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传统与现代性：中国人价值观的现代转换

作为文化核心的构成要素，价值观是指人们对于某类事物价值的基本看法和观点，表现为人们对该类事物相对稳定的信念、信仰、理想以及价值判断和价值评价的标准与准则。从传统到现代的中国社会转型，始终伴随着东西方文明相遇后所历经的冲突、渗透、融合与变迁进程，贯穿着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转型和文化现代化主题。中国社会转型始于1840年开始的中西文化的猛烈碰撞，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核心价值观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文崇一将中国传统价值体系归纳为：①认知价值，如尊重儒家传统的宇宙观和权威态度；②经济价值，重农、重视家族资产；③政治价值，如尊重专制政治、追求权力；④社会价值，如重视家族与官绅的地位；⑤宗教价值，如敬天、祭祖和祀鬼神；⑥道德价值，如强调四维八德、君臣父子关系；⑦成就价值，如追求功名，重视立德、立功和立言。其中认知价值体现在以“仁”为中心的道德规范与天道和宗法观念相联系上，其权威结构有三个方面：一是由天子、官吏和平民构成的政治的权威；二是由圣贤、士和平民构成的社会的权威；三是由族长、家长和家庭成员构成的家族的权威。其特征一是上下从属关系很严格，下位必须服从上位的命令或处罚，不能提出反抗的理由；二是必须遵从法定仪式的规条，不得违反；三是所有行为以集团特别是人家族集团为中心，没有个人自由；四是道德的制裁力量高于一切，它也是个人和集团的行为法则。由此形成了中国人的权威性格：服从天（也代表宇宙）、皇帝，长者和有政治、社会地位的人；尊重过去的知识和经验；顺从已有的社会规范；看重集团的名誉和利益；忽视个人，个人的生活方式必须接受集团的安排。经济价值表现在行为与态度上，如缺少成就动机、接受命运的安排、辛勤、节约而安于贫困、对人生消极、行动谨慎等，于是形成了知足、安贫和认命的价值取向（杨国枢，2006: 386～387, 390；李亦园、杨国枢，2006: 43～46）。可以说，上述认知价值主导着中国人的政治、社会、宗教、道德和成就价值，经济价值则制约着传统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存哲学。

中国人价值观的现代转换，始于19世纪中叶以后的经世致用思潮。以林则徐、魏源、包世臣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士大夫，虽然还跳不出传统文化的圈子，无法提出建设新文化的任务，但是他们以“睁眼看世界”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新认识，首次承认中国不是世界文化的中心，外部世界文明胜于中国，不赞成盲目排外的华夏中心观，成为传统价值观现代转换的思想先导，并启动了中国社会从物质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思想层面的变革历程。如果说维新变法人士第一次以“冲决伦常之网罗”的决心动摇了儒学价值体系的根基，那么，戊戌变法以后梁启超的《新民说》，其“宗旨是要用西方现代的新伦理来补充和刷新中国的旧伦理，以造成独立、自由、自尊的新人格”。

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知识阶层对中国近代变迁在思想观念上的回应，那么，随着西风东渐，经济、社会层面的变化已经在不断冲击着传统的价值观念了。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瓦解着小农经济，渗透至教育、文化等领域，而且直接挑战了传统的义利观念。社会舆论开始把求利、致富作为生活的座右铭，“天下之大，古今之远，又谁不终其身于利之中者？彼心中孜孜为利而口中绝不一言，以是欺世而盗名者，吾不取焉”，“能利人物，然后为义；不能利人，乃虚义也”（乐正，1991: 53）。人们开始接受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即赢利赚钱不仅是件体面的事，而且应该大力倡导和扶植。功利的事业不仅是个人致富之所乐为，而且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所必需之事。价值观念的更变伴之以社会风气的转向，过去人们自我实现的主要目标是博取功名、跻身官场，现在却是经商赚钱、发家致富；过去社会的座右铭是告诫人们修身立世，现在却鼓动人们孜孜求利；过去社会角色的认同点在“士”，现在已转向“商”。传统的“重本抑末”“重农抑商”观念渐为人们所唾弃。从儒家“重义轻利”观念到近代功利价值观的转变，从传统“重农轻商”思想到近代重商思潮的转变，上海人逐渐摆脱了政治伦理本位的观念定势，营造了近代商业革命时代的思想氛围，大大促进了上海经济的发展繁荣和资本主义化（乐正，1991: 57～59, 70～71）。与此同时，消费文化的兴起一方面突破了传统的节俭观念和等级观念，另一方面成为自我肯定和自我炫耀的社会行为与社会风尚。

现代化进程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对纲常名教和家族制度的冲击，尤其是民国的法律废除了传统的宗祧继承制度，否定了以父权为中心的宗法观念，同时规定一夫一妻制、男女经济地位平等，使传统家庭制度失却了以往的政治基础与法律保障（陈蕴茜，1997）。相关的研究表明，婚恋自由已普遍为当时新一代的城市青年所接受，并被作为一种行为方式来奉行，以自由恋爱、夫妻平等和一夫一妻制为基础的现代新型婚姻制度在城市中得到基本确立。这一巨大变化必然导致家庭结构及其功能的演化，家庭规模开始由大型化向小型化转型，家庭成员结构、年龄结构、权力结构以及经济、教育、宗教、娱乐等功能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随着对男女平权的提倡，人格对等的夫妻关系逐步取代等级尊卑的父子、夫妻关系成为家庭关系的主轴，家庭中长辈权威逐渐旁落，他们更多地受到照顾而非绝对服从，子女们开始自由选择职业、自主婚姻。据1922～1923年的一项调查，城市青年婚姻自主的比例达20%；到30年代则升至66.7%；到40年代，经历抗战后的青年更具有独立性，“在行动上，家庭已失去了控制的能力”，婚姻自主现象已相当普遍。在父子关系变动的同时，夫妇关系也开始变化，女性开始走出家庭，选择自己的职业，逐步具有与男子同等的工作权利。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化，家庭功能也开始转化。城市中生出许多新的具有单一功能的社会组织，逐渐取代了家庭的各项社会功能。正规化的学校教育逐步取代家庭的教育功能，家庭单纯的生育功能开始降位，人们转向注重生育之后的教养，重男轻女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祖先崇拜观念已经淡化（陈蕴茜，1997）。

