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食品安全治理评论(2016年第2卷 总第5卷)
- 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院 江苏省食品安全研究基地
- 12字
- 2020-08-29 04:19:22
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行为研究
生猪养殖户安全生产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摘要:生猪养殖户的生产行为直接影响猪肉的质量安全,并对人体健康造成重大影响。本文将生猪养殖户的饲料使用行为、添加剂使用行为、兽药使用行为以及病死猪处理行为视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采用multivariate probit模型,综合考察了影响生猪养殖户安全生产行为的因素。结果显示,养殖年限对养殖户的生产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养殖规模、专业化程度对养殖户不同生产行为的影响程度不同:养殖规模对遵守休药期以及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的行为具有正向影响,但对饲料和添加剂的使用行为影响不显著;专业化有助于规范养殖户添加剂的使用行为和病死猪的处理行为,但对饲料和兽药的使用行为影响甚微。由此提出,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养殖户的宣传教育,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推广病死猪处理技术以及增强对养殖户的技术指导等,是保障猪肉质量安全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生猪养殖户 安全生产行为 质量安全 multivariate probit 模型
一 引言
近年来频繁爆发的食品安全事件,如“瘦肉精”、“抗生素滥用”、“兽药残留超标”及“病死猪”等事件均与猪肉的质量安全相关,猪肉及其制品已成为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食品类别之一[1]。为遏制疾病传播、降低生猪的死亡率,在生猪养殖过程中兽药以及添加剂的使用不可避免。然而,过量使用兽药致使兽药残留超标,将直接影响猪肉的质量安全,威胁食用者的身体健康[2]。当病死猪出现时,随意抛弃及出售将污染土壤和水质,导致病死猪携带的病原微生物进入人体内,对人的身体健康造成重大影响。如何规范养殖户的生产行为,从源头上控制猪肉的质量安全,是中国政府亟须解决的问题。
已有的文献中关于生猪养殖户单个生产行为的研究较多,如黄延珺对江苏省生猪养殖户饲料选择行为的研究[5];钟杨等对四川省生猪散养户采用绿色饲料添加剂行为的研究[6];邬小撑等对养殖户兽药以及抗生素使用行为的研究[7];等等。国外学者就病死猪的处理技术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如Glanville就目前深埋处理病死猪技术的优劣性进行了研究[8]; Keener等指出好氧发酵(composting)技术的安全性高,更符合无害化处理的理念,是国外广泛采用的病死猪处理技术[9]。国内学者对病死猪处理行为的研究也日渐丰富。如张雅燕[10]、李立清等[11]、吴林海等[12]对养殖户病死猪处理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国内外学者对生猪养殖户生产行为各个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总结以上研究发现,现有的研究仅侧重养殖户某一方面、单一行为的研究。由于生猪养殖的生产行为涉及饲养环节的各个方面,只有每一个方面都按照规范安全生产才能确保猪肉的质量安全。因此,应当把各个方面的生产行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同时,养殖户的各项生产行为之间是相互关联、互相影响的。鉴于此,本文采用multivariate probit模型,将生猪养殖户的饲料使用行为、添加剂使用行为、兽药使用行为以及病死猪处理行为纳入生猪养殖户的安全生产行为之中,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考察影响其安全生产行为的主要因素,并分析各项行为之间的关联性,以期为现阶段中国政府监管生猪养殖户的生产行为,保障食品安全提供政策建议。
二 模型构建
(一)变量设置
依据前文的分析,生猪养殖户的安全生产行为表现在饲料使用行为、添加剂使用行为、兽药使用行为以及病死猪处理行为等方面,本文采用“是否规范使用添加剂预混饲料”(Regulate)、“是否按照说明使用饲料添加剂”(Consult)、“是否遵守休药期”(Interval)以及“是否对病死猪进行无害化处理”(Handle)四个变量综合测度生猪养殖户的安全生产行为。依据现有养殖户生产行为的研究成果,并结合生猪养殖的实际情况,选取养殖户的个体特征、养殖规模、专业化程度以及养殖户的认知水平作为解释变量。变量设置如表1所示。
表1 影响生猪养殖户安全生产行为的变量定义和赋值
(二)模型设置
为综合考虑养殖户的饲料使用行为、添加剂使用行为、兽药使用行为以及病死猪处理行为,本文借鉴Suri[13]和Liao等[14]的研究方法,采用multivariate probit模型进行分析。multivariate probit的方程如下:
∈im是多元正态分布的误差项,均值为0,方差为矩阵V,则:
在本研究中,M=4,即m=1, 2, 3, 4,于是,对于n个独立观测的样本,其对数似然函数为:
其中,wi是每一个观测样本i=1, 2, 3, . . . , n的权重,而Φ4(·)是均值为μi、方差为Ω的正态分布。
三 数据来源与模型结果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的数据来自江南大学江苏省食品安全研究基地调查小组于2016年1~2月对江苏、安徽两省生猪养殖户的实地调查。调查由有经验的研究生一对一进行,共发放问卷450份,回收问卷422份,问卷有效率为93.78%。
表2显示了养殖户的生产行为,可以看出,能够在饲料使用行为、添加剂使用行为、病死猪处理行为以及兽药使用行为各个方面均按照规范进行生产的养殖户仅占36.73%,表明养殖户在饲养过程中难以做到全面的安全生产,从而为猪肉的质量安全埋下隐患。因此,有必要全面考察养殖户的饲养行为,综合考虑影响其安全生产行为的因素。
