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元代：打通欧亚贸易通道

元代蒙古人第一次打通了欧亚大陆的两端，东端是中国，西端是西欧，结束了阿拉伯人作为东西方贸易与文化中介的历史，从此“海上丝绸之路”走得更顺畅。泉州在宋代是一个跟亚历山大港齐名的世界大港，到了元代成为世界第一大港。这跟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很大的关联。除此之外，元代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国内实行了海上漕运。元代之前，海上漕运通道也就是从宁波到天津、从泉州到天津的航路没有打通。元代之前还没有天津。元朝把首都定在了大都——现在的北京。北京位于北方的游牧民族和南方的农耕民族拉锯的地方，它在地理条件上有一定的缺陷。它不在海边、不在河边、不在湖边，这使得它在调度来自南方的物资方面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元代在离北京最近的一条河的入海口找到了一个据点，这条河叫海河，这个据点，就是今天的天津。天津就是“天子的渡口”的意思。天津的设立就是为了来自泉州、福州、宁波向北运送的物资能够顺利地到达北京，满足元代大都人的生活。当时无论是船老板、船长，还是船工都是福建人，元朝的统治者为了管理这些负责漕运的人，在海河入口的地方盖起了第一座建筑物——妈祖庙。第一座妈祖庙很快成为经营漕运的闽商表达精神信仰和解决世俗事务纷争的场所，也成为元朝统治者和漕运阶层互相沟通的办公场所。天津就是以妈祖庙为中心，沿着海河向上游发展起来的城市，只有六百余年的历史。“先有妈祖庙后有天津卫”，天津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

如果说唐宋元是整个政府支持的、全国上下同心的“向海”开放的时代的话，在这样的时代，福建人做得很好，有“海上零公里”的泉州，有“福船”，有妈祖信仰，有以海洋贸易为主的经济形态。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向海”的过程则十分曲折。明清的主流社会，中原庞大的农耕文化代表者朝廷和中国东南沿海区域性的人民之间的诉求产生了非常大的冲突。明清两代是禁海的时代，虽然在某个历史阶段有局部性的开海，但总体是禁海的，是不支持人民进行海洋贸易的时代。这个时候中国人还“向海”吗？如果只看朝廷官方的正史，会认为中国的海洋史在这一段断掉了；因此，必须从中国东南沿海民间的海洋发展历史中去寻找中华正统文化被遮蔽的章节，这就是下一节标题里“曲折”一词的意义。在那个时期，东南沿海的人民处于非常矛盾的状况：一方面，内陆的政权不允许他们出海，闭关锁国；另一方面，海上却有了一群人，比当年的阿拉伯人更有力地拉动中国人走向海洋，他们就是如今依然掌握着世界话语权的欧洲人。16世纪的欧洲人有了技术力量，开始了地理大发现。地理大发现标志性的英雄人物是哥伦布。哥伦布接过西班牙女王为他写的三封介绍信，其中有一封的收信人，即中国大汗。也就是说，哥伦布并不是去发现美洲的，而是要去寻找旅行家马可·波罗游记里描述的那个东方国度——铺着金板、一条街的蔬菜蛋肉就够里斯本的人民吃一周。

欧洲人所谓的地理大发现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寻找东方，寻找中国，寻找马可·波罗的航线。阿拉伯人到中国的沿海做生意，踏上了中国的土地，甚至成为福建人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宋代至元代都是这样的。但是后来，阿拉伯人不愿意这样做生意了，他们等着闽商下南洋，跨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洋以后，再把船上的货物搬到他们的船上去，然后再过红海运到欧洲。欧洲人不是这样做的，葡萄牙人、荷兰人直接来到中国，免去了中国海上贸易要去马六甲海峡卸货的麻烦。这样，来自海洋的拉力远比唐宋时期的要大。但是，国内的阻力更大。因为禁止私人海洋贸易的海禁就如同“开洋裕国”一样是一系列的国策，从个人的惩戒，到船舶建造的限制，如曾规定船舶只能有两个桅，这样的船只只能在近海航行。更重要的是对人员的种种限制：明朝的子民不允许出海，否则将面临人头落地的境况，甚至整个家族被发配充军；碰到“严打”的时候则是满门抄斩。由于这一系列的海禁政策，东南沿海的海洋族群是拎着脑袋在闯海。遗憾的是，虽然他们创造了中华文明中海洋文化的辉煌片段，但是，这些片段在今天主流文化里不仅依然是失语的状态，甚至是以被污名化的方式存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