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巴尔干联合的思想与实践

在对巴尔干各民族的历史变迁以及民族国家的构建历程进行了粗线条的勾勒后，一个较有意思的问题出现了。“巴尔干半岛上的种族混合已显著地存在许多世纪，在绝大多数时间中，根本没有冲突；那为什么就在最近这一两个世纪中，各种政治因素都变得骚动不安呢？”也就是说，巴尔干各民族之间能否联合起来甚至形成一个政治实体？与之相关的是，巴尔干半岛的历史全部是分裂与战争史吗？只有对这些问题做出解答才能还原一个较为真实的巴尔干。甚至一定意义上说，这样才能做到以巴尔干民族为本体进行历史叙事，而不是简单地以大国中心主义——以战争及秩序的安排——作为历史叙述的全部。

这种叙事同样应从古希腊罗马时代谈起。古希腊是欧洲历史的源头，而从地理上讲它同时是巴尔干半岛的一部分。古罗马在巴尔干半岛留下的诸多遗产，更是奠定了半岛此后千余年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简言之，“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另外，虽然人们将巴尔干半岛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来看待是近代以来的事情，但是在古希腊罗马以及拜占庭帝国时期整合半岛的努力和尝试就一直存在着。

在古希腊时代，巴尔干半岛的地理环境和资源分布使其形成了南部的海洋生存形态和北部的丘陵农牧业生存形态。前者凭借海上交通的优势和便利，与古代地中海其他文明相交流，日益强盛和开放起来；后者则处于原始和封闭状态，逐渐与前者拉开距离。南部以希腊人为主，发展出辉煌、灿烂的文化，对巴尔干半岛甚至更远地区有不同程度的文化影响。不过，由于当时生产力的低下以及交通工具的落后，南北交融尚未实现。虽然巴尔干半岛南北两种生存形态未能融合，但是相对独立的国家机构和社会机制也使它们相安无事，保持各自独立的发展。

如果说希腊是一个思想的民族，那么罗马则是一个实践的民族。换言之，希腊展示给世人的是精神，罗马展示给世人的是行动。罗马人用他那把战斧咆哮地中海世界，将希腊文化广泛传播开来，不仅在精神上，而且在地域上将欧洲人统一起来。同时，罗马人通过武力将其自身的军事建制扩大到巴尔干半岛，将这块区域纳入帝国的统辖范围和管理体系中，通过建立巴尔干各行省实现了半岛的强制性结合。罗马帝国“以地中海为中心，扩展到离海岸很远的地方，尤其是欧洲，并在那里传播希腊、罗马文明，也给那里带来相对然而是真正的统一”。这里所指离岸很远的地方，就是巴尔干半岛及其向欧洲大陆的延伸区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欧洲开始被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罗马时代的“统一”对半岛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从区域形态上使其成为一个整体，而且给该地区留下了诸多精神遗产和物质遗产，比如政治理念的建构、宗教信仰的产生——基督教的诞生、法律观念的出现以及交通网络的通达，等等。这些进步在拜占庭帝国时期日益显现并不断推动半岛文明的发展，甚至成为巴尔干国家“现代性”的重要来源。

“希腊的文化成就和罗马的帝国统治构成了今日欧洲走向统一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基因。”遗憾的是，这种统一的趋势随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入侵再次被打断，巴尔干半岛的整合进程也未能幸免。在这里面，除了外部力量的破坏性作用以外，还有巴尔干半岛的民族大迁徙（以及中世纪国家建立的过程）和宗教分裂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说这种影响直到今天仍然有深刻的体现。从形式上看，由奥斯曼帝国建立起来的统治再次使半岛地区实现了统一，但实际上其内部的分裂进一步加剧，突出表现为拜占庭帝国斯拉夫传统与土耳其伊斯兰力量之间的张力。所以，当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开始形成近现代国家主权原则和国家交往规则时，巴尔干半岛从中世纪遗留下的分裂局面被强化，古代的遗产成为近现代民族国家对立的基础。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讲，巴尔干地区所具有的一系列特征多半是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确立或者强化的。换句话说，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时期（尤其是后期），巴尔干内部的整合力量仍然存在，只是这种消解分裂因素的力量显得较为软弱罢了。随着奥斯曼帝国势力的不断衰弱，半岛内部积聚的矛盾在近现代国际体系的冲击下日益显现，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完全得以释放。