表2 养殖户的生产行为
(二)模型结果
建立生猪养殖户安全生产行为影响因素的multivariate probit模型,运用Stata 11.0进行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Probit方程组的估计结果显示,影响生猪养殖户不同方面安全生产行为的因素各不相同,不同因素对安全生产行为各个方面的影响程度、影响方式也不尽相同。①对Regulate的估计显示,Year和Feed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5%的检验,养殖年限对养殖户使用添加剂预混饲料的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养殖户对饲料的了解程度正向影响其使用添加剂预混饲料的行为。②对Consult的估计可知,Hedu、Year、Special、Feed以及Additive通过了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对饲料以及饲料添加剂越了解的养殖户,越倾向于参照说明使用饲料添加剂;养殖户的养殖年限越长,其经验越丰富,越倾向于凭自己的经验使用饲料添加剂;专业化程度越高的养殖户,使用饲料添加剂更易参照说明。③对Interval的估计显示,通过5%显著性水平检验的变量有Age、Scale、Year以及Residue,表明年龄越大、养殖年限越长,越不遵守休药期;养殖规模对养殖户是否遵守休药期具有正向影响;对兽药残留超标的危害越了解的养殖户,越倾向于遵守休药期。④对Handle的估计可知,Medu、Hedu、Scale、Year以及Special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5%和1%的检验,表明养殖户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养殖规模越大、专业化程度越高,越倾向于对病死猪进行无害化处理,养殖年限越长的养殖户,丢弃、出售病死猪的可能性越大。
表3 probit方程组的估计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对养殖户安全生产行为间的相关系数回归显示(见表4),规范使用添加剂预混饲料与参照说明使用饲料添加剂、遵守休药期、病死猪无害化处理之间的相关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1%的检验。病死猪无害化处理与参照说明使用饲料添加剂、遵守休药期之间的相关系数也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养殖户病死猪处理行为,饲料、添加剂以及兽药的使用行为之间存在某种内在关联,不规范的饲料、添加剂以及兽药使用行为可能伴随着不规范的病死猪处理行为,滥用添加剂预混饲料、不参照说明使用饲料添加剂,很可能意味着不遵守兽药的休药期。养殖户的各项生产行为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构成一个复杂的网络关系,因此,应当将其视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
表4 安全生产行为之间的相关系数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四 结果讨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果讨论
本文运用multivariate probit模型,对生猪养殖户在饲养过程中的饲料、添加剂、兽药使用行为以及病死猪处理行为进行了全面研究,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综合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养殖年限对养殖户的安全生产行为具有负向影响。对养殖户规范使用添加剂预混饲料、参照说明使用饲料添加剂、遵守休药期以及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的回归均显示,养殖户的养殖年限越长,越倾向于采取不规范的生产行为。当前我国生猪养殖户的年龄普遍较高,本次调查中年龄最大的86岁,养殖年限超过60年,在生猪养殖的饲养方法方面,受传统经验的影响较深,对焚化、深埋等处理病死猪的新技术接受能力有限,在饲料、添加剂以及兽药的使用方面也倾向于凭借自己的经验。另外,养殖年限较长的养殖户,其文化水平相对较低,不能正确理解饲料、添加剂以及兽药的使用说明,这也是导致其生产行为不规范的原因。对Consult和Handle的回归结果也进一步验证,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养殖户,越倾向于参照说明使用饲料添加剂以及对病死猪进行无害化处理。
(2)养殖规模对遵守休药期以及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的行为具有正向影响,但对饲料和添加剂的使用行为影响不显著。养殖规模越大,越有条件配备无害化处理的设施、获得政府无害化处理补贴的可能性越大,对养殖户进行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的激励也就越大。此外,养殖规模越大,饲养的密集程度越高,发生疫病的可能性越大,对兽药的使用要求可能更为严格,因此更倾向于规范用药。虽然规模养殖的基础设施更完善、生产管理更规范,但是规模越大,进行严格质量控制的机会成本越高,且随着规模的扩大,对添加剂以及工业饲料的需求也会增加,可能导致其在安全方面面临更大的风险,因此养殖规模对饲料和添加剂使用行为的影响不确定。
(3)专业化对添加剂的使用行为和病死猪的处理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饲料和兽药的使用行为影响并不显著。专业化程度越高,对生猪养殖投入的精力越大,无害化处理病死猪的可能性越高;同时专业化配备了相应的技术指导,可规范养殖户参照说明使用饲料添加剂的行为。然而专业化程度越高,对饲料以及兽药的需求量可能越大,从而加大了风险性,因此不能确定其对饲料以及兽药使用行为的影响。
(4)对预混饲料、饲料添加剂以及兽药残留超标危害的了解程度对规范养殖户的生产行为具有指向性。对预混饲料了解的养殖户倾向于规范使用添加剂预混饲料以及参照说明使用饲料添加剂,但对遵守休药期以及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的行为并无显著影响;对饲料添加剂的了解也仅规范养殖户参照说明使用饲料添加剂的行为;对兽药残留超标的危害越了解的养殖户,越易于遵守休药期以及对病死猪进行无害化处理,但在规范养殖户预混饲料、饲料添加剂的使用行为上作用不大。
