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宋代：“开洋裕国”
对于宋代，从内陆文化的视野来看，它是一个风雨飘摇、不值得一提的朝代。在我们的印象中，经常有的是岳飞抗金、内忧外患；就如李清照的婉约词——凄凄惨惨戚戚。但是，从海洋发展的角度来看，则是另一番景象。宋代中央政府提出了“开洋裕国”的政策，这是当代改革开放能从中国传统中找到的一脉相承的国策与口号。“开洋裕国”不仅秉承了唐代市舶使向海开放的传统；更重要的，它是一个价值观重建的过程，也是一个经济中心重建的过程。唐宋以后，闽商作为一个海商群体出现了。近几年，福建在大力推广闽商的文化符号，很多人在问：中国历史上有晋商，有徽商，那么，闽商和晋商、徽商相比，独特性在哪里？闽商的历史有多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晋商的历史很悠久，其产生跟明太祖朱元璋要追逐蒙古部队的残余势力从农耕地区进入漠北有很大的关系。朱元璋的部队主要是生活在南方的人，不太熟悉漠北的气候。山西的地理条件是：连接着内蒙古草原与农耕文化，于是，朱元璋与山西的士绅达成了一个约定：山西的士绅帮助朱元璋的部队给养马匹、支持他们走到内蒙古草原；明朝政府给予山西的士绅一个重要的专卖权——盐的专卖；晋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闽商是海商，他们的经济活动不是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陆域里进行的，而是突破陆域、走到海洋上跟其他的族群进行物产交换。闽商与其他商帮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泉州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重要的示范区，早在北宋的1087年就设置了市舶司。有不少人认为福州自古以来都是“闽都”，其实并非如此。从宋代到元代，福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不在今天的福州，而是在今天的泉州；到了明代初年，市舶司才从泉州迁往福州。福州作为“闽都”的地位从明代延续到当代。
宋代“开洋裕国”之时，福建的经济模式在全国就已经有自己的个性了。豪放派诗人苏东坡认为：“唯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
当时福建在全国比较性的优势与特色，既不是农业也不是其他的制造业，而是海洋贸易。早在宋代，中国的很多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就已经“现代化”了。这跟宋代“开洋裕国”的总体国策有密切的关联。在“开洋裕国”的过程中，福建总体的经济形态多以海洋贸易、海洋经济为主的特色就凸显出来了。
在海洋贸易的过程中，闽商热爱家乡，热爱自己的土地。这是一系列文化教育的结果。“开洋裕国”口号提出之后，需要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和新的知识体系。在这样的过程中，福建区域性的一个小神——海神妈祖，被中央封为“灵惠夫人”，成为中国海洋文化体系里的海神。中华文明有五千年的历史，但是妈祖在1123年才通过获赐“顺济”庙额得到中央的承认，其间存在一个文化上的“断代”。五千年的历史，难道更古远的时候没有海神吗？有的。中学课文中《精卫填海》中的精卫也是海神。只不过后来精卫的职责已经跟海神无关了，已由海神变为了农业神；它所做的是填平海湾、围海造田的工作。在传统的典籍里还有几个海神，如东海龙王、南海龙王，在《西游记》里也有他们的身影。他们也是海神，但他们跟今天所说的作为渔业、盐业、交通业和海洋运输业的重要平台的海洋之神不是一回事。这些海神是我们传统的宇宙观的体现。中国传统宇宙观认为——天圆地方，中国在中间，东西南北住着不同于中原人民的野蛮的、未开化的族群：南蛮、东夷、西戎、北狄；他们没有受到中国文化的完全教化，仰慕着中国文化。传统以来“闽”处于南蛮和东夷之间，是一个敬仰中国文化、受到中国文化部分熏陶的族群。在南蛮、东夷、西戎、北狄之外就是“海”。四海龙王是在这样的宇宙观下形成的，跟人们出海打鱼航行的海没有关系。这些海神在中国历史上的职责并不是保佑航海者，而是保佑陆地上的“风调雨顺”。风调雨顺为的是农业的丰收，“四海海神”仍是农业的保护神。在这样的文化体系之中，妈祖就显得格外重要，在中华文明里显得格外有意义。她是海洋族群千百年来自己信奉的神，她实实在在地从文化习俗上、从人们的出海做法甚至造船工艺上，从点滴细微处渗透进中国的海洋文化，促进了中国一系列海洋知识体系的形成。如今妈祖还是中国海洋族群普遍信奉的最高神祇。