但是，我们还要看清楚的一点是：虽然巴尔干地区在古希腊罗马并未形成一个真正的统一实体，但它并非一直远离和平，甚至中世纪时期的战火也不比欧洲其他地区频繁。只是在近代民族主权国家运动兴起后，巴尔干地区的分裂和对立才逐渐显现。这种发展的趋势此后一直是该地区的一个重要特征，但也绝不是其全部内容。至少在1878年之前，“没有人称它为‘欧洲的火药桶’，只有在柏林条约后它才成为古老大陆的多事之端”。

倘若对1878年以来巴尔干地区所发生的冲突与战争进行叙述，那将是一部鸿篇巨制需要的内容。这里要叙述的是另一番景象：即使是在1878年以来甚至更早些时候，巴尔干各民族在追求民族国家独立和建立现代国家之后的进程中，也不断地尝试着合作与联合，出现了两种关于国家组建的联合思想与实践，即南部斯拉夫人联合和巴尔干联合。“如果说前一种思想依靠斯拉夫民族主义维持生存（斯拉夫民族主义是对外部扩张和欧洲大国帝国意图的反映），那么巴尔干联邦的思想……是对纯巴尔干呼唤的回应，表现在巴尔干各民族和各个国家之间形成了极其不一般的关系，这是巴尔干各民族历史发展和外部影响形成的结果。两种思想在形式和内容上经常相互配合和相互补充。”

18世纪初，欧洲一些大国的帝王或君主提出了用巴尔干联合来解决“东方问题”的计划。但是，这些计划不是以解放巴尔干各民族为目的，而是要建立一个希腊帝国或重建拜占庭帝国来实现扩张。法国国王路易十四（Louis XIV）、俄国沙皇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以及叶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 the Great）等都是这种主张的代表人物。在欧洲各大国争夺霸权的背景下，单独由一个国家主导的巴尔干联合计划均未获得成功。这些计划的失败表明，重建一个帝国或恢复拜占庭的企图失去了可能，解决“东方问题”的方式将发生新的变化，即巴尔干人更加自主地依靠自身的力量来摆脱外族的统治。在这个过程中，巴尔干地区不断出现建立巴尔干联合国家或巴尔干联邦的主张。

在巴尔干地区，希腊人最早提出各民族联合的主张，突出的代表是里加斯·维列斯迪利斯（Rigas Velestinlis）。他的思想理念主要体现在1797年撰写的三部著作中，分别是《希腊共和国》（Hellenic Republic）、《战歌》（Thourios or Battle-hymn）和《新政治管理》（New Political Constitution）。在这三本著作中，里加斯第一次提出巴尔干各族人民应联合起来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主张巴尔干各族人民应该平等互助友好相处，并提出建立巴尔干共和国的思想。虽然后来也有不少人对巴尔干共和国及其设计存在不同的看法，或视里加斯为“泛希腊理念”（pan-Hellenic idea）之父，或依据他所主张希腊人的主导地位以及革命的色彩将这个共和国称为“多元文化雅各宾共和国”（multicultural Jacobin republic），甚至还有人将此设计视为“乌托邦”，但不能据此否定里加斯思想的可贵之处。受其影响，希腊以及巴尔干其他地方先后出现了不少思想家和活动家来宣传和推动巴尔干联合的思想与实践。

塞尔维亚王国的思想家斯维托扎尔·马尔科维奇（Svetozar Markovic＇）就是其中一位。他也通过撰写论著宣传巴尔干各族人民应该友好相处的理念，主张建立一个在各民族平等基础之上的巴尔干联邦共和国。1874年，他在《东方的塞尔维亚》（Serbia in the East）一书中指出，民族的统一和自由只有通过总的革命和建立一个巴尔干联邦共和国才能实现。实现这个联邦分三个步骤：通过革命途径使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摆脱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的统治，推翻阻挠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联合成自由的人民和平等的劳动者的所有国家机器，建立自由平等的巴尔干联邦共和国。1875年，他撰写了《事业》（Work）一书，进一步对其主张的巴尔干联邦共和国进行解释：这个国家首先是塞尔维亚人与保加利亚人的联合，最后是与所有巴尔干民族的联合；在这个联邦中，各族人民都是平等的一员，并享有广泛的自治权利。马尔科维奇的思想为南部斯拉夫人和巴尔干其他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指明了道路，也影响和培养了许多思想家和革命家，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尤其是他提出首先与保加利亚人联合的主张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经常被提起。

在保加利亚人争取民族解放运动的进程中，也先后出现了几位倡导巴尔干联合的革命领导人和思想家，如留宾·卡拉维洛夫（Lyuben Karavelov）、瓦西里·列夫斯基（Vasil Levski）和赫里斯托·鲍特夫（Khristo Botev）等。

