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巴尔干民族及其国家形态的演变

从一开始，人们并没有将这片区域称作巴尔干，至少200年前，各个国家都尚未成形。那时整片区域还未被称为巴尔干，而是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下的“鲁米利”，征服自原来拜占庭帝国的“罗马”土地。而且，“至少在土耳其人提出‘巴尔干’概念以前，没有人将该半岛视为一个整体”。这就意味着，要研究这块区域的历史至少要从奥斯曼土耳其人占领后开始，而这块区域曾经的主人是比土耳其人还要早的罗马人以及其他民族。所以，当我们回眸这个东南欧半岛各种不同历史遗产的时候，一般都要从古希腊文化时期说起。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也就是说，研究历史，人的活动是主线。人具有类属性和集体身份，由无数拥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共同心理文化特征的单个人构成的人们共同体形成了民族。进入近代以来，虽然有关民族的定义充满争议，但并不能否定它已成为考察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和理解政治社会变迁的一个关键词。民族是“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继近代主权概念产生后，民族国家的形态出现。在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其成员利用“前民族主义时代继承过来的文化、历史和其他方面的遗产，把它们作为自己的原材料”，建构起一种共同的认同意象和身份。巴尔干各主要民族同样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只不过它们建立民族国家的时间有先有后——一定意义上说这个进程至今尚未结束，其疆域与想象的或大体相当，或存有出入。

众所周知，巴尔干半岛是一个多民族的大熔炉。历史上，有许多民族来到这个舞台上，或成为来去匆匆的过客，或占据舞台中心当主角，或变为摇旗呐喊的小角色。有的长期称霸半岛，有的游离于核心地区，有的日益强盛繁衍直到今天，有的自生自灭没有留下历史踪迹。在现存的民族中，有一部分是半岛的土著民族，如阿尔巴尼亚人，其祖先是伊利里亚人（Illyrians）；另一部分是迁徙至此的“外来人”，其中最重要的是南部斯拉夫人。这些民族相互交融、汇合、纷争，发展至今，构成了半岛纷繁复杂的民族分布格局：希腊人在南部，阿尔巴尼亚人在西部，罗马尼亚人在东北部，斯拉夫人则居住在从亚得里亚海到黑海的广阔地带，土耳其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现代土耳其国家分布在半岛的东南部和东南方向。

在民族大迁徙时代，东、西哥特人（Goths）、匈奴人（Huns）和阿瓦尔人（Avars）先后来到巴尔干半岛。在6世纪前期甚至更早一些时候，斯拉夫人南下至巴尔干半岛，但他们“并不以占据地盘为目的，他们只满足于掠夺财物、牲畜和奴隶，然后就返回多瑙河北岸”。6世纪下半叶，尤其是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去世后，帝国发生混乱，斯拉夫人大举入侵，从此“在这里再不是来去匆匆的掠夺者，而成了长住的居民”。到7世纪初，阿瓦尔人昙花一现的强大势力被斯拉夫人推翻，这片土地因而就为后者腾空了。至此，斯拉夫人成了巴尔干半岛的真正主人。他们逐渐与当地不同的土著居民相融合，形成了诸多南部斯拉夫民族，进而改变了巴尔干半岛的民族版图。其中，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在7世纪前半期先后由北方进入今南斯拉夫一带；“融有匈奴、乌克兰和突厥人血统的保加尔人一支，于公元679年越过多瑙河进入巴尔干半岛，他们建立了保加利亚王国，在奴役统治当地斯拉夫人的同时自身也融解于斯拉夫人中”。这样，从地理分布来看，南部斯拉夫人大体分为聚居于亚得里亚海岬角的斯洛文尼亚人，聚居于德拉瓦河与亚得里亚海之间的克罗地亚人，聚居于亚得里亚海和多瑙河之间巴尔干半岛中部的塞尔维亚人，聚居于黑海西岸地区的保加利亚人。

接下来将对这些民族的历史进程及其民族国家的形成作一概要回溯。公元6世纪，斯拉夫人来到今天斯洛文尼亚及其北部地区并且衍生成了后来的斯洛文尼亚人，他们是最先随同阿瓦尔人来到巴尔干半岛的南部斯拉夫人，由于居住在阿尔卑斯山区（the Alps），因而也被称为阿尔卑斯斯拉夫人。随后，斯洛文尼亚人“以克拉尼为首都（后迁至卢布尔雅那）建立了卡林西亚公国”，是南部斯拉夫人建立的第一个独立国家，存在到8世纪中期，此后臣服于法兰克帝国。“在后来发展的历史中，斯洛文尼亚人与日耳曼人构成的奥地利有着密切的关系，绝大多数斯洛文尼亚人分布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地利的两个行省的几个单独行政区里”，直到1918年一战结束后才与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联合组成独立国家。

