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海上丝绸之路”的“名”与“实”

一 “海上丝绸之路”之名从何而来

关于“海上丝绸之路”之“名”的来源，我们要回到过去的一个年代，那就是1840年。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得神秘的中华帝国向整个欧洲重新敞开了大门，让国际上掀起了一个重新认识中国的高潮。1860年，当年的普鲁士帝国组织了一个远东考察团，其中有一个刚刚从柏林大学地质系毕业的学生，他的名字叫作李希霍芬。李希霍芬跟随远东考察团来到中国。一年后，他并没有随着考察团回国，而是转道去了美国。在美国的几年时间里，他看到了新兴的美国向中国投资、“揭开中国神秘面纱”的热潮。1868年，李希霍芬获得加利福尼亚银行的资助，再次来到中国进行考察。后来，他又获得上海的外国人组成的上海商会的资助。李氏精心设计了七条考察路线，对大清帝国18个省份中的13个省份进行了四年的考察，他以一个学地质的人的严谨和敏锐，为当年上海的外国人商会以及欧洲人打开了认识中国的一扇门。

外国人认识中国有几个阶段。在元代之前，远在欧亚大陆两端的中国与西欧之间的互通需要一个媒介：居住在中东的那群人。到了元代，豪放的马蹄把欧洲亚洲连成了一个大帝国。在这个时代有一个著名的人物登场了，他就是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晚年为欧洲人留下一本《马可·波罗游记》。从此，在欧洲人的脑海中，对中国形成了充满财富、戴着神秘面纱的东方国家形象。这个形象让欧洲人几个世纪都有一个梦想：到东方去，到中国去，去获得财富和神秘的文化。这也构成了16世纪整个欧洲大航海的重要文化背景。

大航海时代，欧洲人进入中国东南沿海海洋族群早已在此谋生的一个领域——东南亚，或者称之为南洋。在这里，欧洲各个东印度的商人、探险家、传教士对中国的文化有了诸多的接触。由于中国迁移至东南亚的多是带有浓厚东南区域“口音”的中国海洋族群，欧洲人对中国东南区域的人文较为熟悉。1840年之后，欧洲人需要对中国包括内陆有一个较好的了解，李希霍芬的知识体系应运而生。他为当时强烈地想知道那个已经在文化上显现出衰败和停滞，而在历史上仍然很神秘的东方国家的欧洲人提供了新途径。

李希霍芬将一系列在中国考察的资料带回欧洲，整理出版了五卷本的《中国》，由此，欧洲人又建立起了认识中国的新的知识体系。在这个知识体系里，李希霍芬从古代西方与中国的关系中梳理出一个概念：“丝绸之路”。从这个角度上看，“丝绸之路”是一个外国人认识中国的视野和知识体系。李希霍芬认为：“丝绸之路”是欧洲人需要东方的丝绸而开辟的商贸通道；而且是西方文化影响东方的通道。而在那个时代，中国的知识体系并没有去对应这个知识。李希霍芬是1872年离开中国的。他回到德国以后，因为关于中国的这一套知识体系，他一下子站在了欧洲地理学和中国学研究巨匠的位子上。他的知识在当时的欧洲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且至今仍有不小的影响力。今天，当我们使用这个来自西方汉学的知识概念的时候，我们的知识界真的需要万分的谨慎与小心了。特别是，经济上强大起来的中国需要建设自己的话语权，而不是始终使用他人的知识体系从而导致自我的“失语”。

在李希霍芬离开中国15年后，另外一个汉学家登场了，他的中文名字叫作沙畹（Emanuel E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年）。1887年，当时只有22岁的沙畹，以法国驻华使团翻译的身份进入中国。沙畹年轻的时候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就已经接受了古典汉学的教育，甚至对满语也略懂一二。当时他来到中国，在一些中国学者的帮助下做了一项有意义的工作——翻译中国的《史记》。《史记》的翻译以及一系列发表在欧洲的报道使他在多年以后有了汉学家的身份。1893年，沙畹得到了法兰西学士院的“汉文和满文语言文学”学士一职。随着20世纪法国的汉学研究在整个欧洲甚至世界占据领先地位，以及沙畹所处的这样一个职位，沙畹的知识体系成为整个欧洲甚至西方世界的知识体系。沙畹在1903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他继承了李希霍芬的观点。李希霍芬主要考察了西方通往中国西北以及中国西部陆地对外交往的交流通道。沙畹认为，古代中国向外交往除了“陆地丝绸之路”之外，还应该有一条海上通道。从学术史上来说，学者普遍认为这是“海上丝绸之路”这个名称即将诞生的重要前期准备。由此，我们可以再一次确定：“丝绸之路”是西方人理解世界、理解中国的知识体系与概念。

而“海上丝绸之路”之命名者是日本学者。二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崛起，这种变化可以从20世纪50～80年代日本经济的比较数据中看出来。1950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109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131美元，分别是当时美国的3.8%和6.8%。到了1985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2950亿美元，人均产值达到11296美元，分别达到了美国的32.4%和63.9%。从这组数字中可以看到日本战后30多年经济突飞猛进的状况。经济复苏之后，日本必须要完成另外一个任务：就是在文化上重新审视自己。这可以说是东方国家的“宿命”：日本的经济复苏不再是东方传统社会的自然延续，而是欧洲工业革命成果的移植！做得再好也是西方的学生而已。如何摆脱这种“世界二等公民”之感、重新获得民族的自信心？在这样的时代需求之下，“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和知识体系，成为日本人审视自我文化、建设文化自信的重要对象。