卡拉维洛夫反对通过大国援助，而主张建立一个联邦来实现民族独立和各民族和平共处。他所主张的巴尔干联邦构成主要有塞尔维亚（包括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黑山）、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包括色雷斯和马其顿）、阿尔巴尼亚、希腊（包括色萨利和伊庇鲁斯）以及自由城市君士坦丁堡。一旦奥匈帝国解体，塞尔维亚将获得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和巴纳特的南部，罗马尼亚将获得巴纳特的剩余部分以及特兰西瓦尼亚。在这个联邦内，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三个国家将形成紧密的联盟，拥有一个共同的议会，但各自行使独立的行政权。

列夫斯基是保加利亚著名的革命家，除了宣传和发动革命外，他也对未来的国家建构进行了思考。他支持建立巴尔干联邦的主张，并结合保加利亚的实际，认为第一步是推翻现有的保加利亚专制体制，建立起民主共和国。一旦保加利亚的革命获得彻底成功，立即与巴尔干其他民族基于“团结、博爱和完全平等”的原则缔结协定建立联邦。这样“两步走”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争取保加利亚人民解放工作者条例》，即《组织章程草案》一书中。

与前两位革命者不同，鲍特夫更像是社会主义者，他同情和赞扬塞尔维亚人马尔科维奇的巴尔干联邦主张。他指出，对于保加利亚来说，摆脱奥斯曼帝国封建统治和民族压迫的唯一出路就是人民大众的革命。同时，他鼓励与保加利亚人民具有同样遭遇和命运的其他巴尔干民族起来发动革命，最终建立各民族绝对平等的巴尔干联邦共和国。

总的来说，虽然巴尔干革命民主主义者提出的诸多关于巴尔干联合的思想对于推动巴尔干各民族争取解放与独立以及促进各民族的和解与合作有着积极的作用，但由于自身的局限性以及欧洲列强对巴尔干的分割而未能实现。随着19世纪后期巴尔干地区一些工人团体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组织的相继出现，推动巴尔干联合的力量转移到了社会主义者身上。

由于巴尔干地区的工业比较落后，君主专制势力强大，所以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群众基础比较薄弱。其中，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社会主义力量较为强大，罗马尼亚次之，希腊和土耳其则比较弱小。所以，在那时，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两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在推动巴尔干工人运动以及促进巴尔干联合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被誉为保加利亚“马克思主义之父”的季米特里·布拉戈耶夫（Dimitar Blagoev）在推进社会主义运动的同时，还对如何解决巴尔干民族问题，尤其是马其顿问题进行了思索，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巴尔干联邦的主张。1885年，布拉戈耶夫发表《巴尔干联邦与马其顿》（Balkan Federation and Macedonia）一文，重申保加利亚革命民主主义者曾经提出的巴尔干联邦思想，认为这是巴尔干所有被压迫民族摆脱土耳其封建制度和巴尔干各国资产阶级专制统治的正确途径。

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德米特里·杜采维奇（Dimitrije Tucović）也赞同布拉戈耶夫的主张，认为建立巴尔干联邦共和国是解决欧洲东南部民族问题的途径。他在《塞尔维亚与阿尔巴尼亚：对塞尔维亚资产阶级扩张政策的批判》（Serbia and Albania: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the Conqueror Policy of the Serbian Bourgeoisie）一书中详细阐述了关于“在充分民主和平等的基础上成立巴尔干各国人民的联邦共和国作为解决巴尔干民族问题的惟一可能的一种形式”的理念。可见，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社会主义者均强调通过建立巴尔干各民族的联邦国家来解决历史上存在的问题，但至于要建立一个怎样的联邦国家并没有进行具体的设计与构划。19世纪末20世纪初整个巴尔干地区以及欧洲形势的变动未能给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巴尔干联邦主张提供客观环境，再加上巴尔干社会主义力量本身还很脆弱，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一战临近结束，巴尔干地区的共产党力量不断壮大，它们成为推动巴尔干联合的主要力量。与社会民主党人不同，巴尔干共产党人强调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是解决巴尔干问题的根本途径，主张以劳动人民的大团结作为联邦的基础。具体就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使巴尔干各民族从各种压迫中解放出来，最终联合成一个巴尔干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Balkan Socialist Federated Soviet Republic）。

1919年5月，保加利亚共产党在成立大会上通过的一项纲领指出，其目标是建立一个保加利亚社会主义苏维埃国家，与邻国保持友好同盟，最终建立一个巴尔干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也提出，经济问题以及少数民族遭受的压制不能通过联邦化来解决，而要通过阶级斗争和革命来解决，最终建立一个苏维埃国家和巴尔干共产主义联邦。1920年，南共二大通过的纲领明确提出，建立“南斯拉夫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南斯拉夫苏维埃共和国将加入巴尔干苏维埃联邦，最终将加入世界共产主义联盟”。