(二)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政府规范养殖户安全生产行为,保障猪肉质量安全具有政策借鉴意义。①针对目前我国养殖户年龄普遍较高、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现状,政府应加强对养殖户的宣传教育。通过电视、广播、报刊、宣传栏等多种方式提高养殖者的科学文化水平;有针对性地开展养殖技术培训,通过发放技术资料、开办培训班、举行座谈会等方式,就饲料、兽药、添加剂的使用方法,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方式,猪舍环境、喂养时间等饲养技术进行专业讲解;加强养殖专业人才培养,为养殖户提供生猪养殖产前、产中以及产后的技术指导。②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尽管规模养殖户在遵守休药期以及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方面表现良好,但规模扩大带来的饲料、兽药用量的增加,导致其面临的风险进一步加大。此外,规模化对生态环境以及疫病防控所造成的压力也不容忽视,因此,规模发展应当适度。在生猪养殖规模化、集约化的发展过程中,应注重管理技术以及配套医疗防疫技术的推广,重视饲料和兽药使用的规范性,加强质量安全控制。③积极推广新技术应用,加大对无害化处理的标准及方法的宣传,落实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的补贴政策。④由于养殖年限、规模以及受教育程度是影响生猪养殖户安全生产的主要因素,为保证猪肉的质量安全,政府应加大对养殖年限较长、文化水平较低的中小规模养殖户的监管力度。
参考文献
[1] 吴林海、王淑娴、朱淀:《消费者对可追溯食品属性偏好研究:基于选择的联合分析方法》,《农业技术经济》2015年第4期,第45~53页。
[2] Ungemach, F. R., Müller-Bahrdt, D., Abraham, G., “Guidelines for Prudent Use of Antimicrobial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on Antibiotic Usage in Veterinary medicin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cal Microbiology, 2006, 296(2): 33-38.
[3] Capita, R., Alonso-Calleja, C., “Antibiotic-resistant Bacteria: A Challenge for the Food Industry, ”Critical Reviews in Food Science and Nutrition, 2013, 53(1): 11-48.
[4] Sadiwnyk, M., “Food Traceability in Canada, ”Canada: Electronic Commerce Council of Canada, 2004.
[5] 黄延珺:《江苏省养猪户饲料选择行为微观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现代农业科技》2009年第3期,第215~216页。
[6] 钟杨、孟元亨、薛建宏:《生猪散养户采用绿色饲料添加剂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四川省苍溪县为例》,《农村经济》2013年第3期,第36~40页。
[7] 邬小撑、毛杨仓、占松华、余欣波、张跃华:《养猪户使用兽药及抗生素行为研究——基于964个生猪养殖户微观生产行为的问卷调查》,《中国畜牧杂志》2013年第14期,第19~23页。
[8] Glanville, T. D., “Impact of Livestock Burial on Shallow Groundwater Quality, ”American: American Society of Agricultural Engineers Mid-Central Meeting, 2000(4).
[9] Keener, H. M., Elwell, D. L., Monnin M. J., “Procedures and Equations for Sizing of Structures and Windrows for Composting Animal Mortalities, ”Applied Engineering in Agriculture, 2000, 16(6): 681-692.
[10] 张雅燕:《养猪户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行为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江西养猪大县的调查》,《生态经济》(学术版)2013年第2期,第183~186页。
[11] 李立清、许荣:《养殖户病死猪处理行为的实证分析》,《农业技术经济》2014年第3期,第26~32页。
[12] 吴林海、许国艳、Hu Wuyang:《生猪养殖户病死猪处理影响因素及其行为选择——基于仿真实验的方法》,《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第90~101页。
[13] Suri, T., “Selection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Technology Adoption, ”Econometrica, 2011, 79(1): 159-209.
[14] Liao, P. A., Chang, H. H., Chang, C. Y., “Why is the Food Traceability System Unsuccessful in Taiwa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a National Survey of Fruit and Vegetable Farmers, ”Food Policy, 2011, 36(5): 686-6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