几乎在同一时期，克罗地亚人从今天乌克兰的下多瑙河谷地开始西迁，到7世纪初到达今天的克罗地亚一带，逐渐走上独立的进程。对克罗地亚走向独立和强盛的进程，有学者进行了比较细微的总结：“880年布拉尼斯拉夫（约800～892）成为第一个独立的克罗地亚大公，克罗地亚国家诞生……925年托米斯拉夫大公（约910～930）始称国王。在国王佩塔尔·克雷希米尔（约1059～1074）统治期间，克罗地亚走向鼎盛。其疆域北达德拉瓦河，东抵德里纳河，南边的亚得里亚海岸从伊斯特拉的拉沙河一直延伸到门的内哥罗境内的塔拉河与皮瓦河流域。”不过，存在两个世纪的王国由于1089年国王死后无嗣引起贵族之间的长期斗争而陷入混乱，之后并入匈牙利，后又随匈牙利受到哈布斯堡王朝和奥匈帝国的统治，到1918年与斯洛文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共同组建新的国家。

稍晚些时候，大约在7世纪中期，活动在潘诺尼亚（Pannonia）地区以北的塞尔维亚人应拜占庭皇帝的邀请开始向巴尔干半岛中部地区迁移并定居下来，其范围“约在西自迪拉纳阿尔卑斯山脉和东至莫拉瓦河之间，南至杜克利亚，北到多瑙河与萨瓦河之间”。随着塞尔维亚人数量的增长以及自然资源的缺乏，他们逐渐向南部和西部扩张。向外扩张势必与其强邻发生冲突，尤其是与保加利亚国家发生纷争。所以，“塞尔维亚国家是在同强邻保加利亚的拜占庭作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出于对拜占庭帝国文化的敬仰，更多的是出于出身生存的需要，塞尔维亚人在10世纪前后与拜占庭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们在克罗地亚和保加利亚两国之间一直通过保持与拜占庭人的稳定关系来维持自身利益，获得了成功”。11世纪期间，塞尔维亚人的实力进一步增强，在巴尔干半岛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在斯库台湖周围直到亚得里亚海滨的科托尔湾之间活动，势力范围向南伸展到阿尔巴尼亚北部山区，向东深入蒙特内哥罗山区。塞尔维亚实力的增强以及拜占庭帝国实力的相对衰弱为塞尔维亚人摆脱拜占庭帝国的控制提供了机会，于是双方的军事对抗频频发生。不过，塞尔维亚人进入巴尔干半岛以后的5个世纪，乃是各以一个“茹潘”为首的许多氏族（克兰）之间的斗争史，他们视时局需要与拜占庭帝国时而结盟，时而对抗，出现了泽塔（Zeta）和拉什卡（Rascia）两大力量中心。这种分散的局面直到12世纪后期才发生变化，弱化了对抗拜占庭帝国的力量。1169年，斯蒂芬·尼满雅（Stephen Nemanya）成为拉什卡的大茹潘，中世纪的塞尔维亚帝国即由尼满雅王室以拉什卡为起点而建立起来。尼满雅王朝在斯蒂芬·杜尚（Stephen Dusan）时期达到鼎盛。杜尚去世后，塞尔维亚国家迅速瓦解，又分裂成众多的小国。与此同时，奥斯曼土耳其人大举侵入，开始了对塞尔维亚人长达近500年的全面统治。直到一战结束，塞尔维亚人才与其他南部斯拉夫人共同组建南斯拉夫国家。

可见，南部斯拉夫人以“外来者”的身份扎根巴尔干半岛并成为该地区的主人已经有十几个世纪了，他们在封建化、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洗礼中分分合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再次成为一个整体。随之建立起来的南斯拉夫国家又先后经历了王国和社会主义联邦国家时期，并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开始了近30年的分离进程，至今仍没有看到完全终结的迹象。联想最初南部斯拉夫人来到巴尔干半岛并分据各地的情景，历史好像走过了一个轮回，他们似乎再次回到了原初状态。这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除了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外，在巴尔干半岛还有一个被同化了的斯拉夫民族，即保加利亚人。作为一个自中亚地区迁徙进入巴尔干半岛的外来民族，保加利亚人有着比其他外来民族更为复杂多样的历史，他们经历了“斯拉夫化”和“拜占庭化”两个过程。