1920年1月，由保加利亚共产党、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工人党、希腊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罗马尼亚社会党组成的巴尔干社会主义联盟（Balkan Socialist Confederation）召开代表会议，决定改名为巴尔干共产主义联盟（Balkan Communist Federation），加入共产国际，组成它的巴尔干支部。1924年，巴尔干共产主义联盟还出版了两大机关刊物《巴尔干联盟》和《巴尔干联盟公报》。这样，巴尔干共产主义联盟成为巴尔干各国共产党开展工人运动和宣扬巴尔干联邦理念的共同组织和阵地。巴尔干共产主义联盟认为，巴尔干民族问题的解决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以及巴尔干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建立才能实现。但是，该联盟关于巴尔干联邦的主张仍然显得有些模糊，甚至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都“未提出解决民族的具体方案，也没有说明巴尔干联邦将包括哪些，而对那些尚未获得独立或自治地位地区的民族问题更不知道如何去解决”。随着巴尔干各国共产党遭受压制转入地下，该联盟的影响也日益式微，其主张也失去了根基。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强制和平”使欧洲国家间的交往方式发生了改变，也为巴尔干国家走向联合提供了新的基础。继共产党人倡导以革命手段实现巴尔干联邦的主张失败后，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前期，一场非暴力的、半官方性质的、以建立巴尔干国家联盟（Balkan Union）为目标的联合运动再次出现。这场联盟运动的实践主体是巴尔干国家的一些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实现手段是半官方的巴尔干会议（Balkan Conference），目标则是实现巴尔干主权国家间的联盟。从1930年10月到1934年4月，先后在雅典、伊斯坦布尔、布加勒斯特和萨洛尼卡召开了四届巴尔干会议，同时召开了十次理事会会议。在这个过程中，第一，不仅许多协定和公约获得通过，一些合作机构以及局部的合作组织也已经形成，有的机构甚至到今天还存在，如巴尔干医疗联盟（Balkan Medical Union），其成员不仅包括巴尔干国家，还扩大到了塞浦路斯和摩尔多瓦。第二，“巴尔干人的巴尔干”的理念深入人心，巴尔干人在历史上首次尝试通过自己的意志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尽管他们的最终目标没有实现。第三，由巴尔干会议构成的联合运动在巴尔干历史上第一次包含了所有巴尔干国家，会议的倡导者与践行者多半是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他们推动巴尔干联合的方式是通过教育和宣传来影响民众，通过劝说和建议来影响政府，而不是主张进行根本的社会变革或推行激进的民众运动，因而具有明显的“二轨外交”性质。然而，由于巴尔干各国固有的矛盾与争端尤其是少数民族问题的存在、各国政府的非民主化以及欧洲和平体系的脆弱并逐步走向崩溃，通过半官方的巴尔干会议来实现巴尔干国家联盟的尝试最终走向失败。

二战开始后，巴尔干一些国家的流亡政府也提出了巴尔干联合的主张，但影响不大。随着力量的增强，巴尔干共产党人重新提出了建立巴尔干联邦的设想。1944年底，南共和保共领导人提出首先建立保南联邦并将其作为建立巴尔干联邦的第一步。两国共产党领导人为此进行了多次会晤，而且不少会晤都是在莫斯科进行的。最终，经历了四年左右的时间，到1948年初保南联邦计划搁浅，巴尔干联邦计划破产。该计划没能成为现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的是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之间的分歧、两极格局的对立以及南斯拉夫与苏联的冲突。换言之，内部矛盾未解决以及两大集团的对抗显现特别是苏南关系恶化后，保南联邦计划注定走向失败。

至此，近代以来以建立巴尔干联合国家（联盟或联邦或邦联）为目标的思想和实践均没有实现。冷战结束以来的全球社会发展和巴尔干地区秩序不再为巴尔干联合思想与实践提供土壤。借用一位保加利亚学者的话说：“巴尔干联邦的思想已经过时，不再符合今天的现实。这种思想在今天可能成为整个地区发展的障碍……在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进程条件下解决巴尔干问题（包括‘巴尔干化’问题）的途径不是要建立巴尔干联邦，而是要建立欧洲联邦，以使巴尔干国家加入欧洲联盟。”但是，巴尔干联合运动对该地区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至少对于人们认识和理解其历史来说又多了一个视域。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思想与实践告诉人们，在巴尔干这片区域上从来不缺乏联合的力量，只是这种力量与其内部的分化和外来的影响相比要弱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