、坚韧、果断、直接，表现出了对美好的向往，同时展现了对邪恶的无情。正是这种不宽容的态度，尤其是对于内部的侵害的不宽容的态度，才弘扬了自身优良的东西，遏制了自身恶劣的东西，促使了其内部系统的不断完善。

北美大陆的这种社会氛围，给美国战争机器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基础，即民众的军事为民众的利益而存在；民众的军事义务，不管有多么紧迫，也要由民众自愿的决定才能成行。进而形成了一个传统，即任何紧迫的现实和任何权威的人士，都不能以任何冠冕堂皇的理由和权力，来侵害民众的利益，强迫民众的意愿。后来的华盛顿军事请愿危机、布朗起义和南北战争中士兵返乡都可以找到殖民地时期内部斗争的影子。

解决复杂性的唯一办法就是，以利益为标准，自由与安全是衡量军事行为合理性的最终砝码，是必须保卫的东西，谁都不能动的奶酪。谁帮助保卫了自由与安全，谁就是盟友；反之，就是敌人。而且，基于自由与安全的需要，变换着友与敌的对象。

在复杂的战争中，北美英属殖民地的军事水平迅速得到提高，在斗争中取得进步。在战争组织上，形成了民兵与志愿民兵相结合的军事体系；在制度执行上，形成了以制度为准则，并根据现实利益调整制度的习惯；在军事设施上，从构建简单的防御工事，发展成建立军事要塞；在战略上，形成了战以利动、人以利分、广泛结盟和兼收并蓄的良好军事传统；战术上，继承欧洲传统战术的同时，吸收了印第安人游击战和突袭等战法；在武器装备上，摈弃了同时期欧洲的盔甲和长矛等笨重兵器，转而重用火绳枪、后来发展为燧发枪，马刀、佩剑、短柄斧等兵器也以便携的优势广泛使用。

一切军事进步都蕴涵着整体利益、军事需求、军事民主与个体自由相结合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