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人价值观与社会心态的嬗变轨迹

历史是延续的，但不同的历史事件对人的生命历程和精神世界的影响是不同的，这又使得人们的历史感是断续的。纵观近30多年来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嬗变过程，我们可以以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为里程碑，将这30多年来的嬗变粗略地划分为六大阶段。

传统价值观的断裂，这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嬗变的第一个阶段。造成中国传统价值观断裂的真正原因，是“文化大革命”这场中国人集“编、导、演”于一身的历史大悲剧。这场悲剧不同于1840年后每每由帝国主义的侵略、干涉所导致的近代中国社会的一次次动乱，因为它使中国人“痛定思痛”之余第一次有可能将“反思”从帝国主义的“船坚炮利”移到自己文化肌肤的毒瘤之上。“事实上，只有这种‘不可推卸’的‘自我反省’，才可能产生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的文化批判，也才能造成几度欲断未断的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真正断裂。”（周晓虹，1988）断裂首先出现在青年一代身上，因为这些怀着“解放全人类”崇高目标的一代率先投身于伟大领袖倡导的“文化大革命”，随后又最先遭到了这场“大革命”的无情抛弃。因此，在十年浩劫刚刚结束之际，他们即以“伤痕文学”的形式对整个十年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这种批判不仅唤起了整个民族对这段历史的深刻反思，而且借助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力量，直接酿就了足以导致传统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发生断裂的巨大震颤。

传统价值观断裂的直接后果是价值观的空白状态，这是嬗变的第二个阶段。对扭曲、窒息、摧残人的灵魂和尊严的外在社会力量的批判，震塌了传统价值观这堵中国文化的“老墙”，也不可避免地使人们暂时身陷于精神世界的荒原之中。整个社会出现了一种因旧的偶像破灭、新的人生目标尚未确立而产生的迷惘感和失落感。尽管这种迷惘感和失落感由于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所刊发的潘晓的来信——《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以及其后主要由年轻人参加的关于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大讨论，而被当时的人们理所应当地归结为年青一代的社会心态。但事实上，当时的年长一代在他们几乎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所遭受的空前劫难之前，其所感受到的迷惘和失落远甚于年青一代。

嬗变的第三个阶段是现代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萌生。催生现代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力量来自改革和开放两个方面。其一，就改革的力量而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导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行，使得农村经济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在这样的背景下，198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二次代表大会，进一步提出了有系统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在这一基础上，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并决定推进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其二，就开放的力量而言，世界文明浪潮的波及、西方社会思潮的影响，不仅使1984年的中国掀起了一场“现代化”的学习热潮，也使人们普遍经受了“全球意识”、“第三次浪潮”和“新技术革命”等现代观念的冲击。在改革和开放两股力量的推动下，在相当数量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中间开始萌生富有现代气息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他们开始渴望能够主动地介入而不再是被动地依附经济生活和社会事务，开始积极地从商、从政、从事任何自觉能够发挥个人才能和提高生存价值的工作，想名、想利、想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留下自己的足迹。一时间，“深圳速度”、“步鑫生”、“‘傻子’年广久”、“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成了人们谈论的“热点”，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和“观念更新”也成了人们的口头禅。在文化与教育领域，“异化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文化热”以及“文凭热”也是一浪高过一浪，这不仅缓解了改革开放之初年长一代知识分子由于“和西方学术界长期隔离……跟不上他们在这30年里的变化”（费孝通，1985: 279）而产生的“苦恼”，而且推动了中国学术界的发展和观念更新。进一步地，在沿海开放城市，年青一代甚至开始同一些陈旧的观念展开直接的交锋。比如，1988年，蛇口、深圳和北京等地的青年就公开对当时几位知名的“青年导师”的作用表示怀疑，并对他们所宣扬的价值观念提出了异议。