保加利亚土地上最早的居民是色雷斯人（Thracians），他们在这里生活了数个世纪，直到公元前2世纪被罗马人征服。又过了几个世纪，在斯拉夫人南下的冲击和影响下，当地的色雷斯人开始了斯拉夫化。几乎与此同时，巴尔干半岛上的原始保加利亚人也开始活跃了起来。他们属于突厥人种，2世纪时同其他一些突厥族部落一起从中亚细亚来到欧洲，定居在里海和黑海之间的地区，分成数个部落，被称为“保加尔人”。此后，他们先后加入匈奴人和土耳其人的部落联盟，到6世纪末自立出来，组建成一个“大保加利亚”部落联盟。7世纪上半叶，“大保加利亚”分裂成数个部落，其中的阿斯巴鲁赫（Asparuch）实力迅速壮大，并与“斯拉夫七部落联盟”南斯拉夫贵族达成协议，共同建立一个斯拉夫、保加利亚国家（Kingdom of Slav-Bulgaria）。这个在历史上被称为第一保加利亚王国的国家于681年建立。它的建立至少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影响。其一，“推动了巴尔干半岛斯拉夫人和原始保加利亚人在政治和民族上的团结，为保加利亚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原始保加利亚人逐渐被同化，成为纯粹的斯拉夫人，其国家也渐渐发展成近现代的保加利亚国家。其二，“这是拜占庭帝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巴尔干半岛重要部分的主权让渡出去，是罗马人的耻辱”。保加利亚人的兴起和保加利亚国家的建立改变了巴尔干半岛的政治格局，半岛从此“进入了两强对抗和群雄逐鹿的历史阶段”。

第一保加利亚王国对拜占庭帝国构成了威胁，但在社会发展、文明程度等方面明显逊色于拜占庭帝国。正是认识到这一点，保加利亚人在与强大的拜占庭帝国进行对抗的同时，也加紧向其学习。9世纪，保加利亚人仿造拜占庭帝国建立起国家机构、制度，皈依基督教，仿效拜占庭的法制，学习拜占庭的文学，采用拜占庭的宗教绘画和宗教建筑等，逐渐实现“拜占庭化”。第一保加利亚王国在9～11世纪与拜占庭帝国时战时和的过程中逐渐强大起来，到西美昂一世（Simeon I）统治时期达到了鼎盛，但它的兴盛时间并不长，在内忧外患的交困下于1018年被拜占庭帝国所灭。此后，在拜占庭帝国相对衰落的进程中，保加利亚人不满其残酷的统治频繁发动起义，于1185年建立了保加利亚第二帝国（the Second Bulgarian Empire）。在这一时期，保加利亚的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获得长足发展，直到14世纪中期国家陷入分裂，各种矛盾凸显，最终被奥斯曼土耳其人所灭，与其他巴尔干民族一同进入奥斯曼帝国数百年的统治时期。到19世纪70年代，保加利亚人在俄国的帮助下获得独立，建立保加利亚王国。此后，保加利亚经历了多次国家形态——从王国到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再到共和国——的变化，但从民族以及地理区域上看并没有出现大的变动（一战和二战结束后有部分领土变动）。

在巴尔干半岛，除了南部斯拉夫民族外，还有四个重要的非斯拉夫民族，他们是希腊人、罗马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和土耳其人。其中，希腊人自成一族，罗马尼亚人是达契亚-罗马人的后裔，阿尔巴尼亚人是古伊利里亚人的后裔，土耳其人则是突厥族的一个部落。

