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引导与变化

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念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进行了现代转型，中国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和社会内在的价值观的变革冲动促成了西方价值观念在中国的广泛流行，中国社会价值观迎来了多元共存的时代：传统文化的仁义礼智信、欧美文化的自由平等以及社会主义文化“齐聚一堂”。多元价值标准虽然有利于社会思想的活跃，但也使得传统一元价值标准开始失效，道德评判变得更加困难。在这样的前提下，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凝聚就有其明显的必要性。如何适时调整社会核心价值观念使其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如何提高民众认可度，社会核心价值观念又存在着哪些危机，该如何应对，这些都是现阶段应该重点考虑的问题。

1．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引导

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 60），因而是社会性的动物。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关键在于人类会制定一系列有悖于本能的行为准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更好地扮演社会角色，维持社会的稳定。在社会交往中，处在集体环境中的人们形成了反映群体心理特征的社会价值观念，而核心价值观念就是处在社会价值观念核心部位的观念集。具体来说，核心价值观念是指，在社会价值观念的总体中居于主导和支配地位、反映社会内在要求和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最基本的价值观念（贾英健，2007）。一般来说，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由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发展趋势，综合考量民族文化、社会状况、公众认可等多方面因素，经过一定的程序构建和推广的。

社会核心价值观念对于一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核心价值观念具有政治引导、价值导向、凝聚人心、整合力量等功能和作用。它是一个社会的基本精神力量和灵魂支柱，所以自从国家产生以来，每个国家的执政者都将实现本阶级核心价值观念的内化工作看成是一项灵魂工程”（徐罗卿，2011）。因此，对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而言，引导核心价值观念的发展更有充分的必要性。

首先，从核心价值观念的产生来看，社会核心价值观形成的根本性动机就在于维持社会协调和稳定。社会核心价值观念既然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为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构建和推广的，因此对其进行必要的引导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其次，从政党和国家的层面来看，核心价值观念作为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有引导主流价值观念、调节社会价值取向、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然而，新中国成立至今的60多年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方位发展，国内的经济成分、利益主体、社会生活方式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既有的社会核心价值观不仅不能够维持社会的多样化发展，也无法契合个人的个体性价值选择。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同的个体或群体都可以按照自己认定的善的价值展开自己的生活，从而导致个人价值的相对比及社会整合度的下降。一个社会如果失去了共同的价值，人们的行为方式就会出现冲突，社会本身就会瓦解”（王归芬、张国宏，2008）。所以引导核心价值观念是政党和国家促进社会团结的必要手段。最后，合理地引导核心价值观念也是减少西方价值观念“侵蚀”的一个有效手段。在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下，发源于希腊、希伯来的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西方价值观念伴随着书籍、报纸、影视等媒介大势冲击着传统中国社会，传统价值观念与外来价值观念在交流碰撞中相互博弈，在纷繁复杂的社会背景下，不同的文化传承、道德判断等衍生了多样的社会价值观念。多样价值观念有其张力所在，给社会注入了活力，但也带来了混乱，如果放任其发展而不加以引导，可能会引起价值观的紊乱从而引发社会问题。正是基于以上的考虑，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给予科学的引导是顺社会转型之势而为的应有策略。

但是对核心价值观念的引导也是有其潜在前提的，那就是政府权威和社会认同。核心价值观对其他价值观念的统摄作用需要建立在政府的权威基础之上，它必须是统治阶层确立的，能够通过权威保证得到充分的宣传与贯彻。在引导核心价值观发展的过程中，平衡好政府权威和社会宽容是困难但必需的。除去政府权威，核心价值观的引导还需要社会认同的保障。价值观是思想层面的意识，是烙刻于灵魂深处的存在，除非得到社会真正的接受，否则单靠权威强制引导是无法做到的。因此，引导核心价值观念需要确保引导方向是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普遍的价值取向的基础之上，并能够让人们自觉接受从而规范自己的行为（刘宝立、刘淑萍，2010）。

2．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更替

社会核心价值观念在中国的更替主要是从五四时期开始并一直持续至今的。五四运动之前是传统价值观念居于主导和核心地位，五四之后传统观念被削弱，西方价值观念兴起。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核心价值观念更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五六十年代把阶级斗争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崇尚集体主义；改革开放之后又开始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集体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念受到了冲击，开始注重个体价值；在新形势下，多样价值观的冲击让党和政府开始考虑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多元文化时代的价值观，以符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生产力的滞后，党和政府开展计划经济，一切物资都统一调配，成立人民公社，搞平均主义。劳动所得归集体所有，分配也是平均分配，国家、集体的意志高于一切。在这样的形势下，当时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就表现为“集体主义”。这种价值观从理论上讲，不否认个人的权利和利益，但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依然是将整体、集体置于个体、个人之上，或者是将两者对立起来，只强调国家、整体与集体利益，不讲个人利益；只强调奉献，不讲回报；只讲义务，不讲权利，压抑、挫伤与打击了很多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当集体与个体的界限被严格规定后，“把一切献给党”，“个人的一切都依靠组织”（蔡毅，2011）。

