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残友”与政府

问：能否说一说，政府在您心里是怎样的？

答：讲到政府，我觉得将来在中国大社会福利和建设中，要真正把西方优秀的东西引进来。我们抛开意识形态以后就会发现，它太了不起了，因为我们做在一线很了解这些。举个例子，我们毗邻香港，在香港，残联如果要陪着民政去慰问，那么之前最少做三个月的调研，告诉民政这次要带6万港币去，要去哪个街道。那民政下去以后，这时候社工的作用就出来了。社工下去调研60户贫困家庭，社工就要找出来各个家庭致贫的原因。比如这个是因病致贫，另一个是因为年纪大、劳动技能没有提高而下岗的致贫，还有是因为夫妻关系不好，老公在内地养了“小三”不把钱拿回家里来致贫，等等。然后调研回来的结果不像我们这儿去了一人发个三千块钱的红包，送完就走了，那样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因病致贫的需要钱，因下岗致贫的需要再培训，因为夫妻关系不好致贫的需要怎么样，等等，不同原因致贫的家庭需求不一样。还有这一类社区里如果超过10个同样的，比如都是因为残疾人或者都是因为疾病致贫的，那就考虑做一个自治组织，但不是社会组织。让他们成立一个自治组织，这个自治组织进行探访小组工作、社区工作，争取社区和外部的资源。另外它是自治组织，就可以教他们怎么去给政府相关部门填表要回相关的补助，这样整个社会就改善了，这个全靠社会工作者。

在我们内地的情况是什么呢？残联是残疾人联合会，是残疾人的组织，但残联作为人民团体，官僚化很严重。因为它不是社会服务体系，不是社会组织，它不做社会服务，它只做管理，这就很容易出问题。国家给残疾人事业每年拨款逐步增多，增多到哪里了呢？新招的人，新盖的楼，新买的车。残联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从中央到每个县都有。这个体制必须改革。

问：那您有没有向政府呼吁过？

答：我跟深圳的市区的领导们都有过类似的对话。在此之前，我在深圳政协提出来要救一救深圳最贫困的残疾人。当时政协的白天主席都诧异，问我什么样的是最贫困的。我说我是一级重残，深圳一级重残不到900人，基本生活都不能自理，像我这样不要命还出来混的人太少，他们每个月只有200元的补助。他说不可能吧。就是这样，社保、医保都没有，200块钱，请钟点工也就只能请两天。我说要让他们分享当地社会发展的红利。

后来领导们看了那个提案找我谈话，我问他，是否要告诉我每年市委市政府都在加大对残疾人事业的投入？他说是呀，他就是想这么告诉我。我说不光他这么告诉我，中央领导也都这么告诉我，他们每年都在加大对残疾人事业的投入，但是他们要回去的统计数字都是虚的，譬如就业率。我说，别要就业率。在其他地区，在中国香港、台湾也都是直接统计家庭福利，而在内地只算到社区，也就是街道残联或残协多拨了多少钱。为什么不敢算一下每个残疾人家庭的收入？这么多钱本身就应该直接到达每个家庭。后来我问王荣书记有没有观察过香港的福利制度，他说没有观察。我说，香港设有民政局和社会福利署，2008年是200亿港币拨款，他们喊的口号就是这笔款要直接进入家庭，扫清所有当中的环节。他们怎么扫呢？他们让社工把残疾人按照不同的类型组成了52个自己的自治组织，比如盲人辅导会、聋人协会等，连兔唇的都组织成一类协会。接着这笔款直接给到这52个社团，严重的比如四肢伤残、高位截瘫的残疾人补助最多，他们还有自己的办公场所，还有自己的车。兔唇协会每个人补助一次就用于兔唇治疗手术，新加入协会的残疾人做一个手术需要6万港币，协会就给他报销，补助就不再给他了。

我说这就是香港。内地政府很有钱，内地政府拨给整个残疾人事业的经费敢不敢公开？要是公开的话不知道能多养多少残疾人。而实际的状况是什么呢？到现在为止，残联依然说它管残疾人的教育和维权，不管就业。没有一个社会企业是残联开办的，没有一个基层一线的社工是残联供养的，那这个钱在干吗？它没有纳入这个体系。现在中央强调要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我说残联这个体制首先要改革，前几天有个事情我觉得特别奇怪。就是中央高层派北京、上海、广东的六个新华社记者，三个人采访社会组织，另外三个人采访社会企业。采访社会企业的人找到我非让我说一说，我从来不说这些，后来他非得让我说，我就真说，我就说了对残联改革的想法。他说：“哎呀，郑总太好了，中央领导就要听这些。”他们最后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残友’这样解决残疾人就业，并且所有的股权都在基金会，我们应该共享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不应该都给残联。”对我们来讲，不谈整个公司解决了多少残疾人的就业，因为外地户口的他不愿意管就不管，但我解决一个深圳户口的残疾人就业，对于他们的就业保障和补贴，残联应该有相关的扶持政策，但没有用。严重的是，这样的情况，一直到中残联。有个领导过来看了“残友”后热血沸腾，回去就报告，然后就派了其他领导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就把刚才说的这些跟他们汇报了一整天。他们走了以后，我就告诉所有人，不要指望，回去一定没信。我说：“你们看来的人的态度，不是惊喜和感动，他是听完害怕，他一直抱着门户之见，觉得这么多年残联没有管我，怎么发展这么大了。”结果后来就石沉大海，我最后就问中残联的培训需不需要我们，我们免费去。在电子商务方面，只有马云信任我，我可以把重残卧床的残疾人介绍给他当网店店主，我们年前介绍了40多个人，现在有160个人，2013年我们要达到1000个人。这些都可以在中残联推广。马云需要40000个，但是马云不跟他们对接。因为跟中残联对接过的上市企业都很头疼，到最后就是再也不跟他们打交道。所以到现在，那么多上市企业都跟他们合作不了。比如国外的IBM，最后就是因为中残联什么事都做不了。企业不停地提方案，最后它只是给宣传一阵做个秀，而所有的企业都希望不只是宣传，而是做完以后有真正的成果展现出来。我觉得就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还好一点，新领导去了以后也有好的建议，基金会整个工作那是一个新气象，尤其是北京奥运会以后，整个感觉就是基金会不那么落伍了。但中残联已经积重难返，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像国家公务员一样。作为社会组织，它提供社会服务，工作得好不好就是它服务的程度深不深和范围广不广，但它不考核，它觉得他们也是国家的一个部级机构。这是很搞笑的一个观念，用国家给残疾人的钱不做服务，这是不行的。所以对于中残联，我觉得这么多年来，中残联对我都是有敌意的。他们都觉得我是野蛮生长的家伙，这么多年也不跟他们报告，就埋头自己做，还是用他们的资源做，他们认为残疾人是他们的资源。中残联和下面的残联最善于做的就是组织文艺演出秀，一场一场地秀。但是这个人群最终是要吃饭的，解决不了他的生存，时间长了以后它怎么能获得他们的拥戴？