根据莆田学院妈祖研究中心提供的资料，全球已经有了1万多座妈祖庙。各处妈祖庙设立时，都需要到福建莆田祖庙来分灵，也就是注册。中国内地只有2500座妈祖庙，更多的妈祖庙分散在世界各地，也包括港澳台地区。这反过来证明了有人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妈祖庙的说法。在世界各地打拼、生根发芽的人大都是中国东南沿海的海洋族群，很大一部分就来自妈祖的故乡——福建。这是妈祖作为“灵惠夫人”在宋代被封的伟大意义。2009年，妈祖信俗作为中国第一个世界文化遗产里信俗类的遗产在联合国登记，这是一个把妈祖文化、中国海洋文化在新时代里重新弘扬、解读的契机。2009年也是中国经济总量第一次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时候，得益于中国30多年发展带来的变化。在这30年中，中国的产能70%以上是通过海洋贸易来实现的。妈祖在这样的时代重新从福建区域文化走到主流文化的层面，其意义与宋代一样，为不断“向海”的中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本土文化资源。
妈祖是一个区域文化反哺主流文化的例子。中国作为文化如此悠久、疆域如此广阔的国家，每个区域的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都不可或缺，都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在某一个历史阶段都曾是文化的主流。以妈祖为代表的福建海洋文化，在宋代“开洋裕国”时代便反哺了主流文化；当今，在中国建设海洋强国、重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福建的海洋文化和福建人携带的海洋文化遗产是中国建设海洋强国不可或缺的本土文化基因。
人类要突破海洋的控制需要一定的生产工具，造船技术的高下有时就决定了一个族群的航海能力以及能走得多远。“福船”——以福建命名的这种船只，构成中国海洋文明的一个华美篇章。宋代“开洋裕国”，官员吕颐浩记录了各地所生产船只的优劣，在他的记载里，“海舟以福建为上”；广东、广西生产的船是第二等的；温、明的船次之，温，指温州，明就是今天的宁波港，即浙江生产的船是第三等的。从宋代开始，“福船”就成了木质帆船时代的世界典范。李约瑟被喻为20世纪伟大的科学技术史专家，他在著作《中华科学文明史》中，在对中国的科技史进行一番总结后认为，中国对世界做出了五大贡献，第五大贡献就是造船，而且是以“福船”为代表的木质帆船。在福建这么大的空间里，“福船”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建造的呢？在今天的闽东地区。该地在汉代末年被设为温麻县，更早之前，是“温麻船屯”。“温麻船屯”是三国鼎立时期吴国在福州闽江口以北，连江、罗源、宁德、霞浦、福鼎、苍南海岸线上形成的一个重要的造船基地。在这个基地里生产的船只，支持了三国中人才、资源最缺乏的吴国。吴国能够跟蜀、魏鼎立，成为三足鼎立的一支，靠的便是东南沿海人民的造船技术和航海能力。左思在《吴都赋》中描绘过这样的场景：“槁工楫师，选自闽禺。”这些都是今天我们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走向海洋不可或缺的本土资源。
从造船技术、妈祖信仰，从福建经济的特色——“唯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来看，福建文化代表了宋代中国海洋文化最重要的部分，在当时就是中央政府“开洋裕国”一个重要的本土文化资源，反哺了宋代“开洋裕国”的大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