相比其他巴尔干民族来说，希腊人较早形成了民族意识与民族认同。从公元前3000年代末到公元前2000年代初，埃奥利亚人（Aeolians）、爱奥尼亚人（Ionians）、亚该亚人（Achaeans）和多利安人（Dorians）进入希腊半岛，并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定居于此，由此成为现代希腊人的祖先。这些民族征服并同化了当地的居民，逐渐形成了希腊民族的自我认同，自称“希伦人”（Hellenes）。这个时期，希腊进入了城邦国家时代。然而，随着希腊城邦制度的没落，各城邦国家的命运也发生了变化，从此前城邦之间的争夺转向受命于外族的统治。这一事件发生在公元前146年，希腊全境落入罗马的管辖，在后来分裂的东罗马帝国中希腊成为一个省区。希腊人也不再称自己为“希伦人”，而改称为“罗美伊人”（Romaioi），意为“罗马帝国臣民”或“罗马帝国的希腊人”。拜占庭帝国统治下的希腊地区先后遭到一些部族的侵扰，尤其是哥特人，他们曾侵入希腊半岛，但没有在此定居下来。6世纪，斯拉夫人的南下入侵在对希腊社会生活产生影响的同时，这些人也大规模地定居下来，并渐渐被同化为希腊民族的一部分。此后，还有其他民族如保加利亚人、瓦拉几亚人、阿尔巴尼亚人以及土耳其人等相继融入希腊民族。

希腊人的民族意识再次被唤醒是在奥斯曼帝国统治衰落时期。在帝国统治下的希腊作为一个行政省受辖。17世纪开始，帝国对各个行省的控制力越来越弱，与此同时，希腊人在商业、航运等事业上的成功，培育了一大批新的商业阶层和贵族集团。他们为传播西方先进的理念、启蒙希腊人的民族意识做出了贡献。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希腊人继塞尔维亚人后发展独立运动，以摆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其结果是1832年希腊王国成立，但其国王是英国、俄国、法国协议后选定的巴伐利亚奥托王子。此后的希腊朝两个方向前进，一个是收复领土，解放土耳其统治下的希腊；另一个是真正迈向民主政体。后一个进程直到1974年才真正完成。从时间上讲，希腊是最早从奥斯曼帝国下解放出来的国家，希腊人也较早与西欧接触，希腊文明本身是欧洲文明的摇篮，加之完成了民主转型，所以1981年它成为巴尔干地区中第一个加入欧共体的成员国也就不难理解了。

尽管“罗马尼亚人”的提法首先出现于9世纪，但罗马尼亚人的祖先可能是巴尔干半岛北部地区最古老的民族达契亚人（Dacians），他们作为当地土著居民早在罗马征服以前就生活在该地区。大约公元前1世纪，布雷比斯塔斯（Burebistas）成功地将散居在喀尔巴阡山地区、多瑙河流域、尼斯特鲁河流域以及巴尔干山等地区的各部族统一起来，建立起第一个中央集权和独立的达契亚奴隶制国家。但是，“由于存在的时间比较短，还由于此时的达契亚人与后来的罗马尼亚人仍有区别，这个国家通常并不被视为罗马尼亚人的最早国家”。布雷比斯塔斯去世后，达契亚又陷入了分裂，然而更大的威胁是罗马人的入侵，双方的摩擦和冲突时常发生。公元106年，达契亚人被罗马人征服，随后开始了“罗马化”进程，他们采用了拉丁语，越来越少使用达契亚语，还接受了罗马的信仰，也就是接受了基督教。从此，达契亚人和定居于此的罗马帝国居民融合成一个民族，自称罗马尼人（Romani），意即从罗马来的人，成为罗马尼亚的主要居民。在这个过程中，达契亚-罗马人经历了民族大迁徙时代：开始是哥特人入侵，随后是斯拉夫人到来，最后是匈牙利人和古突厥人纷至沓来，以当地的达契亚人罗马化开始，经过数百年，到公元10世纪，以斯拉夫人被达契亚-罗马人完全同化告终。各个部族相继入侵罗马尼亚的区域，使得这一地区的纷争不断，“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历史学家都试图证明自己的祖先是最早定居在这里的”。这种主张一直表现为双方在此后的争夺中，其影响至今仍然存在。

与巴尔干其他民族的建国方式不同，罗马尼亚境内并不是一开始就出现了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在14世纪前后诞生了三个封建性质的国家，即瓦拉几亚公国、摩尔多瓦公国和特兰西瓦尼亚公国。然而，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和入侵打断了罗马尼亚国家的统一进程，三公国交往甚密又各自独立，均受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19世纪上半叶，罗马尼亚境内掀起了革命风暴，统一和复兴的思潮兴起，开启了国家的统一进程。1859年瓦拉几亚公国和摩尔多瓦公国合并，称罗马尼亚，仍隶属奥斯曼帝国。1877年5月，罗马尼亚宣布独立，次年就获得了国际社会承认。不过，另外一个公国特兰西瓦尼亚直到一战结束后才回到罗马尼亚，直到那时罗马尼亚国家才真正完成了统一。同保加利亚相类似，此后除了国家性质和形态有所变化以外，罗马尼亚民族和地理区域的变动不大。