一方面，这种“集体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的，也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基础之上，得到了民众的普遍认同，有利于新兴政权的巩固与社会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后期来看，生产力得到了发展与进步，“集体主义”的价值观过于单一与滞后，限制了个人发展，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打击了人们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不利于社会进步。

变化出现在改革开放后的1978年。当“集体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开始无法适应日益发展的社会需求时，一种新的核心价值观念的确立就变得愈发重要，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时。改革开放也促使中国增加了对外交流，中国大陆开始刮起“欧风美雨”，伴随而来的是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念。

一方面，大一统的价值观念遭到了瓦解，社会公共价值观念逐步崩塌，核心价值观念开始失落，多样的社会价值观念则随之建立。有学者指出，这个时候，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观念正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表现为社会价值观念的多元并存，面临着传统与现代、先进与落后、中国与西方、旧的与新的等一系列尖锐的矛盾和激烈的冲突，并且存在因新旧转换未完成而造成的价值真空（徐贵权，2007）。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三足鼎立，有融合也有分歧。另一方面，人们不再集体至上，开始关注个人发展，追求自由、尊严。但也有人在追求个人自由的过程当中过分注重享乐，开始以物质为重。改革开放之前较为纯粹的理想价值观与精神价值观开始变化为专注个体利益的世俗价值观与物质价值观。

马克思在《1867年经济学手稿》中曾揭示人类价值观念有三大范式的转变，即从“依赖性”为范式的价值观向以“独立性”为范式的价值观转变，继而向以“自由个性”为范式的价值观转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1979: 104）。当代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作为范式的转换，是从以“依赖性”为范式的价值观向以“独立性”为范式的价值观转换。集体主义就是依赖性的价值观，而多样化的价值观也必然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向“独立性”的价值观转换。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价值观念从统一向多元、从集体向个人、从精神向物质、从理想向世俗转化，多样性的价值观念充满了张力，但是社会的发展还是需要一个核心价值观念来统摄。事实上，价值观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引起了党的重视，“价值观念”这一概念开始频繁出现在党的文献方针中。1986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提出要“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的舆论力量、价值观念、文化条件和社会环境”。1987年党的十三大又一次强调“要努力形成有利于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理论指导、舆论力量、价值观念、文化条件和社会环境”（徐贵权，2007），这些都表明了国家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决心。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怎样在多元文化价值观中找到共性的平衡。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物质与精神都是相辅相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把它们孤立起来，倒退到集体主义或者个人主义的时代。事实上，在生产力高速发展的情况下，若没有成熟、稳定的价值标向，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更容易盛行，因此，社会主义价值观必须要符合时代要求。虽然至今为止还没有建立起完整的多元文化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只要坚持包容与尊重并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定能引领新时代的社会发展。

3．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式微

虽然党一直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多元化价值观的不断涌现，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影响力逐渐减弱。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至少到目前为止，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仍处于构建阶段。“迄今学者们已经提出了60余种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看法与表述，涉及多个具体范畴。这些范畴包括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诚信互助、民主法治、文明富强、平等自由、富裕和谐、公平正义等。”（覃安基、潘柳虹，2011）虽然这些范畴涉及的面十分广泛，也深深地带着时代的烙印，但是它们都未成为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核心价值理念。

其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危机出现。在过去的60多年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曾经是中国最具有认同感的价值观之一，但近年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却逐渐走向边缘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虽然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权的稳固、人民凝聚力的提升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随着微观经济基础的变化，市场经济开始发展，公有制经济不再占国民经济的大多数，中国开始走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原有的意识形态已与中国社会现状不完全吻合，开始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理论与实践出现了脱节。

再次，全球化进程导致了外来价值观的渗透。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经济的发展，国内外经济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全球化带来的不仅是经济上的变化，各国的文化输出也不容小觑。文化的输出也是各国竞争的一种有效手段，对他国会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事实上，中国民众正面临着信仰危机，国外已成型的价值观的涌入，填补了经济发展带来的思想领域的空白，因而颇受欢迎。

显然，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式微是不利于社会建设的，应该加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与巩固。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价值观，如果没有核心价值观的规范与引导，各种极端价值观念就会开始登场并广受吹捧，社会价值体系就会出现混乱，社会的持续发展就会受到威胁。所以，积极推进社会核心价值观尤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对于当下的中国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