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这两者之间有区别吗？区别很大。作为非常重要的中外物产和文化交流的通道，它们的物流、载体都是不一样的。就“陆上丝绸之路”而言，我们知道在传统的农业文明时代，人们主要使用的运输方式是人力和兽力。这种物流决定了运送物质的品质，对于人力和兽力来说，越轻的物质越有竞争力。在中华民族的许多贡献里，丝绸是非常轻的物质，它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主打产品。当然，更重要的是——西域需要丝绸。反过来看看“海上丝绸之路”，海洋运输方式和陆地运输方式有非常大的不同。在传统的木质帆船时代，帆船要在大海中抗风航行，一定要有“压舱物”；中国古代用的是瓷器。我们经常说“陶瓷”，实际上陶是陶，瓷是瓷。在陶这个物品的发明上，很多民族都走在前面，如阿拉伯人。但是，瓷器是中华民族发明创造的，尽管后来欧洲人模仿中国的瓷器生产，还在很多方面做了技术革新。

中国人并没有把瓷器当作特别贵重的东西，因为它只是用从地下挖出来的高岭土，经过高温烧制而成的普通的手工制品。在通过海路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港口甚至是相关海域，都可以看到中国的瓷器，甚至在远离港口的内陆城市，如中亚的城市。可见在那个年代中国的瓷器对世界各国的影响之大。瓷器顺着“海上丝绸之路”，走到南洋，跨过马六甲海峡来到印度洋。到了印度洋就分为两路，一路是红海，直接走到北非和南欧，还有一路就用驼队运到了中亚。在这些区域里，都可以看到中国瓷器对他们很深的影响。先看离中国最近的东南亚，由于独特的地理条件，它们的植物非常茂盛，当地的原住民生活非常容易，因为他们可以摘下巨大的树叶，装水或者食物。但这种水、食物的卫生程度大家可以想象。等到大量的中国瓷器进入东南亚，成为当地人日常生活的器皿，可以用来装水、装食物以后，当地人的生活水平了很大的提升，卫生条件大大改善，人均寿命大大提高。这是从欧洲人类学学者的记载中可以看到的事实。

中国的瓷器传到中亚，在当地的影响是怎样的呢？中亚的民族大多以游牧民族为主，在当地人的餐桌上，当瓷器被用来盛放食物的时候，他们赋予瓷器神奇的力量：认为瓷器能够鉴别出食物里是否有毒。这间接地反映出中国人烧制的瓷器和中亚人在当时条件下制作的陶器之间的技术差异。今天还能看到，当时中亚人对来自中国的瓷器是如何地顶礼膜拜，到了何种程度呢？一个瓷器碎成了碎片，当地的人民用纯黄金制作一个托盘，把破碎的瓷片黏在一起继续使用。在北非，原住民把瓷器当作一个家庭、一个族群甚至一个国家财富的象征。一个人拥有多少财富就是以家中有多少来自中国的瓷器为标准。甚至有这样的故事：中非有两个族群发生械斗，一个族群为了和解、避免战争的发生，只要给另一个族群十个中国的瓷器，战争危机就可以解除了。可见，瓷器对中国之外的这些文明区域产生了怎样巨大的影响。

从唐代之后，在世界各文明的称呼里，中国的符号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不再像原来一样被称为“丝国”了，而是有了一个新称呼“China”。这也正是有很多学者认为“海上丝绸之路”应该被叫作“陶瓷之路”的原因。正像日本的三上次男在他分析东西文明交流的著作中所写的那样，用“陶瓷之路”来命名。中国对外交流、对外贸易的不同的物产，使得中国在世界不同的文明圈、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了不同的称呼。唐代以后，随着海洋贸易的勃兴，也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兴旺，大量的瓷器流到世界各地，所以中国有了“China”的称呼。之前在陆地的对外交往中，中国对外交流的物品主要是丝绸，通过中亚人民的中转到达欧洲。现在，可以从典籍中看到古罗马时期欧洲人对远在欧亚大陆东边的中国的记忆。当时，古罗马有个伟大的诗人叫维吉尔，他在《田园诗》里写道：“塞勒斯人从他们那里的树叶上采集了非常纤细的羊毛”。因为古罗马人不能相信制作如此精美的织物是从蚕宝宝肚子里出来的，因此按照他们的知识储备来理解，就认为这只能是从树上剪下来的非常纤细的“羊毛”。正是因为丝绸在古罗马有如此高的声誉，生产这种丝绸的国家就有了一个称呼，叫“塞勒斯”（Seres），意即丝的国度。对中国有这样的想象的不仅是古罗马诗人维吉尔，还有同时期的普林尼。普林尼在他的《自然史》中也用自己的想象描摹了所谓塞勒斯人如何灌溉这种珍贵的植物，如何从植物上摘下一种非常纤细的绒毛，最后编织成丝绸的过程。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欧洲人对中国丝绸和制作丝绸的人们的想象，是十分离奇的。但这是欧洲人认识东方的第一步。

类似的记载不仅存在于古罗马人的记录里，在《圣经》中也同样是这样的知识体系，把远方的中国人称为“丝国的人”，把中国称为“丝国”。所以，在过去的年代里，中国是通过富有特色的物产，即丝绸和瓷器，把自己的文化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丝绸和瓷器也成为世界各国认识中国的非常重要的钥匙和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