嬗变的第四个阶段是顿挫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第三个阶段的必然结果。在新价值观开始萌生的第三个阶段，我们其实已经看到了矫枉过正的危险，因为传统的价值观虽然已经发生颠覆性的断裂，但孕育全新价值观的社会环境并没有完全形成，而拂面而来的改革开放之风却使相当多的人开始变得浮躁。加之随着改革的深入，许多深层次的矛盾不断暴露出来，诸多新事物泥沙俱下，它们既可能使一群人兴奋，也可能使另一群人不满。比如，社会政策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经济上的“双轨制”则为部分权势阶层先富起来创造了条件。这样，在“相对剥夺”的社会心理机制的作用下，许多人的社会心理天平失衡了。到了80年代末期，整个社会竟形成了一种“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复杂社会心态。这种社会心态形成了结构性的张力，而一些突发事件则成了1989年“六四”政治风波的导火索。在自此之后的三年顿挫期中，中国人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转变不但停顿下来，而且陷入了新的迷惘和困惑之中。

接下来的第五个阶段可以称作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嬗变的复苏阶段，它的标志十分清晰，就是邓小平1992年2月的“南方讲话”。在此之前，作为“六四风波”的对应物，中国社会再度出现了“左”的思想潮流。有人认为，这场风波是阶级斗争的最大反映，因此反和平演变是当务之急；也有人认为，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是孕育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土壤，而“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的桥头堡。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提出，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必须坚持搞经济建设，搞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不但稳定了人心，更重要的是引发了随后而起的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体制改革热潮。同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明确提出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并通过其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固定下来。至此，市场经济的大潮在中国大地上不可遏止地奔腾开来，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嬗变重新进入复苏阶段，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价值体系和社会心态孕育而生。

不要低估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和冲击。美国《时代》周刊曾数次将邓小平的头像刊登在其封面上。1979年，当邓小平的头像第二次刊登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时，这家杂志说：“为什么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极短时间内能够来个180度大转弯，如同让航空母舰在一角钱硬币上转圈？”而1992年的南方旅行则让邓小平的头像再次出现在这家杂志的封面上，文章写的则是“航空母舰”在13年里的第二圈（李海鹏，1997）。从1992年开始，这第二圈走了5年。1994年，我们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市场经济的热潮深刻地影响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在当年度我们完成的流行语评选中，“下海”、“炒股”、“申办奥运”、“第二职业”、“大哥大”、“大款”、“发烧友”、“发”、“打的”和“老板”名列前10位，充分显示了1992年后中国社会的基本景况（周晓虹，1995）；而郑杭生、郭星华同期完成的另一项研究则表明，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国人的价值判断呈现多元化的趋向、代际差异变得更为明显、隐私权开始受到尊重、对个性自由的追求变得愈加宽容，但在人们旧有的道德观发生裂变的同时，全新而清晰的道德观尚未形成（郑杭生、郭星华，1995）。

最后，我们以1997年为界，将其后中国人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嬗变划为第六个阶段，或者称其为发展期。1997年之所以会成为这一时期的起点，是因为在这一年的2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撒手而去，而在这一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宣布，将沿着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在1997年之后的15年或第六个阶段中，中国人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嬗变的最大特点，就是它没有再出现过先前常常出现过的大起大落，中国人民的社会心态变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稳健从容。从这样的意义上说，邓小平的最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塑造了一个民族成熟的社会心态——她不再会因自己的领袖人物的交替而出现动荡不安，而这恰恰是现代市民社会建立与发展的基本前提。

在这15年中，2002年和2012年是两个重要的节点。首先是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将“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近10年来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已然成为整个社会的关注热点，甚至成为王思斌所说的当代中国的“国家景观”（转引自冯波，2010），这不但使得普通民众的希望与诉求获得了理性成长的通道，也为化解人们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提供了可能。再次是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获得了整个社会的积极回应；而随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更是将每个中国人的个人愿景与整个国家的进步发展联系在一起，个人发展与国家富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能够设想的是，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梦”将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精神体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