阿尔巴尼亚人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伊利里亚时代，他们是伊利里亚人的后裔，最初活动在巴尔干半岛的西部地区。伊利里亚人早期受希腊文化影响比较大，经济活动获得发展的同时，社会组织也发生了变化。公元前5～公元2世纪，伊利里亚人的部落联盟逐渐演化为王国，出现了恩卡莱耶（Enchelei）、陶兰特（Taulantii）、伊庇鲁斯（Epirus）和阿尔迪安（Ardiaei）王朝。前三个王国相继瓦解，阿尔迪安领导的伊利里亚国家也在公元前168年被罗马人打败，从此作为一个行省受罗马帝国统治长达5个多世纪。此后，伊利里亚地区先后遭到哥特人、匈奴人和斯拉夫人的侵扰，后者在帮助伊利里亚人冲破奴隶制束缚的同时也将其驱散到巴尔干半岛西、北部的山区里。也就是说，伊利里亚人先后经历了罗马化、日耳曼化和斯拉夫化的进程。“11世纪，他们开始了相互融合的过程，同时逐步形成了一个称为‘阿尔巴诺伊人’的新族称。据说，这一名称来自伊利里亚一个部落的名称。现今‘阿尔巴尼亚’这一名称就是由它演变而来。”

12世纪，阿尔巴尼亚利用拜占庭帝国衰落的机会开始封建国家的建设进程，先后出现了数个公国，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190年建立的阿尔贝里公国（the Duchy of Arbei）。但是，阿尔贝里公国存在的时间不长，因为它四面受敌，“北面有塞尔维亚人建立的泽塔国，在西边有强大的威尼斯共和国，在南方有1024年建立的伊庇鲁斯专制国家”。随着周边国家的互相攻伐，尤其是塞尔维亚国家的衰落给阿尔巴尼亚的封建主提供了争夺地盘的机会，在14世纪后半期，阿尔巴尼亚形成了几个比较大的封建公国，“中部有以培拉特为中心的穆扎卡家族建立的公国；南部有吉诺卡斯特周围的扎内比什家族建立的公国；在当时阿尔巴尼亚历史上起最重要作用的两个公国属于托皮亚家族的公国和巴尔沙家族的公国”。这些“本来应该导致所有公国和面积较小的封建领地联合并导致一个统一的国家——阿尔巴尼亚民族国家——建立的各封建主之间的混战兼并局面，由于奥斯曼土耳其人侵占阿尔巴尼亚而停顿下来，没有能够继续发展下去”。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侵占前期，阿尔巴尼亚人的反抗斗争接连不断，特别是1443年斯坎德培（Skanderbeg）的起义不仅延缓了奥斯曼土耳其人对该地区的彻底征服，促进了阿尔巴尼亚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的最终形成，而且鼓舞了巴尔干其他民族抵抗土耳其征服的信心。奥斯曼帝国直到16世纪才完全征服了阿尔巴尼亚，随后对其进行伊斯兰化。18世纪中后期，阿尔巴尼亚比其他巴尔干国家稍晚加入反抗土耳其统治的斗争，直到1912年获得独立。独立后的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历经了君主制的改行、社会主义的移植和共和制的建立，其民族及地理区域没有大的变动，但是对科索沃和相关地区的渴求及由此引发的“大阿尔巴尼亚主义”（Greater Albania）主张一直延续至今。