1966年，东京大学的教授三上次男发表作品《陶瓷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他为何将“陶瓷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并提？这其中包含着非西方国家当代“宿命”的焦虑。其实，当时不仅日本人对本民族的文化定位感到焦虑，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都有这种焦虑。这种焦虑形成的原因与人类不同的文明阶段和形态有很大的关联。

人类的文明史至今已经走过了两个发展历程，通俗地说就是农业文明时代和工业文明时代。

农业文明时代的基本特征是人跟自然高度的契合；换句话说就是人类所有的创造都受大自然条件的制约。在这种情况下，处于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国、日本、印度等，其土地和气候方面的资源使其植物、动物有多样化的可能。在农耕时代，中国以及亚洲所在的区域可以说是地大物博。而西欧土壤贫瘠，对植物生长有许多限制，再加上在大西洋洋流的影响下，夏季炎热干旱，冬季寒冷多雨，和大自然的运行规律相反，使得西欧在农业文明时代并非人类生存的天堂，这促使西欧人只要技术手段成熟时，就一定要突破大海对陆地的封锁，到海上、其他的陆域去进行殖民掠夺。

因此，欧洲人在16世纪技术成熟之后走向海洋，通过海外殖民发展出工业革命并创造出一系列的制度，带领世界进入工业文明时代。

在工业文明时代，人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大自然的限制，比如气候、土壤。在工业文明时代，谁是工业文明的创造者和话语的制定者？毫无疑问是欧洲人。后来日本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经济腾飞”，其成果是“移植”了欧洲的技术而获得的，也就是工业化的成果。那么我们都应该反省：当东方的农耕文化衰弱，一定要“移植”西方工业革命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时，我们的文化在哪里？我们的价值观与文化是否都要被抛弃？我们今天所碰到的难题和感到焦虑的问题，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的知识分子也同样遇到过。于是，他们就重新回到农业文明时代，回到由亚洲民族来制定世界游戏规则的时代去寻找非西方民族的文化自信心。

三上次男的著作《陶瓷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通过当代的考古现场，将我们带到了以陶瓷为主要贸易商品的农耕文化时代。那是一个东方人有自信心的时代，因为在那个时代东方人的物产支配了这个世界，东方人的价值是社会的主流。当时的日本、中国等东方国家共同构建了比西方文化优越的农耕文化。三上次男的探索不是个例，1968年，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在其著作中直接用“海上丝绸之路”代替了“陶瓷之路”，这本书的名字为《探索海上的丝绸之路》。从目前的资料来看，这是日本学术界第一次正式使用“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名称。有意思的是，三杉隆敏著作的序正是三上次男先生所作。对于日本学术界与大众传播界，这仅仅是开始。从更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寻找作为非西方民族文化的自信，以海洋为通道理解世界文明的交流与相互启发，一直是日本当代学界的着力点。而日本最大的电视台NHK也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将学者的学术观念进行影像传播。至今，NHK完成了五个“丝绸之路”系列，它们分别是1980年与CCTV联合制作的“丝路系列”第一部《丝绸之路》（12集，从长安到帕米尔）；1983年“丝路系列”第二部《丝绸之路·通往罗马的道路》（18集，从帕米尔到罗马）；1988年“丝路系列”第三部《海上丝绸之路》（12集，从地中海到长安）；2005年与CCTV合作的“新丝路系列”第一部《新丝绸之路·中国篇》（引子+10集，中国境内丝绸之路）；2007年的“新丝路系列”第二部《新丝绸之路·动荡的大地纪行》（7集，中国以西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不仅是组成世界史基干的重要交易路线，而且肩负过连接东西方文明的重大使命。在拍摄过程中，日本传播界与学术界协力，我们前面提到的三杉隆敏教授也是系列节目的顾问与剧本写作者。在约30年的时间里，NHK“丝绸之路”摄制不仅完成了踏遍沙漠、草原、海洋的壮举，构建了亚洲第一工业国家新的世界观与知识体系，而且为世界各国提供了理解“丝绸之路”的系统知识。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的包括“海上丝绸之路”在内的“丝绸之路”考察活动，无疑就是接受了日本人的知识体系。

“海上丝绸之路”这个名称是何时进入中国学术界的呢？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学术界非常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的知识体系不能只局限于大陆、局限于本国史，必须具有一种开放性的格局与全球化的视野。1981年，在厦门大学成立了中外关系史学会。北京大学陈炎教授当选第一任会长，他首次借用外国汉学的观点，也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来称呼中国历史上的“中外关系”。1990年至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丝绸之路”考察活动，分为两个部分，陆上的与海上的。此次考察活动中国有两个城市被列入考察站点里，一个是广州，另一个是泉州。特别是泉州，联合国教科文考察组织在当地召开了一个学术研讨会：“‘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国际研讨会”。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这个概念才慢慢地进入中国新闻界，并为大家所了解。对于那个时候的新闻界与学术界来说，借用海外汉学的名称来表达我们想要表达的思想有足够的合理性。因为中国自身知识体系的建构并没有作为迫切性的问题被提出。但是，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今天，中国需要重新为自己的利益布局，学术界也必然面临一个问题：中国的话语体系在哪里？中国在重新崛起的时代该用什么样的价值观和语言体系来和世界对话，来展现重返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的气度和中国的文化特征？这几年，中国提出建设海洋强国和“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建设除了是经济全球布局、中华民族利益诉求的全球化过程外，也应该是文化体系、知识体系、话语体系重新建构的过程。学术界应共同探讨，中国是否应该有自己的话语体系？为什么在唐代以前中国人在外国的知识体系中是“丝国人”，后来又被称为“瓷器”（china）？这些和“海上丝绸之路”有什么关系？如今已经到了中华民族该去梳理这些文化遗产、用本国的文化遗产来建构话语体系的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