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价值观嬗变，既表现为新兴知识阶层对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观的激烈批判和质疑，也表现为社会大众在生活方式、社会行为上的现代转向，无论是规模还是程度均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从行为到心理，从物质到文化，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换是近代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的本质呈现，并深刻地制约着20世纪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传统价值体系和伦理秩序的解体既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迁相关，也与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相连。后者通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直接影响着以西方个体主义价值观为主导的现代价值观的确立和传统价值观的瓦解。传统文化作为传承下来的象征体系和生活方式，其符号的、隐喻的、解释的和真实的本质决定了它的运作始终取决于特定的民族认知规则和意义系统。如果说西方工业革命导致的内源性现代化，其发展的精神动力源自自身的文化传统，即韦伯所说的禁欲苦行主义和桑巴特所阐述的贪婪攫取性，那么迫于外在压力的中国社会转型，带给中国人的则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的冲突、兼容相交织的价值转化历程。

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上海，重农抑商、重义轻利、尊君抑民、重男轻女、中华中心等传统观念因不能适应城市的现代化而受到较大冲击，并导致城市面临缺乏具有现代素养与技能的人力资源而又必须将大批传统人教化为现代人的沉重压力。而作为乡土观念反映的会馆、公所、同乡会的建立及其具有的多种功能和影响，则表明传统观念及活动在城市现代变迁中的实际效用以及适应性的转变（张仲礼，1990: 29；忻平，1996: 90）。大量传统的商业、金融、手工业组织形式并未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消亡，相反却通过对市场需求的适应找寻到了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不是凝固的而是能动的，不是既定的而是建构的”，现代化“并不意味着传统观念和活动的萎缩”（顾德曼，2004: 25），而是“传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在功能上对现代性的要求不断适应的过程”（布莱克，1996：译者前言18）。

同样，我们不能无视以下事实的存在，尽管民国以后家族制度开始解体，家庭革命使得家庭的权力结构以及经济、教育、宗教、娱乐等功能都发生了空前的改变，但是传统家族制度并未彻底消失，族权、宗祠、族谱、族田仍然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城市和乡村。即使是毛泽东时代通过没收和征收族田以消灭家族制度的经济基础，通过没收和征收祠堂以消灭家族的依托中心，通过焚毁家谱使家族的血缘关系逐步含混和松弛，家族组织再无维系可能（徐扬杰，1992: 465～468），时至今日，历经社会变迁的冲击和政治革命的摧毁，家族也没有消失，反而在当前社会转型之际，从古代宗法性的祠堂族长制向现代社会社团的方向变化（冯尔康，2005: 1）。此外，“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心理影响下的财富观念和权利意识、专制社会所遗留的权力崇拜和等级观念、关系社会的人情往来和行为方式、儿子养老并继承财产的乡村风俗以及节日庆典的礼仪传统等，表明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既有对现代性和普适性价值的接受与认同，也有对传统价值观和信仰的遵循与维护。与此同时，中国广大地区以及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性，更使价值观的变迁呈现出新旧杂陈、中西交汇、传统与现代相纠缠、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相对峙的多重复杂形态。

罗荣渠对中国现代化的研究进一步表明，“传统与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中生生不断的‘连续体’，背弃了传统的现代化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是自取灭亡的传统。……成功的现代化运动不但善于克服传统因素对革命的阻力，而且尤其善于利用传统因素作为革新的助力”（罗荣渠，1993: 376）。只有这样，社会才不致发生剧烈的矛盾冲突和心理危机，社会转型才能得以持续不断地进行。其后的社会主义革命更以“不破不立”的信念扫除旧文化和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新文化。但是，20世纪激进的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不仅没能彻底清除社会转型中的障碍和阻力，反因切断了与传统的内在联系而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并促成了传统文化和民间信仰在几十年后的回归和重现。

上述研究表明，中国人价值观的现代转换最为集中地呈现了社会变迁的根本特征，其内涵是去除不适应时代要求的陈旧思想，在社会变迁的进程中传承具有现代价值的核心观念，通过创造性的转化以适应现代性发展的要求。它是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的有机统一，是思想观念与生活形态的双重展示。作为人的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价值观的嬗变是始终贯穿近代中国社会并主导着近代历史进程的关键因素。它既是社会转型的重要资源，亦是保持社会稳定发展及其一致性的必要基础。它展示了文明的冲突与碰撞、文明的交汇与融合。它既是最深刻的思想革命，亦是最生动的生命体验。它清楚地表明，古老的文明需要在新的时代变革中再获新生，先进的文明亦只有扎根于本土才能开花结果。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换既是古老中国走向新生的根本动力，也是传统中国走向世界的基本前提。