问：在“残友”发展过程中，中残联都没有给过支持？

答：这么多年没有给过钱。市残联这三年给福田的场地支持了房租补助。这边深圳市残联每年收3.7亿元保障金，但就业始终解决不了。中残联都没有给我们民间一分钱的补助，我们还解决这么多残疾人，不让它尴尬吗？所以它必置我们于死地而后快。好多年前，中国残联信息中心当时的崔慧萍主任，现在可能已经退了，特别好。她来参观，知道我们残疾人做软件做得非常好，就说有一个就业的管理软件让我们帮她做。我们免费给她做的，但我们的技术人员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没有把我们组织信息去掉。当然我也没有跟他们说去掉，所以用的时候能看到“残友开发”这四个字。结果送去了以后汇报都挺好，在决定使用的时候，突然他们的技术人员发现这是“残友”做的，就业部的高层几个领导就立刻说去掉。崔慧萍最后给我打电话说：“郑总，不好意思，你们是捐赠，但是我也得去掉，因为你留的组织信息被看到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其实他们也没有到你们那儿去，就那么恨你们。”结果最后还是去掉了。

我再跟您说个小故事。有一次陆昊来了，陆昊走的时候专门给深圳市政府开了一个会，给汪洋做了一个汇报，说“残友”做的绝对不是残疾人就业这么简单的事。他给汪洋和王荣做总结的时候，没有从慈善公益角度讲，就从政权的角度说，残友已经实现了三个融合——民政、科技和残联。“残友”未来的发展是中国社区福利形式中一个重要的环节，所以政府要特别重视。他提出来要把“残友”做成风景、盆景。他说虽然我们现在小，但政府要把我们包装成能拿到全世界看的盆景，将来就把我们发展成一个风景林——中国慈善公益的风景林——不管到哪儿看中国的残联，看中国的残疾人事业就看“残友”。

他就组织深圳市社工委过来拍了一个片，拍的时候他把他的思想放了进来，当时写那个稿子的时候，他让我们当时的市委副书记王穗明亲自主抓的。结果陆昊很激动地在表扬我们的时候，深圳市残联的理事长当时在，就说，“残友”这些就业的残疾人当中还有外地户口的。我就回答，是有，我们不能光做深圳的，深圳的人力资源不行，我们做高科技的，大多数人都是外地户口。陆昊说不都是中国残疾人吗？然后接着说深圳就应该感恩回报全国人民，外地的残疾人优秀生也要招。后来我们市领导也很生气，说哪轮得上他发言，即使发言也不能这么说，难得中央领导肯定深圳的风景，他这一发言什么意思。

问：深圳市民政局对“残友”的支持怎么样？

答：它对社会组织是开放的态度。当年我们那么弱小，只有十几个残疾人，它的阳光也普照到了我们这儿，这个很了不起。现在的“残友”有近5000人，当年连50个人都不够。有一次春节，刘润华过来看我们的时候，我流泪了，他说：“郑总，你别哭，你就是我们的福利企业，我们该管你。”我们在民政局年审的时候被定位为福利企业。所以到现在，杜鹏上任以后也是这样，我就很感动。杜鹏说：“郑总，我很忙，我哪一天带一个副局长到你们这儿坐下来，看你们到底需要解决什么困难。”我就不让他来，我说我们这儿到处都是困难，但我们有决心自己都能克服。他那么忙，哪里的事都要跑，就不要到我这儿来了。他是真正的市领导——民政局局长，他来一趟，我肯定要东西。我就跟他说不忙了再来，现在不让他来。他提出了三次，问我下周有没有空，有空他就过来。我说我有空，但是我觉得他没有必要来。所以说深圳市民政局是一个真正在做慈善公益福利的部门，真正是一个特别好的机构，我们遇到了，我真的很感恩。

所以我对我们的民政充满了希望。这30年当中，我觉得我们都希望“残友”能贡献力量迎头赶上，让我们的民政在中国未来的社会建设上最后达到一个不亚于西方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