土耳其人（或称突厥人、塞尔柱人）的祖先由两部分组成——从中央亚细亚及中亚迁到安纳托利亚和鲁米利亚的突厥语诸部落和已部分地同这些突厥语部落混合的当地居民。最早与巴尔干地区发生联系的土耳其人是558年来自中亚地区的土耳其使节，他们访问了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突厥人在6～7世纪创建了自己的国家——突厥汗国，但这个汗国没有多久便发生了解体，此后中央亚细亚广大地区成为突厥世界的一个中心，获得突厥斯坦（突厥人之地）的称号。8世纪，中亚突厥承认占据其大部分地区的阿拉伯哈里发政权，并成为它的盟友，接受了征服者的宗教——伊斯兰教。不过，这种统治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9世纪，突厥斯坦人建立起以乌古斯可汗为首领的国家，并将佩切涅格人（Pechenegs或Patzinaks）从中亚排挤出去。后者进入俄罗斯草原，遭遇基辅人的抵抗，便游牧到巴尔干半岛。在那里，他们落入拜占庭的统治之下，接受了东正教，遂散居于伏拉基亚和安纳托利亚地区。11世纪中期，新的外来突厥人——钦察人（Cumans）由东部进入中亚，排挤了乌古斯人（Oghuz或Oǧuz），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前往基辅罗斯，一部分人与佩切涅格人一样迁徙至拜占庭，还有一部分人到达中亚最南部和伊朗东北部，在那里组成新的突厥人联合体——土库曼人。10世纪，土库曼人和乌古斯人建立了以塞尔柱王朝命名的国家，他们也被称为塞尔柱突厥人（Seljuk Turks）。11世纪中期，他们大举西迁，于1071年打败拜占庭人之后，几乎占领了整个安纳托利亚，并在此定居，从此开始了土耳其部落的历史。有学者指出，拜占庭人完全有能力清除土耳其人，但他们或是未能预见其潜在的威胁，或是忙于内战而任其发展，重要的是将土耳其人作为雇佣兵，为土耳其人扩张提供了借口，并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完成了对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地区的征服。在拜占庭实力下降的同时，土耳其人建立起了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先后征服了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拜占庭人、阿尔巴尼亚人。从此，整个巴尔干半岛进入了奥斯曼帝国长达5个世纪左右的统治时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解体，巴尔干其他民族完成现代民族国家的独立事业后，“剩下的帝国境内的土耳其人也别无选择了——只好考虑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并于1923年建立起了土耳其共和国。自此之后，土耳其坚定不移地实现政教分离和国家现代化政策，试图“脱亚入欧”。虽然土耳其在1963年就已经成为欧共体联系国，但其入盟之路还非常坎坷。

纵观历史，巴尔干地区受外族侵扰和更为繁复的民族纠葛及冲突所累，各主要民族的愿望一直受到压抑，以致建成民族国家的道路充满无止境的曲折，这份沉重的遗产直到今天还压在这里各民族的身上。甚至可以说，巴尔干人民获得现代民族国家和领土的独立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欧洲大国的恩赐和仁爱，而不是根据自己的利益和需要行动。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胜利部分应归功于巴尔干人自身的努力，但若没有欧洲列强的干预，这样的努力也只能是徒劳无功。伴随巴尔干国家民族构建的缓慢与被动的另外一个特征是，巴尔干“种族”或“内在的”民族主义占有突出地位。一定程度上说，巴尔干国家独立的结果也是基于民族主义而取得的胜利。

同时，通过回溯巴尔干各民族的历史变迁及其民族国家的形成历程可以发现，除了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以外，巴尔干其他民族的中世纪史及之后，特别是近代史与奥斯曼帝国息息相关。确切地说，巴尔干半岛错综复杂的民族宗教格局在奥斯曼统治时期得到强化，只是半岛内部多样性所具有的负面意义在帝国的压制下没有显现出来，随着国际体系的变动尤其是奥斯曼帝国的衰弱直至解体，半岛内部的碎片化特征日益凸显，形成了此后巴尔干各民族（国家）的历史记忆。同时，在一定意义上讲，不同民族的来来去去、分分合合已经构成了巴尔干半岛的全部历史，只不过随着社会组织形态的变化，体现各民族的政治实体有所不同而已。

此外，在各个帝国相继统治的过程中，巴尔干半岛的宗教地图也逐渐明晰——虽然它并没有确切的地理界线，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半岛的政治进程。“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中世纪文明便是将拜占庭原则强加给原始的斯拉夫社会的一种尝试；而塞尔维亚人与门的内哥罗人（他们的基督教与文化来自拜占庭）和克罗地亚人与斯洛文尼亚人（他们的基督教与文化来自西方）之间的界限却始终是根深蒂固的障碍，妨害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团结。”“值得注意的是，将希腊基督教与拉丁基督教分隔开来的这条线恰恰符合公元385年划定罗马帝国东西两部分之间的行政区域的分界线。”希腊人和罗马尼亚人在1054年基督教大分裂后各自成为东正教和天主教的成员。土耳其人信仰伊斯兰教，并在其统治期间将伊斯兰教传播到波黑、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等地区。这样，巴尔干半岛真正成了一个民族繁杂、宗教多样的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